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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2日，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的举办，打破了本地会馆多年来沉寂的局面。这场研讨会由九家会馆联合发起：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福州会馆、南洋客属总会、新加坡琼州会馆（今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三江会馆、新加坡晋江会馆及新加坡惠安公会。此次研讨会肯定了本地会馆存在的社会功能，并提出十大倡议，讨论宗乡会馆如何在新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事后在研讨会的基础上，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客属总会、琼州会馆及三江会馆发起组织“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筹备委员会，积极筹组宗乡总会的工作。宗乡总会于1986年8月27日正式获准注册，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上述七家会馆筹获40万元作为总会基金。宗乡总会四项主要宗旨为：

（一）促进、加强及鼓励新加坡各华人宗乡会馆彼此间建立更好与更密切的关系、协调、合作及了解；

（二）促进、主办或资助教育、文化、社会及其他活动，以提高公众人士对华族语文、文化和传统的认识、了解及欣赏能力；

（三）提倡、资助或从事有关华族语文、文化及传统的研究；

（四）主办、参与或协助社区与福利服务。

组织与发展

目前，宗乡总会共有约245家会员团体（含18家准团体会员，包括文化艺术组织和校友会等华社团体）。宗乡总会首任会长为黄祖耀（1929－2024），管理层分为中央理事会和工作委员会两个层级。首届中央理事会（1986／1988年）共有九位理事，分别来自七家发起会馆。理事会属下的工作委员会则有五个小组，即：行政组、出版组、文化组、学术组及文史资料中心管委会。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向中央理事会提呈活动建议，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并付诸实行。

2010年10月，蔡天宝接任宗乡总会会长，出台了许多与时俱进的创举，包括设立奖学金、颁发杰出会馆奖、创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及出版《源》《华汇》两份季刊和中英文专著《新加坡华人通史》等。继黄祖耀、蔡天宝之后，陈奕福接任第三任会长。第四任会长蔡其生（时任福建会馆会长）于2021年9月上任。蔡其生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弘扬华人传统文化是宗乡总会的初心，但宗乡总会也会继续扮演推动种族和谐的角色，同时加强华社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沟通。

宗乡总会目前共有六个委员会，即：会员事务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及产业委员会。为配合政府的融合政策，各委员会成员介于10到13人之间，以学术委员会而言，共有12位，其中亦有新移民参与。新移民要融入本地的主流社会，其中一个方法便是参与宗乡会馆的活动。

历年来，宗乡总会举办过许多大小活动供会员与群众参与，其中可归纳为四大类：即节庆活动、文娱演出、学术研讨及出版书刊，以塑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随着华人会馆的求变革新，宗乡总会在原有的“五化计划”基础上，极力地进行“三个重新”，制定一套新的文化策略，作为今后活动的指导原则。所谓“五化计划”指的是：观念现代化、管理专业化、组织年青化、活动多元化与体系制度化；“三个重新”指是重新定位、重新调整及重新开拓。宗乡总会已逐渐转型为推广与传承本地华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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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启动新一波向外移民浪潮，因此有了“新移民”的称谓，借此区别于二战前华商、华工两大移民类型。新加坡在1990年跟中国建立邦交后，扩建了更为密切的跨国经贸关系，也迎接了人数众多的新移民，纳入其在地的各个领域。

华人移民的多元面貌

新加坡华人主流社会，大多是二战前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后裔，传统籍贯分为闽南、潮州、粤语、客家、海南五大方言群。新移民的家乡，分布更为广阔，辐射了中国南北、沿海、内陆各地。新移民在新加坡投入的行业，也超越了在早期的工商格局，呈现了多元的面貌。

早期华人社会组织，分为地缘、血缘、业缘三大类型，多半围绕五大方言帮群而成形发展。英国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的功能相当全面，照顾华人的在地需求，推动了本地化进程，同时维持跟中国侨乡的联系。新加坡1965年建国后，传统华人社团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到政府机关。华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多元，跨帮群、跨族群的组织益愈增多。一些小型的传统社团在1980年代开始式微，难以招收新会员，面对会员老年化问题。

1990年后，中国新移民移居新加坡后，整个华人社团的格局增添了新活力。在全球化的时代，新移民团体借助互联网与自媒体，介绍团体的宗旨与设置，凝聚会员。

新移民团体

中国新移民团体，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应该是天府会，以及华源会。天府会在2001年成立，华源会随后于隔年建立。这两大团体综合性很高，会员的来源背景很广。天府会主体性虽然建立于四川籍贯的移民群体，但来自其他身份的移民也可以申请加入。华源会也是开放给所有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按照地缘性来说，中国新移民团体绝大多数以省份来区分，进行同乡的整合，例如天府会、陕西同乡会、晋商商会、贵州同乡会、齐鲁会、江苏会。相比之下，早期的传统社团有许多以县级来建构，例如安溪会馆、番禺会馆等。

