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i Indexs
新加坡的广东人和其他籍贯的社团，都是不同时期华人向外移民的历史产物。20世纪中叶全盛时期，本地有约290个广东人的血缘、地缘和业缘性组织。1这些同乡人汇聚的组织或会馆是当时移民（又称新客）生活上的依靠和精神上的寄托。
“广东人”指的是以粤语为母语的“广惠肇”人士。中国清朝将广东省划分为10个府（口诀：广惠肇潮嘉，雷廉高韶琼）：广州、惠州、肇庆、潮州、嘉应、雷州、廉州、高州、韶关、琼州。其中广惠肇是广州府、惠州府、肇庆府管辖下的各县市统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东人的祖籍大多来自占了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广惠肇一带。虽然惠州府以客家人居多，但经广州出海，自然而然地融入广州府、肇庆府社群。
广东人也称广府人，广东话（粤语）也称广府话，那是因为广州是广东省行政中心，因此以广（州）府和广州话（白话）为代表。
跟随莱佛士船队登陆的台山人曹亚志（1782－1830）于1819年创办的星洲谯国堂曹家馆，是本地第一个血缘组织。曹家馆位于劳明达街和加冷路交界。广东人在此地，也就是加冷河下游，从事锯木、皮革加工和砖瓦制造，后来也发展机械工业。2
曹亚志和来自台山的乡亲成立宁阳会馆（1822），这是新加坡乃至中国海外第一家会馆。319世纪广惠肇人士所成立的地缘性会馆还有惠州（1822）、中山（1837）、南顺（1839）、冈州（新会，1840）、东安（1870）、肇庆（1878）、番禺（1879）、三水（1886）。宗亲会馆则有刘关张古城会馆（1873）、广惠肇李氏书室（1874）等。4
在新加坡，广府相邻的地区可以联合组成会馆。例如南顺会馆就包括了南海县和顺德县。南海和顺德两邑人士前往南非开矿，途经新加坡时，先到香港街乡里住所留宿。东安会馆就包括了东莞县和宝安县（深圳），早年的会员多数是船员。增龙会馆（1947）包括增城县和龙门县两地。
19世纪成立会馆的出发点，都具有“赞助公益事业，协谋桑梓福利”的特性。清末，中国粤剧戏班向外寻求发展。1857年广东梨园子弟在新加坡创建梨园堂。1890年依照殖民地政府要求，以“八和会馆”注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粤剧戏班和睦共处，将欢乐带给民众。
20世纪会馆的组织方式趋向多元。例如怡怡堂瑞狮团（1920）舞着本地第一头醒狮到广惠肇碧山亭祭祖，通过舞狮团结乡民，多年后才成立鹤山会馆（1939）。51948年成立的顺德会馆，初衷是为了筹款接济家乡水患的灾民，其中不少是南顺会馆的会员。6早期这些会馆集中在牛车水一带，随着市区重建，有些在芽笼置业。
20世纪初，下南洋谋生的广东妇女多数来自三水县（今三水区）和顺德县（今顺德区），她们成为三水会馆、南顺会馆和顺德会馆的主要会员。三水女工在建筑工地干活居多，俗称三水婆或红头巾；工地也有一些来自花县和清远的蓝头巾女工。在新加坡当佣人的顺德妇女多数是俗称妈姐的自梳女。7妈姐晚年或通过会馆协助回到家乡，或在姑婆屋和斋堂终老。8
如今，先民的后代也已经扎根本土，会馆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自1990年代起，新加坡广东人的会馆轮流举办世界恳亲大会，联络世界各地的乡里。这类跨境联谊已成为会馆跟世界接轨的主要活动之一。新加坡广东人的会馆持续维护珍贵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也着力推广粤剧、舞狮、粤菜、节庆等特色文化。
Ini Indexs
华人南下新加坡谋生，在这片殖民地上，拥有别于中国的经商机会。莱佛士（1781－1826）在新加坡开埠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即给予商人特殊优待，处处保护商人的利益，并且公开宣称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分子。1
在殖民政府的政策下，部分从商的华人遂逐渐形成一个富人阶层，这自然也包括了从商的客家人。客家商人在经济活动方面建立影响力后，便会进一步争取成为本身族群的领导者，以利他们进入上层社会。商人欲达到上述的目标，必须对族群有所贡献，当中就是设立会馆来照顾同乡，以及办学校来让同乡子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亦形成包括客家人在内，华人社会的特殊现象，即商人、会馆和学校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当中的关键就是商人。
