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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的传统节日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华人共同庆祝的节日，包括华人最重视的“时年八节”。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1989年出版的《华人礼俗节日手册》，就特别提出“时年八节”包括春节、清明、端午、七巧、中元、中秋、重阳和冬至等八个节日。《手册》指出，只选择这八大节日，“原因是这八大节日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新加坡各籍贯华人所重视和热烈庆祝或隆重纪念的节日”。1
传统华人的节日是和农业社会的农耕周期，以及家庭礼仪有关。海外华人则尤其注重有关生和死的节日，以及在定居和确立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对生活庇佑的期待和对死有所依的关怀。时年八节一方面强调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也是对祖先履行孝道的节日；另一方面，是社区或群体祈求神明、祖先和先人的庇佑，以确保群体和社区繁荣平安。社群广泛重视的节日如作为新的时间周期的开始、象征去旧更生的春节（华人农历新年），以及救赎幽魂、祈求安泰、去厄迎祥的中元节，这类节日都有大型的社区庆祝活动。
第二类与传统中国习俗有关的节日是庆祝神明诞辰的节日。单是《通胜》就记录了147个神诞。2诞是庆祝神明生日或得道的日子，因此是“阳”的、喜庆的日子。个人和家庭在神诞时酬谢神明的恩典和庇荫，把神明的威力通过食物、香火或神明的行身带回家中。也就是说，通过奉献和回报，与神明订立一个契约关系，期待神明庇佑新的时间周期。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庆祝哪一个神的诞辰是有选择性的：一方面是与神明的灵验有关，另一方面与所属的群体和生活的社区有关。
寺庙、社团则会通过仪式专家为社区洁净、为神明贺寿。有大型社区性贺诞活动的节日，是与社区内的方言群、行业有密切关系。例如在新加坡，福建、潮州、广府、海南等群体都分别庆祝妈祖诞（又称天后诞）、南安群体庆祝广泽尊王诞、三行工匠庆祝鲁班先师诞、戏班庆祝华光诞等。因此，从灵验出发的庆祝是跨籍贯的，而从责任出发的庆祝是强固社群身份认同的。
曾经在1850年代当过新加坡警察总长的华汉（1825－1891）在1879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英国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的书籍。3华汉以警察总长的身份，通过关于人群管制的工作、人脉关系以及日常的观察，介绍他所认识的新加坡华人节日。他在书中罗列了三类新加坡华人庆祝的节日。第一类为上述所说的华人普遍庆祝的节日。第二类是并非所有华人都会庆祝的、与特定的社群、庙宇有关的神诞。在书中，华汉提出第三类的节日庆典：即是潮州人每年一次从农历十月廿六到十一月，以及福建人三年一次的游神活动。4
迎神赛会原来在传统的中国地方社会都有举行，新加坡的游神活动在20世纪初因为反迷信思潮的影响而不再举办。虽然如此，在新加坡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社区节日以传统华人文化的名义，举办富有新加坡在地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这些节日包括九皇诞和龟屿岛进香、万山福德祠的舞火龙等连结不同华人方言群的游神活动5，以及潮州善堂执行的仪式和法会、兴化人举办的九鲤洞逢甲普度和广惠肇碧山亭的万缘胜会等以特定方言群为中心的大型庆典6。
华人节日是周期性的社会活动。由于节日的重复性，它的作用在于强化社区成员的连系、定义社区界线和成员身份。从常规的节日中，我们可以预测其进行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组织和参与的个人与群体的特质。我们也可以从节日中，理解到社区群体共享的意识形态和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的世界观。7节日的庆祝与否，在个人和家庭的层次上，与“灵验”和“回报”有关。在社区则是和身份认同、区域界限有关。前者是有选择性的，而后者是社会责任，所以是规范的、非随机性的。
总而言之，新加坡的传统华人节日可以说是有三个层次：（1）华人共同庆祝的（2）特定群体，尤其是方言群体的，以及（3）在地创新的。它们一方面传承华人的大传统、原乡区域社群的小传统以及在在地化过程中，以华人文化传统名义的在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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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南亚的华校大部分采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印行的课本。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原为中国当地的学生编写，以灌输各学科新知识和培养中国国民性格为目的，并没有将华侨居住地的气候、物产、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等因素纳入编写教科书的考量。直到1930年代初期，第一批专门为南洋学生编写的“南洋适用教科书”才面世。
