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新加坡民办华校及其奠基人

在新加坡，建国前（即1965年以前）开办的以华文为教学语言的中小学，主要是民间组织和华社领袖创办的。¹早期华校的奠基人，多为宗乡会馆、庙宇的领导者。他们对当时的华文教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华校中的“公立学校”，合力建校的则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譬如园丘工人和渔民等）。他们为了给自己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慷慨捐钱献地办校。二战之后，热心的企业家、慈善家、专业领域的医生和律师，都为华文教育做出贡献。

建国前的华校都有董事会，拥有委任校长的权利。一般上，受委任的校长都掌校到退休，对塑造学校文化、树立校风，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战前庙宇、会馆办学

19世纪初期，中国华南地区粤闽二省的华人，基于各种个人因素，远渡重洋，南来新加坡。为了帮助移民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以及联系族群，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族群的侨领，先后建立各自的会馆。根据史料，从1819年至1890年，向殖民地政府注册的华人会馆，约有32所。

后来，有些会馆的董事部总理（主席）、侨领，意识到不少适龄子弟失学，遂倡议借用会馆场地办学，以培育下一代，同时传承华族文化及价值观。

当时由庙宇或会馆办学的有：保赤学校（由保赤宫创办于1889年）、崇正小学（初名“养正学堂”，由顺天宫创办于1903年）、应新学校（由应和会馆创办于1904年）、启发学校（由茶阳会馆创办于1906年）、广福学校（由广福庙创办于1916年）、培青学校（由福清会馆创办于1919年）、宏文学校（由兴安会馆创办于1920年）、三山学校（由福州会馆创办于1924年）、冈州学校（由冈州会馆创办于1929年）、南顺义学（由南顺会馆创办于1931年）、三江公学（由三江会馆创办于1937年）、晋江学校（由晋江会馆创办于1946年）。

在这些学校中，目前仍留在新加坡教育史上的有崇正小学、启发学校、培青学校、宏文学校。它们都已转型为双语学校。

建国前的“公立学校”、义学、学堂

在建国前，华校共有351所，其中不少的校名以“公立”为前缀。但我国的“公立（公众设立）”学校，与中国“公立（政府拨款设立）”学校，性质不一样。当时新加坡的公立学校，创校的奠基人几乎是一般公众；他们开始时以私塾（由教师私下开班授课）、义学（社会人士出钱聘请教师，招收贫寒学生授课）形式出现。直到学生人数增加了，遂转型成为“公立学校”。

一般上，这类公立学校的设备简陋，学校不时面对经费短绌的困境，幸好学校都设有董事部，热心的董事们常挺身出来筹款或捐助，让学校度过难关。

当时的公立学校，有史料可考的，包括：公立怀南学校（1933年）、公立培群学校（1933年）、公立培华学校（1934年）、公立培基学校（1935年）、公立实理达学校（1936年）、公立化蒙学校（1937年）及公立复兴学校（1937年）。

许多这类学校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或校名删去“公立”二字，转型为现今的政府学校。唯独公立培群学校，继续保留“公立”二字。

日据时期的华校

1942年至1945年，新加坡在日据时期，几乎所有华校都停办；有的校舍被日军占用，充作指挥总部（南华女学校）、军医院（南洋女子中学校）或仓库（华农学校）。

新加坡光复后，许多学校纷纷复课。当时，25所华校董事部、校长，于1945年7月成立“新加坡校际联谊会”（新加坡华文教育学会前身），以协助各华校复课。

企业家、慈善家办校

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多位来自不同方言族群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1874－1961）、李光前（1893－1967）、陈六使（1897－1972）、林文庆（1869－1957）、陈金钟（陈笃生之子，1829－1892）、陈武烈（陈笃生之孙，1874－1934）、梁后宙（又名梁宙，1884－1975）等，他们捐钱、献地，兴学办校，积极推动华文教育。

在这些侨领中，陈嘉庚可说对我国战前的华文教育贡献卓著。1906年，陈武烈与当时的闽侨领袖，合力创办“道南学堂”（道南学校前身），借用陈笃生之子陈金钟的住宅为校舍；1909年，时任福建会馆主席陈嘉庚率先捐款2000元用于修建新校舍，并建议招收不同方言族群的学生。1916年，得悉爱同学校因财务问题濒临关闭，陈嘉庚于是接管校务及承担学校经费。1941年在陈嘉庚倡导下，创办了“南侨师范学校”（南侨中学前身），以培养师资。至于不属于福建会馆属校的华侨中学，则是陈嘉庚在1919年召集养正学堂等16所学校的总理所筹办的。当时，陈嘉庚躬先表率，献捐3万元，其他侨领也积极响应，共筹得49万4000余元的建校基金。