应和会馆于1822年成立之后，会馆领导层不忘同乡子弟的教育，于1905年5月5日，创办应新学堂（后名为应新学校）。清朝末年，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党，为了寻求海外的资助，纷纷出洋至东南亚或美国。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士为东南亚带来了新思想与新的教育制度，新加坡华人社会亦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新观念与新式教育的传入，使得私塾教育走入历史，而西方式的教育则成为之后办教育的参考重点。应新学校是新加坡最早创设的新式学校之一，创办人为会馆董事部的黄云辉（1865－1926）、锺小亭（生卒年不详）和汤湘霖（生年不详－约1940年代）等人。该校在教学法与课本均采用新标准，而学校的经费除学费外，不敷款项全由应和会馆的董监事捐助。2
学校创办最初是设在陆佑街，由于许多家长反映交通不便，最终校董部决定在同年8月21日迁至直落亚逸街（俗称源顺街）的应和会馆，利用会馆的空间作为校址。应新学校历经了草创期、兴盛期，然后其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顿挫。二战后，在会馆领导层和族群社会的支持下，完成了重建工作。然而，在1960年代初，教育政策的改变，导致生源从减少到后来的枯竭，学校亦在1970年宣布停办。
启发学校创办于1906年，当时茶阳会馆领袖刘春荣（生卒年不详）等人为了让同乡子弟能够接受新式的教育，便发起筹款，并租下陆佑街的店屋，创办了启发学校。开办之初学生有60多人，同年的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31911年，会馆总理蓝镜清（生卒年不详）与诸董事，为解决校舍与设备不足的问题，议决将会馆增建三楼，以作为校舍。二战后为应付战时失学的学子，茶阳会馆会长张梦生（1900－1977）领导董事部，进行扩建学校的工作。新加坡迈向自治和独立之后，为了迎合国家的发展，教育政策随着调整，而启发学校面临跟应新学校同样的命运。
1985年，启发学校董事部与教育部协商，决定该年停办启发学校，由教育部在西海岸路50号另建新校舍，茶阳（大埔）会馆捐献10万元协助学校的发展。该新学校保留“启发”旧名，称为“启发小学”,以感谢茶阳（大埔）会馆的捐款，会馆领导获邀请出任学校咨询委员会之成员。
应新学校和启发学校都是由客家会馆创立起来的学校，其在新加坡独立前，肩负文化和族群教育的任务。
Ini Indexs
19世纪初，在“青山亭”与“绿野亭”之前，新加坡广客两帮移民其实是先合作创建了一座福德祠。1换言之，广客两帮移民是先合作建有庙祠，再合作创建山亭。庙祠则是统筹坟山义冢“青山亭”与“绿野亭”之总机构，名为“海唇福德祠”，后来定名为“福德祠绿野亭公会”。
海唇福德祠，至少在道光四年（1824年）便已存在于直落亚逸街。该祠悬挂着一幅刻于道光四年的匾额“泽被海岛”，是目前已知的新加坡华族最早文物，便是一个证据。陶公铸（生卒年不详）在《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2中更详细记述：“在创设青山亭之前，于清仁宗嘉庆年间，属人同祀有大伯公神座于海唇，即今源顺街海唇福德祠神庙也，据前人所述，当日神座为一长者之坟地，初不过陋小而仅具规模，后以声灵赫濯，远近蒙庥，遂至祈祝者日众，及道光甲申（1824年），乃集众而修建之，并为属人谋福利之事，由是香火日盛，历三十年。”
换言之，由于当年直落亚逸街是条濒海街道，有长者浮尸至此，因而有善心人士筹资收敛尸体就地安葬。后因神灵显赫，香火日盛，来自中国广东的广府、惠州、肇庆（广惠肇）；嘉应五属（嘉应州：梅县、蕉岭、平远、五华、兴宁）；丰顺、大埔和福建的永定（丰永大）的三个移民社群便于1824年集资建祠，命名为“福德祠”。由于靠近海边，也名“海唇福德祠”，或“直落亚逸街福德祠”。自此，此庙成为广客联盟和接济同乡之场所。
根据现存的《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广惠肇信徒竖碑）、《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嘉应丰永大信徒竖碑）等石碑记载，福德祠曾经数度重修扩建，历经咸丰四年（1854年）、同治元年（1862年）和同治八年（1869年）。根据《砌筑地台捐缘勒名碑记》（1870）记载，又因祠前濒临海滩，广客两帮在祠前筑墙坪地，以演戏酬神之用，规模渐善，香火旺盛。