这批“南洋适用教科书”，大多依照中华版《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及商务版《复兴教科书》系列的选文为蓝本，改编而成。大部分内容保留了中国国内教科书选文和插图，小部分内容或插图则以南洋的风土人情取代，以符合“培植适于南洋之充实生活能力，增进各民族感情”的侨校教育宗旨。
从“南洋适用教科书”到“南洋教科书”
与此同时，一些本地书商如众兴出版社、南洋书局、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等，也开始参与华校教科书的出版，与中国出版商分享东南亚的华校教科书市场。本地书商还进一步在东南亚各大城市如雅加达、泗水、吉隆坡、槟城、马六甲、仰光等地设立分店，分销或出版当地适用的华校教科书。新加坡出版的“南洋教科书”系列，包括国语（华语）、常识和公民教科书，充满南洋色彩，将马来亚学童熟悉的环境和语境纳入课本内容。
根据笔者针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六大图书馆馆藏的调查，战前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和南洋版（特别是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总数约有200余种，科目涵盖国语（华语）、英语、常识、公民、自然、博物、书信、尺牍、文范、作文、算术、珠算、历史、地理等科目，教材包括课本、教学法、教员准备书、教学指引、手册、测验练习本、会考准备书。教学程度则从幼稚园至高中各年级的教材皆有，相当完备。这些教科书，大都在封面标注“南洋”“南洋华侨”或“南洋侨校适用”等字样。
战前和战后初期的这批“南洋适用教科书”或“南洋教科书”，其本土风情主要体现在国语（华语）、常识、公民、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某些课文内容和插图上。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沈百英（1897－1992）等编写的南洋华侨小学适用《复兴国语教科书》1初级第二册中的三篇课文，把中国版的“打大麦”“杨柳条”和“大麦”内容，换成南洋学生熟悉的“椰子树”“扇芭蕉”和“豆子”。事实上，椰子树、香蕉和扇芭蕉，在上海商务及上海中华系列教科书内，几乎成了南洋风情的代表插图素材。有些“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的课文内容，保留了中国版教科书的原文，插图则以椰子树为背景。
南洋元素的增加
中国编篡、新加坡出版的南洋教科书，其本土特色一般较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为浓厚,内容方面也较顾及本地的课题。例如，南洋书局的《南洋公民教科书》2初小第一册课文中，有一幅悬挂着中英两面国旗的图片。旁边的文字教导学生要尊重国旗，同时也要尊重英国国旗。高小课文“马来亚的人民”“民族间的协调”，就比中华版“马来人的住宅”等篇章更为详实和贴近南洋现实。又如《南洋常识教科书》3中的课文，也谈到香蕉、椰子、榴梿等本地水果，以及热带雨林中的原始民族与动物，课文中不乏本地惯用的外来词语如“巴刹”等。再如，新加坡上海书局《现代国语课本》4第三册第二十课“南洋真是好地方”就唱出“把南洋作故乡”的本土色彩：
“唱唱唱，听我唱，南洋真是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热，冬天不用加衣裳。没有雪，没有霜，树木长得快，果子多又香。中国人，在南洋，就把南洋作故乡，唱唱唱，听我唱，南洋真是好地方。”
总体而言，无论是由中国包办编纂出版，或由中国编纂、在本地出版的南洋教科书，依然以中国为本位，南洋华校依旧是“侨校”。书中出现的“南洋风情”只不过是配合华侨居住国的情况而作出的一些调整，好让学生较能体会内容，以辅助学习。1950年代以后，新马朝着自治建国的道路迈进，为了培养华人子弟以马来亚为效忠地的思想，教科书的编纂才开始注重灌输本土意识，编纂展现“马来亚化”色彩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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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是新加坡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农历年初一和初二是法定公共假期，也是社团组织、亲朋戚友共聚一堂，进行团拜和互道祝福的日子。有些华人家庭也会借此机会招待上门拜年的异族同胞，凸显新加坡多元种族和谐相处的特性。放眼世界，各地华人都有庆祝农历新年的习俗，舞狮表演成为受欢迎的庆祝方式之一。新加坡的舞狮采青贺年亦不例外。
