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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早的一份华文报章，据称是1845年的《地方日报》，稍后在1858年又有《日升报》刊行。据庄钦永的考证，《地方日报》至今尚无佐证，而《日升报》的史料，则是由一则《海峡政府宪报》的广告得知它的存在。11881年开始出版的《叻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新加坡华文日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重要的新加坡华文报章，约有20家。从这些报章所处的时代背景、创办人、办报宗旨、主笔或主编、编辑方针、内容偏向、社会功能等几个方面，约略可以将战前主要华文报章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最后20年里，随着新加坡成为东西航运的枢纽、华族人口的激增，富裕的华族和中产阶级的形成、识字人数相应的增加，本地英文报章和香港、乃至上海华文报普及化的影响、华族社群有更多时间和金钱投入文化的追求等因素，催生了由本土华族经营的华文报章。2这阶段面世的华文报章，共有《叻报》（1881－1932）、《星报》（1890－1899）、《天南新报》（1898－1905）和《日新报》（1899－1903）四种。当时新加坡和东南亚华社的思想意识，以儒家思想和效忠原乡的民族主义为主流，而当时最著名的三大报人，即叶季允（1859－1921）、林文庆（1869－1957）和邱菽园（1873－1941）本身即是热心于民族事业的大儒者，一生积极推动儒家复兴运动，不遗余力。因此这时期的四份报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以宣扬儒家思想和民族主义为办报宗旨。
《叻报》的创办人薛有礼来自马六甲峇峇家庭，他的家族与厦门有生意往来，身份认同偏向中国原乡。《叻报》的编辑叶季允更是来自安徽的文人。因此《叻报》的内容偏向于报道南洋社会新闻和中国本土的政治讯息，并通过社论宣扬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为办报的宗旨。在当时中国驻新领事黄遵宪（1848－1905）的推动下，《叻报》也成为刊载“南洋文学”的平台。31906年，以刊载粤讴、幽默小语、短评、诗、杂文等俗文化的《叻报附张》的引进，更开启以后新马华文报副刊鼓吹马华文学的先河。
较后出版的《星报》由古友轩出版，创办者林衡南（亦名林光铨，1844－1893）是金门的移民。曾考获科举孝廉资格的黄乃裳（1849－1924）曾任《星报》主笔。比起《叻报》，《星报》宣扬儒家思想的努力，更显突出。
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催生的《天南新报》和《日新报》，分别由本地儒者邱菽园和林文庆创办。这两份报章也是19世纪末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论坛。《日新报》也刊登系列由林文庆翻译并重新编辑的西方名家所撰科学和教育文章，并特别关注由林文庆创办的“好学会”活动和儒学复兴运动。
到了1890年，中国局势的迅速改变，吸引了越来越多南洋华人关注。拥护维新的本地儒商邱菽园创办了《天南新报》（1898－1905），积极鼓吹维新思想，较后又有《图南日报》（1904－1905）、《南洋总汇报》（后称南洋总会新报，1905－1947）、《中兴日报》（1907－1910）、《星洲晨报》（1908－1910）、《南侨日报》（1911）等拥护保皇或革命思想报章的出现，争夺舆论阵地。
革命派先锋《图南日报》原版已佚，该报是张永福（1872－1959）和陈楚楠（1884－1971）合资创办的第一份新加坡革命党人报章，后因销路欠佳，资金耗尽而停刊。1907年，张永福和陈楚楠在孙中山（1866－1925）的指导下卷土重来，创办《中兴日报》，与保皇思想为主的《南洋总汇报》对垒，积极鼓吹革命思想。该报也是新加坡第一份刊载政治漫画的中文报，漫画的主旨是反清。
1911年辛亥革命后，维新派和革命党人还创办了《振南日报》（1913－1920）、《国民日报》（1914－1919）、《新国民日报》（1919－1940）、《民国日报》（1930－1935）。《振南日报》由邱菽园主编，袁世凯（1859－1916）去世后，该报支持以段祺瑞（1865－1936）为首的军阀政府，反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新国民日报》《民国日报》及《振南日报》则是国民党在海外的党报。《新国民日报》更成为南洋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章之一。
1920年至新马沦陷前夕，由华商巨贾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1941）、《星洲日报》（1929－1941）、《星中日报》（1935－1941）等，成为新加坡华文报界的主流媒体。三家以商业利益为宗旨、以南洋为中心、宣扬抗敌救国的报纸间的竞争催生出不少创新模式，如增添图文并茂的免费文艺副刊、星期增刊、专题特刊、新年特刊等。由报人编辑出版的《南洋年鉴》和《星洲》年刊系列，副刊如《南洋研究》《南侨教育》等收录了不少新马历史文献。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内局势动荡，不少知识分子等之南来加入华文报业，提高了新加坡报章的水平。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底华文报纸停刊。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意味着从1845年为起点的华文报一个时代的结束。二战结束后，华文报卷土重来，开启另一个更为昌盛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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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华校教科书，原为中国本土学生而编写，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充满反帝与排外的色彩，其次是充满爱国意识，第三是充满中国文化色彩。即使是专门为南洋华侨学生编写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和“南洋教科书”也是如此，本土意识不强。