然而，广客两帮毕竟分属不同方言籍贯，来自不同地域祖籍，牵涉到庙宇香火钱免不了会引起纷争。根据《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光绪十二年，1886年）碑文记载，当年两帮司祝为了香火钱分摊不均争闹不休，惊动到英殖民政府之总巡捕与华民护卫司两位大人提讯立案。经过审讯，总巡捕与华民护卫司谕令两造绅商代表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九，即1887年1月2日签立合约，通过石碑镌刻章程规定，今后福德祠司祝由广客两属轮值，该年所有收入盈余或不敷由轮值者负责，秉公处理，不得再生事端。
从此之后，海唇福德祠与绿野亭就以此为管理模式3，往后的章程也以此模式规定广客两属轮值管理，沿用至今。1985年，福德祠被政府征用，1994年正式停办，政府将包括福德祠在内的土地出售作商业发展。由于神像众多，广客两帮恭请道士主持焚像送神回返天庭仪式，仅留大伯公和城隍爷于芽笼区的“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福德祠原址和建筑已为远东机构所有，经过装修后在1998年改为“福德祠博物馆”，以国家古迹的姿态在原址保留至今。
Ini Indexs
从前的广惠肇碧山亭坟场入口位于汤申路上段，坟场面积曾经约等于180多个足球场。1980年代初，政府将该坟场发展为碧山镇，如今约三分之二的碧山组屋坐落在原来的坟场上。1
碧山亭跟其他华人义山相似，代表着华人在异地自力更生，对不幸去世的同乡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传统价值观。各会馆社团在碧山亭共设立290个地缘、血缘和业缘性总坟，每年清明节和重阳节进行集体祭拜仪式。
继安葬广客（广东、客家）先民的青山亭（麦士威巴刹一带）与绿野亭（河水山）之后，1870年由梅南瑞等人发起，联合广州府、惠州府和肇庆府人士联合购置广惠肇碧山亭义山，用来安葬“聚萍踪于石叻，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然长逝”的广惠肇人士。2
碑文显示，经过20年努力，碧山亭的组织管理渐趋完善。梅氏人士包括梅南瑞（及其商号梅遂和）、梅湛轩、梅旺、梅端成等，“中街七家头”朱广兰、朱有兰、朱富兰、罗奇生、广恒号、罗致生、同德号都乐捐庞大数额，3作为建筑庙宇和开辟道路用途。广东番禺人胡亚基（1816－1880）则向殖民地政府“求免地税”。胡亚基当时兼任中国清朝、俄罗斯和日本驻新加坡三国领事。发展碧山亭的“大总理”梅湛轩，同陈恭锡（1850－1909）、陈若锦（1859－1917）、佘连城（1850－1925）等人受委为第一届华人参事局委员。4
20世纪初，随着大量移民南来，甘榜山亭里的住家店铺增加，人文经济开始成形。由广东人16会馆联合管理的碧山亭在坟场旁创建碧山亭学校（1936－1981），为各族孩童提供免费教育，把甘榜山亭发展成为乡居农耕、殡葬孝道礼仪并存的社区。
1948年，碧山亭添置175英亩地，总面积扩展至清山时的规模。坟场以12个路亭作为标志，为前来拜祭的家属提供歇脚处。13座山头以“星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盂兰胜会”为名，如星字山、加字山、坡字山等，以此类推。5
碧山亭与广惠肇留医院紧密合作，为在留医院去世但无人认领的先人处理后事。根据1923年的万缘胜会碑记6，当时碧山亭已经拨款作为留医院用途。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会议记录显示，吴胜鹏（1873－1951）、区冕堂（约1882－1939）、陈赞朋（生年不详－1939）、林文田（1873－1943）等人参与的碧山亭三属同人大会表决，同意广惠肇留医院的要求，将第二亭的树乳园（即橡胶园）作为“历年在医院亡故之先友执骸迁葬，作为义塚之用”。
曾经担任碧山亭总理的吴胜鹏是时任广惠肇留医院总理，区冕堂、陈赞朋、林文田也是时任广惠肇留医院的财产受托人与董事。他们也在其他慈善组织、宗乡社团和学校服务。
万缘胜会是碧山亭的旗舰活动。71943年和197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裕廊造船厂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事件，碧山亭皆举行万缘胜会法事为罹难人士进行超度。