传统家庭腊月（农历十二月）廿四送灶神，又称“送灶君”或“谢灶”，让灶神品尝美味供品，抵达天庭时多说好话，以便来年大家有口安乐茶饭。谢灶后家庭主妇开始准备应节糕点。以广东人为例，传统食品包括煎堆、油角和虾饼，寓意“煎堆碌碌，金银满屋；油角弯弯，家财百万；大虾大虾，食咗笑哈哈”。
除夕夜，新加坡各籍贯人士都有吃团圆饭和守岁的习俗。客家人的菜粄、海南人的薏粑（也称忆粑）、潮州人的白肚鱼（发财鱼）都各具特色。现在“围炉”火锅逐渐盛行，有些家庭则预定年菜，或上餐馆团圆。吃完年夜饭，逛街市补购年货，顺便到庙堂祈福。
新年到了，大家穿上喜庆颜色的衣服、带着年柑，到亲友家拜年，交换祝福。已婚人士给小辈分发红包，讨个吉利。随着手机和无线网络在21世纪普及，人们也流行发短信拜年。
过年期间必须避免一些禁忌，例如大年初一不能用扫帚扫地，否则一整年都不吉利；打破碗碟以“落地开花，富贵荣华”来补运。不中听的食物名称都被改掉了，例如粤语的“蚀”、“干”和“输”，分别以“俐”、“润”和“胜”取代，“猪舌”说成“猪俐”、“猪肝”称为“猪润”，“丝瓜”变成“胜瓜”。“血”亦不吉利，所以“猪血”改称“猪红”。
初二“开年”，把两粒柑和一封红包放在地上，扫到门口后扫回头捡起来，寓意把霉运扫出家门，金银财富留在家里。以前外嫁的女儿一般初一留在夫家招呼客人，初二回娘家，父母准备美味佳肴迎接女儿。
过去有些家庭以姜葱焖鲤鱼开年，“鲤鱼岌岌（点点）头，金银到你手”，取义大吉大利（鲤），年年有余（鱼）。有些人用活鲤鱼祭祖后放生，若鲤鱼转个圈子才离开，则表示生意（鱼）有回头，来年顺顺利利。
大年初三“赤口日”容易招惹口舌是非，因此避免拜年。年初四华人店铺多数开门营业，阔气的老板分发开工红包，请员工吃开工宴。相传这天众神辞别玉皇大帝，返回人间。
正月初七“人日”，鱼生已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大众美食。20世纪30年代，大东酒楼推出“好运鱼生”1，1960年代粤菜四大天王（谭锐佳［1928－1996］、冼良、许国威、刘育培［1932－2006］）使用香脆七彩的佐料，为鱼生增添风味。潮州人吃七样羹，一般用大菜、芥兰、蒜菜、白菜、厚合、春菜及芹菜煮成，寓意田园不生草。
正月初九“天公生”，是福建人的盛大节日，最重要的祭品是连根带叶的甘蔗。相传明朝时倭寇侵扰福建，村民到蔗林里避过劫难。这一天是大年初九，拜天公就这样流传开来。
正月十五元宵节为新年画上句点。
“春到河畔”和“妆艺大游行”可说是最具新加坡本土特色的集体庆祝活动。
1972年政府推出燃放鞭炮禁令，隔年改以妆艺大游行来制造新年气氛。这个民间参与的年度街头游行庆典，通常在农历新年的第二个周末举行，如今也吸引国际表演团队参与其盛。1987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办第一届春到河畔，目的是为了保留华族传统，并将此传统传承给下一代。
吃喝玩乐之余，我们可以为新年赋予深一层文化意义，例如进行反思规划，创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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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南来的华人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宗乡会馆应运而生。1890年，英国殖民政府规定所有会馆都须按照社团注册法令向有关当局申请注册为合法组织，不可参与任何非法与政治活动，属于非盈利性质的团体。
从概念上说，宗乡会馆主要以血缘、地缘划分为两大类别。两大类别有密切关系，性质却有所区别。血缘性的宗亲会馆乃指氏族宗亲的团体，以同一姓氏或联宗（几个姓氏）所组成。其规模小，会员人数不多，主旨乃是联络宗亲之间的感情，以曹家馆（全称星洲谯国堂曹家馆，1819）为最早。
地缘性的同乡会馆也称为乡亲会馆，乃指各以省、府、县、乡或村为单位的组织，着重为当地的同乡谋福利，以广府人的宁阳会馆（1822）为最早，其次为嘉应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同乡所创立的应和会馆（1822）。规模较大亦称为会馆，如福建会馆、琼州会馆（今海南会馆）、广东会馆等；规模较小则称为同乡会，如古甯同乡会、重兴同乡会、玉屿同乡会等。
吴华（1933－2018）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记载，19世纪初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创立的血缘性组织约200多家，地缘性组织有133家。根据2022年的统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拥有244个会员团体，其中229个为宗乡团体，15个为准会员（包括文化艺术组织和校友会等华社团体）。其中七个团体之会员人数少于50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宗乡会馆组织不仅在形态、功能性质等不断地扩充调适，也面临诸多挑战。2020年7月20日《联合早报》报道，本地会馆面临老龄化问题，活跃会员以60、70岁的长者为主，但部分会馆亦有两代人共同参与。