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来艺术家与南洋美术：本土意识的萌芽

在东南亚，“南洋”一词通常所指为新加坡、马来亚、印尼以及印支半岛沿海一带的地区。“南洋文艺”普遍指的是叙述马来亚与新加坡华族生活经历的作品。然而，无论是“南洋（或马来亚）”“南洋风”或“南洋派”，或也会引起含义的混淆。我们可以笼统将南洋美术归纳为那些由20世纪早期来自中国、定居于马来亚的艺术家在地创作的艺术作品。

南洋文艺的提出

上个世纪30年代南来的艺术家，随着定居，逐渐建立在地观念，开始萌生本土意识。其实，此转变意识较早就已出现于反映社会现实的文艺作品中。1926年，时任《叻报》副刊《星光》编辑段南奎（生卒年不详）如此形容南洋社会：“这是一个陈腐的、堕落的、静止的、停滞的、臃肿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遂的病社会。”他呼吁年轻人与知识分子“本着批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所谓南洋的价值与意义”。另一位编者许杰（1901－1993），在《益群日报》副刊《枯岛》第10期（1928年）编后话中提到：“南洋有南洋的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何如穷搜远处，是俯拾即是的东西，都是绝好的文学题材……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譬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有椰林、高树、旷野、草屋、牛车舟，徊现在我们的脑际，如果能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

1920年代中期后，马来亚出现“地方的特殊性”觉醒的现象，并日益壮大，以至影响整个华人社会。这股现象肯定在地文艺的价值，坚拒沦为“中国文化的支流”。当时的传媒报章如1923年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与1929年胡文虎、胡文豹兄弟创办的《星洲日报》，皆积极议论、肯定、传播和推广南洋文艺的理念，引起很大反响。

据《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所载，1931年新加坡画坛出现了几个值得一提的展览。其中一个是由当时成立不久的“南星美术研究社”所办的历年会员作品展。报章上署名“外汉”的读者在其评论中寄望画家“以伟大的精神，抵抗不幸、恶浊的社会”。展览后，南星美术研究社发起组织艺术专科学校，夜学也以华语授课。此外，漳州会馆（今漳州总会）举行了一个书画展览，展出中国历代珍品，还包括了星洲诗人兼书法家邱菽园（1874－1941）的作品。

1931年，抵星洲不久的上海新华艺术大学（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生陈升平（1900年代 －1975）创立了“南洋新闻漫画社”。1930年3月，陈升平于青年励志社季刊《青年》发表了一幅插图作品，题为“现社会经济轮下的牺牲者”。这以后，其漫画作品便开始陆续见于《星洲日报》。随后，也是1930年，陈升平短暂担任《星洲日报》副刊《星光》的编辑之职，后离职而全心投入漫画社的运作。为了招生，陈升平在《星洲日报》刊登“南洋新闻漫画社简章”，并指出，“鉴于南岛漫画人材的缺乏，特设漫画教授班，分面授、函授两部。来学者可于短期间内学成漫画技能……吾们要仗一支秃笔把人间口谈仁义而行同盗贼的假面具和一切恶透丑透的形象描写出来”。1931年12月，漫画社出版了《社会漫画》，不仅收录漫画，也收录文艺作品，成为新加坡早期极罕见漫画与文艺并重的刊物。

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成立

新加坡艺坛在1930年下半年迎来蓬勃气象。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南来的文化人也日渐增加，其中不乏愿意参与本地美术活动，而至组织书画研究社者。1936年至1937年间，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华人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力求大众化、反映现实生活。同时，他们通过组织新的美术社团互相勉励，集体推动本地美术的发展。

其中一群人¹，包括蔡竹贞（1900年代 －1974）、李运扬、林道庵、徐君濂（1911－2000）、张伯河（1901－1957）、林天、陈升平、刘恭熙、黄清泉和李魁士（1902－1971）等，于1935年4月15日发起组织“沙龙艺术研究会”，召集新华艺术大学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今南京艺术学院）校友为会员。由于入会人数太少，是年11月发起人再度召集会议，这第二次会议的出席者²包括张汝器（1904－1942）、庄有钊（1907－1942）、张伯河、卢衡（1902－1961）、赖文基、高振声、陈宗瑞（1910－1985）、林天、徐君濂等。他们议决扩大收生范围，接受包括马来亚以及荷属各地的艺术同道参加，“华人美术研究会”于焉诞生，1936年1月份正式注册为合格团体。

华人美术研究会成为新加坡第一个组织健全的美术团体，由主席而至中英文秘书、出版、交际等皆有专人负责。1936年第一届正主席为张汝器，副主席为杨曼生（1896－1962）。研究会计划举办常年美展，也接待国外来访的艺术家，并邀请他们作专题演讲。华人美术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年（1937年），中国抗战开始，文化人纷纷南下，一时会员阵容增加许多。研究会的艺术造诣也得到质的提升。当时的作品出现更多本地主题，美术界以往浓厚的“侨民意识”色彩大幅度缩减。

1936年华人美术研究会的成立，对新加坡艺术史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也成为1938年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今南洋艺术学院）创立的契机。这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研究会会员当中来自教育界者颇众，包括端蒙学校的张汝器、张伯河、陈宗瑞，中正中学的叶之威（1913－1981），工商学校的黄清泉，育英学校的陈达琚（1895－1959），道南学校的吴在炎（1911－2001）、颜再声（生卒年不详）。

报章关于美术活动的报道

除了美术团体与教育组织的推动，新闻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对美术发展也起相当的作用。战前起，《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不乏美术活动的报道，尤其是副刊版面。戴隐郎（1906－1985）——擅长木刻版画和水彩的艺术家——在这方面有显著贡献。他在1937年担任《南洋商报》副刊编辑期间，统筹“今日艺术”周刊，为艺术家提供发表作品，尤其是木刻版画与漫画，以及讨论艺术的园地。他仅仅半年的编辑时期中，共出版了24期周刊。这24期周刊对战前新加坡美术的发展上有持久不衰的影响。

也是在1930年代，爱同学校校长兼美术评论家玛戈（原名许钟祜，1908－1993）也很频密在报章上发表美术评论。他出版于1950年的《南洋之美》，收集了多篇1933年至1936年发表于《南洋商报》的文章，内容很明确肯定本土人文风物的美学价值，对“文化沙漠”“文化荒原”的说法大力反驳。玛戈曾出版10多部以东南亚艺术为主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1963年出版的《马来亚艺术简史》。这本书于1999年由建筑学学者赖启建翻译成英文，成为新加坡美术史学生必读的参考书。玛戈在1950年至1963年间的文章，对南洋美术的评论重心从南洋华人所想象的“南洋”（即“南洋群岛”）转移至马来亚画派及其象征的马来亚文化之融汇。意即，他关注的不再是华人的“南洋”，而是包含各族的马来西亚。

常被议论的所谓“南洋色彩”题材，最早出现在张汝器的作品里。1927年，张汝器到新加坡后就投身本地教育工作，并积极参与美术活动。同时，他结识了在《叻报》副刊《椰林》倡导“南洋色彩文艺”的陈炼青（1907－1943）。张汝器有意识地将南洋色彩注入作品中，如他于1939年华人美术研究会展出的油画《咪啦与妊娜》和《满载而归》，取材于他1934年苏门答腊峇达山之行所作。1936年至1941年间，张汝器亦多次连任华人美术研究会主席一职，及南洋美专油画科讲师。他的创作方向很符合南洋美专创校校长林学大（1893－1963）办学“为沟通东西艺术与建立马来亚新艺术”的宗旨。

随后，南洋美专的创立成为新加坡以至马来亚美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