20世纪80年代清山的时候，碧山亭争取到约五个足球场的土地，转型为骨灰安置所，为所有种族和籍贯人士服务。碧山亭于2018年成立文物馆，将广东人坟山和碧山的历史保留下来。8
Ini Indexs
新加坡开埠初期，即有处理华族不同方言移民先贤的坟山组织，如福建帮的“恒山亭”、潮州帮的“泰山亭”等。这些组织同时承担了整合与领导该方言社群的重要功能。然而，早期的广东帮和客家帮却不是独立建构坟山义冢，而是采用了联合协办的合作方式。相信这与早期的广客两帮移民人数较少，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单薄有关。
从留存至今的石碑与账簿等历史文献可见，在19世纪初，新加坡广客两帮移民分属来自中国广东的广府、惠州、肇庆（广惠肇）；嘉应州（嘉应五属：梅县、蕉岭、平远、五华、兴宁）；丰顺、大埔和福建的永定（丰永大）的三个不同方言移民社群，他们合作建立的坟山义冢有“青山亭”和“绿野亭”。早前可见的碑文与文献资料主要涉及绿野亭，因此学界和社会大众对青山亭的历史比较陌生。
通过碑文与文献梳理可知，青山亭坟山建于绿野亭之前，但具体创建年代不详。例如，《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1840年，广惠肇、嘉应、丰永大同立）中仅刻有“昔年有公司之山”。《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1963年）中，陶公铸（生卒年不详）等元老直接清楚写明该“公司之山”即“青山亭”，称“绿野亭”是在“青山亭”葬满之后而新设：
“戊戌（1838年）之先，属人原有青山亭之设，位于安祥山之东，即今柏城路之西一带滨海地段。120年前……属人等以不忍目睹暴露之情，乃集议而谋寄葬之地于此，以其蓁莽青苍，邱陵起伏，故命其名曰青山亭。”
从光绪年间绿野亭账本中的零星记载也可窥探青山亭的一些细节，例如，根据《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的记载，在光绪乙已年（1905年），青山亭收有地租15元和交屋契金15元，以及青山亭最后一次修建是在光绪丙午年（1906年）和丁未年（1907年）。至于“光绪丁未五月青山亭起葬状师费50元”的记录，显示了青山亭在1907年开始迁葬。目前嘉应五属义祠有一总坟墓碑上鐫刻：“青山亭迁徙总坟之墓、嘉应五属祀”（立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冬月旦），证实青山亭的正式迁葬当在20世纪初。
道光戊戌年间（1838年），因青山亭已无安葬空间，广客侨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空地建山，殖民地政府于1840年正式批准一块面积32英亩的山地，位于中峇鲁和合洛路之间、期限999年。广客两帮将此新山名为绿野亭，“取青山与绿野相对之义也”。绿野亭完工之后，广客两帮镌刻《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记载其修建缘起。
从诸多碑文与史料探索，绿野亭反映了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内有广府与客家等籍贯之方言差别，外有两帮移民的祖籍地差异。因此，新加坡广客两帮的移民认同与社群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远在福建帮的恒山亭和潮州帮的泰山亭之上。其次，由两帮合作创建的“海唇福德祠”，在管理两帮的坟山时，也仅局限于基本的丧葬祭祀、祖先崇拜和神明信仰为主的宗教功能，与闽、潮、琼帮也以山亭作为领导帮群的社团功能不同。
物换星移，青山亭、绿野亭原址先后被政府征用，只留绿野亭迁至蔡厝港坟场，有县籍姓氏者4341穴，无县籍姓氏者7177穴，合共1万1518穴。其余大多数的广客血缘与地缘总坟，分散到广客自属的“碧山亭”（广惠肇）、“双龙山五属义祠”（嘉应）和“三邑祠”（丰永大）。
Ini Indexs
新加坡广东人的医疗慈善事业，可追溯至1867年“中街七家头”1创办的同济医社。同济医社为新加坡河畔这个华人密集地区的贫困人士提供义诊，不分籍贯。慈善家纷纷伸出援手，通过捐款和联合管理来发展这所跨帮群的民办医社。
