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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存续了近一个世纪，对提升华族民众的教育水平、精神文明、生活品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1920年的一项人口调查，当时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三地，每1000名华族男性当中，只有59人是正在上学的，显示那时的华族男子，有机会接受教育者还不到6％，女性的比例当然就更低了。1这还是发展已相对发达的海峡殖民地地区的情况，英属马来亚其它地方的情况，自然就更低于此了。
到了1949年，当时新加坡为数10万以上的所有适龄孩童之中，有逾七成是在华校念书。而且为这许多孩童提供教育的那319所华校，全都是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资助的民办机构。
由此可知，在当局于1950年代才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以前，乃是那星罗棋布于全岛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几百所华校，为广大民众提供普及的平民教育，让许多平凡甚或贫寒家庭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换言之，在政府还没有为孩童提供义务教育的那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之中，是民办的华校为新加坡承担了让多数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的这个社会责任。
华校所提供的普及教育，让本地华社群体得以开智启蒙，从而改变整体华人的精神面貌。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汇流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前者期使中国能有一个新的统一书面语、后者则期使它能有一个通用的口语。这两股力量的汇流，遂使中国有了能“我手写我口”的“现代语言”，让孩童及大人都可以通过一般的努力，就快速掌握的一种功能强大的学习和沟通工具。它在教育方面所发挥的最关键作用，便是使平民教育变为可能。教育的普及，让普罗大众而不仅是权贵富裕阶级，都有机会学习知识、接受文化熏陶，从而促进阶层流动改变整个社会。
这现代中文便是本地华校的教学媒介语。它虽渊源于境外北方，与原籍华南的绝大多数新加坡华裔原本没有血缘关系，但华校的课堂却让我们掌握了这一当时正快速发展成为华人世界之共同语的语言。当它成为整个中文世界用以散播知识文化及思想的报章、杂志、书籍的媒介用语时，在华校中掌握了这一语言的本地华人遂得以无碍地通过这些出版物汲取知识、开拓视野、认识世界，提升全体社群的素质。
此外，华文教育也凝塑了华社的集体认同。新加坡的闽、粤、潮、琼、客籍华南移民，向来以各自的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帮群为单位自助互保。殖民地当局分而治之的谋划，更进一步固化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但华校以统一的教学语言，让华语华文超越方言凌驾宗亲，为在华社之中培养一个高于省籍情怀之上的集体认同创造了有利条件。华文教育，以及在其基础上继之而来的华文教学，让本地华裔得以通过母语的认同而成为一个社会集体，与我们的马来、印度和欧亚裔同胞协力同心，在一个新生的国度中共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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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加坡华族文化遗产的一环，华校教科书是殖民地时代和新加坡建国初年几代华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凡是有上过旧时私塾，或进过新式学堂的华人，对他们读过的蒙学课本或现代教科书的记忆，是有深刻印象的。
在现代学堂出现前，新加坡的华族主要通过各种形态的私塾接受教育。这些附设在住家、店铺、庙宇、会馆或其他简陋建筑物内的私塾，没有固定的课程大纲和目标，也没有规范的教科书，而是由塾师决定教哪些内容，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的童蒙课本，附加一些算数、书法等课程。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则有机会读到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
新加坡第一所现代学校创始于1899年，是一所女校，称为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这所由邱菽园（1874－1941）、林文庆（1869－1957）等社会贤达发起创办的女校，以后发展为英文学府，它的课程包括罗马化的马来文、华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和缝纫等现代学科的教育。跨入20世纪后，作为“中国海外教育一支”的华文学校2，包括养正学堂（今崇正小学）、广肇学堂（今养正小学）、应新学校、端蒙学堂、道南学校、启发学堂（今启发小学）等纷纷创立，这些新式学校的课程与课本，乃遵照清政府的学堂章程所规定的目标和大纲。
当时这些学校所用的课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编写和出版，包括修身、国文，以及珠算、笔算、历史、地理、伦理、科学、图工、歌唱及体育等。这些教科书的特色是注重灌输学生若干生活价值准绳，诸如尊孔、忠君、公德心、尚武精神、务实精神等，符合晚清政府对臣民的政治要求。
1912年，以共和为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从民国元年至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中国面对内忧外患，政治环境极不稳定，主要事件包括五四运动、北洋军阀动乱、国共内战、日本侵略等，这些事件也影响了教育政策和教科书的内容。
