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小姐与新妇女：战后新加坡的现代华人女性

二战结束后，新加坡华人的男女比例相当，这是自新加坡发展为英殖民地转口港以来，首次达到均等；华人女性与男性比例从1911年的1比5、1931年的1比2，到1957年趋近1比1。¹1940年代至1960年代，新加坡从以男性为主的移民殖民地，逐渐发展为性别结构较为均衡的社会，公众对女性身份与性别角色的理念也不断变化。华人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女性解放对现代国家建设至关重要，并期望女性积极为国家建设尽一份力。成为现代华人女性，也意味着这些新时代的妇女必须面对多重且时而相互冲突的性别期待，她们也以自身方式活出这些角色，并在过程中不断挑战既有的社会期望。

在新加坡建国时期，“merdeka”（马来语，意为“独立”）和反殖民主义的精神，与性别平等、现代化进程及生活各方面的改革愿景紧密相连。新加坡现代华人女性不仅积极响应国家独立的号召，也被全新的性别理念所启发：她们接受教育、外出工作、实践恋爱自由、参与政治、看电影、去游艺场，也凭着个人的衣妆、举止和社交圈，表达个人品味。

20世纪前半叶，女性的受教育率和就业率虽仍落后于男性，却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在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华校和英校中，女学生约占在校人数的四分之一。²日据时期（1942－1945），许多家庭的男性成员因征兵或战乱暴行而丧命，迫使马来亚妇女得像西方女性一样外出谋生。战后，女性在职场和政治领域愈加活跃。在新加坡，领薪就业的女性比例从1931年的6.6％（1万8027人），倍增至1947年的13.2％（4万7051人）。³事实上，还有许多女性投身小贩、洗衣工、家庭帮佣等非正式经济活动。

在这个关键的转变时期，“摩登小姐”与“新妇女”塑造了两种既冲突又互补的现代女性形象。当时的女性在追求这些理念的同时，也会因应环境灵活调适，以实现自身的利益与目标。

消费时代的摩登小姐

1920年代至1960年代，新加坡社会的性别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街头巷尾、学校课堂和职场中，女性的身影愈发常见。她们精心打扮，穿戴最时髦的服饰，选用最新上市的产品。在这个殖民都会中，女性逐渐成为主要消费群体，而当时的广告也将她们塑造成欲望对象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消费者。

这些摩登小姐不仅关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最新潮流，也以大胆创新的姿态，重新诠释经典旗袍与马来长衫（baju panjang）。⁴20世纪初几十年间，旗袍剪裁逐渐收紧，并演变出新颖的款式；侧开衩的加长合身设计取代了传统宽松及膝旗袍，成为女性的新宠。同一时期，马来长衫也发生类似变化，从搭配蜡染纱笼（batik sarong）的宽松长上衣，演变为紧身薄纱刺绣上衣——纱笼卡峇雅（sarong kebaya）。如今，新加坡航空空姐的经典标志，正是一身纱笼卡峇雅制服。

与新航空姐一样，摩登小姐的出现，也在公众舆论中激起复杂而矛盾的情绪。一些人担忧，这种“西化”的女性形象与华人传统文化价值观有悖。不少评论者通过报纸和期刊表达不安，认为摩登小姐新获得的独立地位与经济能力，会对社会道德结构和父权秩序构成威胁。例如，那些在歌台表演脱衣舞的女性，常被卫道人士讽称为“拜金女”。⁵

身着纱笼卡峇雅制服的新航空姐，1990年。（新加披航空公司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新妇女与“健康的美”

然而，对“摩登”的定义，并非所有女性都抱持相同的看法。1953年，左翼报纸《新报》的“新妇女”专栏刊登的一篇文章就写道：

“其实摩登的本义并非‘新的打扮’而是现代……处处[女人]仍被压迫，践踏，得不到应有的权益……

我们便应废去妖艳的打扮，建立健康的美，一心为着争取女人真正的自由平等而奋斗，并且更要为着人类的共同理想的实现而奋斗，除了这，便没有更崇高的美了！”⁶

这番论述正是新妇女对摩登小姐形象提出的典型批评，清晰地表达了人们对现代女性理念的另一种诠释。若说摩登小姐象征着爱慕虚荣、外表亮丽却略显空泛的女性形象，那么新妇女则被塑造成纯朴、勤奋、正直的典范。前者喜爱购物、看电影和流连游艺场，后者则渴望在学校和职场展现实力，与男性平起平坐。

在新加坡，华文华语群体中更为普遍的女性形象是新妇女。这批新时代女性深受中国五四运动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一般就读于华校。与中国的新妇女一样，本地的新妇女也展现出独立、具备公民意识与政治觉悟的形象。

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拥有强健体魄、流露阳刚气质的女性，皆被视为新妇女的典型象征。受中国健美论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女性身体健康，就是国家力量的证明。

中华女子学堂毕业班特刊（1957年）介绍了中国五四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鲁迅。（取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

