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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又称为冬极、冬节、贺冬、亚岁，是华人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2个，一般在农历十一月中旬。冬至的阳历日期，通常在圣诞节前几天，也就是12月21日至23日之间。
所谓冬至阳生春又来，在中国古代，人们把这个日子当作新年伊始，因此有冬大过年、肥冬瘦年等说法。1
冬至始于2500多年前的周代，以夏历（农历的前身）十一月为正月。《汉书·天文志》描述，“冬至至于牵牛，远极，故晷长。”2古人通过日晷来确定太阳的高度与方位，从而确定冬至时太阳运行至极南端，导致日影变长。
以现代科学的说法，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太阳北移，白昼逐渐变长，天气回暖。随着阳气回升，春风吹遍大地，万物孕育着新的生机。
汉朝把冬至改称冬节，在这一天举行官场贺节礼仪，亲朋戚友相互拜访，以美食相赠，称为贺冬。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在冬至当天也进行感怀祖先的礼节，从此冬至祭祖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就如宋代《东京梦华录》“冬至”条的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3
新加坡没有四季变化，也未有过严寒的冬天，冬至这一节日遂演变成另一种象征，象征团圆与思念祖先。100多年前，本地的英文报章已将此节日介绍给英文读者，可见其在新加坡华人传统中的重要地位。4本地华人节日中，同样以合家团圆为中心的，还包括农历新年和中秋节。
从前的本地华人多数来自中国南方的福建省和广东省，大家都有吃糯米汤圆的习惯。冬至吃的汤圆，以前称为团圆子，取意一家大小团圆过冬。5传统冬至汤圆是粉红色和白色的，馅料有黑芝麻、花生、红豆沙等。
冬至前几天，市面开始出售糯米面粉，一般是卖豆腐和豆芽的摊位零售的。冬至傍晚，一家人聚在一起搓汤圆，汤圆内可放一小粒冰糖或红糖调味，以龙眼、红枣、片糖和班兰叶做汤底煮熟。如今为了省时省力，多数人选择购买现成的包装汤圆来过节。老人家不忘祖先一年到头庇佑子孙健康平安，先盛几碗热腾腾的汤圆拜祭祖先，过后才让众人品尝。
关于冬至吃汤圆象征团圆的来历，相传一对父女来到福建某小镇，女儿留在当地做侍婢。父亲离去前煮了一个汤圆，父女各吃半个，互相约好团聚之日再吃下整个汤圆。隔年冬至，女儿做了两个大汤圆贴在大门上，结果父女两人真的团聚了。当地人为他们感到开心，美事传开来后，冬至这一天大家也把汤圆贴在门窗上，寓意团圆与幸福。6
近40年来，随着中国大江南北各地移民来到新加坡落户，北方的饮食文化也在本地流传。俗语说“白头翁，难过冬”，“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北方人冬至吃饺子的传统，据说源自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约150－219）施药救人的善举。
张仲景在一次回乡途中，看到很多百姓耳朵冻伤，于是在冬至这天发明新药膳，将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形状，煮熟后分给百姓，从此人们在冬至这天吃饺子来纪念张仲景的恩德。
冬至到来时，北方人也有吃羊肉、喝羊肉汤来御寒的习惯，一些本地餐馆也推出羊肉火锅，让食客大快朵颐之余，亦可消解乡愁。
在新加坡，每年12月份，一些慈善福利团体会赠送礼物给孤苦老人和不幸小孩，也举办庆祝会，和他们一起过节，为这个节日赋予散播善心的意义。从前在中国，冬至到来的时候，一些富裕人家在家门口、祠堂或寺庙施粥饭，赠棉被给需要帮助的人士。7由此看来，冬至不仅是一个吃汤圆、饺子、进补和饮水思源的日子，也被赋予了乐善好施的社会意义。
尽管现代生活和以往不同，许多人仍然维系冬至的传统习俗。在冬至那天，一家团圆吃汤圆，也会通过社交媒体和手机短讯分享照片、互道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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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一般让人联想到牛郎、织女在天上鹊桥相会的传说。其实，这个日子蕴含了传统社会的妇女向织女（天帝的第七个女儿）祈求心灵手巧的愿望，因此亦称为乞巧节。1930年代至70年代的新加坡，七夕节庆典风行于本地广东社群，各籍贯人士也会参与共襄盛举。本地的广东社群也将之命为七姐诞，庆祝活动称为银河会，也称七姐会。
中国宋朝年间，在汴梁（开封）有持续整个星期的七夕庆典，1广东地区的七夕庆祝仪式从宋朝至清朝一直盛况不衰。2民国初年的广东乡镇，在七夕节这天，未婚妇女会展示手工艺品，并进行收集七姐水、穿针乞巧等习俗。3，下南洋的广东人将七夕的习俗带到本地。早年在广东人的聚集地牛车水，七夕节的庆祝会和过年一样热闹。
1950年代，牛车水七夕银河会会员超过1万名，可见其组织之大、参与者之众。4银河会的参与者及组织者，有下列几种：
妈姐们常年积极筹办银河会，也亲手制作手工艺品作为供品。银河会最不可或缺的供品是七姐盆、七姐衣和七姐水。其他常见的供品包括鲜花、水果、海棠粉、花露水、口红、针线、梳子、礼篮、寿包等。一些妈姐也会购买金饰，放在供桌上，仪式结束后，将之转赠于其养女或其他妈姐。
水车路51号二楼的银河会，是本地最早的银河会之一。1970年代初，顺德沙溪黄族同乡会从此处搬离，由一群妈姐入住。从此，每年七月初六至初八，此处门户大开，让公众参观其七夕庆典。七仙女的立体塑像与真人同高，穿戴凤冠和绣着珍珠亮片的彩衣，围绕堂中而坐。刺绣钱包、屏风、折纸作品、花篮，以及根据民间故事制作的泥塑公仔等，都做得精致讨喜。