另外，中国新移民社团当中，有相当数目是校友会类型。其中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清华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校友会。这反映了中国新移民拥有高学历，并且人数可观。这些中国高校的校友会，在1990年代以前并不多见，在二战前以华商与华工为主的社团更是稀少。

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成立的组织，由于理事与会员都是第一代移民，所以推动团体活动充满了活力。对于整个新加坡的社会组织景观而言，新移民的团体无疑注入新的气象，不但成员学历相对较高，而且运行方式多元化。

在贴近在地脉络方面，新移民团体积极跟政府与主流社会合作，主动举行慈善活动，致力于跨文化、跨族群的互动。在建构跨国网络方面，它们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自然地就努力推动新加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文化交流也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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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实验的开端（1921－1935）

1921年，欧籍人士博治（生卒年不详）——柔佛州的电子工程师，把第一台无线电收音系统带入马来亚，是为马来亚域内最早的私人无线电广播实验的开端。1923年，博治集结了和他一样的欧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马来亚首个无线电社——柔佛无线电社（1923－1924）。1924年，新加坡无线电社也相继成立。

1933年5月，英国殖民地当局授予首个广播执照给“马来亚无线电服务公司”，该公司所设立的Z.H.I.广播电台播音室就在其门市旁（乌节路门牌2号）。Z.H.I.为业余性质的广播，每周一、周三、周四傍晚和周日早上，面向全马来亚放送广播节目。这虽然是马来亚域内首次出现稳定的无线电传播，但其受众却局限于中上层阶级的欧籍人士。因为做无线电实验不仅需要购置、租借发射器材，发射无线电信也须获殖民地授予的无线电用品注册执照。而要获得该执照，还须购买昂贵的接收设备，并缴付五元给海峡殖民地政府。种种因素都导致无线电无法在此阶段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娱乐新方式（1936－1942）

1935年7月21日，殖民地政府邮政及电报局授予“英属马来亚播音有限公司”（另名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简称马来亚广播）播音执照，新加坡第一家商业广播就此成立。1936年末，政府终止业余性质Z.H.I.广播台的播音执照，促使马来亚广播获新加坡独家经营专利权。为确保无线电信号不受城内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马来亚广播特将中波信号发射机和办公室建于汤申路加利谷山，并于1937年3月以呼号ZHL启播。1938年之际，ZHL广播放送时长达到每周36小时。该台除了放送以欧籍人士为主要受众的英文广播外，也为其他本地族群听众编排了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一小时音乐节目。当时的第一任中文节目部主任为施祖贤（1910－1990）。

1930年代末，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战事虽未波及马来亚，但在英国情报局远东分局的作用力下，广播已被视为“宣传武器”。于是，英国殖民政府在1940年3月2日正式收购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将其重组为“马来亚广播公司”，隶属英国情报部管辖，继续为新加坡及马来联邦提供广播服务。自此，新加坡无线电广播的运作正式由国家机构负责，并进入另一发展阶段。马来亚广播公司在台长戴维斯（1906－卒年不详)的领导下稳健发展，期间不仅大量培训亚洲员工，还在原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所在的加利谷山发射站新建四台无线电发射器，以便更稳定地向新加坡及马来亚半岛各地广播。与此同时，马来亚广播公司将播音室和办公室迁至国泰大厦，新增多语广播新闻时段，每天除了放送十二段英语新闻、九段华语（包括方言）新闻，另有马来语、淡米尔语、法语、阿拉伯语和荷兰语等不同语言的时事新闻。

1942年战争爆发，马来亚广播公司一批工作人员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前几天撤退到印尼雅加达和印度继续广播。新加坡的广播设施被日军接管，更名“昭南放送局”。在1942年至1945年新加坡光复前，日军也利用该广播台向新加坡人民进行政治宣传。

战后官方广播机构——马来亚电台（1946－1963）

日军在1945年9月受降后，马来亚广播公司立刻由英国军事管制区（马来亚）接管并进行重组。1946年，英国军事管制区成立广播部统筹全马来亚的广播工作，同年4月设泛马来亚的广播电台“马来亚电台”，为马来亚人民广播共和联邦机构的消息、教育公众舆论，并提供娱乐消息。该台总部设于新加坡，同时在槟城、马六甲、吉隆坡三地设有分局。电台的运作和决策则由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与马来亚联邦政府同理。1946年1月，马来亚电台也筹组了学校广播部门，为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制作和提供辅助教育课程的广播节目¹，以期解决战后教学资源匮乏问题。