舞女

尽管摩登小姐和新妇女的理念看似相互冲突，但两者往往以复杂且相辅相成的方式体现。以舞女为例，她们在外表上或许符合摩登小姐的经典原型，却也展现出经济独立、具备公民意识的新妇女特质。她们外貌光鲜，也是战后新加坡重要的一批职业女性。舞女也被称为歌厅女郎或职业舞伴，她们当中以华人为主，在歌厅和游艺场陪伴男顾客跳舞。

然而，在摩登小姐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许多舞女实际上是新妇女，她们为维持生计而努力奋斗，同时竭力捍卫女性工作者的尊严。1950年，星洲舞女协会将其英文名称“Singapore Cabaret Girls Association”改为“Singapore Dance Hostesses’ Association”，原因是认为“cabaret girls”带有贬低身份和不尊重之意。当时公众也普遍认为，舞女的“社会地位低于一般马来亚女性”。⁷

歌厅女郎，1940年代至1960年代。（Monica Villanueva捐赠，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舞女精心营造摩登小姐的时尚形象，以迎合男顾客的性欲望，是她们赖以谋生的策略。1949年，星洲舞女协会通过积极游说，为会员争取到每月高达125元的所得税减免，这个金额是根据她们在服装、鞋履及妆发上的必要开销估算得出的。⁸她们每周工作七天，从傍晚6时至午夜，一个晚上可能需要跳多达40支舞，⁹对身心健康造成了显著压力。

到了1956年，摩登小姐与新妇女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当时，舞女梁安妮（生卒年不详）在一名男顾客的车内被非礼，引起社会关注。由新妇女组成的左翼反殖民女性团体——星洲妇女联合会随即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她们将矛头指向殖民统治下日益纵容的不道德、色情的“黄色”文化，表达对摩登小姐日渐普遍现象的焦虑。¹⁰她们认为，这种“黄色”文化促使年轻女性投身夜生活行业，让她们更容易受到骚扰。¹¹

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两种女性形象之间并非如此壁垒分明而不同。舞女并不仅体现摩登小姐的形象，她们本身也带有新妇女的特质。她们借助摩登小姐光鲜亮丽的形象谋生，养家糊口。她们也努力提升职业的专业水平，还积极投身社会公益。1946年，一群来自快乐世界的舞女创办了快乐义务学校，为战后失学孩童提供免费教育。¹²1953年，五大舞厅各自举办义舞活动，为筹建南洋大学献一分力。¹³

如今，新加坡已发展为性别结构更为均衡的社会，大部分学校与职场的男女比例已基本持平。然而，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战后新加坡的女性常被单一地定型为摩登小姐或新妇女，但舞女的例子揭示了她们如何学会应对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并加以利用以实现自身利益。尽管这些性别理念试图规范和塑造女性的行为与身份，她们却以自身方式挑战并重塑这些观念，赋予其全新的意义。

1	Karen Teoh, 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2	Teoh, Schooling Diaspora, 99.
3	M.V. Del Tufo, Malaya, Comprising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nd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London: Crown Agents for the Colonies, 1949), 104.
4	Chua Ai Lin, “Singapore, Colonial Cosmopolis c. 1930: The World of the Modern Girl” (presented at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3.
5	Ho Hui Lin, “The 1950s striptease debates in Singapore: Getai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M.A.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4), 38.
6	＜勿作妖艳打扮吧＞，《新报》，1953年12月17日。
7	“What’s in a name?” The Straits Times, 25 June 1950; “’Cabaret girl’ is too degrading,” The Straits Times, 11 June 1950.
8	“Income tax deduction for glamour,”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20 January 1949.
9	“On Their Toes From 6 p.m. Till Midnight. Taxi-Dancing is a Hard Life,” The Straits Times, 30 September 1937.
10	“黄色文化”是指色情杂志、报纸、书籍以及其他带有性暗示或性化内容的娱乐形式。在1950年代，左翼人士发起了“反黄色文化运动”，借此批评殖民政府未能有效维护社会道德与公共风气。1956年成立的“星洲各民族反黄总机构（“反黄总机构”）”中，星洲妇女联合会是主要的发起与组织单位。参见：Lau Yu Ching, “The Anti-Yellow Culture Movement, 1953–1961: Morality And The Language Of Decolonising Singapore,” M.A.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6.
11	＜舞女梁安妮被辱＞，《星洲日报》，1956年7月25日。
12	Adeline Foo and Michelle Heng, “Beneath the Glitz and Glamour: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Lancing’ Girls,” BiblioAsia 12, no. 4 (January–March 2017).
13	“Cabaret assists Colony educatio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9 May 1953.

	Chua, Ai Lin. “Singapore, Colonial Cosmopolis c. 1930: The World of the Modern Girl.” Presented at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Foo, Adeline. Lancing Girls of a Happy World. Singapore: Ethos Books, 2017.
	Lee, Su Lin Lewis. “Gramophones, Cinema Halls, and Bobbed Hair.” In Cities in Motion: Urban Life and Cosmopolitanism in Southeast Asia, 1920–1940, 227–2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Group, Alys Eve Weinbaum, Lynn M. Thomas et al., eds. The 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Consump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how, Ying Xin. “Gendering Chinese diaspora: New Women’s Monthly and transnational sisterhood in postwar Malay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4, no. 4 (2023): 625–642.
	Teoh, Karen. 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