水车路25号的新加坡沙浦同乡会，其银河会的亮点，是一个塔型的供品：先以纸筒塑造外形，然后将糯米、红豆、绿豆和芝麻一颗颗粘上去。会场也摆设禾秧、麦草和七姐饼，寓意好兆头。
如今，随着城市发展、社区重建，七夕节庆典已较少见。由于文化大革命，七夕节传统在中国一度中断，不过从新加坡回到中国的妇女如妈姐，将七夕节庆典带回原乡，在中国发展出带有新加坡特色的七夕节庆祝活动。在新加坡，复兴此节日的努力也日益积极，除了近年举行的相关研讨会、讲座和音乐会，牛车水自2023年也开始举办七夕乞巧嘉年华，通过系列纷呈的活动，赋予节日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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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传1933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早年随父母移居新加坡。他的外祖父与父亲1皆为粤剧艺人。
李煜传现为新加坡合唱总会会长、新加坡音乐家协会会长、新加坡作曲家协会永久名誉会长、艺术合唱团常任指挥。他曾随吴文英、巴克萨福拉、苏斯拉等人学习小提琴，陈丽清学习声乐，并随以色列音乐家沙洛姆（1922－1994）学习指挥。2
从事音乐工作超过半个世纪的李煜传，如今仍积极活跃参与本地合唱活动。李煜传音乐生涯起步甚早，他于1952年加入丽的呼声合唱团担任男高音，1959年和梁荣平（1931－2011）一起创办星市音乐会合唱团，同时开始担任指挥工作。1960年代曾在工商校友会合唱团以及华乐队担任指挥。1970年代前后也曾先后在新加坡国防部文工团合唱团、新加坡后备军人协会中西混合管弦乐队、新加坡人民协会合唱团以及新加坡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之合唱团（国家剧场艺术团解散后改名为“艺术合唱团”）担任指挥。他也曾多次领导艺术合唱团以及工商校友会合唱团到中国、香港、台湾以及马来西亚演出。
李煜传于1980年加入新加坡写曲人学会，并成为执委，1982年成为学会主席。在推动本地华语合唱活动和歌曲创作之余，身为弦乐器（小提琴）老师的他，也于1983年成立李煜传弦乐团，并率团到港台等地巡回演出。除此之外，李煜传也曾受邀担任新马歌唱比赛、亚洲赛、香港校际比赛的评审。他也策划了1997年在北京举行的本地音乐作品音乐会、国际合唱比赛及国际声乐公开赛等。李煜传对新马乐坛做出了不少贡献，他于2001年获颁总统公共服务奖，次年（2002年）也获得了新加坡词曲作家版权协会所颁发最高成就奖，2012年获颁终身成就奖。2018年，李煜传获得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
李煜传是位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也许因为早年此地文化氛围环境熏陶，其写作技法表现也以传统浪漫风格为主。李煜传的音乐创作主要是声乐作品，他曾出版过三部歌曲集。李煜传的独唱合唱作品有：《窗外玫瑰花怒放》《今日我又看见了你》《我爱》《和平的歌声最响》《太阳啊，你为何不歇歇》《彩虹》《春回大地》《万里绿波翻白浪》《大风吹》《新加坡河，母亲的河》《卫国军颂》（黄红夏作词）、《人人都说今年好》（欣欣作词）、《红巾女工歌》（王秋田作词）、《劳动之歌》《前进吧！我的国家》等。其他的创作，还包括新加坡第一部华语歌剧《灵芝姑娘》、儿童芭蕾舞剧《骄傲的青蛙》、舞蹈音乐《龟兔赛跑》以及弦乐合奏《东方幻想曲》、《灵芝随想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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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桂（1954－2013）出生于新加坡，早年就读于南洋小学和圣尼格拉女校，并随黄昭光（1932－2022）1学习钢琴。周淑桂在13岁时参加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今实践剧场）的舞蹈和戏剧课程，后来成为该学院的音乐（手风琴）指导老师。除了钢琴、手风琴等西洋乐器，她也学过华族乐器如二胡、三弦、古筝等。2
1978年，周淑桂赴英国伦敦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进修音乐，之后前往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并获得钢琴演奏博士学位，在欧美一共待了六年。尔后，周淑桂出任创新科技公司音乐总监，直到2012年退休。
周淑桂是康元饼干厂创办人周子敬（1916－2001）的女儿。
周淑桂的音乐作品有其特殊风味——既有华族，也有马来族的乐风成分，而两者自然融汇，浑然天成。这是一种只有土生土长、根植本地的艺术创作，才有可能显现出来的地域性乡土风味，或许正是大家所言的“南洋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或许也与周淑桂在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的经历有关。当时，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创作者，不时到邻国马来西亚采风，与渔民、农民一起生活劳作，亲身体验劳动者的生活，也丰富他们的创作。
