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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其自身的一套运作体系。当殖民地政府不太重视华社的福利时，华社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照顾自已族群的责任。从最早的“慎终追远”，创建坟山，负责族人客死异乡的问题，到日后的办医院、办学校，排难解纷等，处处可见华社互助的情况。
普遍的认知是，华社是通过会馆组织解决族群面对的问题。早期移民为了克服生存的困难，同乡亲戚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成立宗乡会馆或互助会相互扶持。从历史上看，会馆除了为新客1提供就业与住宿，还是当年各籍贯移民的联络中心和团结机构。然而，在宗乡团体成立之前，在新加坡，庙宇其实是解决移民的精神与生活问题的重要组织。
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建立在“帮”的体系上。主要有五大帮群，即：闽、潮、广、琼、客。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各自方言为认同的“帮”，促使当地许多庙宇都是以“帮”为轴心。以福建帮为例，来自马六甲的土生漳泉商人，便是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并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帮”高于一切，“帮”首的威权，不可侵犯。“帮首”或许希冀用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藉这“神权”，来建立“绅权”，并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绅权”促使“帮权”合法化，正所谓“绅权神授”是也。
积极参与庙宇活动是早年成为侨领必备的条件之一。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1793－1847）实开此风气之第一人。1828年，薛佛记在石叻路（今惹兰红山）创建恒山亭。除了薛佛记，热心庙宇活动的，还有闽籍人物章芳琳（1825－1893）。章芳琳从1863年至1887年的24年间，共重修和建立了五间庙宇：1863年建双狮大伯公庙于巴西班让，1891年重修；1869年，襄助代表广、惠、肇、丰、永、大、嘉各帮位于直落亚逸的海唇福德祠的扩建工程；1887年重建清元真君庙于福建街上段（原庙建于1849年，1980年代拆除）及玉皇殿于合乐路，并独资重修于纳喜士街的金兰庙。章芳琳是福建帮中建庙最多的华社领袖。
帮权政治下的庙宇主要负责安排、处理和执行帮内所有民间一切的公众生活，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庙宇由当地华社领袖和帮群政治的核心人物负责管理。新马南洋史学者陈育崧（1903－1984）在《石叻古迹》一书的序文中提及，庙宇经社会化后，作用不断地扩大，最显著的：“举办善举、开设学校、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
庙宇与会馆交互共生，成为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形态。例如以妈祖为主神的天福宫，不仅是福建帮的产物，也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随着国家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庙宇的社会功能已不如从前。
宗乡会馆继承了庙宇的传统，不断作出改革，处理许多华社内部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今日的宗乡会馆体制。庙宇与会馆的关系密切，其间存有诸多共同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各自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见证了新加坡开埠的历史和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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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是指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移民通过民间渠道寄回侨乡，附带家书或简单留言的汇款，侨批一般包括侨汇与侨信。
侨批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早期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他们孤身前往异乡打拼生活，积累钱财寄回家乡赡养家人。留守家乡的往往为老幼妇孺，加之传统侨乡看重辈分与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大约60％以上的收批人是祖父母和双亲，并以男性为主。女性作为收批人也是上下有别，严格按照尊卑长幼、宗法血缘层层分级，祖母在，即不寄母亲；母亲在，即不寄妻子，甚至年幼的儿子都比母亲更享有收批的权利。