这意味着，宗乡会馆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要不断做出更新与改变，以避免断层，永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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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伊始，便吸引着大量中国移民南来谋生，新加坡华人社会逐渐成型。在南来的华人群体当中，他们又因原乡祖籍地的不同，依据地缘属性划分为不同的小社群，形成以方言群为群体认同的帮群结构。早期南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可根据方言群而分为五大帮，即包括来自福建的闽帮、广东的广帮、客家的客帮、潮州的潮帮和海南的琼帮。
在五帮之中，闽帮人口最多、势力最强，在早期帮权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福建人较早移民至新加坡，当地最早的福建公冢——恒山亭成立于1828年，距离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仅相差九年。闽帮的特色之一在于其领导结构乃由马六甲的侨生家族主导，这些家族在较早时就举族移居新加坡，在当地建构起闽帮社会，建立了海外的第二家乡。
薛佛记（1793－1847）、陈笃生（1798－1850）、陈金声（1805－1864）等新加坡重要闽帮家族均源于马六甲，在两地华社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威望。薛佛记为恒山亭的最高领导人物，出任大董事。陈笃生在1840年建立的福建庙宇——天福宫，随即替代恒山亭成为闽帮的领导机构，陈笃生也因此成为闽帮的重要领袖。天福宫同时也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以陈金声为首的闽帮领袖，分别在1849年和1854年创建的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即新加坡目前可考的最早私塾之一。早期闽帮社会所建设的恒山亭、天福宫、萃英书院无不反映福建群体在本地留下的历史足迹。
旅居新加坡的潮州群体的人口数量仅次于福建人，同样在较早时期就移民至新加坡。潮帮最古老的庙宇——粤海清庙在1826年就已存在，其创立年份甚至还可往前追溯，比闽帮的恒山亭和天福宫更为悠久。粤海清庙本为领导潮帮的主要代表机构，但在1845年就被潮帮领袖佘有进（1805－1883）创立的义安公司取代。义安公司在同年购置泰山亭作为潮帮的首个公冢，此后佘氏家族主导的义安公司长期充当潮帮的领导机构。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成立，成为潮帮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机构。佘氏家族对潮帮领导权的长期控制乃得益于其家族掌管大片胡椒与甘密种植土地。早期潮帮群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大多数潮州移民都属于从事胡椒或甘密种植的劳动群体，故大地主佘氏家族能轻易对其进行掌控。在文化教育方面，潮帮领袖乃于1906年集资创办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属于当时的新式学堂之一，后更在1940年创建起义安女校（今义安小学）。两所学校均由义安公司管理。
广东人和客家帮群体在数量上远不如闽帮和潮帮来得多，但其移居新加坡的历史并不比后两者来得晚。从现有的文字资料可以得知，广、客两帮曾一同经营青山亭和绿野亭两座坟山，青山亭的历史更可追溯至1820年代，甚至极有可能在莱佛士开埠新加坡时就已开山。广、客帮人数较少，两大方言群在地缘上又较为接近，故愿意跨帮合作共同建立起坟山，是未在其他帮群所见。广客两帮人数虽少，却能再细分为三大社群，即广惠肇、丰永大和嘉应。嘉应与丰永大属于客帮社群，广惠肇则为客帮的惠州结合于广帮的广州和肇庆。除了共同经营坟山，此三大社群还合作管理海唇福德祠，该庙宇曾是领导广、客两帮的代表机构。不过进入19世纪末，三大社群因不断地矛盾摩擦而走向分化，最终选择独自发展，各别建立起自身社群的坟山公冢。在新加坡华社建校风气正盛的20世纪初，广惠肇社群独自建设养正学校（今养正小学），客帮人士则创办了应新学校。
与其他四大方言帮派相比，海南人立足于新加坡的时间较晚，在人口数量上少于其他方言群。迟至1857年，海南先贤才购置土地创设海南人的专属庙宇天后宫，并同时建立琼州会馆（今海南会馆）于宫内，充当琼帮的领导机构。海南人大多笃信天后，琼州会馆和天后宫在早期即共用同一空间，二合为一。在坟山方面，海南先贤也是在19世纪中期才购置玉山亭作为其社群的公冢，到1890年再扩大面积，建设新玉山亭。在建设学校方面，海南社群在1910年设立起育英学校（今育英中学），在兴办教育方面同样比其他方言群来得稍晚。
综上所述，19世纪的方言帮权政治推动着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进程。在英国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和偏重帝国利益的政策下，华人移民的方言帮群为了团结与凝聚族人的力量，无不通过建设坟山、庙宇、学校等举措来照顾族人的生养死葬，确保了华人的原乡以外的第二故乡得以立足与生生不息。