担任创新科技公司音乐总监期间，周淑桂也延续对多元文化音乐的敏锐度，参与与声霸卡结合的“华乐音色库”的开发工作，让人可以借由电脑创作华乐或在音乐里加入华乐元素。3
周淑桂创作的高峰期是1970年代初期，而当时的她还不满20岁。她的创作之丰富且广受传唱，也让她成为1970年代本土音乐创作的代表。这时期她所创作或主导执笔、整合的歌曲作品，包括了《红棉花开》《拉长嗓子叫卖面》《万丈豪情向前进》《渔村组歌》（内含《渔夫曲》《一梭一萝记心头》《定叫生活变个样》《风雨里稳把舵》《曙光里》）《林明组歌》（内含《林明——我们的家乡》《林明的河水细又长》《怀念家乡》《林明河畔歌声杨》）以及《黄梨园组歌》（内含《唱梨乡》《盼丰收》（刘明慧作曲）、《丰收的时候》《梨乡苦》《为梨乡的明天而歌唱》）。
除了歌曲作品，周淑桂也创作了舞剧音乐《九条船》（郭宝崑词，1973）、《小女孩莎丽娜》（1997）以及钢琴独奏曲《迎春曲》《珊瑚颂》《当春暖花开的时候》和三个乐章的双钢琴曲《封港的时候》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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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报章，即所谓的“晚报”或“小报”，普遍指的是并非每日出版、内容篇幅小、或出版时间较日报（晨报）为晚（通常于下午或傍晚）的报章。有些晚间报章属于两日刊、三日刊或周刊。
晚间报章在内容的选取和读者上，也和每日出版的日报有显著不同。总体而言，这类报章以广大基层民众为读者对象，内容通俗化，以趣味和消闲为主，凸显娱乐新闻、民生消费、社会奇闻、犯罪案件、意外灾祸等。
晚间报章既是小型的报纸，普遍专注短小精悍的短文、短评，以吸引读者为目标。在手机和电子媒体还未出现的年代，晚间报章普遍受到市民的欢迎；晚间报章也第一时间刊载万字票中奖号码和赛马成绩，并常有名家讲解马经，因此民众惯称之为“马票报”。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所有小报停刊后，进入60年代时，第一份出版面市的小报是《民报》。《民报》之后，属《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最有代表性。
1960年3月19日，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第一份小报《民报》出版，创办人是黎国华（1916－2017）、王如明、黄权和（约1908－1970）及黄科梅（1915－1961）。黎国华是社长，黄科梅任总编辑。甫出版时，《民报》只有一页纸的内容，后来加到一页半、两页的内容。初创时是三日刊的报章，销路打开后改为两日刊。
《民报》由新加坡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家公司成立于1959年行动党上台后不久。《民报》社址在丝丝街158号，即傅无闷（1892－1965）创办的《新报》旧址。
《民报》总编辑黄科梅被称为“潮州才子”，曾任《新报》主编，兼编《行动周刊》。他在1960年加入《民报》出任总编辑，却于隔年逝世。《民报》总编辑这个职位之后悬空多时，直到1964年5月才由郑文辉接任。当时的《民报》虽然是两日刊的报纸，却有大报内容的风格。它的社论宣示其“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说话，以国家全民的利益为依归”。《文艺》和《民风》副刊，则主要刊登艺文类和综合性的作品。为吸引读者，也连载金庸的小说如《神雕侠侣》和梁羽生的《散花女侠》等。
由于销量日增，黎国华决定将《民报》改为每日出版，经过筹划之后终于在1966年3月19日，《民报》六周年纪念日时转型成日报，並在吉隆坡设印刷厂同时发行。
1971年，《民报》添置一架捲筒印刷机以应付业务发展的需求。1979年12月27日，《民报》被认为刊登渲染“性”的报道和文章，被文化部下令停刊。当时，报社向文化部提呈“改革内容计划书”，最终于1980年1月9日被批准恢复出版。《民报》持续出版至1984年，因经营不善，于同年的8月5日停刊。从1960年至1984年，《民报》一共出版了24年。
《新明日报》（简称《新明》）创刊于1967年3月18日，由香港《明报》社长、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1924－2018）和新加坡药商斧标驱风油老板梁润之（1897－1971）合资创办，两人各持股份50％。编辑部由金庸负责。
《新明》初创时社址位于达维申路七号，原是《新生日报》向牛奶厂租來的厂址。《新生日报》由梁润之于1961年创办于柔佛新山，1962年迁至新加坡继续出版，至1966年停刊。梁润之办报经验丰富，他在1953年至1955年9月，办过一份三日刊的《快活报》，1956年6月又办了一份三日刊《工商报》。《新明》创刊时董事主席是梁润之、社长金庸、总编辑潘洁夫（生卒年不详）、董事财政梁庆经（1929－2018）、总经理陆上行（约1910年代－1972）。金庸也从香港带来了两个人：负责编辑部的是原香港《明报》总编辑潘粤生，任执行总编辑，而经理由朱志清担任。
《新明》创刊号出纸六大张，印刷1万多份免费送给报贩，再由报贩零售给读者，短短几个小时就卖光了。创刊号有时任文化及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1924－2017）的祝词：“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其工作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使公众人士获知正确的消息。我们的共和国本质上是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尽有余地可以容纳更多的报纸、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以便在我国人民之间传达各种消息和意见”。1他在祝词中也说，不论什么报章，它的新闻报道都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原则，使人们了解国家的各种问题。