在1950年的紧急状态下，殖民地政府的“紧急时期信息服务组”开始向农村社区和新村放送广播特备节目。同时，马来亚电台的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节目也为配合政府在紧急时刻的工作，开始趋向马来亚化。1953年“农村社区广播”更名为“农村广播”，同时并入马来亚电台的节目部，由农村广播统筹负责节目编排等事宜。

从1950年开始，马来亚电台的广播时长逐年增长，放送的节目内容也丰富起来，其中李大傻（1913－1989）、王道（1920－1999）和黄正经（1912－2003）的“方言讲古”尤受欢迎。广播在1950年代的盛行也催生了广播的延伸印刷品，广播杂志——《南洋广播周刊》。

政治格局变动下的广播变迁（1963－1965）

1956年至1958年，新加坡和马来亚域内的政治运动频繁，政治格局的变动也同样影响着广播的运作。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马来亚电台运作一分为二。马来亚电台新加坡总台仍由殖民地政府统筹。而后，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独立自治邦，“新加坡广播电台”正式成立，为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官方广播机构。

然而，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后，新加坡广播电台和马来亚电台再度合二为一，称为“马来西亚电台／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同年2月，新加坡文化部长拉惹勒南（1915－2006）为“新加坡电视台”举行揭幕仪式。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新加坡广播电台与新加坡电视台改名为“新加坡广播电视台”，隶属政府文化部管理。

广播新时代

1980年2月1日，新加坡电视广播台开启新纪元，改组成为法定机构“新加坡广播局”，广播正式开始商业化运作。期间唱片业蓬勃发展，许多海内外当红歌星走进录音室宣传唱片，介绍流行歌曲排行榜的《龙虎榜》也于1983年启播。199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更是百花齐放，各具特色：FM93.3“醉心频道”、FM100.3“职总心电台”、FM95.8“城市频道”、FM97.2“最爱频道”、FM88.3“动力电台”。“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也在1994年启播，将新加坡的“声音”传播的东南亚各地。同年10月1日，新加坡广播局全面私营化，各广播频道归新加坡国际传媒机构旗下子公司“新加坡广播机构”管理。而后1999年6月，新加坡广播再度重组易名为“新传媒电台”，由“新加坡传媒机构”（新传媒）重点经营广播电台与电视台。

2001年，新加坡报业控股与职总媒体合资组成“报业控股联盟传讯”，职总心电台易名为“UFM100.3”。2013年，报业控股从职总媒体手中收购旗下电台的股份。2018年，报业控股启播另一中文电台“96.3好FM”。

回顾新加坡的无线电广播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有序发展离不开时代因素、社会变革，以及满足听众的需求。新加坡广播电台在21世纪所面临的互联网、播客等新挑战也必定会做出相应调整，继续陪伴听众，提供资讯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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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华人史上，除了地缘、血缘、业缘的组织外，尚有一些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社团，如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同德书报社、昭南岛华侨协会、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另有一些华商俱乐部，如怡和轩、醉花林与吾庐，是社会名流、殷商富豪聚集之处。

以福建人为主的怡和轩俱乐部成立于1895年，是新加坡屈指可数的百年俱乐部，与1845年创立、以潮州人为主的醉花林俱乐部齐名。怡和轩于1925年迁到现址武吉巴梭路43号。本着“无党无派、关心民族、关心国家”的精神，怡和轩是华社领袖酝酿与讨论重要课题的场所，也曾作为抗日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办事处。除了承担社交功能外，怡和轩为支援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争取公民权及创办南洋大学的推动都有贡献。醉花林是本地潮籍商人重要的聚会、宴客场所，也是活动中心和文化地标。从创办至今，醉花林会所都在庆利路现址。

吾庐俱乐部最早位于克罗士街（俗称吉宁街）124号，原名“古寄乐”，是当时华人精英养闲宴乐的场所。1907年更名为“吾庐俱乐部”，并于1927年迁址至现址客纳街72号作为永久会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吾庐俱乐部积极参与筹款援助中国难民，在社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据时期，吾庐被迫成为“昭南岛华侨协会”的会址。

昭南岛华侨协会是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后在日本军政府的指导下成立的，以吾庐俱乐部为会址。打着“调解当地华人社群”的旗帜，该协会早期为日军政府筹募5000万元叻币奉纳金，后期则协助日军推行的政策、恢复社会秩序、协助粮食增产运动和大规模农村移植工作等。历史学者蔡史君在《新加坡华人通史》中指出：华侨协会是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出色地履行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傀儡团体的职责。

关注华人福利与保障权益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成立于1900年8月17日，获得英国殖民政府的保护与支持，旨在培养当地华人的亲英思想。该会也致力于关注海峡华人的福利问题、保护侨民的合法权益，并提高土生华人的政治地位。1919年2月6日新加坡开埠百年纪念日，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华社代表都出席莱佛士铜像迁移暨新纪念碑揭幕仪式，并向总督致贺词。1964年改名新加坡土生华人协会。