19世纪的华人社会以方言群认同下的“帮”进行划分，华人群体大多活跃于自身的社群中，鲜少产生跨帮际交流，也造成华社因帮权而造成的对立与冲突。不过在帮权的领导层面上，各方言帮群的领袖并非互不来往，而且多有一同合作和共事的经验。如19世纪中叶的闽帮陈笃生、潮帮佘有进、广帮胡亚基（1816－1880）均获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充当华社的领导，他们不乏互相合作以解决各帮派之间的纠纷与冲突。
19世纪末，由于满清政权摇摇欲坠，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思潮和孙中山的革命党运动席卷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严重影响了新加坡华社的治安环境和经商利益，故殖民地政府加强对包括马来半岛在内的华社统治，大力瓦解各帮的党派势力，华社间的跨帮际活动被迫成为大势所趋。20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消释华社的帮群意识，并过渡至关注整体华族命运发展的爱国思潮。新加坡建国以后，独立后的政府极力形塑华社对本土的国民认同，帮群的认同也逐渐消失于新加坡华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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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初期的新加坡华族人口，主要来自中国沿海各地和马六甲，都属外来移民。从马六甲来的漳泉商人，以海峡侨生为主。这批侨生在马六甲由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1开设的华英书院读过书，对英文有相当修养，也有机会在洋商的事务所办事，与掌控国内重要事务的洋人相处。他们来到新加坡这个新兴的都市，构成了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而中国移民主要来自福建省与广东省，以方言群体而言主要是闽南人、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与海南人。他们当中虽然也有从商的，但大多是散落在新加坡各处的劳工、平民、文士，构成了早期新华社会的中下层阶级。
华人在19世纪远渡重洋，离乡背井，南下来到新加坡找寻生计和定居，主要是两股力量的驱使，一是推力，一是拉力。推力源于中国国内局势的不稳定，苛政之下，内乱不息，社会动荡。后来，经历鸦片战争（1839－1842）的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并开放五口通商。在海禁政策的松动之下，不少中国人民纷纷出国求存。此外，中国天灾频频发生，苦旱、水患不断，仅在长达267年的清代中，就发生了92年的苦旱和190次的水灾，更时有严峻的台风、地震、瘟疫和饥荒等灾害发生，使得各地民不聊生，更加剧了移民热潮的发生。
另一方面，1870年以后，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加速对殖民地的经济开发。不仅在城市港口建设和土地开发上需要大量人力，在种植业、矿业方面也致使他们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将新加坡开发为繁荣的商港，英国殖民政府便寻来了大量劳工，华人更是他们的劳工主力。殖民地政府积极鼓励移民迁入，并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成功吸引了大量移民到来，此为拉力。
南来的劳工，表面上是合法制度中的契约华工，实则大部分是被拐卖来南洋当猪仔的凄惨社会现象。新加坡的发展，不能忽略早期南来的华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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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其自身的一套运作体系。当殖民地政府不太重视华社的福利时，华社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照顾自已族群的责任。从最早的“慎终追远”，创建坟山，负责族人客死异乡的问题，到日后的办医院、办学校，排难解纷等，处处可见华社互助的情况。
普遍的认知是，华社是通过会馆组织解决族群面对的问题。早期移民为了克服生存的困难，同乡亲戚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成立宗乡会馆或互助会相互扶持。从历史上看，会馆除了为新客1提供就业与住宿，还是当年各籍贯移民的联络中心和团结机构。然而，在宗乡团体成立之前，在新加坡，庙宇其实是解决移民的精神与生活问题的重要组织。
