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吉布朗坟场地势起伏，安葬着无数新加坡华人先辈。这里不仅有周文礼（1852－1933）、章芳琳（1841－1893）等富贾巨商的墓地，也有寻常百姓的坟墓，包括人力车夫与二战的罹难者。这里的墓碑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元素，从富有中国民间故事色彩的雕刻，到锡克守卫、天使塑像和金钟装饰，无不展现出丰富的物质文化内涵。

武吉布朗坟场的墓碑，2024年。（李千仪提供）

武吉布朗（Bukit Brown）是新加坡第一个由不同语言组成的地名，“Bukit”在马来语中意为“山丘”，而“Brown”是为姓，并在英语中意为“咖啡色”。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1898年的地图上，以英国商人乔治·亨利·布朗（生年不详－1882）1命名。他曾旅居加尔各答和槟城，于1840年代来到新加坡，在这里购置了大片土地，尝试种植豆蔻和咖啡，但以失败告终。

后来，他将土地转售给遮地人莫达帕吉提（生卒年不详）和华商林祖义（生卒年不详），随之离开新加坡并在槟城去世。1872年，三位来自福建王氏家族的商人从莫达帕吉提和林祖义手中买下211英亩（85.4公顷）的土地，最初用于安置王氏贫困宗亲，后来变为王氏家族的公墓，俗称“姓王山”。

华人公墓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位海峡华人侨领提出了设立华人公墓的构想。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林文庆医生（1869－1957）于1906年率先倡议。随后，市政局委员陈谦福（1862－1922）和薛中华（1886－1940）积极向殖民政府游说，促成将武吉布朗划为公墓用地。在1918年至1919年间，市政局向福建王氏家族购得“姓王山”的部分土地，占地98英亩（39.7公顷），作为设立新公墓之用。

1922年1月1日，武吉布朗坟场正式启用，成为本地首个对所有华人开放的公墓，无论籍贯、宗亲或社会地位，都可以安葬在这里。坟场由英殖民政府当局管理。

起初，许多华人对与非同籍贯或非同家族的人葬在同一处持保留态度，墓地按统一方向排列的规定也与传统风水观念相悖。据坟场埋葬记录显示，武吉布朗坟场启用数月后才迎来首例墓葬，运营第一年仅有93例。然而，随着薛中华等社会名流在武吉布朗坟场预订家族墓地，华人社会逐渐接受了在公墓安葬的概念。至1929年，武吉布朗的墓葬数量已占官方华人埋葬记录的逾四成。

为配合城市发展规划，武吉布朗坟场于1973年正式“封山”，不再接受新的墓葬。自公墓开放以来，首例墓葬于1922年4月5日，最后一例则为1972年12月4日，二位逝者皆为女性。

估算武吉布朗坟场的坟墓总数并非易事。由于实际地形和墓葬模式复杂，各方数据存在差异。根据国家档案馆网站的武吉布朗坟场埋葬记录，在1922年至1972年间共有超过8万9000例墓葬。但考虑到未记录在案的墓葬，文史研究者普遍估计真实数字应超过10万例。对墓园地形进行了广泛研究的地图研究员莫缕勇曾在2014年的一场讲座中指出，根据环境部1973年的记录，坟场有6万7400座坟墓。此外，武吉布朗一带还有几座旧坟场，如老山坟场、咖啡山坟场和“姓王山”，如果将这些也计算在内，坟墓总数将远超原有估算。

名人先贤与抗战英雄之墓

武吉布朗墓葬数量庞大，提供了深入了解本地移民史、社会结构、贸易发展及物质文化的珍贵视角。

这一带最早的墓葬可追溯至清朝道光年间（1820－1850）。在武吉布朗坟场，现存最古老的坟墓属于方珊（生年不详－1833）。在毗邻的老山坟场，则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1826年）的坟墓，属于来自中国福建的谢光泽（生年不详－1826）。这两座墓原本位于如今已不复存在的福建人义山恒山亭，后来才迁葬至武吉布朗一带。

武吉布朗是许多各界先驱人物的长眠之地。例如，初到南洋时身无分文、后来成为本地赫赫有名的“饼干大王”的周文礼（1852－1933）；本地首位女医生，也是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的姑姑李珠娘（1895－1947）；二战时期的抗战英雄、曾拥有新加坡最大巴士公司的郑古悦（1880－1957）等。