1911年，同德书报社在亚美尼亚街设立，以传播三民主义，启发侨民知识为宗旨。该社广集报刊，陈列供侨民阅览，促进文化建设；设学校倡华语，并提倡移风易俗，改良结婚礼仪，举办文明结婚或集团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当新加坡陷入无政府状态时，该社积极维护新加坡的治安。与怡和轩一样，早年的同德书报社也是新华社会重要的政治与文教社会力量。1985年由于市区重建，同德书报社被令迁出亚美尼亚街51号，之后在广东民路53号现址落户。

民信业的起落

太平洋战争后，中国与南洋交通恢复，侨民们纷纷寄信汇款回中国，民信业务极一时之盛。由于环境及业务上的需要，闽商林树彦（1928－1993）与同业们于1946年3月成立南洋中华汇业总会，期借团结精神，共谋业务发展。该会一面将侨民的银信送到在中国的侨眷手中，一面从侨眷那儿携带音讯回来。换言之，此类民信局是建立在移民社会的基础上。然而，当1949年这社会基础动摇后，民信业也如昙花一现，湮没在新加坡历史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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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可分成两大社群：土生华人与新客。土生华人是指19世纪之前，移民至新加坡的华人与当地马来女性结婚的后代，文化上他们融合了传统中国文化、马来文化、以及英国殖民文化，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认同。土生华人虽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乐种，但他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社群，平时热爱来自欧美的流行音乐、拉丁风格的恰恰恰（cha-cha-chá）与曼波（mambo）、爵士，夏威夷风格音乐也相当受欢迎。土生华人作曲家在创作时，往往会将这些音乐元素与作品结合，创造出既南洋又西式的流行音乐风格。在婚丧喜庆等节庆活动，他们会借用福建籍贯族群的音乐，主要以马来传统唢呐瑟如耐（serunai）为主。日常在土生华人社群受欢迎的音乐类型，主要以受到西方以及马来文化影响的流行音乐为主，小型的器乐合奏如马来抒情歌曲东当沙洋（dondang sayang）或者克朗贡（kroncong）民歌多以提琴类乐器、吉他、乌克丽丽等西方乐器为主，也会加上马来打击乐器热巴那鼓（rebana）与凸心锣。除了纯音乐演奏，东当沙洋也作为传统马来四行诗班顿（pantun）或者马来歌剧孟沙湾（bangsawan）以及土生华人戏剧（wayang peranakan）的音乐伴奏。土生华人在英国殖民时期，成立许多业余音乐社团，除了家庭活动的自娱，也会在各种公众活动如商演或庆典中表演。¹

“新客”的音乐

新客是指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中国各地移民至新加坡的华人，来自福建、广东、海南、潮州、客家等不同籍贯，他们将家乡的乐器以及音乐文化带入新加坡，尤其是源于华人的各种节日，如神诞庆典、喜庆、丧事等需求，发展出音乐和艺术活动。华人移民在新加坡建立同乡会或宗乡会馆，作为联系情感的社交场所，同时也是孕育新加坡华人音乐的摇篮。华族音乐发展以牛车水一带为中心，延伸至大坡（桥南路一带）、小坡（桥北路一带），或者后来陆续成立的三大游艺场：新世界、大世界、繁华世界（旧称快乐世界），都为华族音乐留下历史的声音。²三大游艺场的建立，吸引更多来自中国明星级音乐家与演员下南洋表演，名角与专业音乐家的献艺，带动各个音乐组织开始以职业团体的方式来经营。在新加坡艰难的时期，这些音乐组织屡屡扮演重要的角色，如革命筹款、抗日时期筹款赈灾、赈济难民。战争期间，音乐组织艰困的生存着，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音乐团体无法像战前容易南来献艺，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促成新加坡传统音乐团体走向业余化和本土化。³

新加坡华人音乐种类

新加坡华人音乐种类，以不同籍贯族群所发展出来的音乐，可二分为“籍贯乐种”与“泛华族乐种”。籍贯乐种音乐和泛华族乐种音乐又可进一步细分，其分类可见下表：

新加坡华人音乐

新加坡华人籍贯族群传统音乐

民间力量与政府支持

新加坡建国后，以多元族群为建国基础，新加坡华人与其他族群共存融合，彼此相互影响，使得新加坡华人音乐更显丰富而多元。1963年国家剧场与1969年牛车水人民剧场落成，这两个剧场为新加坡不同华人籍贯乐种提供更好的表演舞台，参与艺术活动渐渐成为一股热潮，民众除了热烈参与本地音乐团体的表演，也支持从外地前来新加坡表演的艺术团体。国家予以艺术活动更多的支持，华人音乐文化也成为政府民族文化的符号之一。⁴