这一时期，新加坡华校采用的主要是中国出版社出版、适用于南洋侨校的教科书，其内容自然深受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亦呈现阶段性的特殊面貌。华校采用的一些民国教科书因含反日和反英的内容而屡遭英国殖民政府严查禁用。例如，1928年，殖民地政府已经禁用了一批反英的教科书。金文泰总督（1875－1947）任职期间（1930－1934），对华校教科书审查与禁用，更不手软。在1930年至1935年间，殖民地政府几乎每年都公布一批禁用教科书。仅仅是1935年，政府就公布了16家出版社的84种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为禁书。3
总体而言，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校，在二战以前所使用的教科书，绝大数量都由中国输入，教科书的编纂者均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教职人员。主要的教科书出版者是创设于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它们编写的小学、初中与高中的教科书，包括了国文（国语）、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4，风行东南亚各地。例如中华书局宋文翰（1894－1971）编写的《中华文选》八册、宋文翰、张文治（1898－1956）编写的《高中国文》，在本地华校多有采用，影响较大。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以灌输各种学科新知识和培养中国国民性格为目的，适合中国国内的生员采用。至于专为中国境外的侨校，特别是为东南亚一带侨校学童编纂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则多依据以上海为据点的中华版《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及商务版《复兴教科书》系列教科书为蓝本，改编而成，内容和中国国内教科书，大同小异。
这个由中国教科书垄断的局面，直到1936年，由本地华商创办的南洋、众兴、世界、上海等大书局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本土化教科书后，才得以突破。
战后初期，华校迅速复兴，但却面对中国教科书短缺问题。1946年至1949年间，中国发生内战，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华文图书和教科书的供应。为了解决华校教科书的供应问题5，新加坡上海书局组织了一群战时流亡南洋一带、熟悉南洋情况的滞港文人和教育工作者，编纂了一套“南洋化”的上海“现代版”南洋教科书，以解决教科书短缺的燃眉之急。世界书局则出版了“世界版”南洋教科书，南洋书局也出版了“南洋版”教科书。
这些内容本土化或南洋化的教科书不仅由本地学校采用，它们也在东南亚其他城市的学校广受欢迎。这些南洋色彩浓厚的教科书，一般称为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
新加坡世界书局和南洋书局也投入“南洋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一般而言，这些教科书的特色之一，是其内容的本土化色彩较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为浓厚，且较顾及本地的课题。
战后初期的新马政治环境，与战前截然不同：在殖民地内部，有马来亚共产党的政治诉求、马来民族主义的伸张、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人民开始关注政治，并逐渐投入民族自觉运动；在国际上，中国的政权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东西方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冷战方兴未艾，华文教育和华校教科书的内容遂从民族教育课题提升到本土政治层面，结果催生了“教科书的马来亚化”运动。
“教科书的马来亚化”，是指英殖民地与过渡期的自治政府为了控制新马方言学校（主要是华校）的发展、推广英文教育而建立的一个新教育制度。其手段是通过改编华校教科书，削弱或删除战前教科书的中国意识教材，引进注重本土化色彩的内容，培养学生效忠居留地的情操。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实质，就是政府主导教科书的内容，由政府设立的教科书委员会制定各科课程标准，监控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出版和采用。6
1951年，马来亚联邦政府邀请中国教育专家方威廉（1903－1993）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1915－1994）到新马进行调查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并发表了《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又称《方吴报告书》），开启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
1953年，首套马来亚化教科书——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联营版《国语》问世。此后，截至1956年为止，市面上出现的马来亚化教科书还有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中商版”、南洋书局的“南洋版”教科书，以及“联营版”。这些版本的教科书也包括语文和数理各科，特点是遵照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府教育部所拟定的课程标准编纂，内容以兼容华族文化和马来亚文化为中心，教学宗旨以培养效忠本地政治体系为目的。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初年，在华校就读的学生约17万。当时的华校，除了英文（第二语文）科外，其他科目也主要是用华文教学，华文课本的市场还能吸引五大书局以外的出版社参与竞争，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1979年以后，新加坡政府统一四种源流学校，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教学后，华文教科书只剩下《华文教材》一种，华校教科书也随着华校的没落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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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新加坡华族主要通过私塾、义学和学堂传授中国的象形文字、四书五经、珠算常识和人伦道德等内容，以培养学童的语文、沟通、做人和经商等能力，并传承华族传统文化。