战后初期，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校蓬勃发展。这些华校如果沿用战前的教科书，继续向学生灌输中国意识，有悖于新教育政策的目的。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改编华校教科书势在必行。1951年，马来亚联邦政府为贯彻自1948年以来实施的、推广英文教育以控制方言学校（包括华校）发展的“十年教育计划”和“五年教育补充计划”，特邀中国教育专家方威廉（1903－1993）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1915－1994）到新马调查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开启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
两位学者的《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又称《方吴报告书》），对当时新马华校采用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和“南洋教科书”系列课本颇多批评，指出华文课本修订不彻底，导致马来亚和中国的内容不能和谐；历史和地理课本内容偏重中国；常识课本太笼统，中国和马来亚的内容不和谐；公民教科书本土内容薄弱，缺乏强调民族间的合作。因此，报告书建议政府设立教科书委员会，从事华校教科书的修订和编订工作。改编后的教科书，内容必需以“马来亚化”为考量标准。1当时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虽然在政治上已分治，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体的，因此所谓“马来亚化”，也包括新加坡的华校在内。
马来亚话教科书的特色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特色之一，首先是编辑人员的马来亚化。1952年，由新加坡五大书局联合组成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聘请当时在槟城韩江中学任校长的中国教育家庄泽宣博士（1895－1976）为教科书的总编辑。编纂团队包括负责《国语》课本的余寿浩（1905－1957）、金石（生卒年不详）等人。这些编纂者都是当时定居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文化界名人或重要知识分子。其他书局出版的教科书编纂委员与校对者，包括魏维贤（1929－2013）、陈蒙鹤（1928－2002）、静思、李全寿（1914–1998）、邱新民、叶茂林、庄之权、黄俊新、郑祥敦等文教界人士。2
1953年，首套马来亚化教科书—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联营版《国语》问世。此后，截至1956年为止，市面上出现的马来亚化教科书，除联营版外，还有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商务印书馆联合中华书局的“中商版”、南洋书局的“南洋版”教科书等，包含语文、公民、常识、历史、地理和数理各科。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内容的马来亚化。第一批马来亚化教科书（包括国语、公民、常识等科）皆遵照新马教育局颁布的课程纲目及“马来亚华校各科编纂原则及编纂要点”编写，强调在保留华族文化背景的同时，将焦点集中在马来亚，藉以培养学童热爱马来亚的情操。3
联营版小学《公民》（1954，1955，1960）尤其做到教材尽可能配合马来亚实际的公民条件及与各民族共同生活状况，以求适应当地环境及儿童经验。4这套课本内容，主要涵盖马来亚的民族组成、多元宗教、风俗习惯、宪法和议会、政治区划、政府机关、社团组织、交通事业、警察和治安、历史人物、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以及民族间的合作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本土化的，充分反映马来亚的特色。
1956年12月，新马教育局分道杨镳，新加坡教育局改组华校教科书委员会，并修订华校之课程标准，由小学提升到中学。1961年后，新加坡的华文中小学课本，都必须遵照1961年和1963年修订的《中小学各科标准》编纂，进一步加强各科目内容本土意识和效忠居留地精神。例如，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印行的《新加坡华文小学适用华文》（1961，1963），就是遵照新加坡自治邦1961年实施的华文小学课程标准的规定而编辑。其编辑主旨“在于适应本国教育的需求、指导儿童养成高尚品德及具有国家意识、发扬本国各民族和谐共处互相合作及爱护国家的精神”。5这整套教材内容以新马社会为核心，叙述或描写马来亚风景名胜及文物习俗，插图中的人物，华巫印各族兼备，符合各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地理和历史课本的马来亚化内容，更为具体和丰富。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教育供应社率先于1967年推出修订版《华语》，进一步将马来亚为背景的内容转换为“新加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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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和汇兑业是为华人移民和家乡之间传递书信及汇款的行业，为他们与家乡亲人搭建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使得分隔海洋两岸的亲人之间得以继续维系亲情。19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华南各地人民大量移居东南亚，带动了汇送侨批的需求，专门为华人移民递送侨批的水客也应运而生。1849年，在新加坡约有200名水客。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新加坡一些有信誉又有资金的商人开始创办侨批局，侨批贸易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由于政策及经济环境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式微。
在侨批业的初始阶段，主要由经常往来于移民居住国及侨乡的华人个人（通常为水客），在移民的移居地及他们的家乡之间往来传递。随着移民的增多，寄送侨批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些华人商铺也开始经营侨批汇兑业务。这些商铺大多已有自己的经营业务，而侨批汇兑业务只是其兼营业务。如有些是饼店、有些是药店、有些是印务馆，还有一些福建茶商所经营的茶行，他们都在自己原有的业务范围内专门开辟出一块侨批汇兑业务。这些侨批贸易商不仅构筑了侨批汇兑网络，这一网络也成为其经营贸易的商业网络。有些侨批贸易商在收取华人移民的汇款后，会先用汇款购买货品，运到中国国内，售货所得款项再派还给侨眷，借此获取比单纯经营汇兑业更多的利润。