早期华人移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他们汇款时只会填写金额和日期。因此也就诞生了一批具有比较好的文化水平，能够替移民撰写家书的写信人，或者由某些批局里的助理免费代书。在新加坡，职业写信人坐在路边的小摊上，小摊上有一张简陋的小桌，上面放有纸、笔、墨，另有一张专供凳子。这些摊位通常位于五脚基、树下或墙下。写信人每封信收费三至六分钱，一般取决于所写内容的长度。他们所撰写的书信都较为工整，也使用一些书法体，并具备固定的格式，如以礼貌用语表达谦卑的问候等。
大部分情况下，与家书附带一起的主要是汇款，以补贴家用、用于孩子的教育花费等。但有些时候，华人移民也会寄送一些家乡比较稀缺的物资，如面粉、西药、比较新式的服饰或布料等。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主要为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海南人和客家人。而在不同族群的侨批中，都带有浓厚的地方语言色彩，信中经常会出现某个方言群的方言用语。通常每个方言群的移民都会请本方言群的写信先生撰写家书，他们也会去特定方言群经营的侨批局里汇寄侨批。
侨批虽然是看似普通的书信，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素材，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内容。由于侨批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内涵，2013年，它被世界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记忆遗产。
侨批这一纸质媒介，为跨越海洋两岸的亲人之间搭建了一座重要的联系桥梁，并发挥了一些重要的功能：
早期的华人移民，多以男性为主，他们移居海外时，往往把父老妻小留在家乡。虽然他们看似缺席于家庭的日常生活，但其作为一家之主的影响力却依然存在，而这种影响的体现，正是通过侨批来维系。一方面，这些男性移民通过定期汇寄侨汇回家，成为整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侨批，来对家庭事务做出具体的指示。
另外，有些男性移民出国时，把妻子留在家乡，出国之后可能又娶亲生子，但他们同时又维系着与家乡妻儿的联系，所以就形成了早期华人移民中一个特殊的现象——两头家。而有些留守家乡的妻子，因为丈夫长年在外，没有回家，所以没有生儿育女，也会收养孩子以便老有所依。可以说，男性移民与家乡妻儿的关系，都是通过侨批来维系的。
在华人移民的家乡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民间风俗，这些风俗习惯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风俗习惯也由于华人移民而延伸到海外，成为他们不变的生活习惯，在海外的华人移民中，有大部分仍然维系着他们在家乡时的传统礼俗。
比如在中国沿海乡村的妇女自古以来大多信奉神佛，拜神的风俗历史悠久，问神、算卜也很普遍。所以在海外的一些妇女，会通过侨批请家乡的长辈帮她的儿女问神算卜。
另外，拜祖也是当时中国沿海乡村社会的另一重要的民间习俗。在侨批里，经常会提到寄钱回家以应拜祖之用。
由于华人移居海外后，受到移居国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加之他们相比于普通家庭而言，经济实力也相对较好，因此也有一定的能力让子女接受教育。在侨批中，教育问题也成为经常讨论的问题，移民所汇寄的款项也有部分用于家中孩子的教育，从而提升移民家庭的文化水平。
华人移民通过侨批，可以及时了解家乡亲人的情况，甚至参与到家庭事务的安排中，从而实现了“既在他乡又在我乡”的生活状态。而侨批中所呈现的一个个华人移民在异国打拼的故事，也帮助重构了“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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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先民下南洋，客死异乡者，同乡为他们设坟殓葬，也会定期祭拜。其中一个重要日子是清明节，它通常在每年阳历4月初，即“春分”节气后的第15天。在这段期间上坟烧香，祭拜先人，形成新加坡清明节祭祀礼仪的雏形。渐渐的，各籍贯人士纷纷购置自己的义山坟地，例如福建人的恒山亭、潮州人的泰山亭、广东人的碧山亭、海南人的玉山亭、客家人的双龙山等。新加坡的清明祭祀活动，最早是围绕着这些义山坟地而开展的。
《礼记》说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祀是重要的礼节，唐宋时期颁布清明节“出郊省坟”政令，清明演变为华人最重要的传统祭祖节日。
