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语汇】“胡姬”与“兰花”

中国汉语“兰花”的应用自有其文学和美学历史的沉淀，新加坡华语“胡姬花”的使用也有其地域环境的合理性，本来可并行不悖，不料在1999年新加坡华语圈子掀起一场孰该用孰该废的争论。

跟以往一样，这场辩论自然也没有得出结论，两造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支持使用“兰花”的作者，认为“胡姬”是英译名称，中国版的词典均未收入，也不在中国流行。作为小国寡民的新加坡采用“胡姬”，只能孤芳自赏，造成不便。支持保留“胡姬”使用的作者，以学者林万菁（1951－2024）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胡姬的使用具有时代的印记，也带有文化的负荷，保留胡姬一词意义深重”。

检验一个词语使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还得从它产生的原因，传播的过程和最后被广泛接受的角度去探讨。

兰花、香兰、奥吉兰

1932年，马来亚胡姬学会主办的第二届胡姬花展览会，第一次有华人胡姬花种植者参与。当时新加坡五大华文报章，只有《星洲日报》关注和报道，它以“兰花”来指称胡姬；《新国民日报》则把它置于“星洲日记”栏目下，仅用一行文字，用的词语是“香兰”。

早期服务于新加坡华文报界在者，多数是中国南来的文人，他们沿袭中国用语习惯，以“兰花”指称胡姬花，不会令人感到意外。1935年出版的《新加坡指南》（潘醒侬编），在一篇介绍新加坡物产的文章中，却以音译词“奥吉兰”指称胡姬。

何以会产生这种现象？这是因为新加坡胡姬花的养殖是从白人开始，之后传入海峡华人圈，“奥吉”是英语orchid的闽南语音译。在闽南语主导的早期新加坡华社，选用“奥吉”作为日常口语词，是早期新加坡民间用语的现实。

这次胡姬花展之后，胡姬花报道的见报率越来越高，纵观这段时期的华文报章，胡姬花的指称五花八门，有沿袭中国传统采用“兰花”来表达；也有采用源自英语orchid的音译，比如“乌吉”“奥杰”“乌乞”“奥植”等；有者采用“兰”“花”或者“兰花”作为中心词，再配以其他词语作为修饰词，比如“乌桔花”“乌吉花”“乌结兰花”“野兰”“香兰花”“西洋兰花”“洋兰花”“寄生野兰”等，不一而足。报章在以“兰花”作为指称时，有时也会在“兰花”一词前面加上比如“寄生”“马来亚特产”等定语。

这种呈现多样性指称的情况，因为“胡姬”一词的出现而告终。

“胡姬”的诞生

“胡姬”的提出，颇具偶然性。根据林万菁引其老师施香沱（1906－1990）的说法，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林学大（1893－1963），在其胡姬花画作上以“胡姬”来称兰花。施香沱在文中并没有说明林学大何时在画上题词。不过，南艺目前藏有一一幅林学大作于1947年的画作《胡姬》，题词中出现“胡姬”一词。搜索当年的华文报章，首例以“胡姬”作为本地兰花的指称，出现在1948年3月25日的《南洋商报》一篇画评《几句忠言》中。

在历史考证上讲究的是“孤证不立”，林学大首创用“胡姬”一事以及时间点，我们也可从吴得先1949年的《守琴轩诗稿》（由南艺于2003年出版）得到佐证。从收在书中的《题在炎阿茝》这首诗的手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吴得先（1893－1962）在林学大“胡姬”一词创用两年后，把原来写就的“胡茝”涂掉，进一步改为他认为音、义皆符合“Orchid”的音译词“阿茝”。施香沱文中说吴得先建议用“胡茝”而不同意林学大用“胡姬”一事，由此得到证实，同时也证明林学大创用“胡姬”这个说法其来有自。

时间证明林学大的选择是对的。“胡姬”后来被广泛采用，成为本地兰花指称的不二之选。1953年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国语》四上（1953年版），其中一篇《名花展览》的课文，就采用“胡姬”一词，是新加坡课本使用的首例。“胡姬”获选为教学用语，让它在成为新加坡华语规范用语的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

“胡姬”一词在新加坡的传播和使用，始终得到华文报章特别是教科书的助力，让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成为广泛接受的规范词。

胡姬花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上，被赋予多重的象征意义和使命，具有非比寻常的价值，“胡姬”不仅是新加坡特色华语词汇，也普遍为东南亚华人接受，成为区域性的华语词汇。“胡姬”和“兰花”在新加坡语境中，各有不同的意涵，可以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