1885年同济医社正式注册，1892年以同济医院的名义从单边街迁至哇燕街（今余东旋街），延续施医赠药的初衷。2不过，这家“医院”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住院留医场所，而是集合门诊和相关学问研究的“医学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1906年正式成立前，同济医院也是商人议事和接待贵宾的地方，并曾充当商会的临时办事处。
随着移民日益增加，20世纪华人创建的慈善医疗事业，服务对象也是跨族群的。具代表性的除了同济医院，也包括善济医社、茶阳回春医社（今已不存）、广惠肇留医院、中华医院、佛教施诊所、德教太和观、义安中医药中心等。
1910年筹办的广惠肇留医院（简称留医院），是新加坡近代史上规模宏大，也是几乎整个20世纪，唯一让病人住院留医的民办慈善医院。马来同胞称留医院为“rumah miskin”（济贫之家），留医院也成为实龙岗路的地标。3
留医院的成立与中国时局的变化有关。清朝末年，新加坡迎来大批中国移民，公共医疗系统无法负荷。时任总督安德逊（1858－1918）要求本地粤商协助，为骤增的广东社群提供福利。1910年，黄亚福（1837－1918）、梁敏修（1866－1916）、邱雁宾（1863－1930）、吴胜鹏（1873－1952）、陆寅杰（1849－1933）、朱树铭、谭庆云、林雨之、李星南等人4召集广惠肇三属人士，参考广州方便医院模式，买下实龙岗路陈笃生医院搬迁后留下的产业。99年契约由创院总理黄亚福签署，政府每年收取一元合同费，有效期至2010年。“广惠肇方便留医院”在1911年正式投入运作，百年来完全依靠民间义款来维持。5粤语“方便”是双关语，一是利人，为病患提供方便；另一个意思是，如果手头方便，不妨乐捐汤药费，如果手头不方便那就免了。
留医院创建时按照当时宪法运作，医院可以聘请中医和使用中药，但必须另聘西医，开创本地医院融入中西医疗技术的先例。此外，留医院必须无偿为广东籍妇女提供接生服务，门诊则开放给所有籍贯人士。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医院部分病楼遭到轰炸，附近的民居亦被毁，留医院的空地变成临时坟场。
昭南市政局及卫生局允许留医院在战时继续运营，曾纪辰（约1881－1972）和胡文钊（1887－1958）分别担任正副主席，陆续增聘医生和护士，而这些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里。留医院得到卫生局提供药物，粮食则靠董事筹款购买。当时留医院的住院病人，有一半患上脚气病和水肿，那是因其他粮食缺乏时期，食用木薯过多而导致的。
1974年6月15日，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易名为广惠肇留医院，成为一所全面开放的民办公共医院。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只有广惠肇三属人士住院的规定，接受全国各族人民住院治疗。2010年，99年的地契到期后，主院获得批准留在原址，继续发展成为社区疗养院。7
Ini Indexs
客家移民最早何时抵达新加坡，目前仍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1781－1826）登陆新加坡后不久，很多客家移民就来到新加坡参与开发。1822年客籍的嘉应州人和惠州人分别成立应和会馆和惠州会馆，照顾同乡福利。他们也是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方言群地缘会馆。从此，客家人成为新加坡华人族群的一个重要组成群体。
新加坡客家人口数量不算很多，根据统计数据，1881年有6000余人，到了1947年增加至4万人左右。目前新加坡的客家人口数约20万人。从19世纪以来，客家人占新加坡华族总人口的5％至8％之间。新加坡客家人的原乡主要在中国广东省的大埔、嘉应州、惠州、丰顺和福建省的永定。另有一部分客家人来自广西的博白和容县等地。因此，新加坡主要的客家会馆就是这些人数比较多的客家人所组成，以年代来排序，分别是1822年成立的应和会馆和惠州会馆、1858年成立的茶阳（大埔）会馆、1873年成立的丰顺会馆、1918年成立的福建永定会馆。此外，新加坡还有客属宗亲会馆组织，如客属黄氏公会和客属张氏公会等，目前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各类客属会馆有19个。1929年原籍福建永定的客家富商胡文虎（1882－1954）为团结所有客家人，号召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成为新加坡客家人的联合机构。