直至1979年推动讲华语运动，方言不在政府教育鼓励政策之下，导致华人地方音乐于1980年至2010年之间沉寂一时，仅能靠着民间的力量尽力维持传统艺术文化。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再度积极复兴华人传统文化，如举办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支持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成立，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展开了新的篇章。新加坡华人音乐一路发展至今，集结了民间力量和政府支持，华人音乐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将得以继续绵延传承。

在某个层面上来说，在新加坡，华人音乐文化没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影响，因而保留其原汁原味。然而，更重要的是，如同各种族群融合与时代的淬炼成就了现在的新加坡，华人音乐在新加坡境内，以华人文化为主，与各族群文化多元交融，在百年文化互动下生成现在的音乐样貌，让华人音乐文化既混杂同时也发展出在地化的特色。移民华人的音乐加上土生华人音乐，以及近代华人共创的音乐，造就新加坡华人音乐的多元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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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乐团前身为人民协会（简称人协）华乐团，创立于1968年，并于1992年改为现名。1996年，在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该华乐团进行改组和重新定位，被提升为一支国家级的专业乐团，团址坐落于新加坡大会堂。

在新加坡建国前，华乐活动已经蓬勃发展，为这支专业的华乐团奠下基础。1950年代中期，华校、工会团体和业余人士纷纷组织不少华乐团，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爱同／崇福校友会民乐队、康乐音乐研究会、新加坡中学联（新加坡华文中学联合会）、艺研会（星洲1953年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和华中校友会民乐队等。由陶融儒乐社于1959年组织的华乐团，是新加坡首个队型较完整的华乐团。

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的华乐团于1968年成立后，吸引了部分中央文化局华乐队¹的乐手加入。同年创立的人协华乐团则最初是人协文工团属下的一个演出单位。国家剧场华乐团在1974年解散后，人协华乐团继续其推广和普及华乐的使命。这时期的人协华乐团也吸纳了一些国家剧场华乐团的团员。1970年代，除了人协，其他在本地活跃的华乐团体还包括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新加坡广播局华乐团（今狮城华乐团）等。

从人协华乐团到新加坡华乐团

人协华乐团前后经历马文（1937－2011）、吴大江（1943－2001）、李雪岭（1939－1989）、林哲源（1939－1998）、顾立民（1935－2020）等指挥，到1984年，已有32名团员。顾立民退休后，已易名为“新加坡华乐团”的乐团继而于1993年聘用瞿春泉。瞿春泉在任内积极鼓励华乐团作曲家创作属于自己的华乐作品，也频繁选择演奏本地的作品。

新加坡华乐团于1996年在时任总理吴作栋的提议下，成立新加坡华乐团有限公司并扩大编制，从原有的32名团员增加到62位，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编制的一支专业国家级华乐团。隔年，中国指挥家胡炳旭出任音乐总监兼指挥，乐团在他的带领下，持续引进杰出演奏家。华乐团历来享有国际化的声誉，得益于乐团广纳人才的策略。2023年，新加坡华乐团共有86位全职演奏家中，他们包括新加坡本土和来自海外的资深音乐家，及各地艺术院校栽培的优秀音乐专才。2002年，华乐团委任出生于中国而后旅居美国的音乐家叶聪为音乐总监，他于2023年卸任音乐总监一职，成为荣誉指挥。叶聪之后，由郭勇德出任首席指挥，他是华乐团首位土生土长的首席指挥。郭勇德策划的艺术节目，如儿童音乐会、青少年音乐会、母亲节音乐会、走进后台的“进行中的音乐会”、及系列“乐季”音乐会，成为华乐团广受欢迎的代表活动。

南洋乐韵　奏响世界

新加坡华乐团向来以“人民的乐团”作为乐团的发展宗旨，以音乐加强人民的凝聚力为目标。因此，策划的系列音乐活动与文娱表演，也以雅俗共赏为原则。早期华乐团演奏的曲目，多以中国作曲家的经典名曲为主，逐步奠定华乐团的基础。新加坡建国后，随着国家发展，新加坡华乐团也积极摸索自身性格与特色。2002年以后，在叶聪的带领下，新加坡华乐团以”南洋风格华乐”为乐团品牌特色，奠定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独特声景。华乐团举办多次国际华乐作曲比赛，鼓励创作，并挖掘优秀的南洋风作品。其中，王辰威的《姐妹岛》《融》、罗伟伦《王子与狮子》《海上第一人——郑和》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新加坡华乐团自创团以来，多次受邀各地演出，包括欧洲、亚洲等地区。2009年，它成为第一支受邀于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开幕表演的华乐团。该华乐团也两次巡演欧洲，分别在2005年和2019年，让德国、捷克、意大利、希腊等地的听众欣赏到其富有南洋特色，融汇中西的音乐风格。1998年，乐团首次巡演中国（北京、上海、厦门），随后，多年受邀参加中国各大国际艺术节、音乐节活动，呈现多场别具一格的华乐演出。2023年，华乐团受邀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音乐学院上音歌剧院呈现“南洋传奇”音乐会，演奏多首代表作，如《鱼尾狮传奇》《文武双全》《海路》及特别创作《阿拉上海人》。

