19、20世纪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效忠意识

众所周知，无论是何处，华人的身份认同意识，从来不是单一不变的。这对离乡背井、必须适应异地社会和政治环境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有如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同地方的华人，也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倾向：一些是较为表面且短暂的，一些则是深刻和恒久的。在私人层面，人们可以选择在特定时刻凸显特定的身份。这可以是关乎个人职业、嗜好和社交圈子的一种较为显著的身份表征，也可以是对家庭、国家、宗教信仰甚至政党的一种较为深刻的忠诚与认同。在一些时候，特定身份会被冠以不同形容词，例如，傲慢、狡诈、勤勉、落后、迷信、天朝思维等。这当中的每一个词汇，实际上夹带着文化和政治的评价与论断。数个世纪以来，多数华人都无法摆脱被强加在自己身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标签，亦对无法自我辩白而感到气馁。

有些人自称为华人，有些人则被定义为华人，这两者显然有其不同。人们或许认为，不同类别的华人，身份属性必然相异。譬如，峇峇有别于新客；传统主义者有别于反传统的激进人士；受华文教育者有别于受英文教育者。我们倾向于假定，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和面对不同的受众时，人们可能会选择凸显自己某一种身份。当然，在这之外，受制于法律和官方条例的身份属性，自然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譬如，入境新加坡时所登记的华人身份，或在法庭、通行证上的身份记录，或向商业注册局呈报的身份，是不可随意更改的。

不同层次的效忠意识

多数人拥有多重身份，而不是一辈子只有一种不变的身份。那么，身份认同和效忠意识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实际上，人们有多重身份，也有不同层次的效忠意识。譬如，尊重传统的华人都以家庭为先，以家族为重。这进一步延伸成为对君主、帝王、国家领袖等掌权者的效忠。忠诚也可同时适用于朋友和同事身上，彼此之间往往像亲属一般互相称呼。在今天，华人有如其他族群，可能最看重对国家的效忠，但一些华人则不以为然，他们可能有更重要的效忠对象。最为显著的例子是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绝对忠诚，其次是对是非对错的道德准则的持守，或是在特定时空中所遵从的礼节祭祀。譬如，在一些人看来，关系到生育、婚嫁、葬礼等红白事，或成年礼等礼俗，皆有不可逾越的规矩，必须视为优先、予以尊重。

有别于身份的认同，效忠意识的冲突比较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新加坡200年的现代历史中，不乏不同效忠意识共存的现象，例如，人们可以是英国殖民地属民，也同时是文化上的华人。有的则忠于自己的家族，或信奉某一神明或某一类群的神明，或忠于一个秘密会社或被查禁的政党。哪个效忠对象为优先，取决于现行的权力结构，和法律运行的结果。虽然如此，多数时候，多元社会依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空间。

早期新加坡（1870年以前）

在数十年间，早期的新加坡曾是马来世界中最新的港口。马来世界中最早到来的一群华人，多数是为荷兰和英国商人效劳的峇峇。这群土生华人大多来自马六甲及其周边岛屿，他们与马来精英阶层和荷英商人极为熟悉与亲近，英国人也看到他们对建立新港口的价值。他们大多是异族通婚的后代，即父亲为华人，母亲为本地妇女。土生华人之间相互认同，社群的凝聚力强，对祖先的习俗和礼仪严格遵守，并引以为豪。然而，普遍而言，他们与中国原乡祖籍地的认同不深。另外一群从中国南方沿海一带过来的华人群体，在新加坡从事贸易、打工，他们在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得到土生华人的协助。这群人承袭中国原乡的文化传统，也清楚知道自己的祖籍渊源，说得出在福建或广东家乡的名字。这些人普遍被称为“新客”。不过，他们不一定效忠于清朝政府。或许可这么说，这群人普遍支持推翻满清、恢复汉人政权的革命主张。

英国将香港据为殖民地，并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后，许多华人远渡重洋，到各地寻找机会，成千上万的华人在新加坡过境，再到周边岛屿或其他马来人的属邦，人数很快就超过比他们早来的峇峇。英殖民地政府必须学会识别这些出身背景截然不同的华人群体，然后以不同的方式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英国人认为峇峇对殖民地政府比较忠诚、更可信赖，而新客（即新来的中国移民）则只忠于自己的乡亲。有些新客还参加秘密会社，藉此保护自己或乡人的利益。同个时期，清政府也正在面对此起彼伏的叛乱，其中威胁最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¹这起残酷的叛乱不仅反抗由满人统治的清政府，也打击知识阶层、士绅阶层和汉人传统。这些动乱的参与者，志在颠覆传统规范。在叛变失败后逃离中国的太平余党，许多南来到马来世界和新加坡。不少人加入当地的秘密会社。他们与统治阶层的关系不仅疏离，有时还是对立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华人迅速成了新加坡的多数人口，其人数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为此，英殖民地政府采取了相关措施，防范敌对会党之间的公开冲突，确保它们遵守殖民地法律。至于在新加坡出生的华人，殖民地决定授予新的法定身份。当他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从事贸易时，能够以大英子民的身份受到英国领事的保护。在福建、广州或甚至上海的清朝官员憎恨这样的做法，一些官员也借此机会开始检讨海外侨民政策。

