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龟屿进香
每逢农历九月,位于新加坡本岛西南约5.6公里外的龟屿香火鼎盛。大批信众会乘船前往岛上的大伯公庙和拿督公圣祠进香祈福。这项延续数百年的龟屿进香传统,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800年代。香客来自世界各地,但历来以东南亚华人信众为主。
庙宇、圣祠与进香活动的起源
“Kusu”是福建话“龟屿”的音译,意即“龟之岛”。一般认为,在1970年代填海工程展开之前,此岛屿形状宛如乌龟,因此得名。1大伯公庙所在的位置像龟首,拿督公圣祠则坐落在形似龟壳的岩石上。


龟屿进香活动的起源已无从考证,但从大伯公庙庙祝和拿督公圣祠负责人世代相传的口述中,仍可勾勒出其历史概貌。大伯公庙通常是香客登岛后首先参拜的地方。现今的大伯公庙建于1923年,但早在这之前,渔民便已把龟屿当作歇息与祈福之地,登岛到供奉大伯公的小茅屋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2大伯公被视为海上守护神与财神,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社群中广受尊崇。3
据庙祝所述,进香活动定于农历九月举行,可能与1923年建庙工程恰好在农历九月竣工有关。4与一般看法不同,尽管龟屿进香期与九皇胜会、重阳节等农历九月的传统节庆时间相近,它们其实并无关联。
在大伯公庙参拜后,信众会沿着152级梯阶拾级而上,前往拿督公圣祠。在马来语中,“Keramat”意指奉祀圣者的圣祠。到圣祠参拜的习俗,据说源于回教传入马来群岛前的马来泛灵信仰,以及早期伊斯兰苏菲派传统。5
与大伯公庙早期的发展相似,拿督公圣祠初建时也极为简朴。据负责人世代相传的口述,圣祠始建于1819年,起初只是一座小竹棚。“拿督”与“公”分别为马来语和华语中对祖父辈的尊称,而“拿督公”则是东南亚各族群共同敬奉的圣者统称。6这座竹棚由圣祠第一任负责人朱玛特(生卒年不详)所建,旨在纪念其友赛阿都拉曼(生卒年不详)。据传,赛阿都拉曼为人虔诚,备受敬重,却在岛上突然失踪,下落不明。
后来,拿督公圣祠旁陆续增建了两座圣祠,形成如今三座并立的格局。其中一座供奉拿督婆加利卜(生卒年不详),信众尊称这位神灵为“老奶奶”,相信其能庇佑平安、赐福添丁;另一座则供奉名为法蒂玛的妇女(生卒年不详)。这两座圣祠建于19世纪,由华人及土生华人信众捐资兴建,而捐建者当中不少是经常登岛参拜的虔诚信众。
岛上的跨宗教参拜
大伯公庙和拿督公圣祠源自不同的宗教信仰,但信众出于敬意,都会特意前往两处参拜。这种跨宗教参拜促进了文化与信仰的交融,也衍生出一些与进香活动相关的社会习俗。
按照习俗,香客在登岛前一天都会戒食猪肉,以示对回教圣者拿督公的尊重。在1950年代,香客甚至会在整个农历九月期间戒食猪肉。7为了遵循回教的饮食禁忌,含有猪肉和猪油的食物不得带上岛及带入大伯公庙。