新冠疫情期间，因无法举办实体音乐会，新加坡华乐团开拓线上音乐会模式，推出线上品华乐系列音乐会，节目包含：“打包SCO”（#DabaoSCO）、“华乐101”（#CO101）、“乐来乐宅”（#roomformusic）、“乐家心语”（#HumanDiaries）、“名家名曲”（Virtuoso Series）等原创视频和音乐会系列，鼓励团员自发性分享作品，也让乐迷与音乐家互动。王辰威的作品《融》也以虚拟华乐团的模式呈现，几十位演奏家隔空合奏，开启华乐演奏的新模式。

从人协华乐团到新加坡华乐团，一路走来几十载。从新加坡走向世界，新加坡华乐团以不断探索自我，建立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在世界乐坛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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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是新加坡的古地名。“淡马锡”一词的由来众所纷纭，一说源自于马来语tasik／tasek，意为“湖泊”或“海”；一说起于梵文tamarasa，意为黄金。当我们溯源新加坡历史，可以发现14世纪至17世纪间的古籍或文献普遍将新加坡称作“单马锡／淡马锡／淡马锡门”：

龙牙门

若顺着时间线再往上追溯，根据南宋《诸蕃志》、元代《岛夷志略》、明代《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元史》¹记载，新加坡也被称为龙牙门、凌牙门或龙牙山门。龙牙门或指岛屿，或指海峡。作为岛屿名的龙牙门，一般认为指印尼的林加岛。而《岛夷志略》记载的龙牙门是由单马锡的两座山组成，中间有一条水道，状似龙牙，故称“龙牙门”。古代水手在狭窄的海峡中航行时，便是以这块“航海之石”（马来语Batu Berlayar）作为航行的辅助工具。

“蒲罗中”：半岛尽头的岛

在所有新加坡古名中，最早出现的是“蒲罗中”，又作“蒲芦中”，或略为“蒲罗”。东南亚史学者许云樵（1905－1981）在其1961年出版的《马来亚史》中提及“蒲罗中国是1700年前的新加坡古名”。许云樵指出，“蒲罗”为马来语pulau（岛）的译音，中为ujong（尽头，海角）的译音，合起来意为（马来）半岛尽头的岛。三国时期（220－280）吴国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后撰写的见闻录《扶南土俗》，对“蒲罗中”的形容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相吻合。可惜该书已散佚，部分内容散见于《太平御览》《通典》。

除上述提及的古名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辑录了中外古籍文献中的南海古地名。其中有关新加坡古名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皮宗、莫诃信洲、多摩苌、罗越、麻里予儿、长腰屿、星忌利坡等。为考证新加坡古名，新加坡历史学者可谓煞费苦心，尤其是许云樵、饶宗颐（1917－2018）和陈育崧（1903－1984），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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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¹于1979年由时任总理李光耀发起。由于新加坡早期的移民来自亚太各个地区，不同背景的华人无论在语言或文化习俗上都有所差异。为了简化新加坡华人的语言环境，促进华族社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并营造利于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李光耀发起了“讲华语运动”，鼓励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华文华语，以及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

讲华语运动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81年，运动推行初期，主要以广大的华族社群为诉求对象。第二阶段为1982年起，运动初见成效，开始从多方面，鼓励各行各业的新加坡华人多讲华语，并通过华语体验华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讲华语运动在1994年迈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进入第三阶段，开始将集中力转向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文华语。时至今日，讲华语运动不断与时并进，除了鼓励国人把华语融入日常生活中，也致力于保持新加坡华语的活力和独特之处。

第一阶段：推行初期

追溯讲华语运动的起源，政府当时发起这项运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让说不同方言的华人拥有共同的沟通语言；二、鼓励新加坡人掌握母语以传承华族文化。当年，新加坡华人的生活用语主要还是以方言为主，而学校里已经在实行以英语为第一语文、华语为第二语文的双语教育政策。时任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华人如果继续以方言为主要生活用语，可能看不到学习华语的必要，而且不利于双语教育政策的施行。基于这个考虑，政府在1979年9月7日推出了讲华语运动。时任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欧进福博士受委担任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首任主席。²