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建立在“帮”的体系上。主要有五大帮群，即：闽、潮、广、琼、客。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各自方言为认同的“帮”，促使当地许多庙宇都是以“帮”为轴心。以福建帮为例，来自马六甲的土生漳泉商人，便是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并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帮”高于一切，“帮”首的威权，不可侵犯。“帮首”或许希冀用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藉这“神权”，来建立“绅权”，并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绅权”促使“帮权”合法化，正所谓“绅权神授”是也。
积极参与庙宇活动是早年成为侨领必备的条件之一。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1793－1847）实开此风气之第一人。1828年，薛佛记在石叻路（今惹兰红山）创建恒山亭。除了薛佛记，热心庙宇活动的，还有闽籍人物章芳琳（1825－1893）。章芳琳从1863年至1887年的24年间，共重修和建立了五间庙宇：1863年建双狮大伯公庙于巴西班让，1891年重修；1869年，襄助代表广、惠、肇、丰、永、大、嘉各帮位于直落亚逸的海唇福德祠的扩建工程；1887年重建清元真君庙于福建街上段（原庙建于1849年，1980年代拆除）及玉皇殿于合乐路，并独资重修于纳喜士街的金兰庙。章芳琳是福建帮中建庙最多的华社领袖。
帮权政治下的庙宇主要负责安排、处理和执行帮内所有民间一切的公众生活，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庙宇由当地华社领袖和帮群政治的核心人物负责管理。新马南洋史学者陈育崧（1903－1984）在《石叻古迹》一书的序文中提及，庙宇经社会化后，作用不断地扩大，最显著的：“举办善举、开设学校、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
庙宇与会馆交互共生，成为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形态。例如以妈祖为主神的天福宫，不仅是福建帮的产物，也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随着国家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庙宇的社会功能已不如从前。
宗乡会馆继承了庙宇的传统，不断作出改革，处理许多华社内部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今日的宗乡会馆体制。庙宇与会馆的关系密切，其间存有诸多共同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各自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见证了新加坡开埠的历史和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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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是指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移民通过民间渠道寄回侨乡，附带家书或简单留言的汇款，侨批一般包括侨汇与侨信。
侨批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早期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他们孤身前往异乡打拼生活，积累钱财寄回家乡赡养家人。留守家乡的往往为老幼妇孺，加之传统侨乡看重辈分与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大约60％以上的收批人是祖父母和双亲，并以男性为主。女性作为收批人也是上下有别，严格按照尊卑长幼、宗法血缘层层分级，祖母在，即不寄母亲；母亲在，即不寄妻子，甚至年幼的儿子都比母亲更享有收批的权利。
早期华人移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汇款时只会填写金额和日期。因此也就诞生了一批具有比较好的文化水平，能够替移民撰写家书的写信人，或者由某些批局里的助理免费代书。在新加坡，职业写信人坐在路边的小摊上，小摊上有一张简陋的小桌，上面放有纸、笔、墨，另有一张专供凳子。这些摊位通常位于五脚基、树下或墙下。写信人每封信收费三至六分钱，一般取决于所写内容的长度。他们所撰写的书信都较为工整，也使用一些书法体，并具备固定的格式，如以礼貌用语表达谦卑的问候等。