进入20世纪，中国政局剧变。民国建立以后，新政府致力于兴办教育，启蒙群众，从西方引进现代教育制度，鼓励知识分子编纂各科新式教科书。于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及开明书局等纷纷投入资源，源源不绝推出五花八门的各科新式教科书，供国内的中小学和海外的侨校采用。这些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目。1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七大主要图书馆收藏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校采用过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乃遵照中国教育部在不同时期颁布的课程纲要和教育宗旨编写，因而冠以不同系列的名目，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制中华教科书》《新编中华教科书》《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复兴教科书》等系列。2这些不同名目教科书的取材和教学宗旨，紧扣着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深具时代烙印和意义。
从1912年至1928年的10多年间，是民国教科书出版的繁盛期。数以百万计中国社会精英与专才，投身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他们在商务和中华等出版社的旗帜下，通过翻译或编纂各类现代学科教科书，将现代知识（如科学）、新思想（如自由、民主、人权）、人生观和世界观，通过教科书，传播至中国各地和海外侨校生员，影响至深。1919年席卷中国和东南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受到这些启蒙教科书的直接影响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影响，是白话文的采用与儿童文学被采编入民国教科书。1920年代至1930年代，教科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小学华文课本多以浅易的儿童文学为规范。例如1930年代教科书《小学国语读本》里许多课文，都采用琅琅上口的儿歌、寓言、笑话、故事等体裁编写，易读易记，妙趣横生，深深刻印在学子的脑海里。例如这篇充满诗心和童心的《满天星》：
满天星，亮晶晶，好像青石板上钉铜丁，一颗一颗数不清；
满天星，亮晶晶，好像许多仙人眨眼睛，一闪一闪到天明。3
1928年至1949年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应对国共内战、外国帝国主义威胁、全面抗日等事件，党化教科书如《三民主义》《公民》《常识》等因而兴起。中学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里也大量采用反战、反帝、反日和宣扬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多因为抵触了新加坡殖民政府的利益，而被严查禁用。4
总的来说，新加坡早期华校的课本几乎全部由中国进口，富有浓厚的国族色彩。这些教科书的特色在于文字浅易押韵、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外，内容丰富，具有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民国教科书由最早的启蒙功能到后期作为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宣传工具，无不影响了战前一代东南亚华人。二战前新马华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深受他们所读的教科书影响，他们被教育为爱国（中国）、爱民族（中华民族）、人格正直的热血青年，具有浓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思想的一群。
到了1930年代初，一些由中国进口的华文课本，已经出现专供南洋侨校采用的“南洋适用教科书”，成为教科书本土化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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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社团作为一个历经200年至今依然存在的组织，其演变和延续背后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人社团在不同时期里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在时代变迁中，灵活调整自身的生存之道。纵观其发展轨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因时制宜”。
