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潮州人的传统行业

在宗族观念与地缘关系影响下，早期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在创业后常聘用乡亲帮忙打理生意。后者在掌握经营之道并积累足够资金后，往往另立门户，经营熟悉的老本行。于是，有些生意逐渐形成某个方言群的传统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业环境的改变，不同方言群亦有涉足同一行业，而某些传统行业也逐渐被社会淘汰。

甘蜜、胡椒种植

新加坡开埠前已有潮籍移民从事甘蜜、胡椒种植，这是最早的潮州人传统行业。至1848年，蜜、椒园面积占全岛总耕地76％，潮籍经营者占90％以上，有些还因此致富，如佘有进（1805－1883）、曾亚六（1813－1873）、苏添富（生年不详－1913）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因市场需求变化，潮商纷纷转向新兴的黄梨和橡胶业，例如佘连城（1850－1925）生产的黄梨罐头畅销本区域及欧美，而林义顺（1879－1936）则是南洋最大黄梨供应商，被誉为“黄梨大王”，他还在新加坡、柔佛两地开辟超过2万英亩的橡胶园。同时期，张永福（1872－1959）、廖正兴（1874－1931）、佘柏城（1859－1939）、李星岩（1878－卒年不详）等潮州人经营的橡胶加工厂，实力强大。这些园丘和工厂雇佣了上万的潮籍员工，上下游产业链皆以潮商为主。

渔业、果菜批发

种菜、捕鱼和养猪也是早期新加坡潮州人的传统行业。不少惠来邑人在有“小惠来”之称的万礼一带种菜，蔬菜批发商也多是潮州人。早期的蔬菜批发市场就在俗称“戏馆街”的嘉宾达街一带。二战前，潮州人经营的“奎笼”¹占华人“奎笼”近半，二战后，仍有近百座由潮州人拥有的“奎笼”分布在樟宜、勿洛、德光岛、乌敏岛和巴西班让一带海上。而在许锡林路、后港港脚的批发渔市，是潮州人渔行的大本营。养猪业则集中在潮州人聚居的榜鹅郊区。

“九八行”及大米贸易

新加坡自1819年开埠后辟为自由商港，贸易发展迅速，潮州移民也积极参与商业活动。部分实力较强者经营转口贸易，他们收取2％佣金，结账时以九八折算，故而也称为“九八行”。这个传统行业主要经营各种土产贸易，可分为“海屿郊”“暹越郊”和“香汕郊”，从东南亚、香港和汕头进口各种土产，包括海产、燕窝、干粮、大米、棕油等，一部份分销本地，其余出口到欧美、澳洲、中东和日本，同时将南洋土产及欧洲工业品经香港、汕头转销中国内地。通过“九八行”的商业模式，潮商开拓了一个以南洋土产为主，联通东西方市场的独特贸易网络。

早期在新加坡执大米贸易牛耳的皆是潮商，二战前有蔡子庸（1847－卒年不详）、蓝金昇（1859－1919）、陈三余（1891－1952）、陈肯构（1895－1945）等人，有些在曼谷还设有“火砻”（碾米厂）。20世纪中叶，潮商占本地大米批发市场70％以上，其中享负盛誉的陈元利号、蓝伟兴米郊、元隆盛记、四海栈等，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

布业、瓷器贸易及其他

布业批发也是潮州人的传统行业。潮州人经营的大小布庄，早期都聚集在俗称“十八间后”的沙球𦛨路，1980年后，一些迁到惹兰苏丹路的布业中心，主要进口中国、欧洲和日本的布匹绸缎，除供应本地零售商外，也销售到东南亚各地。

梧槽路和俗称“碗店口”的美芝路一带，是潮商经营瓷器贸易的集中地，主要进口中国、日本和少数欧洲瓷皿，转销南洋各埠，也在本地批发和零售，堪称潮州人的传统行业。

自1835年黄继英（生卒年不详）创办致成批局以来，潮州人便开始涉足批信与汇兑业。到了20世纪，潮商经营的批局已占本地市场的70％，形成了一个乡缘与族缘性显著的行业网络，例如规模最大、经营网络最广的再和成伟记汇兑信局，其分号、联号的成员和各地的客户都具有同乡同族的特点。

潮商在驳船业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与福建商人共同主导这一传统行业，直到新加坡河改造为旅游景点后，驳船业才逐渐衰退。

新加坡河南岸有一潮人聚居处被称为“柴船头”，因为附近有个小码头，专供从印尼运来柴碳的驳船卸货。1950年代至60年代是柴碳业的兴盛期，无论是批发或二盘生意，潮商皆占70％以上，而小码头也因不敷使用先后迁到建在丹戎禺和实龙岗河的较大码头。

在潮州人的传统行业里，比较特殊的还有竹篾藤器编织和家禽孵卵，但今日已不复见。

为加强联系，谋求同业福利，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经营传统行业的潮商积极组织业缘性公会。这些行业工会始建于20世纪初，影响力较大的有潮州布行商务局（1908，后改称新加坡布行商务局）、新加坡潮侨汇兑工会（1929）、新加坡渔业公局（1940）、酱园金菓香汕三郊联合会（1945），以及瓷商工会（1951）等。它们在20世纪末随着行业的没落相继解散，已成为潮州社群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