大部分情况下，与家书附带一起的主要是汇款，以补贴家用、用于孩子的教育花费等。但有些时候，华人移民也会寄送一些家乡比较稀缺的物资，如面粉、西药、比较新式的服饰或布料等。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主要为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海南人和客家人。而在不同族群的侨批中，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语言色彩，信中经常会出现某个方言群的方言用语。通常每个方言群的移民都会请本方言群的写信先生撰写家书，他们也会去特定方言群经营的侨批局里汇寄侨批。
侨批虽然是看似普通的书信，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素材，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内容。由于侨批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内涵，2013年，它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记忆遗产。
侨批这一纸质媒介，为跨越海洋两岸的亲人之间搭建了一座重要的联系桥梁，并发挥了一些重要的功能：
早期的华人移民，多以男性为主，他们移居海外时，往往把父老妻小留在家乡。虽然他们看似缺席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但其作为一家之主的影响力却依然存在，而这种影响的体现，正是通过侨批来维系。一方面，这些男性移民通过定期汇寄侨汇回家，成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侨批，来对家庭事务做出具体的指示。
另外，有些男性移民出国时，把妻子留在家乡，出国之后可能又娶亲生子，但他们同时又维系着与家乡妻儿的联系，所以就形成了早期华人移民中一个特殊的现象——两头家。而有些留守家乡的妻子，因为丈夫长年在外，没有回家，所以没有生儿育女，也会收养孩子以便老有所依。可以说，男性移民与家乡妻儿的关系，都是通过侨批来维系的。
在华人移民的家乡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民间风俗，这些风俗习惯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风俗习惯也由于华人移民而延伸到海外，成为他们不变的生活习惯，在海外的华人移民中，有大部分仍然维系着他们在家乡时的传统礼俗。
比如在中国沿海乡村的妇女自古以来大多信奉神佛，拜神的风俗历史悠久，问神、算卜也很普遍。所以在海外的一些妇女，会通过侨批请家乡的长辈帮她的儿女问神算卜。
另外，拜祖也是当时中国沿海乡村社会的另一重要的民间习俗。在侨批里，经常会提到寄钱回家以应拜祖之用。
由于华人移居海外后，受到移居国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加之他们相比于普通家庭而言，经济实力也相对较好，因此也有一定的能力让子女接受教育。在侨批中，教育问题也成为经常讨论的问题，移民所汇寄的款项也有部分用于家中孩子的教育，从而提升移民家庭的文化水平。
华人移民通过侨批，可以及时了解家乡亲人的情况，甚至参与到家庭事务的安排中，从而实现了“既在他乡又在我乡”的生活状态。而侨批中所呈现的一个个华人移民在异国打拼的故事，也帮助重构了“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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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先民下南洋，客死异乡者，同乡为他们设坟殓葬，也会定期祭拜。其中一个重要日子是清明节，它通常在每年阳历4月初，即“春分”节气后的第15天。在这段期间上坟烧香，祭拜先人，形成新加坡清明节祭祀礼仪的雏形。渐渐的，各籍贯人士纷纷购置自己的义山坟地，例如福建人的恒山亭、潮州人的泰山亭、广东人的碧山亭、海南人的玉山亭、客家人的双龙山等。新加坡的清明祭祀活动，最早是围绕着这些义山坟地而开展的。
《礼记》说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祀是重要的礼节，唐宋时期颁布清明节“出郊省坟”政令，清明演变为华人最重要的传统祭祖节日。
祭祖扫墓的意义是传承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文化。清明节祭祀的习俗可溯源自早清明节一天的寒食节。据中国民间传说，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有一次他饿晕了，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烤给重耳吃。多年以后，重耳成为国君晋文公，欲对昔日同甘共苦的随从进行赏赐。介子推拒绝受赏，背着老母亲隐居深山。晋文公放火烧山，希望介子推会走出来，结果介子推母子被活活烧死。晋文公将放火烧山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并下令每年这天只吃生冷食物，以示感恩缅怀之情。
每逢清明节，新加坡的华人坟场和骨灰安置所热闹非凡。清明节成为一个新加坡华人家庭团聚的日子。过去常见的活动是到坟场扫墓，但现在普遍多是火葬，国人就改为到骨灰安置所祭奠祖先。新加坡人还有海葬的选项，以及将亲人骨灰撒在蔡厝港清心园土壤的选择。