此外,大伯公庙和拿督公圣祠都沿用道教祭拜仪式。信众必须先向天公(玉皇大帝的俗称)上香,再祭拜大伯公庙供奉的大伯公和观音,或圣祠奉祀的拿督公和两位拿督婆。庙祝和圣祠负责人都售卖金纸。圣祠负责人也会遵循道教“添油”传统,协助有意向圣者献供的信众为油灯添油。在仪式期间,圣祠的马来裔负责人及其助手会以福建话诵念祝祷词,祈求信众财源广进、万事顺遂。
早在1930年代,8信众会携带黄姜饭作为供品,前往两处参拜,如今这个习俗已日渐式微。黄色在马来回教文化中象征王室,而拿督公圣祠自1950年代起便漆成黄色。
华人知恩图报观念与祭拜习俗
龟屿的祭拜习俗也深受华人传统——如知恩图报观念——的影响。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凡登岛进香祈福者,须连续三年前往龟屿参拜,以履行向岛上神明还愿的“义务”。许多香客都说,他们得到大伯公庙神明和圣祠圣者的庇佑后,都会重返龟屿答谢神恩。
一名圣祠负责人回忆道,他的长辈曾提及,供奉拿督婆加利卜的圣祠是由一位名叫“Hong Lim”的华人富商(可能是长期支持龟屿进香活动的章芳林[1841-1893])出资兴建的。9据说,他和妻子曾在龟屿最高处的一棵树下求子,当地人普遍相信那是拿督婆神灵栖居之处。如愿得子后,夫妻俩为了答谢神恩,出钱兴建了一座混凝土圣祠。
另一个故事则与本地南音社团“湘灵音乐社”有关。湘灵音乐社一直致力于表演与传承源自福建的传统南音艺术。自1970年代起,每逢龟屿进香季,湘灵音乐社都会登岛在大伯公庙献艺。这个传统始于前社长丁马成(1916-1992),他曾在大伯公庙祈求事业顺遂,并在心愿达成后,每年率团回到庙里演出还愿。10丁马成卸任后,湘灵音乐社延续其还愿报恩的精神,每年在进香季登岛义演。



生生不息的文化遗产
时至今日,龟屿进香活动仍是新加坡宗教与种族多元共融的象征,尤其展现了华人社会如何因应本地文化语境不断调适,并将圣祠崇祀等东南亚传统习俗巧妙地融入华人宗教信仰中。
2022年一场火患,严重烧毁拿督公庙三座圣祠。这起不幸事件让龟屿进香活动再次受到社会关注,也促使各界重新认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近年来,龟屿进香的传统仍吸引大批本地及海外香客,足见其文化价值历久不衰,以及作为跨文化、跨信仰习俗的独特地位。
本文原文为 Kusu Island pilgrimage in Singapore,此为编辑和翻译后的版本。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 1 | “PSA to enlarge Kusu Island seven-fold,” The Straits Times, 22 October 1974. |
| 2 | Jack Meng-Tat Chia, “Managing the Tortoise Island: Tua Pek Kong Temple, Pilgrimage, and Social Change in Pulau Kusu, 1965–2007,”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1, no. 2 (2009): 72–95. |
| 3 | Jack Meng-Tat Chia, “Who is Tua Pek Kong? The Cult of Grand Uncl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rchiv Orientální 85, no. 3 (2017): 439–460. |
| 4 | 2023年7月至9月期间,龟屿大伯公庙时任庙祝向作者提供的资料。 |
| 5 | P. J. Rivers, “Keramat in Singapore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6, no. 2 (2003): 93–119. |
| 6 | Cheu Hock Tong, “The Datuk Kong Spirit Cult Movement in Penang: Being and Belonging in Multi-Ethnic Malay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3, no. 2 (1992): 381–404. |
| 7 | A. J. Anthony, “A Picnic… With the Harbour Gods,” Straits Times Annual, 1 January 1952. |
| 8 | “Chinese Topics in Malaya,” The Straits Times, 20 October 1932. |
| 9 | “Wednesday, 11th August 1875,” The Straits Times, 14 August 1875. |
| 10 | 丁马成,口述历史录音访谈,1988年6月9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检索号000927),卷1/10。访员:蔡志远。 |
林建成,〈龟屿进香忙〉。《联合早报》,1987年10月25日。 | |
陈保兴,〈九月香火袅袅话龟屿〉。《新明日报》,1984年10月4日。 | |
Gibson, William L. “The Origin Stories of Keramat Kusu.” BiblioAsia 18, no. 4, January–March 2023. | |
Lu, Caixia. “The Kusu Pilgrimage: An Enduring Myth.” The Newsletter, no. 59 (2012): 50–51. | |
Pok, Rui 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usu Island Pilgrimage, from the 1950s–Present.”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da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