祭祖扫墓的意义是传承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文化。清明节祭祀的习俗可溯源自早清明节一天的寒食节。据中国民间传说，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有一次他饿晕了，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一块肉，烤给重耳吃。多年以后，重耳成为国君晋文公，欲对昔日同甘共苦的随从进行赏赐。介子推拒绝受赏，背着老母亲隐居深山。晋文公放火烧山，希望介子推会走出来，结果介子推母子被活活烧死。晋文公将放火烧山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并下令每年这天只吃生冷食物，以示感恩缅怀之情。
每逢清明节，新加坡的华人坟场和骨灰安置所热闹非凡。清明节成为一个新加坡华人家庭团聚的日子。过去常见的活动是到坟场扫墓，但现在普遍多是火葬，国人就改为到骨灰安置所祭奠祖先。新加坡人还有海葬的选项，以及将亲人骨灰撒在蔡厝港清心园土壤的选择。
近年来，选择海葬的华人有所增加，约占10％至16％。1新加坡的海葬地点位于实马高岛以南2.8公里处。有些死者家属则通过殡葬业者跟有关当局安排，在新加坡本岛与德光岛之间的指定水域，用白布或红布包裹骨灰，或使用可生物分解的骨灰瓮，由亲人投入海中，然后撒下鲜花。
新加坡的会馆组织延续华人集体祭祀先民的传统，在清明节举行“春祭”仪式。以福建会馆为例，春祭往往在万礼坟场和蔡厝港坟场举行（福建公坟多迁至这两处）。祭祀仪式由总务科主持，仪式开始时，一行人先安置牲礼祭品，然后点香烛祭拜大伯公，再祭拜先辈。接着，祭祀主持念读祭词，怀念先辈功绩，并祈佑国家平安。祭词念完，一行人行鞠躬礼，然后焚烧金银纸帛。2拥有醒狮团的广东人社团如鹤山会馆、冈州会馆和三水会馆则保存百多年来舞狮拜祭祖先的习俗，每逢清明和重阳节派狮队到广惠肇碧山亭总坟拜祭，开创舞狮祭祖的先河。3
祭祖仪式结束后，大家可以享用受到祖先祝福的祭品。祭品往往是五牲（如鸡鸭、猪头、鱼类、螃蟹和鱿鱼）、水果、饭菜和糕点。一些社团也以烧猪为主要祭品，祭祖后“太公分烧肉”，也就是由老人家将烧猪分给大家，贯彻团结互助的理念，同时将福泽世代相传。
新加坡清明的习俗也因籍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潮州人过清明节也叫“过春纸”，取在墓身上放置彩色纸、用蚶壳压住纸张的习俗（“过纸”或“挂纸”），寓意将“蚶壳钱”送给祖先。4潮州人也会在冬至扫墓，叫“过冬纸”。福建人也有“挂纸”的习俗，也称“压纸”，意即用石头将长方形的黄白墓纸或五色墓纸压在坟上，表示子孙已祭拜过祖坟。5广东人有甘蔗祭祖的习俗（俗称“清明蔗”），寓意一家人甜甜蜜蜜。嚼甘蔗必须从头咬到尾，以后做事情才会有头有尾，善始善终。福建人在清明之时，流行吃薄饼，也会准备蛤，在坟前吃，把蛤撒在墓前。6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跟清明节一样，是个纪念先人和扫墓的节日。民间“秋祭”往往也在这个时候举行。近年来本地民间较少秋祭的追思活动，但一些宗乡社团仍坚持重阳节祭祖的礼仪。清明的“春祭”和重阳的“秋祭”成为新加坡华人追思祖德、实践孝道的重要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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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华人移民将端午节庆祝活动从家乡带到本地，发展成为新加坡四大华人节日（农历新年、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之一。随着时代的演变，端午节的习俗已经简化。佩带香囊，门前挂艾叶、菖蒲驱邪避灾的习俗已很少见，吃粽子和赛龙舟的传统则保留下来。
端午节起源于2000多年前中国的战国时代。屈原《楚辞》写道：“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静幽默。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屈原为了救国而遭流放，满腹委屈哀伤，于五月初五投江自尽。人们纷纷划船打捞尸体，并在江中撒下粽子。划龙舟、吃粽子后来发展成为民俗活动。
例如广东习俗有“二五墟期龙在田，初三初四龙跃渊”的说法。龙舟赛在五月初三和初四进行，比赛结束后，村民把龙身埋在河涌，龙头和龙尾则放在祠堂里。福州和泉州地区也有约600年的赛龙舟习俗，福州甚至有“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航”的说法，也就是晚上赛龙舟，让白天耕作的农民有机会在夜间参与其盛。1
端午节一家人吃粽子有其文化历史意义。本地的粽子口味多样化，有传统的以竹叶包裹的福建肉粽、广东咸肉粽、绿豆粽、碱水粽等，新加坡人吃碱水粽还会沾上砂糖或有本地风味的咖椰酱2来提味。具有浓厚本土风味的娘惹粽味道香甜，粽子以猪肉、五香粉和冬瓜糖为馅，包上班兰叶蒸熟后，植物的香气融入到粽子里。
传统粽子是三角形，金字塔状的，广东粽子的底部则是四方形的。广东粽子还有用荷叶包裹，长条形的裹蒸粽，不过裹蒸粽与纪念屈原无关。新加坡一些客家人保留“五月节”（即端午节）拜祖先和吃艾粄的习俗。艾粄做法简单，将糯米和艾草一起蒸熟，可同时加些喜欢的配料。从中医学的角度，艾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能，因此艾粄也象征增强体质，药到病除。
