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成立的历史因缘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简称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最初名为新加坡中华商会总会。总商会诞生的背景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英国人的到来与新加坡移民社会的形成﹑晚清的现代化政策，以及英殖民政府的态度。

总商会的诞生

首先，1819年英国来到新加坡设置贸易站后，其重商政策及自由港口贸易制度成功吸引来自各地的商人前来，同时也招徕大批中国苦力为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到了20世纪初叶，新加坡已经出现一个开放、多元移民社会的雏型。

在本地经商的华人商家透过转口贸易等行业致富，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晋身领袖。富商在本地社会地位影响力扩大，在区域内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促成实力雄厚的新兴华商社会。随着工商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复杂化，本地华商深感有必要成立一商业团体来加强彼此的合作，以便提供更好的商界服务。

其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促使清政府寻思富国强兵的道路。清政府开启中国的现代化政策，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1903年清廷首创“商”部，开始以“开通商情、团结团体、振兴实业”为宗旨在海内外成立商会。1904年，清政府委任南洋巨商张弼士（1841－1916）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促南洋各地商会的筹设工作。

1905年底张弼士来到新加坡，他在同济医院的宴会上倡议设立商会。他个人踊跃捐银3000元作为筹办经费，而出席晚宴的各帮侨领对此倡议均表认同。本地华商经过多次的会议商讨，于1906年2月22日拟定商会试办章程，正式定名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917年才更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签名入会的华商共计600余人。3月16日，总商会投票公举第一届理事52人，最终由闽商吴寿珍及潮商陈云秋出任正副总理。

最后，英殖民政府对总商会的创立亦采取正面支持的态度，这可以从殖民政府在1906年4月6日接获总商会豁免注册申请案一个月后即通过得知。殖民政府乐见本地华商出现一个全新的跨方言群代表机构，扮演华社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促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

1906年豁免注册申请案的提出，正好说明本地华商熟谙殖民政府的行政运作，利用合法立案来保障华商社群的权益。而殖民政府迅速同意这项要求，也显示它对商会的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总商会的成立对清廷和英殖民政府均有重要作用，双方都希望争取总商会的支持与效忠。殖民政府对总商会的全新态度，开启了本地政商互动新的格局。

总商会成立的时代意义

对清朝而言，总商会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民间商业团体，它代表了清政府创新求变的政治作为。总商会具备居中传达政策、筹款赈灾、招商引资、推销国货，倡办教育、推广文化活动等功能。无论是满清政府或民国政府要跟新加坡华人社会保持联结，总商会的角色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本地华社而言，总商会的创立表示华商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创造新的组织来满足内外需求。它也说明本地首次出现跨方言群、跨业缘的商业团体，试图发挥“团结帮群、开创商机、为民请命”的功能与角色，并代表当时华社斡旋在中、英两方，极力维护本地华人权利。

与此同时，总商会在新加坡独立前也与英殖民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总商会接待英国皇室成员到访﹑举办英皇登基加冕庆祝活动﹑支持购买英国国债、为英联邦国家筹款赈灾，也参与商讨跟本地华人权益有关的法案，协助维持本地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因此，20世纪初本地华商拥抱新思维，在殖民地新社会中成立总商会，共同开创新的格局。在这么复杂、动态的双元认同之下，周旋在本地华社、中国政府与殖民政府之间。正是这些历史过程，使其时代的意义更充份彰显出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总商会见证了新加坡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英国殖民时期、太平洋战争、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到独立建国，在各个阶段发挥其影响力。因此，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曾在1966年说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历史”，概括了总商会早期所走过的道路，也凸显总商会与时并进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