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大学历史事略

自中国南来的华人移民，向来十分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在英国殖民地时代，即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华族文教事业全靠民间力量推动，由于资源有限，一直困难重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殖民地当局的一些举措，更导致华文教育危机四伏。其一，它在1947年拟定了一项10年教育发展计划，决意集中资源发展英文教育，使华文教育面对存亡绝续的问题。其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殖民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势力的扩散，禁止新马两地中学生到中国的大学深造，导致受华文教育的学子升学无门。

在这样的情势下，新马两地华人社会对华文教育的前景深感忧虑，引发了结合民间力量创办大学的呼声，以便为华文教育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

南洋大学的筹办

进入1950年代，一些华社领袖开始呼吁在新加坡创办以华文教学的大学。其中，以陈六使（1887－1972）领导的福建会馆为这一建议的主要推动者。1953年，为了兴办这所定名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学府，陈六使捐出500万元，福建会馆也捐出西部裕廊一带一块523英亩的树胶园，作为南大校址。

这个倡议获得新马两地华社积极响应。重要的华社领袖如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正会长陈锡九（1903－1977）和副会长高德根（1911－1966），及林连登（1870－1963）、连瀛洲（1906－2004）、黄奕欢（1908－1985）、李光前（1893－1967）、胡文虎（1883－1954）、林文庆（1869－1957）、陈振传（1908－2005）、李俊承（1888－1966）、陈永裕（1919－2011）、陆运涛（1915－1964）、邵逸夫（1907－2014）等都表态支持，参与南大的筹办。

在这些支持的力量中，马来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创党会长陈祯禄（1883－1960）扮演特殊和重要的角色，受英文教育的他协助陈六使等人与英殖民地政府沟通，让办学之路少了一些障碍。

大学的创设需要庞大建造和运作费用，而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无意拨款资助。为此，南大筹办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迅速在新加坡、马来半岛、砂拉越和英属北婆罗洲、印尼等地开展筹款活动。新加坡文史研究者周维介写道：“新马华社迅速凝聚了为南洋大学筹款的强烈共识。在南洋大学筹办委员会的领导下，新马华社前所未有地动员了，义款纷沓而来，社会上中下层通过种种形式集资解囊，这股精神力量持续发酵了两三年的时间。”¹

根据南洋大学筹募记录，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各地参与捐款行动的公司和团体数目如下：约800家华人公司企业；300多个宗亲地缘组织；300多个各类同业公会、工会与联谊组织；约100所华校；还有华人寺庙和文化组织其中，新马各类文娱艺术团体、学生组织、宗乡团体和体育团体，以歌咏、话剧、游艺会、音乐会、舞狮、地方戏曲、歌台和体育赛事等活动筹款。²

在新马两地社会基层，各行各业民众也出钱出力。当时的媒体广泛报道自动自发的民间筹款活动，譬如“歌女义唱”、“艺人义演”、“舞女义舞”、“德士义驶”、“三轮车夫义踏”、“货船义载”和“小贩义卖”等，体现一种众志成城的精神。

陈六使领导的筹委会议决将新大学取名为“南洋大学”。“南洋”一词是东南亚地区的传统称谓。“南洋大学”这个名称象征大学扎根于南洋（东南亚），服务于南洋社群。在创校期间，在新加坡社会闻人连瀛洲的穿针引线下，中国学者林语堂（1895－1976）被聘请为南大首任校长。林语堂于1954年10月上任。不料，在办校理念和管理方针方面，林语堂和陈六使等创校者很快就产生歧见，双方相持不下。大学尚未开学，林语堂在职半年后便在1955年3月离职。

在经过三年的筹办，南大在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迎来第一批学子，共584人。同年，南大成立大学行政委员会，由学者张天泽（生卒年不详）担任主席，借此代行校长职务。

南大初年设立文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这三个学院分别开办中国语言文学、现代语言文学、史地、经济政治、教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商管理、会计银行等学系。校方阐明的创校宗旨有四：（一）为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本邦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求。

1958年3月30日，南大正式举行落成典礼，10多万公私机构领袖和民众涌往校园参加开幕典礼。从裕廊云南园到市区纽顿交通圈汽车排成长龙。主持典礼的是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1907－1986），他为南洋大学建校纪念碑主持揭幕仪式。

南大的发展和改革

虽然南大的创办深获华社的支持，但也遇到许多的质疑和阻力。当时正值冷战初期，反共意识形态和种族矛盾等课题时时影响区域间华文教育的发展。反对创办南大的非华族群体认为，一所华文大学的存在有损种族和谐，担心会进一步将马来亚中国化；而英殖民地政府也不欢迎华人自办大学，担心华文大学成为培养共产党的温床。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从殖民统治过渡到自治和独立的这几年，南大学潮不断，学生多次游行抗议和罢课，抗议政府干预校政和歧视南大学位等。另一方面，政府则担忧左倾势力渗透南大校园。在这冲突不断的情势下，由劳工阵线和人民行动党领导的历任政府，相继委任专家学者对南大的改革提出建议，并提呈报告书，这包括《白里斯葛报告书》《魏雅龄报告书》到《王赓武报告书》。

1959年2月，在时任新加坡首席部长林有福（1914－1984）的委任下，西澳大学副校长白里斯葛（1910－1978）领导的一个四人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对南大的组织、行政、师资、课程和设备等提出改革建议。