近年来，选择海葬的华人有所增加，约占10％至16％。1新加坡的海葬地点位于实马高岛以南2.8公里处。有些死者家属则通过殡葬业者跟有关当局安排，在新加坡本岛与德光岛之间的指定水域，用白布或红布包裹骨灰，或使用可生物分解的骨灰瓮，由亲人投入海中，然后撒下鲜花。
新加坡的会馆组织延续华人集体祭祀先民的传统，在清明节举行“春祭”仪式。以福建会馆为例，春祭往往在万礼坟场和蔡厝港坟场举行（福建公坟多迁至这两处）。祭祀仪式由总务科主持，仪式开始时，一行人先安置牲礼祭品，然后点香烛祭拜大伯公，再祭拜先辈。接着，祭祀主持念读祭词，怀念先辈功绩，并祈佑国家平安。祭词念完，一行人行鞠躬礼，然后焚烧金银纸帛。2拥有醒狮团的广东人社团如鹤山会馆、冈州会馆和三水会馆则保存百多年来舞狮拜祭祖先的习俗，每逢清明和重阳节派狮队到广惠肇碧山亭总坟拜祭，开创舞狮祭祖的先河。3
祭祖仪式结束后，大家可以享用受到祖先祝福的祭品。祭品往往是五牲（如鸡鸭、猪头、鱼类、螃蟹和鱿鱼）、水果、饭菜和糕点。一些社团也以烧猪为主要祭品，祭祖后“太公分烧肉”，也就是由老人家将烧猪分给大家，贯彻团结互助的理念，同时将福泽世代相传。
新加坡清明的习俗也因籍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潮州人过清明节也叫“过春纸”，取在墓身上放置彩色纸、用蚶壳压住纸张的习俗（“过纸”或“挂纸”），寓意将“蚶壳钱”送给祖先。4潮州人也会在冬至扫墓，叫“过冬纸”。福建人也有“挂纸”的习俗，也称“压纸”，意即用石头将长方形的黄白墓纸或五色墓纸压在坟上，表示子孙已祭拜过祖坟。5广东人有甘蔗祭祖的习俗（俗称“清明蔗”），寓意一家人甜甜蜜蜜。嚼甘蔗必须从头咬到尾，以后做事情才会有头有尾，善始善终。福建人在清明之时，流行吃薄饼，也会准备蛤，在坟前吃，把蛤撒在墓前。6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跟清明节一样，是个纪念先人和扫墓的节日。民间“秋祭”往往也在这个时候举行。近年来本地民间较少秋祭的追思活动，但一些宗乡社团仍坚持重阳节祭祖的礼仪。清明的“春祭”和重阳的“秋祭”成为新加坡华人追思祖德、实践孝道的重要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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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华人移民将端午节庆祝活动从家乡带到本地，发展成为新加坡四大华人节日（农历新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之一。随着时代的演变，端午节的习俗已经简化。佩带香囊，门前挂艾叶、菖蒲驱邪避灾的习俗已很少见，吃粽子和赛龙舟的传统则保留下来。
端午节起源于2000多年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屈原《楚辞》写道：“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静幽默。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屈原为了救国而遭流放，满腹委屈哀伤，于五月初五投江自尽。人们纷纷划船打捞尸体，并在江中撒下粽子。划龙舟、吃粽子后来发展成为民俗活动。
例如广东习俗有“二五墟期龙在田，初三初四龙跃渊”的说法。龙舟赛在五月初三和初四进行，比赛结束后，村民把龙身埋在河涌，龙头和龙尾则放在祠堂里。福州和泉州地区也有约600年的赛龙舟习俗，福州甚至有“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航”的说法，也就是晚上赛龙舟，让白天耕作的农民有机会在夜间参与其盛。1
端午节一家人吃粽子有其文化历史意义。本地的粽子口味多样化，有传统的以竹叶包裹的福建肉粽、广东咸肉粽、绿豆粽、碱水粽等，新加坡人吃碱水粽还会沾上砂糖或有本地风味的咖椰酱2来提味。具有浓厚本土风味的娘惹粽味道香甜，粽子以猪肉、五香粉和冬瓜糖为馅，包上班兰叶蒸熟后，植物的香气融入到粽子里。
传统粽子是三角形，金字塔状的，广东粽子的底部则是四方形的。广东粽子还有用荷叶包裹，长条形的裹蒸粽，不过裹蒸粽与纪念屈原无关。新加坡一些客家人保留“五月节”（即端午节）拜祖先和吃艾粄的习俗。艾粄做法简单，将糯米和艾草一起蒸熟，可同时加些喜欢的配料。从中医学的角度，艾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因此艾粄也象征增强体质，药到病除。
本地华人社团多年以来持续进行端午节庆活动。新加坡各宗乡团体每年组织端午嘉年华、品粽聚会、包粽子比赛、端午故事会等活动，让大家通过不同渠道认识端午节。
1978年，新加坡举办首届龙舟赛。此后，龙舟赛会发展成为本地一年一度的盛事。本地的龙舟一般分为12人或22人一组，成员包括10名桨手、一名舵手和一名教练，或20名桨手、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勿洛蓄水池、滨海湾、新加坡河、东海岸等地都举行过端午节龙舟赛。划龙舟已发展成为各族男女参与的水上运动，勿洛蓄水池、加冷河、裕廊湖、榜鹅蓄水池等地都可看到学生和年轻人的身影，通过划龙舟来锻炼体力、意志力和协作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