然而，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清廷开始派遣领事到新加坡，相关的政策才起了变化。这些清朝官员发现，不少在本地扎稳脚跟的华人，其实也乐于被视为大清臣民而得到保护。因此，有些华人成了两个帝国的子民：大英帝国和大清帝国。

多数华人以自己为华人身份为荣，无关乎英国和荷兰殖民者，或者是马来和泰国统治者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不过，当时的华人还不具国家公民意识。华人的效忠意识主要表现在孝顺父母、忠于直系亲属、坚守祖传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产物，以及对所属地区和方言社群的集体忠诚。他们对清廷从不抱期望。相反的，在英国人有效治理的地区，一部分华人与殖民地政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些华人很自在地拥有多重身份，在必要时会刻意凸显某一类身份认同。与此同时，身份认同有等级之分：华人以家庭为先，但同时，为了利于事业及生计的经营，也可有其他效忠对象。

1870年代及以后的英属马来亚

1870年代标志着第二个阶段，也是一个转折点。英国人在签署《邦咯条约》后对马来各邦事务的直接干预，催生了各种全新的管治体制。²在同一时期，清廷任命了第一位新加坡总领事，是给予新加坡华人官定身份的第一步。

这个时期，越来越多华人迁至英属马来亚，其中以新加坡为据点者居多。领事馆的设立，反映出人人都是一国之民的观念正在全球扩散。不论是出生于中国，还是已成为大英子民，散居海外的华人第一次被视为一国之公民或国民，仅是暂时寄寓他乡，而这催生了“华侨”的观念与称谓，指的是暂居海外的中国国民。怀着这样的身份意识，这些华人目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日渐衰败，各种现代化和改革运动也屡屡受挫，愈加感到痛心疾首。部分华人更公开支持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视满人为外族统治者，这种立场成了民族觉醒日益高涨的的思想基础。

在此背景下，何谓“华人”再次被重新定义。而人们所使用的用词，十分趋近当时日本人借用欧洲民族国家的观念而采用的词语，旨在团结国民。中国的革命人士，在开展推翻满清的运动时，也借鉴了相关的用词。在新加坡周边，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马来世界，人们已经有了同样的觉醒，民族意识正在社群里扩散，包括这个地区的许多华人。作为华人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如今被社会各阶层、各社群人士重新审视，特别是那些把华人视为外来移民的人士。

一方面，从中国南来的人都被视为华人。这意味着华人是个统一的整体。然而，曾经旅居新加坡、一直呼吁华人团结的孙中山（1866－1925），并不认可华人是个相互认同的整体。他形容华人为一盘散沙，不能合作，难于团结。

另一方面，声称效忠大英帝国的海峡华人（土生华人），不断出钱出力支持大英帝国的战争，包括布尔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³此外，尚有介于不同华人类别之间，且有峇峇背景的人士，如辜鸿铭（1857－1928），他摈弃所学的西方文明，全心全意拥护传统儒家价值观。其他人如林文庆（1869－1957）则中西兼并，他希望华人既拥抱现代，也不舍弃儒家传统精髓。亦有立场更为坚定者，如陈嘉庚（1874－1961），他将自身的福建原乡文化，融合于民族抱负，大力呼吁同胞一心认同一个新中国。他的华人身份意识毫不含糊，坚决地以一个爱国者的情怀行事。

然而，如何为“华人”下个定义，仍旧存在不少疑问。满清政府被推翻后，一个新的定义方案随之而生。涵盖前清帝国疆土内的所有人，也就是所谓的“五族共和”的概念被提出。五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民和藏族，五族皆为一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是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提出的新词。这个总括性的定义意味着中国在一个全新的、地域宽广的平台上建立国家。对普遍来自中国南方的新加坡居民来说，这个全新建构的概念显得比较抽象和生疏。正因如此，民国政府启动一系列计划，旨在重新教育民众理解这个全新的国家模式。所发出的信息是：中国面对神圣领土被瓜分、国家被切割的威胁，唯有凝聚境内全民，才能守住民族根脉。