金庸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新明》是一份民营且具商业性质的报章，既无任何政治背景，亦无党派关系。在新闻报道方面，则以本国全民利益为前提，促进多元民族间的了解和合作，立场保持超然。至于促进文化，启发民智，灌输公民常识，鼓吹自由民主，提倡社会福利，属于报界天职，自然奉为圭臬。当年金庸的武侠小说深受新马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争取报份，金庸特别写《笑傲江湖》在《新明》创刊时独家连载，一纸风行。
金庸提出《新明》的五大特色为：独家刊登金庸的小说，副刊有名家汇集；娱乐版独有消息；通讯网遍布全球；天下事资料丰富；名家主编马经。《新明》初创时在早上和下午出版，1990年代逐渐转为下午以后出版的晚间报章。
1968年中，潘粤生回香港。一直到1969年4月1日，才由钟文苓（生卒年不详）接任总编辑。钟文苓同时带来了原在《南洋商报》后与他一同转去电视台的蔡晃生（1921－2001）和黄德荣，还有作家姚紫（郑梦周，1920－1982）。蔡晃生负责编辑主任，黄德荣当采访主任，姚紫则编辑副刊《新风》。报纸的风格开始有所转变，较为整肃。
1971年9月，创办人之一的梁润之逝世，由董事财政梁庆经接任董事主席。1972年11月9日，《新明》团队从达维申路迁入麦波申路577号的“润之大厦”。而到了1989年2月5日正式搬入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报业中心，与《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共用暗房设备和资料室。2
1975年新加坡政府落实报章与印刷馆法令，《新明》在1977年进行改组并分配管理股权。1978年2月，钟文苓离职到《南洋商报》当总编辑。蔡晃生代总编辑半年，后由黄德荣升任总编辑，郑权三任副总编辑。这时的《新明》，在内容上倾向选择轻松的新闻夸大渲染，不较之前严肃，因此在1979年12月7日，被文化部吊销出版准证。报馆上诉提呈“修改编辑方针计划书”，在1980年1月9日获准复刊。
1979年开始，《新明》逐步采用简体字，先从副刊开始，然后到新闻版，经过一段时间，完全采用简体字编排。同年，配合报业发展新趋势，《新明》的版面改为全面横排，直排形式成为历史。3
1982年8月，《海峡时报》集团以112万5000元购买了《新明》45％的股份。同年12月，再增购14％股份，使《新明》成为“海峽时报（1975）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新明》和《海峡时报》合并后，成为新加坡两大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也就是《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控股公司。4
1983年1月1日《海峡时报》委派三名代表：郑坤德、张业成、冯尔根，加入《新明》董事会。同时也指派《星洲日报》前董事经理兼总编辑的黄溢华（1929－2024）到《新明》当编务顾问。同年年中，从伦敦进修回来的《海峡时报》高级副总编辑冯元良，受委为《新明》的编辑委员会主席。1984年1月2日，《海峽时报》的双语版编辑吴元华转来《新明》当高级编辑，负责言论栏目，新辟了《言论版》，进一步提高《新明》的社会形象。
1986年，吴元华接任《新明》总编辑，后于1990年转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新明》总编辑由成汉通出任。一年半后，由杜南发接任《新明》总编辑一职。2007年，杜南发成为统筹总编辑，许仁好成为总编辑（2007－2011）。许仁好之后，由潘正镭接任（2011－2017）。目前的《新明》总编辑为朱志伟（2017年至今）。
1983年3月16日，新加坡两大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合并，同时诞生了《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联合晚报》）。
虽然两份报纸都是同一天发行，《联合早报》因为和《南洋》《星洲》同属晨报，其历史追溯到1923年。《联合晚报》因属晚报，不上溯历史，遂以1983年3月16日为其创刊日。5
《联合晚报》创刊号的封面所刊登的给读者的信，当中就提到了传播现代知识，发扬传统文化，是它所负的重大使命。它将以浅白的文字报道国内外新闻，详实快捷，让读者立知天下事。
《大特写》专栏可说是《晚报》当年创刊后的一个金字招牌版，每星期出版五天，每期占用一个全版。专栏报道也多次结集成书出版。
2011年，《晚报》开拓网络空间，在脸书开设了专号，粉丝在2018年突破21万人。2013年9月9日，配合创报30周年庆，《晚报》正式进军数码平台，推出专属网站和手机应用，读者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网站，随时随地阅读晚报。
2017年底，新加坡报业控股属下的华文媒体集团整合《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数码部的采访资源，成立新闻中心，负责为这两份报纸和数码平台提供新闻。这个采访资源的共享，一直到《晚报》于2021年12月24日停刊才结束。