侨批和汇兑业带有明显的社群特色，特定社群的成员会选择本社群所开设的侨批局寄送侨批。例如，海南人会到海南人所经营的侨批局寄送侨批。这一方面是基于对同族乡亲的信任，一方面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言进行交流，乃至请来自同一社群的职员代写家书，这对于身在他乡的华人移民而言会比较便利。
根据现存的资料，至1937年闽帮各系大小侨批汇兑局在新加坡有42家。20世纪20、30年代潮帮新创办的侨批汇兑局达50多家。一战时，琼侨侨批汇兑局则达40多家。这些侨批汇兑局大多具有业务多元化、跨区域的特点，他们所兼营的业务涵盖茶叶、土产进出口、纸类、塑胶、杂货、酒类、五金、药材、烟草、印务、糕点、百货等领域。
新加坡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处东南亚地区的南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地理上被大海环绕，因此成为重要的交通和商业枢纽，也成为东南亚侨批汇兑网络的中转站。在20世纪初，新加坡有约200家侨批局，是东南亚国家中侨批局数量最多的，也超过其它东南亚国家侨批局的总和。作为中转站，东南亚大部分的侨批都汇集于新加坡的批局，之后再发送到中国的家乡。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新加坡所处理的业务占据了该行业所有业务中的近18％。当时由东南亚华人移民所经营的批局，大部分在新加坡、香港及其家乡设有分支机构，虽然每家侨批局的业务联系可能带有社群特点，但总体而言，这些网络跨越及联系的范围，覆盖了大量的村庄及偏远的地方，保障了华人移民与其家人的联系。
侨批贸易网络是一个持续繁荣发展了近两个世纪的跨区域网络，其涵盖了经济活动、贸易活动，也有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内涵，维持了东南亚区域以新加坡为中心，与华人移民的祖籍国中国之间的联系，也使得华人移民在离开家乡后，与家乡亲人的情感与经济联系得以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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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伊始，新加坡需要一批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有所贡献的科技人才，也需塑造一批具有国家意识的新生一代公民，为立国做好准备。对于前者，政府积极推行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工艺技术教育来培训所需人才，而对于后者，政府则以制订四大源流学校通用的统一课程纲要，并修订不合时宜的课本，向新生代灌输“新加坡意识”，塑造一代全新的“新加坡人”。
1969年，本地教育界举办为期四天的公民教学研讨会，并总结出“教公民”对建国的意义。研讨报告指出，爱国观念基于了解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新加坡是移民社会，子民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唯有使他们互相了解，产生彼此都是“新加坡人”的观念，他们才能互相容忍、谦虚，和睦共处。1可见，推行一套公民共同课程，被视为学校教育参与建国工作的当务之急。教育部在1967年就已颁布一套从小学至大学先修班适用的公民课程标准。21968年，世界书局和新加坡文化事业先后出版了两套小学《公民》教科书，供学校采用。教育出版社也在1969年出版《中学公民》（华校适用）四册、《中学公民纲要》四册（供英校采用），并在1970年推出《大学先修班适用公民》二册。
上述几套教科书，是完全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公民科》课程纲要。这些由本地教育工作者和文化人编纂的教科书，内容大同小异，分爱国、忠孝、尊师、礼貌、诚信、友爱等德目展开，供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先修班二年各级学生使用。其中“爱国”一词贯穿整个从小学至大学先修班公民课程和课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渐养成学生对新加坡国徽、国旗、国歌、国情、信约、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邻国和世界的认识、塑造新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操的培养。
1971年，教育部修改公民科课程标准与教学指引，之后设立“生活教育科常设委员会”，负责编纂《生活教育》系列教科书，以取代小学《公民》《历史》《地理》三科目教学，这是教育部官员编纂中小学教科书之始。1980年，教育部又实施《道德教育》科取代《生活教育》，课文插入外国历史中诸多爱国和献身社会者的人物故事，如中国的岳飞等。3
至于华文、历史、地理等课本的新加坡化，教育部是通过颁发统一的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严格的课本审批、考试纲要的修订等措施来统一教科书的思想内容。教科书必须遵照教育部的课程标准编写新的版本，或修改以前编纂的教科书，方能获得教育部批准在新加坡的华校课授。以华文课本为例，教育部于1959年颁发《中文课程标准》，这是华校华文科本土化课程标准的开始。其后又略有修改，至1968年又颁发《1969及1970年华校中四会考纲要》《1969及1970华校高级中学会考考试纲要》。其后教育部批准在华校使用的《华文》教科书，有中华版、教育版、新化版及教供版等几种。据华文教师杨培联的对比研究，这数套课本的编纂者虽有所不同，但因为是遵照相同的课程标准编纂，选文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4当年的课程标准规定，课文选材范围为以“合乎本国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了解与合作者”、“叙述或描写星马风景名胜及文物习俗者”、“有关东南亚各地之记载及论著者”等方面为主要标准。