本地华人社团多年以来持续进行端午节庆活动。新加坡各宗乡团体每年组织端午嘉年华、品粽聚会、包粽子比赛、端午故事会等活动，让大家通过不同渠道认识端午节。
1978年，新加坡举办首届龙舟赛。此后，龙舟赛会发展成为本地一年一度的盛事。本地的龙舟一般分为12人或22人一组，成员包括10名桨手、一名舵手和一名教练，或20名桨手、一名舵手和一名鼓手。勿洛蓄水池、滨海湾、新加坡河、东海岸等地都举行过端午节龙舟赛。划龙舟已发展成为各族男女参与的水上运动，勿洛蓄水池、加冷河、裕廊湖、榜鹅蓄水池等地都可看到学生和年轻人的身影，通过划龙舟来锻炼体力、意志力和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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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早的一份华文报章，据称是1845年的《地方日报》，稍后在1858年又有《日升报》刊行。据庄钦永的考证，《地方日报》至今尚无佐证，而《日升报》的史料，则是由一则《海峡政府宪报》的广告得知它的存在。11881年开始出版的《叻报》，是目前所知的最早新加坡华文日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重要的新加坡华文报章，约有20家。从这些报章所处的时代背景、创办人、办报宗旨、主笔或主编、编辑方针、内容偏向、社会功能等几个方面，约略可以将战前主要华文报章分为三个阶段：
19世纪最后20年里，随着新加坡成为东西航运的枢纽、华族人口的激增，富裕的华族和中产阶级的形成、识字人数相应的增加，本地英文报章和香港、乃至上海华文报普及化的影响、华族社群有更多时间和金钱投入文化的追求等因素，催生了由本土华族经营的华文报章。2这阶段面世的华文报章，共有《叻报》（1881－1932）、《星报》（1890－1899）、《天南新报》（1898－1905）和《日新报》（1899－1903）四种。当时新加坡和东南亚华社的思想意识，以儒家思想和效忠原乡的民族主义为主流，而当时最著名的三大报人，即叶季允（1859－1921）、林文庆（1869－1957）和邱菽园（1873－1941）本身即是热心于民族事业的大儒者，一生积极推动儒家复兴运动，不遗余力。因此这时期的四份报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是以宣扬儒家思想和民族主义为办报宗旨。
《叻报》的创办人薛有礼来自马六甲峇峇家庭，他的家族与厦门有生意往来，身份认同偏向中国原乡。《叻报》的编辑叶季允更是来自安徽的文人。因此《叻报》的内容偏向于报道南洋社会新闻和中国本土的政治讯息，并通过社论宣扬民族主义和儒家思想为办报的宗旨。在当时中国驻新领事黄遵宪（1848－1905）的推动下，《叻报》也成为刊载“南洋文学”的平台。31906年，以刊载粤讴、幽默小语、短评、诗、杂文等俗文化的《叻报附张》的引进，更开启以后新马华文报副刊鼓吹马华文学的先河。
较后出版的《星报》由古友轩出版，创办者林衡南（亦名林光铨，1844－1893）是金门的移民。曾考获科举孝廉资格的黄乃裳（1849－1924）曾任《星报》主笔。比起《叻报》，《星报》宣扬儒家思想的努力，更显突出。
1894年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催生的《天南新报》和《日新报》，分别由本地儒者邱菽园和林文庆创办。这两份报章也是19世纪末推动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论坛。《日新报》也刊登系列由林文庆翻译并重新编辑的西方名家所撰科学和教育文章，并特别关注由林文庆创办的“好学会”活动和儒学复兴运动。
到了1890年，中国局势的迅速改变，吸引了越来越多南洋华人关注。拥护维新的本地儒商邱菽园创办了《天南新报》（1898－1905），积极鼓吹维新思想，较后又有《图南日报》（1904－1905）、《南洋总汇报》（后称南洋总会新报，1905－1947）、《中兴日报》（1907－1910）、《星洲晨报》（1908－1910）、《南侨日报》（1911）等拥护保皇或革命思想报章的出现，争夺舆论阵地。
革命派先锋《图南日报》原版已佚，该报是张永福（1872－1959）和陈楚楠（1884－1971）合资创办的第一份新加坡革命党人报章，后因销路欠佳，资金耗尽而停刊。1907年，张永福和陈楚楠在孙中山（1866－1925）的指导下卷土重来，创办《中兴日报》，与保皇思想为主的《南洋总汇报》对垒，积极鼓吹革命思想。该报也是新加坡第一份刊载政治漫画的中文报，漫画的主旨是反清。
1911年辛亥革命后，维新派和革命党人还创办了《振南日报》（1913－1920）、《国民日报》（1914－1919）、《新国民日报》（1919－1940）、《民国日报》（1930－1935）。《振南日报》由邱菽园主编，袁世凯（1859－1916）去世后，该报支持以段祺瑞（1865－1936）为首的军阀政府，反对孙中山和国民党。《新国民日报》《民国日报》及《振南日报》则是国民党在海外的党报。《新国民日报》更成为南洋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章之一。