1821年2月18日，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掀开了中国沿海移民搭乘帆船大批南下的序幕。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新加坡有两股华族移民：一股来自中国沿海闽粤两省，他们随中国帆船南来，大部分为劳工、技术工人（如木工）或文人（不乏写信匠，书记及私塾教员）。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漳州、泉州）商人集团。这批商人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关系，相较从各地迁来的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19世纪中叶，经过这两波移民浪潮，新加坡华人社会基本形成，而这群移民为后来新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来移民由于人地生疏，需要依靠乡亲或宗亲的协助，才能解决生活问题。在这历史背景下，宗乡会馆应运而生。同乡亲友间的紧密合作与关怀，是当时求生存的必要条件。正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重建应和馆碑》中所说的：“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正是当日情景的写照。然而，这批南来移民极少部分成功发迹，更多的是生活落魄，客死异乡。
1830年《恒山亭碑》载，为了让客死异乡的侨民有个安息之处，当时闽帮领袖人物薛佛记（1793－1847），利用“慎终追远”的传统，创办了恒山亭，其主要的功能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管理福建塚山。恒山亭不仅发挥坟山的功能，还兼具其他社会功能，正规的邦人聚会、议事，都在这里举行。恒山亭代表了新加坡开埠初期福建帮的最主要机构。正是薛佛记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所以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
除了以福建人社群的恒山亭外，各方言族群都建有各自的山亭，譬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社群的青山亭）、绿野亭、再如潮州人社群的泰山亭等。在福利制度还未完善的殖民时期，“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将新华社会维系起来，肩负起照顾本帮族群的利益，通过管理塚山照顾各方言群的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天福宫落成，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主要领导机构。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也由薛佛记和平转让给时任天福宫大董事的陈笃生（1798－1850）。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帮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
会馆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也是当年各籍贯移民的联络中心和团结机构。会馆办理的事务，除解决就业与住宿问题，还包括团结乡亲，照顾病弱同胞，主持婚丧仪式，排解纷争，维持法纪，办医院，办学校和带头发起公益事业。随着时代变迁，会馆社团发挥了高度的社会机能，其中体现在作为“文化堡垒”这一层面上，更加突出。
从历史上看，早年办校的热忱，弥漫着整个华族社会。
各籍贯的宗乡会馆纷纷兴办学校，如福建帮领袖陈巨川（陈金声，1805－1864）创办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崇文阁（1849）与萃英书院（1854）。其他如客属应和会馆的应新学校（1905）、琼州会馆的育英学校（1910）、广东人的养正学校（1905）、义安公司创立的端蒙学校（1906）等。
1919年，不同籍贯人士共同创立了新加坡第一所的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虽然华文教育在新加坡已有百年历史，但其教育系统并不完整，只有小学和中学。高等教育和深层文化的建立，仍然未能实现。新马华人对于创办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也是意志坚定的。
1955年，在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1897－1972）的倡导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简称“南大”）正式成立。南大的创立，标志着新加坡华人社团办校的最高峰。
置业长存的传统贯穿着华人社团的发展。会所大厦的购置和兴建，为社团的长期生存打下了经济基础。屹立在直落亚逸街的新加坡福建会馆便是一例。1950年代，当时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与李光前（1893－1967）各捐献20万元在天福宫对面的地段兴建活动空间更大的会所。2003年原六层楼高的福建会馆大厦重建为一座楼高八层的商业大厦。2021年，福建会馆大厦完成了大规模的整修与翻新工程，并开放租赁。
又如坐落于在牛车水区的古建筑物怡和轩，其所处的位置，乃是牛车水区的重要地带，可见当年先贤们置业的眼光。
长期以来，新华社会领导人陆续置业生息，作为社团经费。这样的置业传统展示了华族领导层在经济发展上的智慧。这种置业长存的策略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更是对未来的社团发展进行了规划，实现长远的繁荣。
“因时制宜”是华人社团能够在漫长历史中屹立不倒的关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华人社团灵活调整社团结构和功能，始终保持着对时代的适应性。1984年12月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打破了多年来会馆沉寂的局面。现阶段的华团再次因时制宜，转型为文化堡垒，肩负起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
过去几十年来，在宗乡总会领导下，华人会馆与时俱进，推出一系列有关华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动，如创设华裔馆、联合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制作大型电视节目、创设“宗乡汇典”综合数码移动平台等，为普及与弘扬华族历史文化，促进融合新移民起到积极作用。