因为受到数码的冲击、本地华文媒体人才有限，以及面对越来越不利环境，创刊38年的《联合晚报》在2021年12月24日停刊，内容则并入了《新明日报》，《联合晚报》就此写下休止符。
《联合晚报》在38年间，一共有六任总编辑，分别是陈正（1983－1998）、许仁好（1998－2007）、王彼得（2007－2009）、蔡深江（2009－2014）、李慧玲（2014－2016）、蔡深江（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吴新迪（2017年12月－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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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一带的华文教育，指的是以华校为园地、以华族的方言、华语、华文为所有科目教学用语、考核用语的教育体系。早期华校的师资多来自华南地区各方言区，因此课堂上的教学媒介语多为闽、粤、客、琼等方言。后来则开始使用国语，即华语。
这一时期，华校的使命，不仅教导学生现代学科知识，也侧重于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传授，同时，不忘给学生灌输华族的思想和价值观。华教、华校都是新马地区重要的教育概念。
民国之前的华校，也包括私塾、蒙馆等，是以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珠算等传统教育内容为主的。清朝末年，开始有学堂的出现，教导现代学科知识，这与旧有的教育内容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加坡及马来亚半岛（即英属马来亚）最早的几所华校，都集中出现于1904年至1908年之间。由客籍族群组织所兴办的应新学堂，创立于1905年5月；而粤籍人士的广肇学堂，创立于1906年4月；潮籍人士的端蒙学校，也创立于同一年的9月；而闽籍人士的道南学堂同样在1906年创立。
这些“学堂”实为后来的华校之先驱，它们之所以集中创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的几年之间，与清朝的维新思潮有关。晚清新政的主导者在1903年前后，已意识到在全国广设教导西方实学技艺的新式学堂的重要性，但却受制于国家经费有限无法广泛推行，遂转而倡议借助地方上的力量来“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这便是为什么新加坡当时最早的华校，会以学堂为模式，并且都由会馆筹创而成。
后来，清朝政府又曾于1905年到1911年间，通过驻当地的领事及多次派遣官员到南洋来视察华教、鼓励侨民兴学、奖励华教有功人士等举动，主动介入新、马的华教事业。大约同时，即1907年、1908年之际，孙中山（1866 －1925）的共和革命和康有为（1858－1927）的君主立宪两方阵营，也开始积极到南洋各地鼓吹及实践其政治主张，并间接带动华教的发展。这样的情势，固然有助于华校的进一步普及，但也无可避免地把本地的华教事业，在起步之初就带进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纠葛当中。
1913年，袁世凯（1859－1916）与孙中山分别掌控的两大军政集团决裂之后，孙中山通过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及颠覆政府运动期间，因行动失败而被迫逃亡的约200余名同志当中，就有许多被安排到新加坡，进入华校当教员。1这些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士，遂积极在华校中培养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发动他们在本地进行社会抗争。
这引起英国殖民政府的注意，在1920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及马来联邦立法议会，提出并通过学校注册法令，开始以宪政及法律的手段来控制本地的华校。这道法令虽然在酝酿时期曾引起轩然大波，新、马华社的有识之士决议力保华校不受当地政府、外来势力和华社内部激进力量的过度干扰，从而取得稳定发展。
自此至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以前，本地大大小小的华校已有300多所，约三分之一位于市区，其余则零星散布于全岛各处的乡村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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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华校会在20世纪上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主要是当时失衡的官方政策导致的。英国殖民政府虽然在1819年即从柔佛王室手中接掌本岛的管治权，但它在随后的130余年当中，却不曾施行过为新加坡孩童大规模提供学额的举措。
1941年，新加坡的总人口已达76万9216人，华族占其中的59万9659人；1但殖民地政府尚没有在本地开办过一所华文学校。
迟至1949年，除马来文学校外，当时新加坡纯粹官办的学校仅有16所政府英校而已，而虽非官办但获得政府辅助的英校另外也不过19所。这35所获得公共资源支持的学校，总共为3万2000多名孩童提供受教的机会。不过，当年新加坡所有适龄孩童的总数，其实高达10万以上。那些进不了官办及受政府辅助的学校念书的孩童，如果要改变求学无门，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的命运，能到哪里入学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该年有7万1000名华族子弟，必须到民办的319所华校里边才能接受教育。2
