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民护卫司署（1877－1945）

距离新加坡牛车水地铁站不远，伫立着一座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它建于1930年，现为回教法庭所在地，过去则曾是家事司法法院和劳工部的办公大楼。在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期间，这里是在地华人眼中的权力机关，掌管华人社会大小事务的英国官员被尊称为“大人”。¹这座被华人称为“大人衙”的大楼，就是华民护卫司署。²本地历史学者李秀清（1939－2023）更称它为英属新加坡历史时期“最重要的部门”。³

华民护卫司署（后更名为“华民政务司署”，以下简称“华署”）成立于1877年，几乎统管在新加坡的华人的一切事务。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华署在不同时期兼具移民监管、华工管理、社会福利、纠纷仲裁，以及审查与情报收集等职责。其一大特色是其在任的英国官员大多通晓多种华族方言。⁴首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1840－1907）便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及官话（当时的官方标准语）。此后，新任官员在正式就职前，都须以学员身份前往中国接受两年的语言培训。

毕麒麟与早期的华署（1877－1900）

华民护卫司署的成立，正值本地华人人口迅速增长之际，也是这个原因促使英国殖民政府相应调整其对华人的治理方式。⁵19世纪中叶，新加坡曾多次发生涉及私会党的暴动。契约华工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拐卖妇女和女童的现象，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语言障碍让殖民当局难以与华人有效沟通。此外，清政府于1876年开始与英国交涉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海峡殖民地当局担心中国对在地华人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因此也将成立华署视为应对这个局势的措施。⁶

毕麒麟任职初期，华署承担了多项职责，其中当务之急是监管契约华工。当时，大批家境贫寒的华工（俗称“猪仔”）通过“赊单制”来到新加坡。招工代理人（俗称“客头”）在中国港口为他们垫付船票，待船只抵新后，便将华工扣留数日，直至找到愿意代偿船资及招募费用的雇主。有些华工甚至惨遭私会党拐骗，被贩运至苏门答腊的矿区和种植园。为整治这些乱象，华署官员会登上抵港船只，向华工分发传单，阐明其合法权益，并告知他们如有需要可向华署求助。此外，雇主与华工须在护卫司见证下签署雇佣契约，以确保华工充分了解契约条款。

华署还致力于打击拐卖妇女和女童从事卖淫的行为。尽管当时卖淫合法，但华署仍积极解救那些遭胁迫或诱骗堕入风尘的受害者。毕麒麟上任后，带领官员检查所有抵境女性，一旦怀疑有人意图贩卖女童，便会要求相关嫌疑人缴纳保证金。华署也设立庇护所，收容这些获救的妇女和女童。1886年，护卫司与华社领袖成立“保良局”，负责监督庇护所的运作。

私会党问题一直是英国殖民政府治理新加坡的心头大患。起初，殖民当局主要采取注册管理的策略。华署成立后，社团注册的职责从警察局移交华署。毕麒麟兼任社团注册官期间，积极与地方领袖建立并维持密切合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并借助他们作为政府与广大华人社群之间沟通的桥梁。毕麒麟也与私会党争夺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权。他鼓励华人直接向政府求助，将自己塑造成解决华人内部纠纷的仲裁者，逐步取代过去由私会党包办调解的角色。他的工作成效显著，当时一些人甚至认为，他僭越了地方法官的职权。

普遍而言，清朝领事馆与华署都肩负处理在地华人事务的广泛职责，双方发生摩擦在所难免。在首两任清朝驻新领事左秉隆（1850－1924）和黄遵宪（1848－1905）任内，海峡殖民地政府曾多次反对清政府针对新加坡华人采取的措施，认为这些举措可能对当地华人产生不当影响。其中包括以清廷名义向当地华人募款，以及清廷派遣两名钦差大臣来访、考察新加坡的情况。毕麒麟则认为，这类“考察”的实际目的，是替清政府搜集华人的资料，以便日后向他们“收税敛财”。

华署的后期发展（1900－1945）

1887年，一名受私会党指使的潮州人木匠袭击毕麒麟，导致他受伤，并于三年后退休。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华署的组织架构和职责不断演变。华署陆续在英属马来亚各地设立办事处。1903年，海峡殖民地增设“华民政务司”一职，负责统筹海峡殖民地各的华署。随着当局自1890年起强力打击私会党，私会党对英国统治构成的威胁逐渐减弱。1907年，华民政务司在报告中指出，私会党已不再构成威胁。1914年，华署成立之初致力整顿的契约华工制度也被正式废除。⁷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赫尔斯（1924－1984）认为，到了1914年，华署可谓已“挺过最艰难的岁月”。⁸

华民护卫司署新大楼

进入1920年代，华署面临的新挑战，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以及相关政党在新加坡的活动，其中尤以国民党最为活跃。华署对海峡殖民地政府处理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方针发挥了重要影响。东南亚历史学者杨进发（1937－2019）认为，历任华民政务司几乎“主宰了国民党在马来亚的命运”。⁹总体而言，华署官员倾向于打压有组织的中国民族主义活动，并将其视为对英国统治的潜在威胁。警方，尤其是新成立的政治部，也积极配合华署采取相关行动。

华署凭借其语言优势，在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时任华民政务司兀敏（1926－1930、1932）要求署内的华人通译员阅读、翻译并整理大量有关中国局势及本地华人社群动态的报刊内容。这些资料随后汇编成《华人事务月刊》，呈报殖民政府。此外，华署人员也负责审查来自中国的信件、图书和报纸。这些邮件和出版物会送往华署大楼审查，以确认其中是否夹带“煽动性内容”。¹⁰

华署的影响也依然深入在地华人的日常生活。自毕麒麟任内开始，调解纠纷一直是华署的功能之一。即使没有正式法律授权，官员仍负责裁决与调停华人社会中的各类纠纷，包括婚姻纠纷等私事。¹¹一些学者称之为一种“准司法职能”。¹²在华工事务方面，华署继续扮演监管者的角色，其官员更于1930年获得仲裁薪资纠纷的法定权力。不过，华署的职责随后也逐步移交给分工更专业的部门。1927年至1933年推行的“登罕改革”将取缔私会党的职责转交给警方；1933年成立的移民局则接管移民事务。这些变化预示着华署最终将走向解散。

华署的华人通译员

虽然华署的英国官员普遍接受过华族方言的培训，在具体事务上，他们仍高度依赖本地华人通译员。一些华人雇员甚至成为署内的核心支柱。¹³广帮的何乐如（原名何式均，1865－1946）在华署服务长达42年，从通译员起步，后来升任华民政务司副堂。他精通各大华族方言，在本地华人社会举足轻重，被英国官员尊称为“华民护卫司署之父”。另一位通译员福州人孙崇瑜（1897－1991）则升任华民政务司帮办，负责监督署内的翻译与审查工作，以及《华人事务月刊》的编务工作。他在殖民政府任职，也让他得以与华人领袖携手推动各项措施。他曾多次协助陈嘉庚（1874－1961）与殖民当局合作推动各项事务，包括在1937年筹组“星华筹赈会”。¹⁴

二战期间，许多华署官员遇害或遭扣留。战后，英国当局在重新规划殖民行政时正式废除华署，并认为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原有职责与人员随后分别划归社会福利部、劳工部等多个新部门。尽管当局保留了华民政务司一职，并由少数职员协助，负责就华人事务向总督提供咨询，但其职权已大不如前。¹⁵这项安排一直维持到1959年，其余职责随后并入布政司，标志着这个在殖民时期长期主导英国治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机关正式走入历史。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