新加坡独立以前的客家会馆和其他方言群会馆类似，主要是照顾会员的各种需求和福利，从移民新客的实际生活如住宿和工作，到精神生活如教育和信仰等，无微不至。由于会馆的引介和技能关系，早期的客家移民除了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外，也进入商业并垄断了其中一些行业，例如典当业、中药业、洋服业、眼镜业等。但总体来说，客家人的经济实力不强，无法与掌握金融业和出入口大宗贸易业的福建人和潮州人竞争，因此比较少客家人进入新加坡华族社会的领导阶层，因为当时主要是以财富作为晋升社会领导层的基础。
在兴办教育方面客家人则没有落人之后。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受到中国开始设立新式学堂的影响，也从私塾教育转变学堂教育。新加坡客家人是最早开办学堂的方言族群之一。新加坡嘉应会馆和茶阳会馆分别于1905年和1906年开办应新学堂和启发学堂，成为新加坡最早成立的一批新式学校，也可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端。
此外，客家人也兴建庙宇和购置坟山，以满足他们的信仰和安灵的需求。客家人在1844年在新加坡临海处建造供奉大伯公的福德祠，又称为“望海大伯公庙”。各主要客属会馆选派人员担任庙宇董事，并委任庙祝管理庙务。另一方面，为妥善安葬客死本岛的客家移民，19世纪上半叶客家人先后购置青山亭和绿野亭作为客家人的义冢（青山亭和绿野亭也都有广帮的参与）。后因移民人数增加，原有的义冢无法满足安葬先人的需要，丰顺、永定和大埔三邑客家人组织丰永大公司，于1882年开辟“毓山亭”义山，坟山内建一座“三邑祠”，以供奉先人的神位。同样的，应和会馆也于1887年购辟“双龙山”坟场，内建嘉应五属义祠，安置嘉应五属先人神位。
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客家会馆也和其他方言群会馆一样，在殖民地时代的许多基本社会功能也被政府取代。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和国族认同需要，客家会馆也进行转型，例如，原客家人兴办的学校，已转变成以英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政府学校。会馆活动方面，也以推广华族文化与传承客家习俗为主。此外，因应新时代的趋势，客家会馆也走向世界，包括组团出席海外主办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联谊合作、工商拜访、文化交流等活动。
Ini Indexs
华人移民的后代，目前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占超过70％。这些移民先辈早在15世纪，便已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新马一带定居。早期移民虽然分属不同籍贯，口操不同方言，但多数都来自中国南方。其中一个群体，就是海南人。
新加坡海南社群的人口在过去600年来持续增长。根据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统计，新加坡目前约有18万3000名海南人定居。1海南人是本地第五大方言群。海南人和其他方言社群一样，为了联系乡情、敦睦乡谊，建立了自己的宗乡会馆——例如1854年成立的海南会馆，和1956年成立的新加坡海南协会——负责为同乡谋福祉，协助他们安排工作和住宿、给家乡亲人汇款等。这些会馆后来在发展和推广海南音乐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本地海南音乐工作者的活动中心。
海南音乐大致上分为民谣、八音、琼剧三大类，其中以口耳方式代代相传的海南民谣，可细分为山歌、渔歌和儿歌。至今仍广为传唱的海南民谣，有《五指山歌》《站在山顶唱山歌》《日头出出雨下下》等。
海南八音使用的八个乐器类别，可分为两种：一是唢呐、月琴、扬琴、笛子、吊弦（亦称调弦）等旋律乐器，二是钹、鼓、锣等打击乐器。现代的八音乐团，可视演出需要灵活安排乐器，乐团一般会在婚礼或神明诞辰之类的喜庆活动上表演。
民谣和八音是常伴海南人日常生活的音乐，琼剧则被视为更高层次的艺术形式。琼剧演出在悠长历史中发展出一套须严格遵从的标准体系。琼剧分为古装戏、文明戏两种，古装戏主要讲述过去的事迹，文明戏呈现的是当代的故事，可视为社会的一面镜子。