在运动开展初期，各华族社团和组织积极配合，联合组成全国推广华语工作委员会，有计划地在民间推广华语。各政府部门也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鼓励公务员在办公时间以华语，而不是方言进行日常沟通。

为配合这项运动，政府也逐步取消电台和电视台的方言节目。电视台首先于1978年7月停止播放方言广告，随后在1979年10月底推出第一部以华语配音的香港连续剧《倚天屠龙记》，并于1981年全面取消方言电视节目。电台也从1983年1月1日起全面停播方言节目。

第二阶段：初见成效

讲华语运动在发起时就有个长远目标——即在五年内让所有新加坡华族学生少用方言，改用华语，以及在10年内，让华语取代方言成为人们的日常使用语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运动每年都制定不同的场所和群体为宣传重点，例如1982年主要鼓励人们在工作场所多用华语、1983年则把重点放在小贩中心和巴刹等。

讲华语运动也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鼓励大家多说华语，例如，在联络所开办华语班、录制并售卖华语课程卡带、主办华语讲故事和朗诵比赛等。政府经常在电视和电台播放推广华语的宣传短片和广告歌，鼓励人们多讲华语。电视台，包括早期的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及后来的新加坡广播局，也制作本地华语电视剧，给华语电视观众提供更多选择。198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教育部推行将华族学生姓名汉语拼音化的措施，让家长在孩子的出生证书上填写汉语拼音的名字，而公司与商行注册局也鼓励公司在进行注册时，采用汉语拼音的名称。

政府在讲华语运动推行10年后展开的调查，显示这项运动已初显绩效。根据当年发布的小一生登记资料，在家中主要讲华语的华族小一生已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89年的69％；来自讲方言为主的家庭的小一生比例，也从64％锐减至7％。

第三阶段：转捩点

在推行了15年后，讲华语运动在1994年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政府意识到有必要把推广华语的对象转向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

从那时候起，推广华语理事会开始主办一系列活动，如新谣音乐会、讲故事比赛、演唱会、电视游戏节目等，并大量运用网上资源和游戏等，来加强这项运动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2004年，讲华语运动首次推出双语并用的“华语Cool”标语。进入21世纪，讲华语运动也积极利用新媒体和新科技，为学习华文创造有利条件。

近年来，讲华语运动着重鼓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用华文华语，并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自2019年起，运动使用的标语“讲华语？我也可以。”鼓励新加坡人持之以恒的学习和使用华文华语。

展望未来

讲华语运动的推出，令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态环境在数十年内经历了快速的转型，使华语取代了方言。然而，这项运动虽然让华语普及化，但英语也快速成为新加坡华人家庭里的主要用语，因而这项运动面对新的挑战。

基于此，展望未来，单靠讲华语运动来推广华文华语是不足够的，所以政府近年来也鼓励家长父母积极帮助孩子掌握母语时，让华语成为年轻一代、以至所有新加坡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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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娱乐文化主要以现场演出为主，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1887年，科学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发明了圆形滚筒式的留声机，不同科学家接续钻研，最终爱米尔·贝利纳（1851－1929）将之改良成为今日为人所熟悉的唱盘式留声机，从此改变了人类声音的传播模式。原本转瞬即逝的音乐与歌曲，因为现代录音技术的发明，得以被保留下来并大量生产成为商品销售。

1900年代初，留声机与唱片的登陆，为新加坡华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与娱乐形式。在往后的数十载，唱片作为一种音乐商品逐渐普及，并走入一般普罗市民的家中。因此留声机与唱片的历史发展，实际上能反映出上个世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生活面貌。

方言唱片掀开序幕

清末民初起，不同语言演唱的唱片，已开始在新加坡市面上销售。由于新加坡华人内部组成丰富多元，包括了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客家等不同方言籍贯的华人社群，因此唱片公司一般会以各种华人方言，灌录各式的传统曲艺或流行歌曲，以针对不同的华人群体，扩大销售群。直至新加坡建国独立以后，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趋向了规范统一，以方言灌录的唱片逐渐减少，华语唱片开始成为市场的主导。

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传播经销的留声机与唱片，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的国际唱片公司，如英国的留声机公司与德国的壁架唱片等。至1920、30年代，香港的新月唱片公司与上海的大中华唱片两家华资企业，亦将所出版的唱片发行至新加坡。这段期间，新加坡虽然仍未有属于自己的唱片公司，但不少的职业戏班与业余社团，已被唱片公司邀请进行灌音活动。¹

抗战时期及战后的华人唱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起了全球各地华人社会的民族意识，新加坡亦开始销售具有抗战意识的华语唱片。到了日据时期，新加坡的唱片进口中断。虽然当时娱乐需求并非民众的首要考虑，但日军为了填补新加坡的唱片空缺，便将早前在上海灌唱但尚未发行的录音，制作成“太阳牌”唱片在新加坡发行。²