华人社团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从转化中得到新生的宗乡会馆，将继续肩负其历史任务，在未来的发展中因时制宜，成为新华社会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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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的传统节日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华人共同庆祝的节日，包括华人最重视的“时年八节”。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1989年出版的《华人礼俗节日手册》，就特别提出“时年八节”包括春节、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和冬至等八个节日。《手册》指出，只选择这八大节日，“原因是这八大节日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新加坡各籍贯华人所重视和热烈庆祝或隆重纪念的节日”。1
传统华人的节日是和农业社会的农耕周期，以及家庭礼仪有关。海外华人则尤其注重有关生和死的节日，以及在定居和确立公民身份的过程中，对生活庇佑的期待和对死有所依的关怀。时年八节一方面强调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也是对祖先履行孝道的节日；另一方面，是社区或群体祈求神明、祖先和先人的庇佑，以确保群体和社区繁荣平安。社群广泛重视的节日如作为新的时间周期的开始、象征去旧更生的春节（华人农历新年），以及救赎幽魂、祈求安泰、去厄迎祥的中元节，这类节日都有大型的社区庆祝活动。
第二类与传统中国习俗有关的节日是庆祝神明诞辰的节日。单是《通胜》就记录了147个神诞。2诞是庆祝神明生日或得道的日子，因此是“阳”的、喜庆的日子。个人和家庭在神诞时酬谢神明的恩典和庇荫，把神明的威力通过食物、香火或神明的行身带回家中。也就是说，通过奉献和回报，与神明订立一个契约关系，期待神明庇佑新的时间周期。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庆祝哪一个神的诞辰是有选择性的：一方面是与神明的灵验有关，另一方面与所属的群体和生活的社区有关。
寺庙、社团则会通过仪式专家为社区洁净、为神明贺寿。有大型社区性贺诞活动的节日，是与社区内的方言群、行业有密切关系。例如在新加坡，福建、潮州、广府、海南等群体都分别庆祝妈祖诞（又称天后诞）、南安群体庆祝广泽尊王诞、三行工匠庆祝鲁班先师诞、戏班庆祝华光诞等。因此，从灵验出发的庆祝是跨籍贯的，而从责任出发的庆祝是强固社群身份认同的。
曾经在1850年代当过新加坡警察总长的华汉（1825－1891）在1879年出版了一部关于英国海峡殖民地华人的风俗习惯的书籍。3华汉以警察总长的身份，通过关于人群管制的工作、人脉关系以及日常的观察，介绍他所认识的新加坡华人节日。他在书中罗列了三类新加坡华人庆祝的节日。第一类为上述所说的华人普遍庆祝的节日。第二类是并非所有华人都会庆祝的、与特定的社群、庙宇有关的神诞。在书中，华汉提出第三类的节日庆典：即是潮州人每年一次从农历十月廿六到十一月，以及福建人三年一次的游神活动。4
迎神赛会原来在传统的中国地方社会都有举行，新加坡的游神活动在20世纪初因为反迷信思潮的影响而不再举办。虽然如此，在新加坡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社区节日以传统华人文化的名义，举办富有新加坡在地特色的节日庆典活动。这些节日包括九皇诞和龟屿岛进香、万山福德祠的舞火龙等连结不同华人方言群的游神活动5，以及潮州善堂执行的仪式和法会、兴化人举办的九鲤洞逢甲普度和广惠肇碧山亭的万缘胜会等以特定方言群为中心的大型庆典6。
华人节日是周期性的社会活动。由于节日的重复性，它的作用在于强化社区成员的连系、定义社区界线和成员身份。从常规的节日中，我们可以预测其进行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组织和参与的个人与群体的特质。我们也可以从节日中，理解到社区群体共享的意识形态和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的世界观。7节日的庆祝与否，在个人和家庭的层次上，与“灵验”和“回报”有关。在社区则是和身份认同、区域界限有关。前者是有选择性的，而后者是社会责任，所以是规范的、非随机性的。
总而言之，新加坡的传统华人节日可以说是有三个层次：（1）华人共同庆祝的（2）特定群体，尤其是方言群体的，以及（3）在地创新的。它们一方面传承华人的大传统、原乡区域社群的小传统以及在在地化过程中，以华人文化传统名义的在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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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东南亚的华校大部分采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印行的课本。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原为中国当地的学生编写，以灌输各学科新知识和培养中国国民性格为目的，并没有将华侨居住地的气候、物产、生活习惯、风土人情、社会制度等因素纳入编写教科书的考量。直到1930年代初期，第一批专门为南洋学生编写的“南洋适用教科书”才面世。
这批“南洋适用教科书”，大多依照中华版《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及商务版《复兴教科书》系列的选文为蓝本，改编而成。大部分内容保留了中国国内教科书选文和插图，小部分内容或插图则以南洋的风土人情取代，以符合“培植适于南洋之充实生活能力，增进各民族感情”的侨校教育宗旨。
从“南洋适用教科书”到“南洋教科书”
与此同时，一些本地书商如众兴出版社、南洋书局、世界书局和上海书局等，也开始参与华校教科书的出版，与中国出版商分享东南亚的华校教科书市场。本地书商还进一步在东南亚各大城市如雅加达、泗水、吉隆坡、槟城、马六甲、仰光等地设立分店，分销或出版当地适用的华校教科书。新加坡出版的“南洋教科书”系列，包括国语（华语）、常识和公民教科书，充满南洋色彩，将马来亚学童熟悉的环境和语境纳入课本内容。
