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的大伯公信仰
大伯公,又称福德正神,是新加坡广受崇敬的神明。对本地华人而言,早至19世纪,大伯公的奉祀就已非常普遍,而当时的庙宇,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除了传统庙宇,人们也常在公共场所设立大伯公神龛,凸显了大伯公作为地方守护神的角色。本地的大伯公信仰,往往与其他宗教习俗交织融合,体现了新加坡多元文化及地方宗教独特的文化景观。
回溯历史
在新加坡,有几座位于市中心、历史悠久的庙宇,皆与大伯公的奉祀有关,说明大伯公与早期华人移民的密切联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客家和广东移民于1824年兴建的大伯公庙——海唇福德祠。它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互助组织之一,与毗邻的应和会馆一同为早期移民——尤其是广客人士——提供了联系和扶持的网络。1


另一座著名的大伯公庙,是建于1844年的望海大伯公庙,也是本地客家人和广东人常去参拜的庙宇。望海大伯公庙位于珀玛路一带,毗邻哈比诺(1788–1866)圣墓。它最初临海而建,但因填海工程导致周边地貌出现了变化。据说哈德拉米阿拉伯圣人哈比诺生前喜欢观看庙内的酬神戏。2如今,许多拜大伯公的华人信徒也会前往哈比诺圣墓参观并募捐,反映了新加坡作为南亚和东亚贸易、移民及旅行路线交汇点的多元种族与宗教特色。
市中心以外也有些著名的大伯公庙,尚有约建于1820年至1821年的顺天宫。它最初位于马拉峇街,后迁至亚巴街,最终落户芽笼。庙内石碑显示,顺天宫是本地最古老的华人宗教场所之一。3此外,龟屿的福山宫,也是本地重要的大伯公庙,自19世纪中期(约1845年)起就香火鼎盛。4每逢农历九月是龟屿的祈福旺季,吸引大批信众乘船前往福山宫进香。在1970年代龟屿的填海工程之前,信众也会乘小船到邻近的赛阿都拉曼(生卒年不详)圣墓参拜。填海工程后,福山宫和圣墓的所在地才被连接起来。5


本地的大伯公信仰,具有超越方言、职业和籍贯界限的特色。加冷河一带的万山福德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祀大伯公的万山福德祠,主要由从事砖窑业的广东移民兴建于1860年代。他们也是万山福德祠的主要信众。万山福德祠曾是加冷河一带工人们的社区中心,也是学校和武术协会举办各种社区活动的场所。庙前还建有一座消防瞭望塔。6另一个例子是建于1847年的梧槽大伯公庙,由首任驻新美国领事约瑟•马里士他(1788–1858)属下甘蔗园内的福建人雇工所打理。如今,梧槽大伯公庙是本地少数交由新加坡福建会馆直接管理的庙宇之一。7

神龛、神坛和庙宇
尽管大伯公在本地广受崇敬,大伯公与信众与之间的关系却较难定义。究竟谁才是大伯公的信徒?他们奉祀大伯公,是基于什么原因?历史学者谢明达在《谁是大伯公?》一文中指出,大伯公在东南亚华人社群中具备多重身份。他认为,大伯公常被视为地方守护神,信众因此易于与大伯公建立起个人联系。8近期一项关于新加坡华人神龛的研究表明,规模小、且社会资源有限的的社群,常会集资设立大伯公神坛。这些神坛设在巴士转换站、熟食中心和街边神龛,让公众祭拜。9与大多数华人神龛一样,这些神坛设有香炉和所供奉神明的图像。

在一些地方,大伯公被视为无主孤魂,或“好兄弟”的守护神,因此信众在农历七月期间祭拜大伯公。在这种情况下,大伯公的形象多以图像或印有其名号的纸张显现。此外,由于本地华人宗教信仰体系的杂糅特质,在本地也不难见到将大伯公和土地神(如土地公或唐番地主神)并列的神坛。信众会依次参拜不同神祇。
不同籍贯的华人对大伯公的形象有着各自的诠释。潮汕信众通常将大伯公与感天大帝联系在一起。与一般大伯公身着员外服饰、慈眉善目的长者形象不同,潮汕人所敬奉的大伯公身披铠甲,手持宝剑,端坐在宝座上,双腿搁在老虎身上。10这种威武的形象可见于通兴港神会大伯公神龛。根据庙内香炉的历史线索推测,神龛最早可追溯至1870年,现设于大芭窑伍合庙及半港天后宫(现为约建于1930年的盛港联合庙的一部分)。
不同文化的融合
大伯公信仰与本地信众的紧密联系,为跨种族的交流创造了机会。如前所述,许多大伯公的信众也会参拜圣墓和拿督公。在一些兴都庙,尤其是供奉象头神甘尼莎(Ganesha)和曼尼哇拉神(Muneeswaran)的庙里,也能看到大伯公的祭坛。11

