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英语小说中的华人、华人社会与华族文化

试图概括新加坡英语小说中对本地华族文化历史的呈现，很快便面临一个难题：华人虽是新加坡最大的族群，本地的文学生态却是复杂多元的，当中所蕴含的思想和主题不易概括而言。此外，又是否可以如此表述：任何反映新加坡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亦难免会涉及本地华人的生活和经历？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日常生活

因此，谨慎地界定探讨范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本文聚焦的作品，捕捉且描绘了自第一波华人移民潮以来，本地华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转变。这些作品大多属于现实主义的小说。而以他方（其他国家）为背景，人物角色趋向国际化，或采用奇幻时空设定（包括外太空）的新加坡人之创作，则不纳入探讨范围内。在本文界定的范围内，族群背景亦非考量因素，且无关紧要，因为实际上，亦有不少非华人作家的作品中，包含了华人角色，及对本地华族文化的描绘。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新加坡出版的小说为数众多，为了控制篇幅，本文的讨论，并不会涵盖所有值得关注的作品。

新加坡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常常被认为是吴宝星的《如果我们作梦太久》（If We Dream Too Long，1972）。这部于2010年再版的本地成长小说代表作，在文学界广被关注，尽管它并不属于主流文化话语的讨论。小说透过主人公光明，深入揭示了新加坡甫独立之初，本地华族青年的心理状态，并提醒读者，早在当时，就已经有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以自己的脚步，迈步前行。小说的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狭窄的牛车水店屋、新建的组屋、市中心的破旧酒吧，及远离市中心的宁静海滩等场景，对年长一辈的新加坡人来说，这些场景都是格外熟悉的。吴宝星也在小说中尝试再现新加坡式英语俚语的精妙，但由于他的成长过程和早年长居国外的背景，这种文学尝试并不能算完全成功。

早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已经可以见到本地青年如何在个体的追求与社会、国家寄予的期望之间挣扎。同样的主题，也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许多作家探索的核心。光明这个不墨守成规的反英雄角色，与其他务实进取的同龄人形成强烈对立，成为数十年来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原型。

实际上，像光明这样的角色，有着悠久的文学渊源。或许这源于怀抱浪漫主义的个别艺术家的理想，他们试图摆脱社会束缚，构想出一个不同的世界。其他类似角色包括菲立·惹耶勒南在《初恋》（First Loves）中塑造的理想主义者阿良，以及萧维龙《邻里居民》（Heartlander）中充满自卑感的角色永成。这些作品中，鲜明的本土色彩跃然纸上，包括描绘了国民服役场景——这个被视为新加坡年轻男子成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叙事脉络中，也能看到新加坡多元族群文化之间的巧妙互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纠葛与挑战。例如，《初恋》讲述了阿良的妹妹和印度裔马拉雅里男子拉吉夫之间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有几个篇章正是从男主人公的视角叙述的，这种叙事转变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1980年代跨种族恋情造成的社会冲击与个体拉锯。

蔡学联的《了了》（Gone Case）也值得一提。小说的第一人称角色阿勇虽然比典型的成长小说主人公还要年轻，但这名年仅12岁的少年同样展现出不少小说主人公被赋予的敏锐洞察力和怀疑精神。通过阿勇的眼光，读者感知了他在组屋生活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他家庭内部所发生的宗教矛盾，并随着他心爱祖母的离世而唏嘘不已。这部中篇小说广受欢迎，后来也改编成电视电影和漫画作品。

独立后新加坡英语文学中的华人群像

在回顾1965年后新加坡文学中的华人群像时，不得不提及作家林宝音。她的作品深深吸引了无数本地读者。林宝音的创作丰富多样，涵盖小说、报章评论等文体，其中以她那些畅销的精辟短篇故事最为人所称道。多年来，她的短篇小说集《哀乐人生》（Little Ironies）和《雷公和其他的故事》（Or Else, the Lightning God & Other Stories）已成为新加坡学子课堂上——尤其是在英文文学课中——的必读书目。对新加坡读者而言，她的作品简明易懂，鲜明地展现了独特的新加坡场景，并经常把悠久的华族文化传统，与现代所谓更为“理性”的观念并置，进行对比。她巧妙地把传统华人观念和神灵鬼怪等超自然元素融入作品的文化背景中，故事中刻薄的反派角色往往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正派角色——如被剥削的女佣等——最终也会迎来出人头地的一天。