吊弦是琼剧表演的领奏乐器，因以弦为掌调乐器，故也称调弦。其他配乐乐器则有：唢呐、扬琴、月琴、大阮、大胡、鼓、锣、钹等。
琼剧团一般都由琼剧名角发起，目的是为培养能胜任专业演出的本地人才。其中一个著名例子，是知名琼剧男演员庆寿兰（1808－1895）于1859年创办的星州剧社，惟剧团目前已解散。2至今仍在运作的重要剧团，都是较后成立的，例如新加坡琼州青年会（1956）、琼南音乐戏剧社（1957，今新兴港琼南剧社）、琼联声剧社（1957）和二南琼剧团（1966）。这些剧团在新加坡琼剧的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许多琼剧团的作品灌录成唱片后广受欢迎，使得琼剧更广泛地传播。其中最受欢迎的唱片曲目包括：《红叶题诗》《张文秀》《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与黄金》等。因琼剧盛行而催生的本地琼剧明星包括吴雪梅、符青云（符敦理）、符赛珠，另外还有乐手符祥春（1904－1989）、韩宣元等。这几位琼剧演员的艺术才华，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新加坡作为移民社会，其丰富文化遗产实由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交织而成。这当中，海南社群的音乐传统也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亦糅合了潮州社群和广东社群的文化特色。在海南宗乡团体的推动下，海南音乐是新加坡文化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Ini Indexs
1934年，新加坡第一个华人音乐团体——爱华音乐会（后来易名“爱华音乐戏剧社”）成立。时处中国抗战年代，南洋华人得以接触与抗日、抗战有关的戏剧、绘画及歌曲。戏剧如《回春之曲》《放下你的鞭子》、绘画如徐悲鸿（1895－1953）《田横五百士》《放下你的鞭子》、歌曲如聂耳（1912－1935）《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及冼星海（1905－1945）《黄河大合唱》等，皆阐述了抗战主题。
那年代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对祖国多怀有浓厚的故土乡情。来自中国的新时代文化产物，包括那些有抗战背景、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自然广受欢迎。虽然当时还未有任何本土艺术创作的有利条件，对年轻一代的有识有志的音乐人而言，这些歌曲滋养了他们的心灵，播下了些许本土创作音乐的种子。
在这样的氛围下，同时受到武汉合唱团到新加坡、马来亚筹款义演的鼓励，1939年，新加坡第一个华语合唱团“铜锣合唱团”（今已不存）正式成立。新加坡本土华文歌曲创作也由此起步。
受到中国抗战歌曲的影响，1930至40年代的本土华语歌曲创作者，其曲风、词意和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及政治气候息息相关，极具时代特色。这个时期的作曲作词者主要有叶立天（1921－1943），他是铜锣合唱团的中坚分子，代表作有《铜锣合唱团团歌》《新加坡河》《雪之歌》及《赤道之歌》等。英文源流学校背景的广东梅县人、本土华文歌曲创作的先行者叶立天，由于被认为作品涉及政治敏感，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逮捕绞杀，过早结束了悲壮的一生，时年未及22。
另一位也因战争而英年早逝的重要音乐人是杨励（1919－1942），他的作品包括《别离》《保卫马来亚》及《铁丝网》等。同时期的代表歌曲还有红苍的《思乡曲》《红日谣》《生活叹》，长虹的《五更叹》《苦难的人民》《各民族进行曲》及《缝衣谣》。1尚有著名钢琴老师黄晚成（1909－2007）词曲的《怀人》，此曲纪念她在日据检证时遇害的丈夫。由已故本地著名书法家潘受（1911－1999）作词、中国音乐家夏之秋（1912－1993）作曲的抗战筹款歌曲《卖花词》在当时也很有代表性。