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华人携带家眷到新加坡定居，但是教育下一代的问题由他们自行处理。新式学堂因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采用的是中国的课程规范。新一代教师深受五四运动的洗礼，是当时思想最激进的其中一群现代青年。他们倾向于相信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可以团结中国，可让古代中国的盛世荣光再现。新加坡的报章也广泛报道中国各地的时政动乱，不仅发挥启迪思考的作用，也让中国的政治动向走入本地社会。在这样的教育系统下，各阶层华人对中国的认同感和效忠意识逐步成型。英国人对此感到不安，想方设法遏制这些涌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策是让海峡殖民地成员，也成为大英子民。然而，这对华人的吸引力显然不大，尤其是对那些受到中国局势影响、在政治上开始有所自觉的华人而言。峇峇社群也开始产生分歧，一些峇峇开始学习“国语”和探究华人文化与习俗，藉此表达对祖籍地的认同。

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掌权之后，民族认同在中国抬头。在那时期，日本皇军建立了满州国傀儡政府，并逐渐向中国北方挺进，这激起了华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东南亚的战场上，日军也是屡战屡胜。英国军队被迫投降后，在新加坡的华人受到的冲击最大。随后三年的日据时期促使华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人们的思维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到总体上反对帝国主义，两者仅是一步之隔。二战后帝国主义走向瓦解之际，人们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情况，开始有了具体的想象。国家认同开始被置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位。各个前殖民地都自觉能够当家作主，不需要依赖欧洲殖民者。在新加坡的华人社群里，土生土长的人数已赶上在中国出生者；他们也开始寻找新的身份认同，并且重新思考他们应该效忠的对象。

战后经济的复苏有赖良好的治安及秩序。许多劳动民众认为备受剥削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正义的理念深深吸引了他们。对于年轻一代而言，更多学校相继成立，培养他们在后殖民地时代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公民。年轻一代也开始意识到，在这个脱离英国殖民后新建立的国家政治体系里，包含了拥有不同国家认同的社群：有的认同中国或印度，有的则认同印度尼西亚或“大马来由”等。⁴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子民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在这之前，政治身份从未需要与狭义的国家身份挂钩。同时，由英国人所操控的“马来亚联邦”愿景，也日渐暗淡。⁵如果新加坡被纳入一个共有的、种族主义挂帅的“马来亚联合邦”，前景更是充满未知。人们面对种种的认同问题，有的关乎种族、社会或文化，但最关键的还是“马来亚”的政治认同问题。这个国家的掌权人应该是谁？是世袭王室的官僚和商人阶级吗？该让他们延续殖民地的政治传统吗？或者说，它应该是奉行福利的国家，有如许多先进的西方国家那样？还是说，它应该仿效中国、越南，甚至是印尼，以开展一场政治革命运动？又或是成为一个由多数种族支配认同和效忠意识的国家？这些问题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引发越来越多的辩论。这些演变和问题，与更大的国际局势息息相关，美国和苏联正在争夺世界的支配权，所引发的冷战也蔓延到中国和东南亚。当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的政权，各地华人再也无法回避自己的认同倾向。自此，人们的政治认同，不论是基于意识形态，还是族群情怀，盖过其他一切的认同。

民族国家与多元理念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英属马来亚和中国同时经历飘摇不定的数十年。在这期间，华人被种种的认同问题所困扰。作为一个商贸、新闻和教育中心，新加坡成了本区域华人推动变革的关键舞台。在新加坡定居的教师和新闻工作者众多，他们让本地的华人社群时时掌握中国局势的发展。许多官方代表团经常访问新加坡，1928年到1937年国共内战期间，数百名政治流亡者也到了新加坡。此外，陈嘉庚等华社领袖也发动并带动多场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筹款活动。我们现在或许很难想象，一般华人对中国的情感有多强大。

其实在日据之前，华人对中国的爱国情怀已经是主流思想，不仅动摇了人们对英国仅剩的一丝忠诚，也削弱了一个多元港口城市的构想。任何一位华人都不难察觉，民族主义思想正在不断壮大，变成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政治信念。虽然许多人仍以家庭、宗族和地方社团为重，但是将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忠诚置于首位的社会压力有增无减，这对接受华文教育的中学毕业生而言更是如此。相对而言，在英文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倾向于认可源自英国的现代公民伦理或特定的基督教价值观。这个群体中只有少数人推崇中国的民族复兴和革命运动。很明显的，新加坡两种语文教育体系栽培出来的人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双方分歧的鸿沟在抗日时期一度缩小，而这是因为本地华人和英国人同样憎恨日本军国主义而有了共同的利益。随着战争结束，情况再次改变，受华文教育者普遍同情反殖民地主义运动，希望英国殖民主义者尽快撤离。