本地的华校自初始以来，即都由华社自资兴办。有的华校由宗亲及地缘组织（如会馆与公会）所设立，有的由社会贤达与地方人士所集资创建，还有的由教会等宗教团体所开办。因此，华校在属性上绝大多数属民办的非营利教育机构，管理结构上，一般由一个董事会负责维持与监督学校的运作。
华校以低廉的学费，让广大民众的子女皆得以入学。此外，因其分布面广，居住在闹市陋巷中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及穷乡僻壤山芭里的贫苦农民的子弟，都可以找到一所能就近入学且负担得起的华校，接受较为规范的教育，力争改变自身的命运。华校的出现，弥补了政府政策和管理的不足。
1955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之后，新加坡有了民选的政府。翌年2月开始执政的劳工阵线政府随即公布《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复于3月公布《教育政策白皮书》，宣示政府将“平等对待（华、英、印、马）各语文源流教育”。于是，当局在1956年开始兴办政府华文小学和中学。续在1957年落实政策，让各语文源流学校都可享有政府给予的“全部津贴”。
当时，新加坡几乎所有的民办华校都表态接受这一政策，领取政府的全面资助。民办的华校，遂自此成为“政府辅助学校”。至1961年，新加坡总共有228所华文小学和28所华文中学。3这256所由辅助学校和政府学校共同组成的华文源流教育体系，当年为占全新加坡学生总数之四成的15万名华文源流的学生，提供完整的中小学教育。4因此，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华文教育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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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华乐开展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那时的所谓华乐包括了民间社团的地方音乐（潮州、广东、客家、福建等），甚至也不叫作华乐，而称为民乐或国乐。
1960年代初期，除了一些地方音乐团体如陶融儒乐社、铮铮丝竹社、有地方音乐部门组织的宗乡会馆、以华文为媒介语的学校如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以外，华乐活动几乎都由一些有左派色彩的音乐艺术团体如康乐音乐研究会、爱同／崇福校友会、赤道艺术研究会等附属的民乐队在主导和推动。陶融儒乐社早在1959年组织了新加坡第一支具有完整规模的华乐团，该乐团包括吹、拉、弹、打四个声部。
本地华乐和亚洲其它区域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它的名称：在中国称为民乐，香港称为中乐，台湾则称为国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一样，萌芽初期的华乐多数以齐奏形式为主。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由于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以及乐谱的供应，才渐渐有了合奏（含和声与对位等写作技巧）的形式。但这时期的合奏和如今的合奏相比，无论在曲式、和声以及织体方面都显得比较简单。乐曲一般也不太长，其中轻音乐、舞曲形式的小合奏也不少，例如《彩云追月》《幸福年》《花好月圆》《马兰花开》《牧羊女》《丁香花》《桂林山水》等。
1960年代初，大型华乐曲目本来就不多，加上乐谱进口的限制，在本地上演的大型曲目很有限，一些比较常上演的曲目包括《东海渔歌》《马鞍山序曲》《钱塘江畔》《大联欢》《灯节》《大起板》《青年钢琴协奏曲》，舞剧《小刀会》组曲里的《弓舞》，及改编自管弦乐的《瑶族舞曲》和《陕北组曲》。值得一提的是，由爱同／崇福校友会联合民乐队演奏的《东海渔歌》，1963年在新加坡的首演，虽比中国迟了三年，却是中国以外最早演奏这首曲目的地方。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政治原因，中国的许多唱片和乐谱都不能进入新加坡。在华乐乐谱本来就匮乏的本地，华乐团的处境更是难上加难。如今很难想象，在那个时期，除了乐谱难寻，师资亦非常缺乏。除了传统地方音乐还有一些老师傅传授，一般玩华乐的人大多都是以听唱片，自己摸索模仿的方式学习。凭着一股兴趣和热忱学习精神，也为当时的华乐打开了新格局，并为后来的专业化华乐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当年许多来自香港的粤语武侠影片配乐，对好些本地华乐自学者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熏陶，激发了他们认识华乐的兴趣。至于乐谱短缺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便是记谱，也就是听唱片，甚至在电影院里边看边听边记，一个音一个音的把一份独奏或合奏谱慢慢拼凑出来。有点能力者就自己尝试作曲和编曲。这种资源匮乏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才渐有改善。