林宝音的小说不乏出现对新加坡人偏执的嘲讽：贪婪的男人渴望拥有有地住宅，最终却只能在自己的道教丧礼上通过焚烧纸扎屋来实现梦想；冷酷无情的老师只顾批评学生的语法错误，却对他的求助置之不理；不知悔改的赌徒在交通事故中看到车牌号码，仿佛看到万字票中奖号码。此外，德士司机向乘客抱怨时使用了道地的新加坡式英语，也反映这一本土语言在1970年代已相当普及（《哀乐人生》原文第一版于1978年出版）。在《德士司机的故事》（The Taximan’s Story）中，叙述者——一名德士司机——对那些为外国人游客提供伴游服务的年轻女孩振振有词，但他却仍旧接受她们的车资。在文末，这名德士司机也透露自己震惊地发现女儿也是这类“放荡”女孩之一。

林宝音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可能不被视为严肃文学，确实也有人批评她的人物形象与情节趋向刻板。但她的作品——尤其是《哀乐人生》一书——无疑在新加坡文学经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她的作品呈现了一群令人难忘的人物，以及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生活写照，在在提醒人们现代城市生活的阴暗面，以及华族文化习俗与信仰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在很多层面，林宝音的文学探索为下一代小说家铺垫了道路。受她影响的，或可包括谭丽薇和张伟民——他们对处于社会边缘的新加坡年轻人的描写让读者印象深刻，也包括之前提到的菲立·惹耶勒南、萧维龙和蔡学联等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不仅仅从当代社会或自身生活经历中汲取灵感，虚构的历史小说，在经过严谨的资料收集后，也能够生动地再现早期华人社会，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官星波的《儒生与龙》（The Scholar and the Drag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部初版于1986年的小说，讲述了在20世纪初，来自中国的主人公文仁如何融汇自身旧学素养与海峡殖民地商人阶层的资本主义精神，游刃有余于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生活。小说以1911年清朝灭亡作为结尾，细腻描绘了海外华人对故乡的态度，并深入探讨了中国的改革与未来方向。小说后记的时空设定，设置在成为现代城市国家后的新加坡，文仁的后代为纪念先辈的精神而创办了（虚构的）文光书院。

官星波小说中对儒家思想的拥护，受到评论家的质疑，尤其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中。她的小说叙述被认为略带说教意味，对二战的惨痛历史及新加坡争取独立的艰辛历程不曾着墨，也未深入探讨殖民主义、中国紧张的政治局势及政治意识萌芽等的复杂问题。可读性很高的《儒生与龙》，应被视为新加坡故事里的一个局部、经过挑选的一面。书中展现的世界观呈现亲英意识：海峡华人代表着特定的社会经济阶层，渴望接受西方教育，也拥有前往美国的资源。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者，他们似乎无意改变海峡殖民地的统治秩序。若要为这部作品背书，可以指它反映了殖民时期新加坡一个精英群体的态度。尽管如此，读者仍需付出额外努力，才能从中汲取与当今相关的见解。¹

玫若和林​​苏真的作品，或许更能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身为在新加坡备受赞誉的两位作家，她们的历史小说也以新加坡为背景，相关作品包括林苏真的《知己》（Dearest Intimate）和《河流之歌》（The River’s Song），以及玫若的《不同的天空》（A Different Sky）。这些作品描绘了在动荡岁月中挣扎求存的华人，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新加坡读者可通过她们的叙事脉络，看到在国家情意结之下，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如何被处理和应对。

在《河流之歌》中，林苏真为被迫迁离河边贫民窟、无权无势的华人发声，以较为直白的笔调描绘了负责重新安置工作和公共住屋政策背后的政府官僚。然而，这部小说似乎也支持宏观的国家叙事：故事主人公阿平和阿荣出身贫寒，但在故事结尾，他们分别成为美国伯克利大学受人景仰的音乐老师和知名音乐家。在缅怀深受都市重建计划影响的先辈时，阿荣也承认自己“在这个阳光明媚的黄金岛上过着美好的生活”，并表示自己中年发福。这样的叙述，突显了个人为追求所谓“进步”而做出的取舍。