根据笔者针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六大图书馆馆藏的调查，战前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和南洋版（特别是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总数约有200余种，科目涵盖国语（华语）、英语、常识、公民、自然、博物、书信、尺牍、文范、作文、算术、珠算、历史、地理等科目，教材包括课本、教学法、教员准备书、教学指引、手册、测验练习本、会考准备书。教学程度则从幼稚园至高中各年级的教材皆有，相当完备。这些教科书，大都在封面标注“南洋”“南洋华侨”或“南洋侨校适用”等字样。
战前和战后初期的这批“南洋适用教科书”或“南洋教科书”，其本土风情主要体现在国语（华语）、常识、公民、历史和地理教科书的某些课文内容和插图上。例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沈百英（1897－1992）等编写的南洋华侨小学适用《复兴国语教科书》1初级第二册中的三篇课文，把中国版的“打大麦”“杨柳条”和“大麦”内容，换成南洋学生熟悉的“椰子树”“扇芭蕉”和“豆子”。事实上，椰子树、香蕉和扇芭蕉，在上海商务及上海中华系列教科书内，几乎成了南洋风情的代表插图素材。有些“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的课文内容，保留了中国版教科书的原文，插图则以椰子树为背景。
南洋元素的增加
中国编篡、新加坡出版的南洋教科书，其本土特色一般较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为浓厚,内容方面也较顾及本地的课题。例如，南洋书局的《南洋公民教科书》2初小第一册课文中，有一幅悬挂着中英两面国旗的图片。旁边的文字教导学生要尊重国旗，同时也要尊重英国国旗。高小课文“马来亚的人民”“民族间的协调”，就比中华版“马来人的住宅”等篇章更为详实和贴近南洋现实。又如《南洋常识教科书》3中的课文，也谈到香蕉、椰子、榴梿等本地水果，以及热带雨林中的原始民族与动物，课文中不乏本地惯用的外来词语如“巴刹”等。再如，新加坡上海书局《现代国语课本》4第三册第二十课“南洋真是好地方”就唱出“把南洋作故乡”的本土色彩：
“唱唱唱，听我唱，南洋真是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热，冬天不用加衣裳。没有雪，没有霜，树木长得快，果子多又香。中国人，在南洋，就把南洋作故乡，唱唱唱，听我唱，南洋真是好地方。”
总体而言，无论是由中国包办编纂出版，或由中国编纂、在本地出版的南洋教科书，依然以中国为本位，南洋华校依旧是“侨校”。书中出现的“南洋风情”只不过是配合华侨居住国的情况而作出的一些调整，好让学生较能体会内容，以辅助学习。1950年代以后，新马朝着自治建国的道路迈进，为了培养华人子弟以马来亚为效忠地的思想，教科书的编纂才开始注重灌输本土意识，编纂展现“马来亚化”色彩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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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的音乐生涯中，由于自小深受中文老歌（时代曲）的熏陶，应节歌曲的创作，已成重要组成部分。
1970年代，我任职人民协会华乐团期间，就已尝试改编新年歌。1979年，我和人协文工团属下的流行歌曲组——人协歌社第一次合作录音，编写了一组“新春组歌”。这组歌曲包括了《贺新年》《大地回春》《恭喜恭喜》三首大合唱，前奏为华乐合奏《恭喜发财》。
1980年代初，我在留学澳洲昆士兰音乐学院那几年，才正式有系统地进行新年歌曲的华乐编曲。留学时期偶尔短暂回新，也开始接受一些本地唱片机构的邀约，编写音乐。这期间，我编了不少华乐小合奏形式的老歌，其中包括1940年代至60年代风靡上海及香港的新年歌曲。
当时，我曾参与编曲的曲目，包括1950年代至80年代本地华人新年常听到的“新年歌”：《恭喜恭喜》《贺新年》《迎春花》《大家过个太平年》《向王小二拜年》《春》《恭喜大家今年好》《大地回春》《春之晨》《恭喜发财》《拜年》《欢迎新年》《小拜年》等。
当时的录音成品基本以卡带的形式面世，乐队的编制为15人左右的小型乐队。松青唱片公司出版的《大拜年》，和智腾唱片公司出版的《恭喜恭喜》，就是这时期的作品。
当年参与录音演奏员多来自人协华乐团，其中包括了蓝营轩、吴奕明、周经豪、吴国闻、洪彩兰、许金花、陈金练、全运驹、邱来顺、李粉德、林信有、李克华、何顺桃以及周经云等，他们后来大多数成为了新加坡华乐团的团员。
1989年，香港的雨果唱片公司也推出了由我编曲，两辑同类型且曲目相近的卡带《迎春接福》和《四季歌》。1999年后，这两张卡带再转录为光碟。这两张卡带的指挥是中国指挥家夏飞云，由上海音乐学院民乐队演奏，当时的演奏和录音水平皆有大大的提升。
1980年代至90年代的新加坡，市面上流通的新年华乐合奏录制，除了我和相关团队，尚有蓝营轩领导的团队，包括编曲杨培贤、沈文友，及演奏家黄文才、洪木进等。他们为本地的佳雅唱片公司、白云唱片公司、宝丽金唱片公司，及马来西亚的名家唱片公司制作并出版同类型的录音。蓝营轩团队的曲目，除了一些经典新年歌，尚包括《喜气洋洋》《幸福年》《春晓》等本地人熟悉的华乐小合奏。
在1990年代前后，新加坡乃至中港台市面上并不容易找到华人新年音乐的管弦乐编曲录音。个人认为，为一些值得保留的老歌做出艺术方面的提升，除了能拉近现代人与正规音乐审美之间的差距，也有助于本地音乐文化的传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些“老歌”也是我珍贵儿时记忆的一部分，更激发了我想要将之保存的愿望。
1993年，我和国际品牌拿索斯音乐集团的子公司K K Productions旗下的黄河唱片有了合作契机，共同制作了《恭喜恭喜》经典新年歌曲管弦乐光碟。同时，也达成协议录制了《蓦然回首》经典怀旧歌曲管弦乐篇，及《潘耀田交响作品集》两张光碟。这三张光碟的指挥都是林曜，演奏团队分别为上海乐团管弦乐队、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及上海乐团管弦乐队合唱团。
三篇光碟中的曲目，有些有华乐编曲的版本，但歌曲原唱的伴奏配器其实用了不少西洋乐器，管弦乐编曲似乎更能贴近原曲的精神面貌。一开始，由于找不到原唱的录音，编曲时我依靠的是儿时记忆“默写”曲谱。后来，找到了原录音，参照原曲和声与配器就更加方便。我在编曲时的原则是，除非有明显谱曲或演奏错误，不然一定得忠实于原作。忠实原作的原因，也在于保存歌曲在我记忆中的完整的“音像”。