深受陈嘉庚倾资办学影响的有二人：其一、李光前；其二、陈六使。他们都曾在陈嘉庚的公司任职，并且倍受陈嘉庚器重。他们竭力提倡教育，终其一生。

1941年，当陈嘉庚倡议开办“南侨师范学校”时，李光前捐出金炎路的别墅和土地，作为校址，使师范学校得以顺利成立。1950年新加坡政府成立“新加坡成人教育咨询委员会”，李光前担任副主席兼财政，与华校联合会致力推动当时的成人教育。1951年，时任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捐地建校，李光前以个人名誉捐出巨款，学校遂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光前学校”。但后来董事部将校名改为“光华学校”，以尊重李光前的意愿。我们可以从他所说的一句话“吾人对国家贡献莫大于教育青年”，可看出他对教育的热忱与重视。

陈六使在1950年被选为福建会馆主席后，继承陈嘉庚的办学精神，担任会馆属下五校董事主席：道南、光华、爱同、南侨及崇福，经常慷概捐输学校经费。

深受陈嘉庚倾资办学影响的林文庆，于1938年也倡议创立了中正中学（总校）。林文庆在行医之余，致力参加教育与社会改革。当时，林文庆聘请中国中山大学教授庄竹林博士（1900－1973）为中正总校创校校长。庄竹林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后获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掌校18年（1939年至1957年）。

1906年，广东侨领何乐如（1866－1947）、陆寅杰（1849－1933）等人购置11栋店屋，创办了“广惠肇养正学堂”（养正小学前身），建校费用3万元。1918年，养正聘请毕业于中国岭南大学的林耀翔（1888－1983）担任校长。1919年，冼星海（1905－1945）从英校转入广惠肇养正学堂读书。期间，音乐老师区健夫（生卒年不详）非常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让他担任乐队队长兼指挥。因此，当林耀翔于1921年回广州担任岭南大学所设的华侨中学校长时，他带了20名养正的学生到广州升学，冼星海也在其中。后来冼星海成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这可说是林耀翔及区健夫二人的栽培，改变了冼星海的人生。1937年，董事部再次聘请林耀翔为校长，直到1959年，长达24年。

慈善家梁后宙，则在林厝港捐地建校，于1938年创办启化学校，让800名员工的子女受教育。在60年代鼎盛时期，启化除了总校外，还有两所分校，其中一个分校借用林厝港路的妈祖庙“阿妈宫”的戏台上课。

新加坡女子教育

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1866－1925）为革命运动四处奔走筹款，呼吁做好起义的准备。1906年，孙中山从欧洲回日本，途经新加坡，成立了同盟会第一个海外分会，由陈楚楠（1884－1971）担任会长、张永福（1872－1959）为副会长。

孙中山理解女性如果没有受教育，无法在社会、政治、经济上，扮演积极的角色。1911年，同盟会南洋分会在孙中山的鼓励下，陈楚楠、张永福积极筹划开办“南洋女学校”，但后来陈楚楠为孙中山的起义筹款助饷，建校计划也就耽搁下来。直到1917年，同盟会一位积极推广女子教育的余佩皋（1888－1934），从婆罗洲来新加坡。在她的努力之下，“公立南洋女学校”（后易名为“南洋女子中学校”）终于开学招生。由极力提倡“提高女子教育、振兴女权”的余佩皋担任首任校长，陈楚楠受委董事会主席。1927年至1966年，南洋女学校由刘韵仙（1901－1975）担任校长，她掌校近40年间，南洋女学校校务蒸蒸日上，成为区域间最优秀的女校。

但建国前第一所女子学校，非“公立南洋女学校”而是“中华女子学堂”（后易名“中华女子中学校”，中华中学前身）。它于1911年由郑聘庭牧师（1872－1944）等人，联合民间热心教育的华人领袖所创办。1940年，学校开办高师班，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多数留在母校执教，为我国家教育贡献力量。1921年，郑聘庭协助长老会，创办我国第一所幼儿园星洲幼儿园（又名星洲幼稚园，后增设附小），掀开狮城启蒙教育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