《知己》是林苏真在2022年出版的作品，探讨了人心的复杂及人们如何在恶劣环境下继续发挥爱的能力。这部小说从粤剧艺人金凤和她的孙女秀音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关于华族戏曲的深层价值与意义，展示了这种艺术形式如何在混乱和恐惧的年代发挥滋养心灵的作用。金凤的人生经历，如实记载了在新加坡独立以前剧团生活的艰辛；秀音的视角，则以现代的叙述手法，再思这门古老艺术形式经久不衰的潜力。

另一方面，《不同的天空》则展示了更为多元的角色阵容，包括欧亚混血儿霍华德·柏恩斯和印度商人拉吉。玫若试图勾勒新加坡如何从一个吸引多元移民的殖民地港口，变成一个让国民拥有共同理想和愿景的家园。爱上霍华德的美兰，是书中的主要华人角色。通过美兰的视角，我们见到她缠足的祖母，窥视早年新加坡富裕商人阶层的生活，也跟随美兰家里的妈姐（自梳女）帮佣，到访她位于牛车水“公司房”里的金兰姐妹会。

在玫若的笔下，我们读到1927年至1956年间的新加坡，如何在各种因素驱使之下，为政治自觉的启蒙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萌芽创造有力条件。这些因素包括中国共产思想的传入、1950年代的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发生，以及日据为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美兰和霍华德之间的跨种族恋情及混杂的身份认同，也预示着当代新加坡的多元化。

尽管如此，值得强调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简单地指向建国历程及“国家诞生”的论述。小说的故事线，在新加坡独立的约10年前戛然而止。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及其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在最后几章中仅出现几次。故事结尾提到，这对受挫的恋人重聚，并确认自己扎根于新加坡，霍华德向心爱的美兰求婚，找到了他们的幸福结局。美兰说：“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了”，提醒霍华德战争如何改变了他们。而霍华德则平静地回答：“被烧毁的森林有一天必然会再生”，呼应小说中更大的目的论叙事。

林苏真和玫若的作品不仅探讨了家庭关系、移民和爱情等普遍人类主题，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新加坡华人社群演变的视角，尽管这可能并非作者的初衷。她们的小说无疑让读者对种族认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感受到当代新加坡人的情感。

其他涉及新加坡华人史的长篇历史小说，还包括罗惠贤的《断语》（Breaking the Tongue）、李晶晶的《我们是如何消失的》（How We Disappeared），以及王清佩的《大垦荒》（The Great Reclamation）。这些作品皆重温了二战对华人社群造成的创伤，强调了日据时期的艰难情况如何推动新加坡政治觉醒的进程，并对个人的族群认同和自我认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几部小说也为主流的建国叙事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现代国家建设的成功，影响了人们通过怎样的国家视角解读自己的生活经历。由此，有关族群的议题变得不再狭隘，移民身份意识几乎消失殆尽，也就不足为奇了。几乎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认同感愈加清晰，转化为作者在创作中更大的自信，他们在关注普遍人类经历的同时，也更愿意探索本土环境。在林宝音、菲立·惹耶勒南、蔡学联和萧维龙的作品中都看得到这一点。2023年出版的《大垦荒》因其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而享誉国际，证明了以新加坡为背景的故事创作充满了无限可能。

那么，新加坡英语小说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如今活跃于文坛的新加坡年轻华人作家，在英语教育环境中成长，并深受全球文化的熏陶。他们可能精通双语，充满自信，并已准备好反思周遭的世界，其中包括对新加坡历史及生活经验的探索。这些作家中，不少人定居海外，不再受到文化自卑感的困扰，视野也更加全球化。这一代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国际市场的走向和世界趋势，无论是韩国流行音乐、好莱坞文化，还是电玩游戏中的奇幻世界。他们的兴趣反映了广阔的想象力，不受国籍和种族限制，将新文化影响和美学趋势融入他们的文学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