以下国内外乐团，都曾现场演出我所编作的新年歌曲：新加坡交响乐团（1996）、新加坡少儿爱乐交响乐团（2015）、美国旧金山交响乐团（2022、2023）、美国纳什维尔交响乐团（2022）、美国太平洋交响乐团（2022）、瑞典马尔摩交响乐团（2008）。
我改编过的新年合唱、独唱曲目，包括钢琴伴奏、华乐演奏、管弦乐伴奏及无伴奏四种形式，主要集中于2000年代前后。
实际上，如篇首的记述，早在1979年，我任职人协华乐团期间，就编写了一组三首合唱曲目的“新春组歌”。
1997年，新加坡青年合唱团也委约我改编两首中文老歌，其中一首是新年歌《春之晨》，后来也收入Asian Choral Works I专辑中。
我在2003年出版的《春天里》专辑，包括了无伴奏合唱曲目《春天里》《春之晨》《春天来了》《贺新年》，及钢琴伴奏《迎春花》《大地回春》《恭喜发财》《恭喜恭喜》《恭喜大家今年好》等歌曲。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马来西亚宽柔中学合唱团及其历届团友在线上一起合唱我编曲的、《春天里》专辑中的《迎春花》，以新常态合唱方式贺岁，受到关注。
2015年，新加坡少儿爱乐交响乐团主办《蓦然回首》音乐会，演奏的曲目来自于我的《蓦然回首》专辑，以独唱、合唱及管弦乐演奏形式呈现。歌唱部分有新编管弦乐伴奏、唐翎领唱的大合唱《迎春花》《合家欢》等，独唱有庄雪芳独唱《蔷薇处处开》、唐翎独唱《月圆花好》《陋巷之春》《钟山春》、凌莺独唱《春风曲》《春之晨》《人间尽是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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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南来的华人身处异地，举目无亲，宗乡会馆应运而生。1890年，英国殖民政府规定所有会馆都须按照社团注册法令向有关当局申请注册为合法组织，不可参与任何非法与政治活动，属于非盈利性质的团体。
从概念上说，宗乡会馆主要以血缘、地缘划分为两大类别。两大类别有密切关系，性质却有所区别。血缘性的宗亲会馆乃指氏族宗亲的团体，以同一姓氏或联宗（几个姓氏）所组成。其规模小，会员人数不多，主旨乃是联络宗亲之间的感情，以曹家馆（全称星洲谯国堂曹家馆，1819）为最早。
地缘性的同乡会馆也称为乡亲会馆，乃指各以省、府、县、乡或村为单位的组织，着重为当地的同乡谋福利，以广府人的宁阳会馆（1822）为最早，其次为嘉应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同乡所创立的应和会馆（1822）。规模较大亦称为会馆，如福建会馆、琼州会馆（今海南会馆）、广东会馆等；规模较小则称为同乡会，如古甯同乡会、重兴同乡会、玉屿同乡会等。
吴华（1933－2018）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第一册）记载，19世纪初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创立的血缘性组织约200多家，地缘性组织有133家。根据2022年的统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拥有244个会员团体，其中229个为宗乡团体，15个为准会员（包括文化艺术组织和校友会等华社团体）。其中七个团体之会员人数少于50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宗乡会馆组织不仅在形态、功能性质等不断地扩充调适，也面临诸多挑战。2020年7月20日《联合早报》报道，本地会馆面临老龄化问题，活跃会员以60、70岁的长者为主，但部分会馆亦有两代人共同参与。这意味着，宗乡会馆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要不断做出更新与改变，以避免断层，永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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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伊始，便吸引着大量中国移民南来谋生，新加坡华人社会逐渐成型。在南来的华人群体当中，他们又因原乡祖籍地的不同，依据地缘属性划分为不同的小社群，形成以方言群为群体认同的帮群结构。早期南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可根据方言群而分为五大帮，即包括来自福建的闽帮、广东的广帮、客家的客帮、潮州的潮帮和海南的琼帮。
在五帮之中，闽帮人口最多、势力最强，在早期帮权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福建人较早移民至新加坡，当地最早的福建公冢——恒山亭成立于1828年，距离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仅相差九年。闽帮的特色之一在于其领导结构乃由马六甲的侨生家族主导，这些家族在较早时就举族移居新加坡，在当地建构起闽帮社会，建立了海外的第二家乡。
薛佛记（1793－1847）、陈笃生（1798－1850）、陈金声（1805－1864）等新加坡重要闽帮家族均源于马六甲，在两地华社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威望。薛佛记为恒山亭的最高领导人物，出任大董事。陈笃生在1840年建立的福建庙宇——天福宫，随即替代恒山亭成为闽帮的领导机构，陈笃生也因此成为闽帮的重要领袖。天福宫同时也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以陈金声为首的闽帮领袖，分别在1849年和1854年创建的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即新加坡目前可考的最早私塾之一。早期闽帮社会所建设的恒山亭、天福宫、萃英书院无不反映福建群体在本地留下的历史足迹。