华校教科书的主要市场是传统华校。1987年以前，这些学校教学媒介语主要是华语。除英文、马来文两科外，其他科目包括华文、文学、历史、地理、公民、科学、数学、体育、音乐等科目，教学媒介语一律为华语，课本则是以华文为载体。1979年，新加坡政府统一四种语文源流学校，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教学；1984年，教育部逐渐把华校的非英语班转为英语班；1987年，中小学全面实行双语制教学，以英语为第一教学媒介语，其他母语作为单科教学。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自此转型为“华文教学”，华校走进历史。昔日的华校教科书遂成为个人或图书馆的珍藏文献。
如今，我们要了解华族先辈从开埠到建国各个阶段里“学些什么”“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昔日的华校教科书，不啻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资源，也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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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是语文教科书里的重要课题——国家观念的灌输、效忠意识的培养，始于教育。新加坡的华校，从创建到结束，不过百余年历史，但教科书里的国旗，却经历了殖民、自治、合并以及独立这四个政治嬗变阶段，见证了岛国的百年政治变迁。
新加坡仍被英国人统治时，华校在教育体制里没有位置。初时，英国政府任由它自生自灭，当时主政中国的国民政府，尚能自派教育部官员到新马巡视指导华校。华校采用的是中国出版的教科书，里头便有灌输中华民国认同的内容。典型例子有《国语教科书》第三册里的《国旗歌》：“国旗飘，青天高，白日光明，满地红光照。国旗扬，青天长，白日当中，满地照红光。国旗国旗真美丽，青天白日红满地。国旗国旗我爱你，对你行个鞠躬礼。”那是对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面国旗的政治宣誓。
当时华人所在的新马，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华人南下，纯粹为了生计口粮，没有落地生根的想法。大部分人攒了钱，就北返祖国，方向明确。所以当时的新马华人，是海外华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华校教科书里便有《华侨》《华侨的精神》《华侨两个字的意思》《咱们都是中国人》这类篇章。
上述宣导效忠中华民国的课文，在1930年代引起了殖民地当局的关注，便着手查禁不符合英国人利益的课本。于是出版社回应殖民地政府的批评，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增添了介绍殖民地宗主国国旗的篇章——《英国旗》：“英国旗，真美丽，两个十字交叉起，下面衬着蓝色底。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团结一致不分离”，介绍英国米字旗，形式上平衡了课本里一面倒强调中国政治认同的现象。
1942年除夕，日本占领了新加坡，华校停办，经历长达三年八个月的空窗期。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全球掀起了反殖民地统治的风潮，新马也不例外。反殖运动，加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两大政治因素，强力冲撞着新马华人社会，华人面对了无法回避的政治认同考验。
二战结束后10年，反殖声中，新马两地并未取得独立，但是对“马来亚”土地认同的热度越来越烈，这也反映在华校课本里。歌颂马来亚成了新趋势，原本教科书里的南洋概念与中国政治色彩迅速退潮，中华文化认同取代了中国政治认同。1955年上海书局《现代国语读本》高小第二册《我们爱马来亚》这篇课文，强调的就是反殖时期南来华人对马来亚的情感。
1957年马来半岛独立，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继续归属英国，为时两年。1959年，英国终于让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华校课本顺应了新形势，为莘莘学子介绍新加坡邦旗、邦歌。1961年的教科书《星华文选》第一册里，《新加坡的邦旗和邦徽》，传达了自治邦的概念；教供版《华语》五下的《邦旗颂》：“红白邦旗天上扬，邦旗红里出新月，新月伴着五颗星”，让悬挂于华校课本近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国旗徐徐降落。
1963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不过四年光景，新马政治再掀波澜——马来西亚成立了，新加坡加入这个包括马来亚、砂拉越、沙巴所组成的新政体。面对新形势，教科书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局面。
不过两年时光，新加坡人刚刚熟悉马来西亚国旗之际，政治形势逆转——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共和国。由于时间仓促，课本来不及改版，老师只好让学生用铅笔把课文里的马来西亚一律改成新加坡。
独立后的华文课本，国家认同成了大主题，尤其是小学课本，国民教育为主题的篇章明显增多，除了介绍国旗，围绕着培养国家意识的课文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涵盖了念信约、国民服役、种族和谐等内容。
百年沧桑，华校教科书是岛国政治嬗变的缩影，从殖民、自治、合并到独立，它意外收纳了岛国的四个重要的政治发展阶段，这样的现象远比英文源流教科书来得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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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社会和人口，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多元，带来本地的文化多元，也带来语言生态的复杂和多样。例如，马来人的社群通用马来语；华人社群通用华语；印度人社群通用淡米尔语，而官方的行政语言又是英语。
不仅如此，由于各族群内部也通行若干种语言或者方言，使本地语言的发展越发繁杂起来。比如，马来社群，除了马来语，还有部分人说爪哇语、波亚语；华人社群，除了通行福建话，还通行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等；印度社群还有旁遮普语、兴都斯坦语、孟加拉语等。1