迈入1950年代，新加坡本土唱片业开始萌芽与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如义发唱机唱片行等，相继在岛国成立，本地许多职业与业余歌手都投入唱片灌录的事业中。新加坡的唱片业亦由早期的以依赖唱片进口与代理为主，逐渐过渡到能独立地进行灌音、制造、包装等一系列生产过程。³

此外，1950、60年代亦是新加坡华族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重要传播媒介的唱片，经常与其他的文化形式如戏曲、电影与歌台等产生互动关系。这段期间由香港进口的戏曲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及《苏六娘》（1960）在新加坡所掀起的“戏曲电影浪潮”，便带动了戏曲电影唱片的市场。与此同时，许多参与唱片制作的艺人与表演团体，如上官流云（1922－2002）、莺燕闽剧团⁴、王沙与野峰⁵等，亦经常流动于游艺场歌台、歌厅与歌剧院等不同表演场所。

1963年，新加坡电视台正式启播。电视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新加坡的娱乐生态，亦为本地唱片业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如电视台拍摄的电视戏曲与举办的歌唱比赛，都带动着相关唱片的发展与销量。

自清末以降，录音技术与唱片工业的发展，对声音的传播与娱乐休闲的方式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迈入1970年代，本地唱片业热潮逐渐消退。音乐偏好的转变、盗版唱片的泛滥，与新兴娱乐场所的出现等，都对唱片市场与娱乐文化生态带来重要的冲击。许多唱片歌手亦因应时代的发展转换跑道，在其他不同的领域，如电视与歌台等继续他们的娱乐生涯，为本地流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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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华语外，新加坡华人社会还通行多种方言。方言是某一共同语言的地方变体。华人所说的各种方言，就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汉语，在各个地区形成的有差异的变体。

新加坡华人的方言纷繁复杂，以五大方言（福建、潮州、广东、客家、海南）为主，还包括了兴化话（莆仙话）、上海话等其他方言。早年时期，南来的华人依地缘、籍贯而群居在一起，形成各种地方社群，方言也就在各个社群里通行。有人指出，“从一开始，华人就不是一个统一整体。方言的使用以及生活和工作聚居区使得华社彼此分离。”¹例如，来自闽南的福建人，惯用福建话；来自广东东部的潮州人，使用潮州话；来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府人，通用广东话，因此，有社会学者总结这种现象为“方言群分类法则”。²

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民众的日常用语是方言，就连官方的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也多有方言制作的节目。例如，丽的呼声电台的方言讲古、电视台购买的香港连续剧等，都大受欢迎。

新加坡华族方言的前世今生

根据多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可以追寻各个方言人口比例（表一）。早期，属于不同方言群的华人，虽然文化传统相同，但是彼此言语上不完全能有效沟通，风俗习惯亦有相异之处，因而形成较强的方言群认同意识。

而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之后，方言在广播和电视的应用受到限制，加上双语政策的影响，逐渐式微。社会上方言群的认同意识随之开始淡化，方言变成主要在老一代人之间通用，年轻一代则缺乏有力学习方言的环境。不过，1980年之后的人口普查，还是依样画葫芦，遵照传统的做法，列出方言群的人口数据，其实，这些数据并不代表都能够讲该方言了。

表一：1881年至2020年的华族方言群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郭振羽、罗福腾，《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页6。

国民与文化身份

方言不仅作为日常交际和思维工具，更是地方文化传承的载体、依托。以戏曲为例，随便清点一下，就会发现，所有的地方歌谣、小曲、戏剧等都是用方言作为工具来传唱的。福建的歌仔戏，是以闽南话为主要对白的；潮州大戏（潮剧），是以潮州方言来演唱的；客家人的民谣，是以客家的语音来吟唱的；广东大戏（粤剧），更是离不开粤语。因此，方言如果濒危，地方文化传统也可能随着消失。以此而言，方言对于传播地域文化、加强宗乡的亲情联系，有其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毋庸讳言，方言也有消极作用。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里，执政者会从更大的视角、更宏观的立场来制定政策，不分种族，不分语言，达致国民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而繁杂的华族方言，可能会阻隔民间的沟通和交流，形成掣肘语言政策实施的反作用力。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常使用的方言，多达12种以上，这些方言除了干扰双语教育，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华人因为不同方言就出现了不同帮派，讲同一种方言的华人组成一个帮派，同声同气，往来密切，和其他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人，就有了隔膜。”³民众可能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视角来力挺方言，国家领袖则会从国家全民文化的整合、国民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待方言的消极作用。因此，从1979年开始，政府大力鼓励民众讲华语，少说方言。

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制度，鼓励人们在学好英语的基础上，也必须学习母语，传承本民族的主流文化。政府并不禁止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使用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