旅居新加坡的潮州群体的人口数量仅次于福建人，同样在较早时期就移民至新加坡。潮帮最古老的庙宇——粤海清庙在1826年就已存在，其创立年份甚至还可往前追溯，比闽帮的恒山亭和天福宫更为悠久。粤海清庙本为领导潮帮的主要代表机构，但在1845年就被潮帮领袖佘有进（1805－1883）创立的义安公司取代。义安公司在同年购置泰山亭作为潮帮的首个公冢，此后佘氏家族主导的义安公司长期充当潮帮的领导机构。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成立，成为潮帮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机构。佘氏家族对潮帮领导权的长期控制乃得益于其家族掌管大片胡椒与甘密种植土地。早期潮帮群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大多数潮州移民都属于从事胡椒或甘密种植的劳动群体，故大地主佘氏家族能轻易对其进行掌控。在文化教育方面，潮帮领袖乃于1906年集资创办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属于当时的新式学堂之一，后更在1940年创建起义安女校（今义安小学）。两所学校均由义安公司管理。
广东人和客家帮群体在数量上远不如闽帮和潮帮来得多，但其移居新加坡的历史并不比后两者来得晚。从现有的文字资料可以得知，广、客两帮曾一同经营青山亭和绿野亭两座坟山，青山亭的历史更可追溯至1820年代，甚至极有可能在莱佛士开埠新加坡时就已开山。广、客帮人数较少，两大方言群在地缘上又较为接近，故愿意跨帮合作共同建立起坟山，是未在其他帮群所见。广客两帮人数虽少，却能再细分为三大社群，即广惠肇、丰永大和嘉应。嘉应与丰永大属于客帮社群，广惠肇则为客帮的惠州结合于广帮的广州和肇庆。除了共同经营坟山，此三大社群还合作管理海唇福德祠，该庙宇曾是领导广、客两帮的代表机构。不过进入19世纪末，三大社群因不断地矛盾摩擦而走向分化，最终选择独自发展，各别建立起自身社群的坟山公冢。在新加坡华社建校风气正盛的20世纪初，广惠肇社群独自建设养正学校（今养正小学），客帮人士则创办了应新学校。
与其他四大方言帮派相比，海南人立足于新加坡的时间较晚，在人口数量上少于其他方言群。迟至1857年，海南先贤才购置土地创设海南人的专属庙宇天后宫，并同时建立琼州会馆（今海南会馆）于宫内，充当琼帮的领导机构。海南人大多笃信天后，琼州会馆和天后宫在早期即共用同一空间，二合为一。在坟山方面，海南先贤也是在19世纪中期才购置玉山亭作为其社群的公冢，到1890年再扩大面积，建设新玉山亭。在建设学校方面，海南社群在1910年设立起育英学校（今育英中学），在兴办教育方面同样比其他方言群来得稍晚。
综上所述，19世纪的方言帮权政治推动着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进程。在英国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和偏重帝国利益的政策下，华人移民的方言帮群为了团结与凝聚族人的力量，无不通过建设坟山、庙宇、学校等举措来照顾族人的生养死葬，确保了华人的原乡以外的第二故乡得以立足与生生不息。
19世纪的华人社会以方言群认同下的“帮”进行划分，华人群体大多活跃于自身的社群中，鲜少产生跨帮际交流，也造成华社因帮权而造成的对立与冲突。不过在帮权的领导层面上，各方言帮群的领袖并非互不来往，而且多有一同合作和共事的经验。如19世纪中叶的闽帮陈笃生、潮帮佘有进、广帮胡亚基（1816－1880）均获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充当华社的领导，他们不乏互相合作以解决各帮派之间的纠纷与冲突。
19世纪末，由于满清政权摇摇欲坠，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思潮和孙中山的革命党运动席卷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严重影响了新加坡华社的治安环境和经商利益，故殖民地政府加强对包括马来半岛在内的华社统治，大力瓦解各帮的党派势力，华社间的跨帮际活动被迫成为大势所趋。20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消释华社的帮群意识，并过渡至关注整体华族命运发展的爱国思潮。新加坡建国以后，独立后的政府极力形塑华社对本土的国民认同，帮群的认同也逐渐消失于新加坡华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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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初期的新加坡华族人口，主要来自中国沿海各地和马六甲，都属外来移民。从马六甲来的漳泉商人，以海峡侨生为主。这批侨生在马六甲由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1开设的华英书院读过书，对英文有相当修养，也有机会在洋商的事务所办事，与掌控国内重要事务的洋人相处。他们来到新加坡这个新兴的都市，构成了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而中国移民主要来自福建省与广东省，以方言群体而言主要是闽南人、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与海南人。他们当中虽然也有从商的，但大多是散落在新加坡各处的劳工、平民、文士，构成了早期新华社会的中下层阶级。
华人在19世纪远渡重洋，离乡背井，南下来到新加坡找寻生计和定居，主要是两股力量的驱使，一是推力，一是拉力。推力源于中国国内局势的不稳定，苛政之下，内乱不息，社会动荡。后来，经历鸦片战争（1839－1842）的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并开放五口通商。在海禁政策的松动之下，不少中国人民纷纷出国求存。此外，中国天灾频频发生，苦旱、水患不断，仅在长达267年的清代中，就发生了92年的苦旱和190次的水灾，更时有严峻的台风、地震、瘟疫和饥荒等灾害发生，使得各地民不聊生，更加剧了移民热潮的发生。
另一方面，1870年以后，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加速对殖民地的经济开发。不仅在城市港口建设和土地开发上需要大量人力，在种植业、矿业方面也致使他们需要大量劳动力。为了将新加坡开发为繁荣的商港，英国殖民政府便寻来了大量劳工，华人更是他们的劳工主力。殖民地政府积极鼓励移民迁入，并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成功吸引了大量移民到来，此为拉力。
南来的劳工，表面上是合法制度中的契约华工，实则大部分是被拐卖来南洋当猪仔的凄惨社会现象。新加坡的发展，不能忽略早期南来的华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