同年7月，刚接任总理的李光耀（1923－2015）成立另一个以魏雅聆医生（1920－2006）为首的检讨委员会，针对《白里斯葛报告书》进行审订。委员会在1960年2月发表的报告书中，提出让南大招收其他语文源流的学生、增加英文教学的比重并开办马来语课等倡议。

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在1965年1月委任学者王赓武领导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南大的课程。委员会在同年9月公布《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也称《王赓武报告书》），建议南大采用三年普通学位的英国式学制（取代四年本科制）、增设荣誉学位、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改善师资和设立马来学系等。³

对这一系列报告书，华社人士和南大学生普遍不表赞同，担心所提的改革建议会削弱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

在南大的初创阶段，南洋大学理事会努力争取政府在财政上支持南大并承认南大学位，而政府则要求南大修订办学方针和制度，并最终希望将南大并入国家教育体系。经过多年的商议，双方在1964年4月达致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其中要点之一为：“南洋大学一经改善，新加坡政府将给予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同等待遇，俾使南洋大学学生各项费用负担减轻，教职员待遇提高，一切设备更臻完善”。⁴

随后，在1966年新学年，政府和南大当局采纳《王赓武报告书》的建议，包括将南大学制改为英国制，采用三年普通学位制并增设荣誉学位，同时设立语言中心，为学生提供学习华文以外的语文。南大的改组工作两年后几近完成。1968年5月，时任教育部长王邦文在南大第九届毕业典礼上宣布政府正式承认南大学位。

1970年三月，南洋大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属下分设亚洲研究院、商学院研究院、数学研究院及自然科学研究院。同年五月正式开课。1972年，由收藏家、艺术家、建筑师及李氏基金赞助的南大李光前文物馆正式开幕。⁵

1969年至1972年间，南大由理科学者黄丽松（1920－2015）担任校长，黄丽松治校期间致力增设研究所（硕士班和博士班），让南大的学术地位进一步提升。1975至1976学年度，南大开始招收各族群学生入学。同一学年度，南大重塑课程结构，使课程更灵活和拥有更广泛的基础，以取代向来以所属学系为中心的教学内容。此外，新的学科也随着开设，包括电脑科学、理化科学、环境科学、银行与财务学、大众传播与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

在进入1970年代后，随着英语教学为基础的教育体制逐渐在新加坡成为主流，华校学生逐年减少，南大生源不足的问题日益显著。

1975年3月14日，时任教育部长李昭铭（1937－2001）兼任南洋大学校长，对南洋大学进行另一轮改制，除中国文学语言学系课程及历史系的中国历史课程外，一律改用英语教学。时任总理李光耀在1978年2月在南大历史学会举办的演讲会上强调大学生掌握两种语文的重要，并说由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他因此建议将南大学生“全面浸入”说英语的环境中。

1978年3月4日，南大理事会和新加坡大学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该学年起，新大在武吉知马的校园，将成为新大和南大这两间大学共同课程的联合校园，让南大学生能够在一个讲英语环境里学习。

1979年12月至1980年3月，李光耀和黄祖耀（银行家，1929－2024）领导的南大理事会就南大的去留进行多次讨论。1980年3月7日，李光耀在致给南大理事会的信函中说，自1975年以来，华文源流的高中毕业生中，越来越少人在大学的入学申请中以南大为第一志愿；南大也难以聘请资格高深的新教职员。在这种情形下，他说，“正确的解决办法是把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

与此同时，李光耀建议南大校园发展成一所理工学院，是为南洋理工学院，作为合并后成立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工程学院。这个建议的目标是到了1992年，当南洋理工学院毕业生水平可以媲美美国大学毕业生时，便可以成为一所正式的大学。

南大理事会接受这项建议，南大于1980年4月5日正式与新大合并，合并后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80年8月8日成立。

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正式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比预定目标提早了一年。

南大毕业生

南大走过25年的历史，培养了21届毕业生。据估计，南大约有1万2000名毕业生，他们遍布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以及亚洲以外的地区。

南大毕业生及学者廖建裕说，数理化以及生物是华校的强项，南大培养了许多这一方面的人才，其中多位毕业生成为国际认可的学者，包括数学系的郑奋兴、周金麟和李秉彝；生物系的丘才新和刘宗正，以及化学系的丘才良。多位物理系毕业生出国深造后回到母校研究与发展电脑这门新兴的学科，其中以许乐斯、陈圣齐、陈国璠（1935－2023）与张浩棠为代表。南大也是最早设立电脑中心的东南亚区域大学。1978年毕业于南大物理系的陈立武，是国际半导体业的领军人物，他在2025年出任美国半导体跨国企业英特尔总裁。⁶

在人文科系，南大生中出现了世界公认的马来语法和马来文学的专家如廖裕芳（1936－2016），及海外华人研究权威颜清湟。除了学术人员，南大毕业生在新马两地的政界、文教界、金融工商界以及社会服务和公益领域皆有杰出表现。⁷其中，荣获新加坡国家文化奖者的南大校友，有作家黄孟文、谭幼金（尤今）、周国灿（周粲）；书法家陈声桂，及艺术家陈瑞献。在宗教领域，圣公会新加坡教区第八任大主教周贤正也是南大校友。

南大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2005年8月29日，时任总理李显龙在南洋理工大学50周年庆典上说：“南大精神一如既往地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应该保持它的火焰不灭，不仅在南洋理工大学，也在我们其他本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帮助培养强烈的社区意识和社会相互扶持的精神”。⁸

如今，早期新、马华社协力创立的南大走入了历史，但南大精神有了新的时代意涵，长存于新加坡华社的心中。

附录

历任校长与掌校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