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战后美术新趋势

二战后，新马艺坛经历多重转变。

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简称“南洋美专”）在校长林学大（1893－1963）的带领下，于1946年恢复校务，并开始招收不同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捷克、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研究生。

对精通中西美术传统的林学大而言，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他乐见的。1955年，他重新审思南洋美专的办学方针，并提出六大纲领：融汇各族文化风尚、沟通东西艺术、发挥20世纪科学精神及社会思潮、表现当地热带情调、反映本邦人民大众需求以及配合教育意义和社会功能。

新思潮

1960年代起，第二代画家开始冒起。以张永生、蔡荣恩、姚照宏、黄荣庭（1934－2001）、吴珉权与方谨顺（1945－2006）为例，他们在本地完成基础美术教育后赴欧美深造，学成归来后，也为本地艺坛带入崭新的观念，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对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本地艺坛有着重要的影响。实际上，这批第二代画家的艺术实践，多少也呼应了早期“现代画会”的理念，现代画会几位成员也有留学背景。

除了蔡荣恩以及早前曾在英国文化协会进修的张永生之外，这批第二代美术家在出国深造前都曾就读于南洋美专或曾师从南洋美专的教员。此外，尚有几位女性艺术家，如版画家、雕塑家庄淑昭（庄心珍，1946－2019），及同时期的雕塑家韩少芙。前者于1970年代初就读南洋美专，并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赴英国、法国和美国深造；后者也大约同时期从南洋美专毕业，尔后负笈英国与纽西兰。

1960年代，以视觉艺术团体为主的一批本地艺术社团，联合组建“新加坡艺术总会”。虽然这几个艺术团体的美学理念相当多元，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沿袭自1920年代与1930年代，以绘画为主的创作方式。

蒋才雄的《新加坡河》

1972年，现代画会成员蒋才雄以《新加坡河》的创作，递交予现代画会的常年展览。此属于“概念艺术”的作品，只有一张说明书，即如何在墙上及地板上画出一个边长五尺的正方形。这件作品无疑挑战了绘画长久以来在新加坡艺坛占据的主导地位。尤其，“新加坡河”向来为本地画家热衷的主题。时任现代画会会长的何和应（1935－2022）马上拒绝了让此作品参展，并在回函中表示创作者没有将观者可能的回应纳入考虑。何和应认为蒋才雄的建议书欠缺说服力，称之“空虚、呆板”。¹从另一视角观之，蒋才雄立意让观者重新审思绘画的意义及其连带的诸多预设价值，这做法其实符合现代画会的宗旨。

蒋才雄的《新加坡河》作品，引发出了有关何谓艺术抑或何谓非艺术的讨论。那个时期，本地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尤其是那些有留学经历的，“开始重新审视地域、时间与个人身份，与特定文化、社会背景之间的相互联系”。²蒋才雄的提案，在本地艺坛引发了不少讨论，他的这部作品后来被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视为新加坡当代美术实践的其中一个有关键意义的前奏。³

艺术村

在19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期，一群年龄介于20多岁至30多岁的年轻艺术家，如黄士耀、廖芳炎、林保德、王良吟、麦毓权、李文（1957－2019）、阿莫·玛莎迪、哉昆宁等人，开始实验行为艺术与装置艺术的全新表现形式。这种模式，和传统的美术形式大异其趣。他们当中不少人追随唐大雾，并聚集于三巴旺罗弄甘巴士的艺术村（也称画家村、艺术家村），以此为活动中心，并在那里办展览、实践行为艺术。1990年，艺术村暂停运作。目前，兴都路还保留艺术村的办事处，然而并不是一个展览空间。艺术村的项目大部分都在在公共场所展出，争取与群众靠得更近。

官方对视觉艺术的支持

1970年代末开始，几个重要的视觉艺术项目在政府的支持下付诸实现。1976年，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在其建筑内开辟了一个专供美术展览的正式展览空间。1996年，新加坡美术馆在勿拉士峇沙路若瑟学校旧校舍的建筑上正式成立。新加坡美术馆主要展出其典藏，并与其他的机构合作策划展览。1991年，国家艺术理事会成立，兼并了之前国家剧场基金会、新加坡文化基金会与社会发展部的文化事务处各单位的职责。视觉艺术工作者及相关团体，可通过各类辅助计划，从国家艺术理事会获得津贴、奖学金以及工作室空间等，也有机会参与国内外的各类艺术节与双年展。2015年，设于政府大厦与前最高法院两栋大楼里的国家美术馆正式成立。国家美术馆目前是世界上拥有最多新加坡与东南亚美术作品典藏的公家机构，收藏多达8000多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