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的行政语言是英语，凡是与政府施政有关的立法、行政、公告、文书等，皆以英语为本。不过，对于各民族通行的语言，殖民地政府是抱持着开放与宽容的态度，任由自行发展，一般不过多干涉。因此，传统上，本地一直有多种语文源流的学校，例如马来文学校、华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等，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950年代，由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为谋求跟马来亚邦合并，在语言政策方面，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决定，即以“马来语至上”的多语政策。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说：“为了要铺平合并的道路，我劝新加坡人民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以实际行动对马来亚效忠，尽力消除联合邦马来人的恐惧与猜疑。”2他进一步强调，“各种族在学习自己母语的同时，必须学习国语马来语”。3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新加坡宪法中有关官方语言和国语的条款明确阐述，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而马来语同时也是国语。这从法理的角度，确保了各大族群的母语所具有的官方正统的地位。把华语提高到宪法的地位，作为官方语言之一，新加坡是除了中国、台湾、香港、澳门这些通行华文、华语的国家与地区外的第一个国家。
当然，新加坡的语言和方言，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建国之前和初期，语系多样，语言繁杂，同一语言内部又有多种方言和口音。以华社的母语来说，自从独立建国之后，特别是1980年代开展推广华语运动以来，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发挥了作用，华族方言开始逐渐式微，华语逐渐通行，并成为华社主要的沟通工具。
人们对“华语”一词的概念、内涵，尚有一定的争论。然而，用它来指称“海外华人使用的共同语言”，以别于中国的普通话，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南洋地区，大家都习惯了使用这种华语，即：语言体系上接近普通话，但又不至于是京腔京韵的普通话的语言表达形式。
新加坡通行的华语，不仅是华社成员所通行的主要交集工具，同时也是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的标准用语，更是学校母语教育的标准形式。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上百年的发展历程。195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人中，自称以华语作为母语的人口仅仅占0.1％。4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只占26.7％。不过，自从政府1979年9月开展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讲华语运动”之后，华语得到广泛的普及。例如，2000年华族家庭日常用语为华语的比例高达45.1％，2010年达47.7％。随着英语日益成为惯用语言，自2020年起，华语的使用出现下降的苗头，但也还是达到了40.2％。5
本地华语的标准和规范，基本保持着跟中国普通话的标准和规范相一致。例如，语音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跟普通话没有太大差异；词汇系统方面，基本词汇体系也跟普通话相同，至于一般词汇方面，会有一定的差异，例如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两地的政治词语，各自派生出适合各自政治制度的词语。
本地华语在发展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其他方言的表达方式。新加坡的华族群体，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从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的福建、广东、海南等迁移来的移民及其后代构成的。很自然地，移民带来了各自的方言。在这种情况下，华语不可避免地在语音、词汇、语法、习惯用语等方面，受到各地方言的影响。
不仅如此，还有来自别的语言的影响。一是马来语，二是英语。马来语的部分词语吸收进了华语，例如：巴刹（马来语pasar）、甘榜（马来语kampung）；加上新加坡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英语一直是行政语言，因此，华语里也吸收了一些英语的词语、概念，如安娣（阿姨、婶子／伯母）、钱骡（money mule）等。
因此说，新加坡的华语并不等于中国的普通话，严格说来，是属于汉语标准语在新马一带的地方变体。
说某种语言具备哪些特点，一方面是自身具有的，另一方面也是在与其他语言比较中看出来的。基于多数学者的总结，此处罗列一些本地华语的主要特征。
在说话的方式和习惯上，语音方面，较少使用轻声词、儿化词，凡是普通话的轻声词，多数说成了非轻声词，例如大方、聪明、爸爸、妈妈、脑袋等；凡是普通话的儿化词，都说成了非儿化的词，即无卷舌动作，例如：玩儿、菜花儿、半边儿、笔尖儿等。再如声母方面，普通话的卷舌音zh、ch、sh、r的卷舌程度不很重；韵母方面，部分韵母合并，例如en与eng，in与ing等。
词汇方面，保留了一些中国南方方言的词语，例如：头家（老板）、角头（角落）、怕输（担心落于人后）、一路来（向来、一直）、乌龙（糊涂）、家俬（家具）、鸡同鸭讲（比喻沟通无效）等；同时吸收了一些英语的词语，例如：固本（coupon，停车票／停车券）、罗厘（Lorry，货车）。
语法方面，很多表达方式来自福建话、广东话。举例如下：个别特有的量词，粒可以用于小而圆的物品（例如一粒米），也用于大而圆的物品（例如一粒西瓜）；部分重叠形式的表达，如：死翘翘（形容死得彻底）、口花花（比如花言巧语）等。
除了上述有语音、词汇、语法的借用外，还有其他俗语词、专有表达形式也是来自其他方言。例如：没鱼虾也好（比如聊胜于无）；口水多过茶（比喻空谈、夸夸其谈）。
总的说来，新加坡的华语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变体，既保持跟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主体一致性，也融合了不同方言的特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语言，反映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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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新加坡的美术活动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以族群与语文群体来区分，这种情况延续到战后才逐渐出现较多元的趋势。