当时传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华语歌曲，除了战时之歌，也包括了一些1940年代前后广受欢迎的上海流行曲，即所谓“时代曲”。当年的流行歌曲，虽有一部分是市井民间小调，也有不少忧国忧民、反映当时生活现实的专业创作。《桃李春风》《西子姑娘》《花样的年华》《简单的生活》《合家欢》《钟山春》《月下的祈祷》《街头月》以及《前程万里》就是其中较具代表的例子。
另外，1940年代短暂寄寓星洲的重要歌曲创作者，有任光（1900－1941，歌曲《渔光曲》与乐曲《彩云追月》作者）及安娥（1905－1976，歌曲《渔光曲》作词者）等人。
日据时期结束不久的新加坡，真正科班出身的本土华语歌曲创作者依然不多。1952年李豪合唱团、1953年丽的呼声青年合唱团、1959年星市合唱团和1961年佳音合唱团等华文主流合唱团相继成立。这些合唱团主要演唱的，还是来至中港台及西方的艺术歌曲或民歌改编，谈得上是本土创作的，依然是那些反映时代风貌、政治斗争、生活环境的写实歌曲。
1950年代前后创作的华语歌曲之本土风貌日趋显见，创作技巧也渐趋成熟。这时期的歌曲创作包括了流传甚广由莫泽熙（1935－2009）根据雨洲（生卒年不详）作的散文诗《我漫步在胶林里》改写的《胶林，我们的母亲》。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曲风深刻描述了当时割胶工人的艰苦生活以及乡土之情，是那个时代广为传唱的代表作。
1950年代的代表作2
1930年代至1950年代本地华语音乐活动，以抗战主题和战时之歌为主导。1940年代开始受欢迎的时代曲，是另一种音乐类型，当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也有一定的受众。战后1950年代，各个华文主流合唱团相继成立，为本土华语音乐创作提供了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Ini Indexs
1960年代，新加坡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华语歌曲的风格也因应而有所变化。这时期的歌曲有一部分还是有“左倾”意味、反殖追求、且歌颂劳动人民的歌曲；同时也有风格迥然不同、充满朝气、建设新国家的歌曲。这时期重要的作曲家有马人（吴鼎风，1930－2019）、李学训（笔名李英、黎华、囚鹰，1932－1991）、田鸣恩（1918－1994）、梁荣平（1931－2011）、李煜传、刻思（李炯才，1924－2016）等。
1960年代本土创作华语歌曲代表作
1970年代是本地民间华文文艺团体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文艺创作，包括戏剧舞蹈等，都特别强调劳动生活体验，也涌现了大量的同类性质创作歌曲。其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歌曲作者应数原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音乐导师、后来留学美国的周淑桂（1954－2013）。周淑桂的歌曲作品包括《渔村组歌》2《黄梨园组歌》3以及《林明组歌》4。同一时期的歌曲创作还有南方艺术研究会的集体创作《迎春》、集体填词竹叶作曲的《补网》5以及近200首佚名同类型的集体或个人创作。6
同时，在1970年代中后期，民间和官方机构也相继主办歌曲创作比赛，对本土创作华文歌曲的发展，起着直接的催化作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7年由国家剧场信托局和新加坡电视广播电台主办的“我们的歌”歌曲创作比赛、于1978年与1979年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和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联办的 “工友之歌——歌曲创作比赛”，以及1979年南洋大学主办的“南大校歌”作曲比赛。
1970年代歌唱比赛催生的本土创作华语歌曲
1979年，新加坡本土华文歌曲进入一个创作风格的分水岭。作曲家梁荣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音乐语言重新诠释李白的诗句，创作了《李白诗四首》合唱组歌。7 此前的歌曲，无论是业余或专业性质，在写作技法或风格，基本上都较传统和保守。梁荣平这可谓“划时代”的创作，和前述华语歌曲在技法上截然不同，意味着本土创作华语歌曲已渐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