在1950年代，本地华人社群仍是分裂的状态。一小部分继续认同中国政治，另一部分人数较多的华人为保障自己在新加坡的未来而斗争，而更大的一部分人则希望生活恢复正常，以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生计和家庭。后者始终秉持一种以家庭和地方文化为重的传统理念。他们知道新加坡不是中国，而且绝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满足于生活在一个多元社会，并且也为此做好准备。他们认为这不失为一种保留文化身份认同之道，下一代也可以继承自己所珍惜的华人文化本质。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华语的掌握。这不仅仅是基于现实的考量，也是因为华语为他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生活赋予意义。创立南洋大学的运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开展的。

一旦人们高中毕业后再也无法到中国念大学，人们自然想要新加坡带头创设一所华文大学。这个提议在马来亚和区域间引起强烈反响。新加坡华人也再次对自己在南洋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产生了自觉，应时而生的、新类型的跨国华人，也把新加坡视为新的落脚地。英国人不准备支持这样的动议，新加坡的非华族政治领袖也抱有同样的担忧。一些人士担心台湾领导人会利用这个学府培植和招募反共分子，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对那些原已倾向支持新中国的华文中学毕业生来说，这所大学可能成为进一步激化他们的温床。

南洋大学创办人对提升南洋华人语文和文化水平的诚挚寄望，无疑是真实而深刻的。然而，马来亚的反共斗争、印尼苏卡诺时期的“粉碎马来西亚”运动、以及新马分家和新加坡独立前的激烈政治斗争，导致人们将注意力移到这所大学所产生的问题而非其优点。⁶这一来，大学的政治角色盖过了其教育理想。与其成为华文教育者的精神寄托，崎岖不平的发展道路导致它被迫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从此留下一个至今只被局部修补的文化真空。

1945年以来纷争不断的去殖民化过程，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原有的民族和族群认同有损多元文化理想的推展。幸运的是，二战之后出生的多数新一代受华文教育者视新加坡为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华人认同意识，既不受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也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无涉。他们越来越热衷于强调自身对华族文化遗产的认同。中国毛泽东时代动荡不安的局面无疑加深了他们与中国的距离。对他们来说，身为华人这件事，跟共产主义毫无关系。持有不同看法的华人仅属少数。

在此特定语境下，印尼930军事政变的失败，对当时甫独立数个星期的新加坡而言，不无幸运之处。政变失败后开展的反击行动摧毁了印尼共产党，这让新加坡这个新兴国家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后，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将本地华人对中国的孺慕之情消除殆尽。

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人开始以崭新的角度思考自己国家的构成，并且反思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应该具备的身份认同和效忠意识。这样的愿景，无疑不易达成。在亚洲，这是无先例可循的国家认同取向，它的塑造有赖慎重和细致的全民教育。长远来看，其成败取决于一种深刻共识的建立：全体新加坡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同时，少数种族的利益也得到保障。

新加坡华人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各国不得不作出调整，也因此带来全新的世界格局。或许现在正是时候带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的华人文化认同会出现什么变化？而这对新加坡华人认同及国家认同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自19世纪以来，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必须一再地调整身份认同，并且学会如何顺利完成各个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无疑备受责难，包括曾经面对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极端诉求、被视为来自共产世界的第五纵队、被其他华人称作“汉奸”、乃至成了一些马来族群眼中的外来者。华人根深蒂固的务实精神，让他们坚定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危机，积累了经验之后，更从容地应付问题。

华人从来不只有一种单一的身份，而是不断在实践多重的身份认同。新加坡华族也不例外，并从过往的经验逐渐认识到，华人社群本就多元，而承认身份的多元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因此，他们大多认可多元种族社会，自觉能够游刃其中。

在20世纪下半叶，国家认同这种新模式的出现，要求新加坡人——尤其是作为多数种族的新加坡华人——在多元身份背景的交错中，融构一个全新的身份。这其中，还应该确认何种认同为重，何种为次，从而确立一种效忠的层级结构。在新加坡，人们已经有条件将各种认同整合起来，尽管这样的身份尚未有明确名称。这个新身份，有整合性的一面，也有多元和独特的层面。新加坡华人特殊的经验，对融构这个新身份，带来有利的条件：这可让他们在说自己是新加坡人的同时，也认同自己的华人和华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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