从新加坡开埠首数十年内起，新加坡出现三个主要社会群体，即殖民者英国人、侨生华族以及源于中国的华人，都在各自的社群内进行自己独立的美术活动。不同群体之间虽在组织与活动方面界限分明，偶然也有互动交流。
新加坡最早的华人画室设立于1849年，是由一位来自广州著名画家林官（又名关乔昌，1801－1860）所创设。林官当时在《海峡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提供绘制油画、水彩肖像服务，画室地点位于现今的蔼仁桥（埃尔金桥）侧。从1898年刊登于《天南新报》的一则广告，我们得知有另一家公司在桥南路一带提供书法、篆刻服务，并且已经持续了30载，意即，其业务应于1868年左右已开始经营。中国上海与广州过来的一批华人摄影师，最早受雇为画师，从1840年代起已活跃于新加坡及马来群岛一带。19世纪中叶后，纷沓而至者愈众。
于1878年至1881年之间，常驻新加坡的英国军人泰勒中校（生卒年不详）与他的姐妹共组“素描俱乐部”。1882年，素描俱乐部以“新加坡美术俱乐部”的新名称办了一个展览。这个俱乐部很可能是专为服务英裔人士而设。1919年，它举办的美术比赛，也曾邀请“业余绘画俱乐部”参与。业余绘画俱乐部于1909年在厦门街成立，是一个由爱好美术的土生华人组成的团体，致力于推广绘画、文学以及体育等活动。
当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有识之士，对华族侨民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非常关注。中国驻新的第一位领事左秉隆（1850－1924）在上任隔年（即1882年）设立“会贤社”，提倡通过辩论学习英文，并展开兴学运动，在华人社会里影响深远。黄遵宪（1848－1905）于1891年接任后改会贤社为“图南社”。随后，也有诗人邱菽园（1874－1941）创立的“丽泽社”。这些团体都以推广文艺风气为主要目标。
目前所知新加坡最早的水墨画是潮州画家余涛（生卒年不详）所作于1898年的《风月琴尊图》。画中描绘一位书生模样的邱菽园，在月下风中抚琴饮酒，是典型浪漫化的传统文人骚客的场景。这幅画由邱菽园委约制作，或许反映他本人在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的落寞情绪。
邱菽园为《天南日报》的创办人，也是诗人、报人以及书法金石鉴赏家，他致力于书法与古帖的出版与传播。他也在《天南日报》上大力推介书法艺术。
据报章资料，早期许多南来的画家为筹足旅费，会在报章上刊登贩卖字画与提供书法服务的广告。背后的推动者往往是报章的编辑，这些编辑同时也是艺术爱好者。
艺术家通过报章广告贩卖字画、篆刻的情况，反映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市场对商业美术的需求，包括店号招牌、匾额、对联，以至店面设计及居家布置。商业文书所需的石刻印章，需要精于篆刻治印的行家才能制作。随着商业活动日益蓬勃，商家对书法篆刻专业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1906年，属商业性质的美术学校“画相传习所”，由艺术家兼摄影家苏彬廷（生卒年不详）在桥南路设立，专门传授“水相、油相、炭相”等。苏彬廷频在《新加坡自由报》上刊登教授素描和绘画的广告，学费每月15元，全套课程收费150元。这些广告中，偶有列出修完课程并考试及格人士的姓名。从中我们得知，他的学生多数为说粤、潮、琼、闽和客语的华族，有些是女性，还有一位马来人与一位葡萄牙人。
早期华文私立学校基本采用中国传统教程，除了儒学经典、珠算、算术，书法艺术是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新办的学校，虽然改革了课程，也仍保留书法作为其中一项核心。可以想象，在训练有素的老师指导下，学子日日练习毛笔字，从小就吸取了中国传统书法中的视觉美学要义。
早年华社办校，校内的美术课程也是重要美术活动之一。日后美术的发展，与早期华文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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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简称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最初名为新加坡中华商会总会。总商会诞生的背景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英国人的到来与新加坡移民社会的形成﹑晚清的现代化政策，以及英殖民政府的态度。
首先，1819年英国来到新加坡设置贸易站后，其重商政策及自由港口贸易制度成功吸引来自各地的商人前来，同时也招徕大批中国苦力为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到了20世纪初叶，新加坡已经出现一个开放、多元移民社会的雏型。
在本地经商的华人商家透过转口贸易等行业致富，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晋身领袖。富商在本地社会地位影响力扩大，在区域内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促成实力雄厚的新兴华商社会。随着工商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复杂化，本地华商深感有必要成立一商业团体来加强彼此的合作，以便提供更好的商界服务。
其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促使清政府寻思富国强兵的道路。清政府开启中国的现代化政策，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1903年清廷首创“商”部，开始以“开通商情、团结团体、振兴实业”为宗旨在海内外成立商会。1904年，清政府委任南洋巨商张弼士（1841－1916）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促南洋各地商会的筹设工作。
1905年底张弼士来到新加坡，他在同济医院的宴会上倡议设立商会。他个人踊跃捐银3000元作为筹办经费，而出席晚宴的各帮侨领对此倡议均表认同。本地华商经过多次的会议商讨，于1906年2月22日拟定商会试办章程，正式定名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917年才更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签名入会的华商共计600余人。3月16日，总商会投票公举第一届理事52人，最终由闽商吴寿珍及潮商陈云秋出任正副总理。