例如,义顺的福发宫与维拉穆都穆尼史华拉兴都庙设在同一屋檐下,后者设有曼尼哇拉神的神龛。类似的例子还有最近庆祝成立20周年的新加坡九条桥新芭拿督坛,它主祀大伯公,神坛两侧设有象神的神坛,另有一间房供奉拿督公,并以小型瀑布和乌龟模型加以装饰。
在洛阳大伯公宫内,象头神拥有专属的神坛,还设有供奉其他印度神明和拿督公的区域。12赐正宫和穆尼史华拉兴都庙也在同个地点上,进一步展现了不同宗教与文化的兼容并蓄。13
本文原文为 Tua Pek Kong worship among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此为编辑和翻译后的版本。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 1 | 曾玲,<社团账本与二战前新加坡华人社团经济研究:以嘉应五属社群总机构应和会馆为个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四期,页65–77。 |
| 2 | Teren Sevea, “Writing a History of a Saint, Writing an Islamic History of a Port City,” Nalanda-Sriwijaya Centre Working Paper 27 (2018): 11–12. |
| 3 | 丁荷生和许源泰在《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中汇编了顺天宫创建日期的资料(新加坡、广西: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下册,页1165–1166。 |
| 4 | “Cheang Hong Lim,” The Straits Times, 14 August 1875, 2. |
| 5 | Jack Meng-Tat Chia, “Managing the Tortoise Island: Tua Pek Kong Temple, Pilgrim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Pulau Kusu, 1965–2007,”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 no. 2 (2009): 72–95. |
| 6 | 甄福常,口述历史录音访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检索号:004298),卷2-6。访员:高丽莲。亦可参见吕世聪、洪毅瀚,《投桃之报——万山港福德祠历史溯源》(新加坡:石叻学会,2008);洪毅瀚,《乡情祠韵——沙冈村和万山福德祠的流变与传承》(新加坡:万山福德祠,2016)。 |
| 7 | 张佳莹,<梧槽大伯公庙将交福建会馆打理,会馆承诺完整保留庙宇>,《联合早报》,2024年3月22日。 |
| 8 | Jack Meng-Tat Chia, “Who is Tua Pek Kong? The Cult of Grand Uncl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rchiv Orientální 85, no. 3 (2017): 439–460. |
| 9 | 林克宜、柯群英、林佳淳,《转角遇神明:新加坡华人神龛文化》(新加坡:Pagesetters Services,2023)。 |
| 10 | 参见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7),页xxxvi,对神明身份的诠释。 |
| 11 | Vineeta Sinha, A New God in the Diaspora? Muneeswaran Worship in Contemporary Singapo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Copenhagen: NIAS Press, 2005), 116, 230–234. |
| 12 | 袁忠,<南洋空间的嬗变:新加坡华人庙宇的多元杂义性>,《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六辑,2017年,79页。 |
| 13 | “Two Gods, One Temple | Sze Cheng Keng Taoist Temple & Sri Muneswarar Peetam Hindu Temple,” Our Grandfather Story, 16 May 2019. |
Dell’Orto, Alessandro. Place and Spirit in Taiwan: Tudi Gong in the Stories, Strategies and Memorie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3. | |
何炳彪、陈波生主编,《百年公德被南邦:望海大伯公庙纪事》。新加坡: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客家文化研究室、客属八邑福德祠,2006。 | |
许云樵,<大伯公、二伯公与本头公>。《南洋学报》,第七卷,第二辑,1951年,页6–10。 | |
徐雨村主编,《族群迁移与宗教转化:福德正神与大伯公的跨国研究》。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12。 | |
杨宝泉主编,《福德正神:新加坡路班让顺天宫二百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顺天宫,20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