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使用的农历,原本没有“周”(星期)的观念,西方历法以七天为一周的观念,直接影响了南洋华人。而把“周”这个观念以“礼拜”来表达,作为英文“week”的对应词,是率先由南洋华人完成的。

“礼拜”一词,本义指的是宗教活动中的敬拜礼仪。这个词产生新的义项,即作为以七天为一周期的时间词,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时期。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文献资料,出现在1620年代编辑的《西班牙-华语辞典》,由西班牙传教士与寓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人合作完成。这部辞典在附录时间用语部分收录“礼拜”各日的称谓。这是“礼拜”成为时间词,以及作为七天一个周期的观念,开始被华人接受的首次书证。

1620年代《西班牙-华语字典》中有关礼拜的词条。(林恩和提供)

新观念、新词语

编者在“礼拜”词条下,分别列了两个西班牙语对应词:“semana”和“Domingo”,以此说明“礼拜”分别表达“七天为一周期”的星期(week)和星期日(Sunday)这两个词义,并加按语:“由于他们(指华人)没有各个周日的对应名称,只好以数字来表达”。这段按语正好说明华人在此之前没有“七天为一个礼拜”的观念,并显示华语在接触新观念的时侯,能以自己的造词方式来表达。这是中西文化不同而形成各异的词汇传统。

“礼拜”成为华语的时间词,以及“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被南洋华社接受,时间显然早于中国200多年。新词语和新观念在南洋各地华社之间传播,呈现一脉相承的关系,其中南洋华人的经商和移民网络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在1819年英国人到来开埠后,很快地成为南洋商贸和华人移民流动的集散中心。新加坡因地缘关系和血脉相同,不但继承了南洋华语的丰富遗产,也承担了传播南洋华语的使命。“礼拜”这个词语和“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一开始就在新加坡得到传承,19世纪初期,新加坡教会的华文记录和信函就能提供不少实例。

在今天,“星期”取代“礼拜”成为规范词,“礼拜”则偏于口语用法。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言文分家的问题,要说明这个问题,得从“礼拜”自南洋传入中国后产生的文化冲突中去了解。

晚清时期,中国改革派推动历法改革,他们以西方历法的科学性和简单易行的论述,力主改用阳历的必要。但是中国士绅却以民族主义视角严格审视“礼拜”这个新词语,认为它具有西方宗教色彩,虽然他们接受“七天一周”的观念,但是出于保护固有文化不受西方宗教侵蚀的立场,主张以民族化的词语来取代“礼拜”。

“星期”取代“礼拜”成为社会主流

1890年代末,中国士绅因“星期”这旧词语与中国观星象来制定历法的传统,能产生“七天一周”相似的联想,因此“星期”被赋予新义,用来代替“礼拜”。1906年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宣布星期日为公休日,并在用词上主张采用“星期”,废弃“礼拜”。自此“星期”在官方的倡导下,得到中国士绅的强力配合,逐渐取代“礼拜”成为规范用语。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正式宣布废除阴历(农历),采用阳历。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星期”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

19世纪末叶,“礼拜”和它所代表的宗教观念,在南洋经过长期的使用,已经融入华人社会。新加坡当初能远离意识形态纠缠,主要原因是它处在殖民地的环境,行之有年的西方历法制度深入民间,加上华人移民的民族观念较为淡薄。

进入20世纪,受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堂和报章竞相创立,造成民族主义意识的启蒙,特别是孙中山(1866-1925)南来倡导革命,民族主义思潮更形高涨。“礼拜”和“星期”之争的战场,也从中国搬到新加坡。

叻报》1887年报头使用“礼拜”,1925年报头使用“星期”。(林恩和提供)
《总汇新报》1908年及1910年报头,皆使用“礼拜”。(林恩和提供)

这个时期新加坡的华文报章有十几家,其言论倾向有保皇、维新、革命(亲国民党)和激进之分。从各个报章版头使用和新闻书写的用语,以其采用“礼拜”或是“星期”,即可轻易分辨其立场。

新加坡报章启用“星期”一词,比中国较迟,这是因为新加坡华社根深蒂固的语言习惯,以及民族主义意识较为淡薄。新加坡改用“星期”作为时间用语的行动,是一种较为被动的行为,它继承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的余绪,既没激起中西宗教之争的涟漪,更没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今天新加坡华语虽然以“星期”作为规范词,“礼拜”在新加坡民间的应用始终占有牢固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