最后，英殖民政府对总商会的创立亦采取正面支持的态度，这可以从殖民政府在1906年4月6日接获总商会豁免注册申请案一个月后即通过得知。殖民政府乐见本地华商出现一个全新的跨方言群代表机构，扮演华社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促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
1906年豁免注册申请案的提出，正好说明本地华商熟谙殖民政府的行政运作，利用合法立案来保障华商社群的权益。而殖民政府迅速同意这项要求，也显示它对商会的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总商会的成立对清廷和英殖民政府均有重要作用，双方都希望争取总商会的支持与效忠。殖民政府对总商会的全新态度，开启了本地政商互动新的格局。
对清朝而言，总商会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民间商业团体，它代表了清政府创新求变的政治作为。总商会具备居中传达政策、筹款赈灾、招商引资、推销国货，倡办教育、推广文化活动等功能。无论是满清政府或民国政府要跟新加坡华人社会保持联结，总商会的角色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本地华社而言，总商会的创立表示华商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创造新的组织来满足内外需求。它也说明本地首次出现跨方言群、跨业缘的商业团体，试图发挥“团结帮群、开创商机、为民请命”的功能与角色，并代表当时华社斡旋在中、英两方，极力维护本地华人权利。
与此同时，总商会在新加坡独立前也与英殖民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总商会接待英国皇室成员到访﹑举办英皇登基加冕庆祝活动﹑支持购买英国国债、为英联邦国家筹款赈灾，也参与商讨跟本地华人权益有关的法案，协助维持本地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因此，20世纪初本地华商拥抱新思维，在殖民地新社会中成立总商会，共同开创新的格局。在这么复杂、动态的双元认同之下，周旋在本地华社、中国政府与殖民政府之间。正是这些历史过程，使其时代的意义更充份彰显出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总商会见证了新加坡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英国殖民时期、太平洋战争、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到独立建国，在各个阶段发挥其影响力。因此，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曾在1966年说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历史”，概括了总商会早期所走过的道路，也凸显总商会与时并进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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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新加坡华社复苏，华校复办，华文报章也纷纷重新出版或创刊。按其时代背景或其他因素，战后的华文报章，也可以分下列几个阶段叙述：
从历史视角来看，战后10年是中国从国共内战走向政权易手后的动荡时期，也是新加坡从英殖民政府重新掌权后迈向宪政自治的前奏，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争取独立的浪潮高涨。热衷政治的报人，凭借报章的舆论平台，抒发各自的政治主张。
这时期的报章，有左倾的、有反共的，有中间偏左或偏右的，也有政治色彩淡薄的。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华侨日报》《公报》与《益世报》为例，这几份报章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实际上仍具有中国色彩，其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或偏左。另一类则是具有浓烈的中国或当地政治意识，例如《新民主报》《南侨日报》《南侨晚报》与《中兴日报》等。至于《南方晚报》《南洋晚报》《民报》与《新生日报》等报章，则是以其独有的特色吸引读者，政治意识淡薄。1
战前和战后初期，新加坡华文报章的出版人、报人和读者，中国意识强烈，从其标题与评论所用的字眼，显而易见。此时报章中的“祖国”、“我国”、“国旗”等字眼是指中国。1949年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巨变，归侨在三反五反等连串政治事件中被清算。中国共产党政府也鼓励海外华侨落地生根，效忠当地政府。而从1950年代起，新加坡逐步走向自治与独立，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华人发起了争取公民权运动。
这时期的华文报章，政治立场逐渐由亲中国转变为鼓励效忠居留地。报章舆论积极支持公民权运动，鼓励读者登记为选民，视居留地为第一故乡，也开始关注及参与当地政治。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实施两种语文政策。华校萎缩，华文报读者锐减。华文报界从独立时的自信逐渐转为忧患，华文和华文教育的兴亡开始成为华文报和华社关注的课题。
这时期新加坡还有一家创办于1967年的《新明日报》。该报由本地商人梁润之（1897－1971）与香港著名报人查良镛（金庸，1924－2018）合资创办。该报偏重社会新闻，版面轻松活泼，副刊又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助阵，颇受一般小市民欢迎，其销量足堪比美《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
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华文简体字政策，《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也相应逐步改用简体字，至1980年代全面简体化。1979年，两报也改用横排，进行历史性的改革。1983年3月15日，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政府的主导下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同时出版《联合晚报》，掀开华文报章新的篇章。