此外，还有一些名人先贤从别处迁葬至此，如与暹罗王蒙固（1804－1868）私交甚笃、也是陈笃生（1798－1850）长子的陈金钟（1829－1892）；以及“鸦片大王”章芳琳。

除了社会名流，武吉布朗也安葬着许多平民百姓。在郑古悦墓不远处，长眠着年仅19岁的苏坤英（生年不详－1942）2。她在二战日军轰炸新加坡期间，为了保护家人而殉难。另外还有人力车夫刘亦嫩（生年不详－1938），他在警察与罢工人力车夫的冲突事件中不幸丧命，由同行友人为他在坟场的义冢区立墓。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终身未婚的校长林则扬（生年不详－1948）也安葬于此，由他任教的南洋工商补习学校（今工商小学）为他立墓。

物质文化的宝库

武吉布朗坟场中最大的坟墓，当属富商王三龙（1857－1918）。他曾是种植园主、圣诞岛磷酸盐的承包商。其墓占地600平方米，相当于10个三房式组屋单位的大小，设有护墓壕沟，气派非凡。这座坟墓汇集了武吉布朗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元素，包括东西方风格的石狮、金童玉女、中国古典故事雕刻和锡克守卫等。根据华人传统，中式石狮（雄狮常以爪踏绣球，雌狮照看幼崽）能守护家族福祉，而金童玉女则负责接引逝者前往冥界。

较为讲究的坟墓往往有精致雕刻，常见题材取自《白蛇传》《三国演义》、八仙等民间神话与故事。王三龙甚具气派的墓地，则雕刻了《二十四孝》图。

武吉布朗坟场的玉女塑像，2024年。（李千仪提供）
装点坟墓的石狮和彩砖，2024年。（李千仪提供）

武吉布朗的一些坟墓融入了东南亚独有的文化元素，这是中国传统坟墓中所未见的。例如，银行家谢佛添（1863－1938）的墓碑上，墓主姓名以中文雕刻，而其他有关他的信息则以英文刻写。其他带有西方特色的元素包括商人张振初（生年不详－1935）坟墓的西方天使塑像；陈笃生的曾孙、慈善家陈武烈（1874／5－1934）3墓上则有自由钟。

墓碑上的立碑日期也以不同的历法刻写。大多数墓碑使用民国纪年，其他则遵循公历、明清皇帝年号，或二战时期典型的日本皇纪或昭和纪年。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坟墓属于中医师周玉龙（生年不详－1940）4，其墓有两个锡克守卫塑像，象征着社会显要希望死后也能有可靠的护卫继续守护他们。其他坟墓则以英殖民时期常见的建筑元素彩砖加以装饰。

武吉布朗坟场的锡克守卫塑像，2024年。（李千仪提供）

为生者让路

2011年，政府宣布了修建一条穿越武吉布朗坟场的多车道公路——罗尼大道。武吉布朗坟场本身的面积比新加坡植物园还要大，道路工程导致超过4000座坟墓需要迁移。虽然这条道路已于2019年竣工，但根据政府1991年的规划蓝图，武吉布朗一带早已规划为住宅用地，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坟墓面临迁移的命运。5

2011年修建公路的消息传出后，文史与自然爱好者迅速发声，呼吁保留这片遗址。义工们随即组织导览活动、记录墓主生平事迹和这片绿意盎然土地上的动植物生态。在民间组织“布朗汇”（all things Bukit Brown，简称atBB）的推动下，武吉布朗坟场成功申列世界历史遗址观察名单。此外，布朗汇也出版了已售罄的《二战与武吉布朗》（World War II@Bukit Brown）一书，并举办了武吉布朗电影节暨座谈会。2024年8月，布朗汇与新加坡文化遗产协会合作，利用因兴建罗尼大道而挖掘出的80件无人认领的墓葬文物，打造名为“大地回声，穹天有目”（Sounds of the Earth）的纪念装置。

因其精彩的人文轶事，及承载着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印记，武吉布朗坟场被文史爱好者称为一座“露天博物馆”。这里仍隐藏着许多有待发掘的故事，将有助子孙后代更好地了解过去、传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