1968年是新加坡华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的国家剧场成立艺术团，其属下包括交响乐团、华乐团、合唱团及舞蹈团。其中，华乐团更是新加坡第一个有团员津贴的华乐团体。1969年，国家剧场华乐团在其指挥郑思森（1943－1986）的领导下，灌录了新加坡第一张华乐合奏黑胶唱片《鼓乐迎春》，共有五首乐曲《丰收歌》《国庆》（即《社庆》）《武术》《春耕曲》以及古筝独奏《闹元宵》。
新加坡第一个包含华乐在内的比赛应该是1968年至1969年，电视台主办的《音乐歌唱大比赛》，这次的比赛引起也激发了许多人对华乐的注意和兴趣。由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节华乐比赛还是后来的事。
本地华乐团体第一次到欧洲演出是在1970年，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受邀到瑞士参加国际青年交响乐节演出。该团团员相当于当时的精英，都是来自不同中学华乐队里的佼佼者，先后由郑思森与李雪岭（1939－1989）指挥。那回出国演出的最大意义，除了让当时年轻的华乐团员大开眼界，还激励了其中好些人学习西洋乐器，并最终走向音乐专业的道路。这些人里头就包括了许多人民协会华乐团、香港中乐团以及后来的新加坡华乐团团员在内。
除了上述演出，1970年代本地华乐界最大的两件事，莫过于1974年人民协会华乐团（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的成立，以及1977年人协华乐团受邀到香港参加当地艺术节的演出。这次的演出相信也对1978年香港中乐团的成立有一定的催化和刺激作用。1976年至1977年间，人协华乐团在吴大江（1943－2001）的指挥下，也先后灌录了两张黑胶唱片《椰林舞曲》以及《霓裳羽衣曲》。
1980年代的华乐团，除了本地唯一半专业的人协华乐团以外，还有许多学校、联络所、宗乡会馆以及电台等，都如雨后春笋般有了华乐团的组织。虽然，在华乐教育和学习的贡献上见仁见智，但无可否认的，1970年代开始的教育部青年节比赛也给华乐的发展和水平提升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人协华乐团的逐渐专业化，1980年代本地华乐团演奏的水平，以及曲目的现代化也逐渐跟上香港以及中国。这期间的人协华乐团，也由于和现代舞蹈、话剧的合作，催生了一些风格新颖的乐曲，如舞剧音乐《女娲》《席方平》《唐璜》等。
19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部对此领域的重视，许多中小学的华乐乐队组织已经相当完善，一些学校乐队的演奏水平、深度（在青年节比赛期间）以至乐器装备都直追专业乐队。
1996年，新加坡华乐团在人协华乐团的基础上，以国家乐团的身份正式成立，新加坡的华乐团从此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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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时代，华校除了具有本地华社民办的性质，也具有华侨学校的定位。而后者的属性，宣示着华校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涉及到受教育者的身份归属、国家认同的大问题。因此，在新加坡即将取得自治，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际，华校的身份认同不得不经历一次重大的改变。
1949年1月间，华文文教界资深人士张瘦石（1898－1969），在报章上连续发文，力主本地华校应保持其侨校定位。由于当时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仍为中国侨民，张瘦石遂认为“多由侨团创立”的华校，其宗旨实在于“教育（华侨）子女，俾他日长大，在当地为一善良之公民，回祖国亦不失为中国之有用国民”。
他认为，“中国文化有其悠久之历史，中国教育有其独立与完整之体系”，所以“华侨在海外需要自设学校以教育其子女”。而且，“照目前而论，当地华侨作久居（英属）马来亚之计者，仅限于世代土生与事业既有基础者。此外类多暂留性质，大局平定，即将携家返国。后者不容说，即前者亦颇有切愿其子女受华侨教育者”。
所以，张瘦石认为，当地政府必须尊重“华侨教育之独立与自由”、“民族自择教育之权利”，作为华侨学校的华校，因此“实有保持现状之必要”。1
张瘦石的看法是有民众基础的。根据《南侨日报》于1947年3月至6月间，对当地华侨进行的一项“关于马来亚未来政制”的民意测验，参与这项调查的2万4000余人之中，95.6％愿意在“不脱离中国国籍”的情况下，选择“做马来亚公民”；但只有3.1％的人愿意在“脱离中国国籍”的情况下，选择“做马来亚公民”。2由此可见，当时张瘦石的意见可能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进入1950年代以后，情况则有了很大的改变。除了国际局势，最为关键的是新加坡的自治及马来亚联邦的独立进程已如火如荼地展开，本土意识日益强烈。这些发展，使到“华侨学校”的坚持，显得越来越没有着力点。相反的，把华校发展为华裔新加坡人的母语源流学校的抉择，已成为势在必行的选项。以前的一些观念和坚守，不得不为新形势的到来而让路。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些能认清大局的华文文教团体挺身而出，积极发挥影响力。它们一方面吁请政府，要“依据联合国宪章，使民主国度中各民族应有的，学习母语的基本权力得到绝对之保障；让成为一个民主自治之邦的新加坡内部之中英马印民族的学校，地位平等、津贴分配公平”。