1980年代，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新加坡社会环境不断转变。从1950年代开始实施的语文政策改革，至此显现效应：华文教育式微、华校步入历史、华文报读者不断萎缩。
在华文报挣扎求存的环境中，华文报业与英文报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整合，成立新加坡报业控股。《联合早报》连同《联合晚报》及《新明日报》，在资源整合后负起联系华社各阶层、推广华文华语、传承华族文化的使命。为此，三报除了致力于传统报业素质、确保新闻的专业性和副刊的多元化外，也积极开展华文文艺与文化活动，这包括续办文艺营、金狮奖、举办华文书展、华族文化节等项目。21995年，《联合早报》推出电子版，成为全球最早数码化的华文报，开拓中国的媒体市场，走出新加坡。32021年，《联合晚报》与《新民日报》合并，合并后统一以《新明日报》的名字发售。
总体而言，战后的新加坡华文报在数量上远逊战前，但在报章的质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华文教育退场、华文读者不断萎缩的逆境中求存的华文报，却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报人。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日见显著的时代，由政府领导的新报业媒体信托于2021年的成立，正是新加坡政府与民间社会对华文报业的贡献，所作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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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06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新加坡华商最高领导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商会除了在商界扮演团结帮群﹑开创商机﹑为民请命的角色，更在新加坡独立后充分发挥促进本地商业发展的功能，影响力持续至今。
回顾过去百余年来，总商会始终贯彻着华商精神，对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2017年，第59届董事会进一步将“华商精神”视为总商会的发展基石，1并以“诚信、效忠、回馈、创新”2作为其精神价值的内涵。
总商会第61届董事会于2022年3月就职后，在原有的“华商精神”基础上，以“爱国、诚信、传承、创新、聚商”10个字来概括总商会的核心使命与信念。3同年，总商会大厦举行翻新落成典礼，时任李显龙总理赠送刻有“诚信为本、效忠为国、创新为先、回馈为民”的牌匾楹联给总商会，鼓励总商会继续做出贡献。
自创会以来，总商会多次代表商界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开征所得税以减轻商家的负担。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总商会请求殖民地政府设立平民工艺厂收容失业工人，并建议当局开办大型工厂安置工人，为本地商界谋取利益。
二战结束后，总商会协助商家向殖民地政府呈报战时损失与赔偿数额，同时反对米粮统制和所得税的新政策，让本地经济可以更快地复苏。总商会在政治上领导本地的公民权运动（1947－1957），积极向殖民政府争取公民权，鼓励本地居民落地生根。
1959年当新加坡获得自治邦地位，总商会主办“庆祝新加坡自治博览会”，吸引超过30万人次参观，成为东南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博览盛会。此举意谓着本地华商相信总商会的领导，支持新加坡自治邦的成立，展现认同本土的政治立场。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总商会于1966年设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基金”，每年颁发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学生。总商会亦全力协助政府推动工业化，带领商界一同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总商会也组织考察团，鼓励会员加强海外联系，活络国际商贸往来。当政府在1967年宣布实施国民服役制，总商会全力配合、协助宣导和登记事宜。1968年，总商会领导下的国防基金募捐小组，为国防部建军筹得123万余元。
到了1970年代，总商会与政府、商界和跨国企业紧密合作，透过集体交涉成功取消不合理的合约制度，打破由西方船运工会垄断运费的局面，降低运输成本，造福商界。
进入1980年代，总商会预见未来趋势，开始设立微型电脑中心。总商会也成立培训中心，为各界人士提供多元的培训课程，协助学员提升技能，提高生产力。1990年代，总商会将之升级为管理学院。总商会也先后发起“世界华商大会”和“中小型企业大会”，带领新加坡商界扩张国际网络和视野，积极推动本地中小企业进入电脑化和网际网络时代。
总商会于1991年8月首次举办世界华商大会，该会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商业网络平台，让遍布世界的华商齐聚一堂，加强彼此的商业联系。世界华商大会为双年会，由各地华商机构轮流主办。
迈入新世纪，2004年，总商会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共同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资助有利于提升华文及发扬华族文化的项目。2006年，总商会成立企业发展与服务中心，首次举办“商团大会”，以整合各行业资讯，共享资源。2007年，总商会支持政府主导的“通商中国”，为本地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尽一份力。
2010年以来，总商会在中国上海成立第一个海外代表处，随后分别在重庆、成都和南京设立据点，成为本地商家、政府与海外市场的重要桥梁。2017年，总商会首设“商团中心”，为本地不同领域商家建立合作平台，共谋行业发展，进行自我提升和转型。即便是在冠病疫情的挑战下，总商会配合政府政策合力抗疫、出钱出力。总商会也在上海设立新加坡进口馆，协助会员扩张业务，开拓商机。
随着时间的演进，总商会不论是在会务方向，或是对“华商精神”的落实，持续与时并进，也显现它承先启后、继续造福社会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