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亦引导群众意识到，在新加坡成为一个民主自治邦之后，作为本邦整个教育体系之一环的华校，其任务已不能再是维系中国身份的“侨教”，而必须转型成为给新社会“造就良好公民”、为本邦华族提供“母语教育”的华校。3
华文教育界的主流力量所发出的这些呼吁，对华校顺应时代变革而转型，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使华文教育得以顺利完成其历史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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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新加坡独立为自治邦，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的管理。此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秉承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教育的理念，也依循前任劳工阵线政府实行全面资助各民族语文学校的政策。因此，华文教育得以持续稳定发展。在1957年至1967年的10年之间，全国有高达30％至40％的华族家长，选择把子女送入华校就读。1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立足于提供初等教育的学校。太平洋战争（1941－1945）爆发以前，本地已有了四所中学。在战后的短短几年之间，又有另外五所新的华文中学相继设立。华文基础教育体系算是完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本地缺乏高等教育机构，高中毕业的学子们要到哪里接受大学教育？这成了千万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956年3月，南洋大学顺应潮流，正式开课。这所位于新加坡西部、号称中国境外唯一的华文高等学府的成立，令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自此具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成为与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并立，共同为国家作育英才的教育体系。
然而，进入1970年代以后，华校的生源逐年递减。在1967年，华校所招收到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尚占全国小一学生总数的33％。但到了197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13.75％；2而至1983年，竟再骤降到不足1％。3其实，这一生源萎缩的情况也出现在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源流学校当中。
1979年2月10日，新加坡政府发布了一份《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书》。报告书的即时与直接目标，是着眼于改善和提升本地学校的双语教学水平。但它也同时为新加坡未来的教育体系，制定了一个发展方案。那就是以一个“新教育系统”，来取代既有的，华、英、马来、淡米尔四种语文源流教育体系并立共存的局面。
这一影响深远的规划所拟达成的目标是整合全局，为新加坡全国所有的学校制定一个统一模式。那就是一个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教育体系。这个新制度要求全国所有的学生在学校中都必须以第一语文的水平来掌握好英文，英文同时也是全国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与此同时，它也要求各族学生必须兼习母语。但学生们乃是以第二语文的水平来学习其母语的，意即华族学生须学习华文第二语文、马来族学生学习马来文第二语文、印度族学生学习淡米尔文第二语文。
这一重大教育改革，所缔造的变局，导致原以各自的族群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校、马来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自此不再存在。原来在这些民族语文学校中以第一语文的水平传承着的语言和文化教育，从此改变为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统一教育模式下，由学校里作为单科语文教学的第二语文母语课程来延续。华文教育由是转变为华文教学。
华文源流学校的最后一批学生，毕业于1986年，华文教育在新加坡随之走入历史。然而，“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校虽然不再存在，但“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教授，以及华族的思想和价值观之灌输”的工作却没有因此而中断。这一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已继由本地学校里的华文教学肩负起来，例如华语、高级华语、小学公民教育等科目，都仍然使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