1920年至新马沦陷前夕，由华商巨贾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1941）、《星洲日报》（1929－1941）、《星中日报》（1935－1941）等，成为新加坡华文报界的主流媒体。三家以商业利益为宗旨、以南洋为中心、宣扬抗敌救国的报纸间的竞争催生出不少创新模式，如增添图文并茂的免费文艺副刊、星期增刊、专题特刊、新年特刊等。由报人编辑出版的《南洋年鉴》和《星洲》年刊系列，副刊如《南洋研究》《南侨教育》等收录了不少新马历史文献。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内局势动荡，不少知识分子等之南来加入华文报业，提高了新加坡报章的水平。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底华文报纸停刊。日本占领新加坡后意味着从1845年为起点的华文报一个时代的结束。二战结束后，华文报卷土重来，开启另一个更为昌盛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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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华校教科书，原为中国本土学生而编写，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充满反帝与排外的色彩，其次是充满爱国意识，第三是充满中国文化色彩。即使是专门为南洋华侨学生编写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和“南洋教科书”也是如此，本土意识不强。
战后初期，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校蓬勃发展。这些华校如果沿用战前的教科书，继续向学生灌输中国意识，有悖于新教育政策的目的。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改编华校教科书势在必行。1951年，马来亚联邦政府为贯彻自1948年以来实施的、推广英文教育以控制方言学校（包括华校）发展的“十年教育计划”和“五年教育补充计划”，特邀中国教育专家方威廉（1903－1993）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1915－1994）到新马调查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开启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
两位学者的《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又称《方吴报告书》），对当时新马华校采用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和“南洋教科书”系列课本颇多批评，指出华文课本修订不彻底，导致马来亚和中国的内容不能和谐；历史和地理课本内容偏重中国；常识课本太笼统，中国和马来亚的内容不和谐；公民教科书本土内容薄弱，缺乏强调民族间的合作。因此，报告书建议政府设立教科书委员会，从事华校教科书的修订和编订工作。改编后的教科书，内容必需以“马来亚化”为考量标准。1当时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虽然在政治上已分治，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体的，因此所谓“马来亚化”，也包括新加坡的华校在内。
马来亚话教科书的特色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特色之一，首先是编辑人员的马来亚化。1952年，由新加坡五大书局联合组成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聘请当时在槟城韩江中学任校长的中国教育家庄泽宣博士（1895－1976）为教科书的总编辑。编纂团队包括负责《国语》课本的余寿浩（1905－1957）、金石（生卒年不详）等人。这些编纂者都是当时定居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文化界名人或重要知识分子。其他书局出版的教科书编纂委员与校对者，包括魏维贤（1929－2013）、陈蒙鹤（1928－2002）、静思、李全寿（1914–1998）、邱新民、叶茂林、庄之权、黄俊新、郑祥敦等文教界人士。2
1953年，首套马来亚化教科书—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联营版《国语》问世。此后，截至1956年为止，市面上出现的马来亚化教科书，除联营版外，还有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商务印书馆联合中华书局的“中商版”、南洋书局的“南洋版”教科书等，包含语文、公民、常识、历史、地理和数理各科。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内容的马来亚化。第一批马来亚化教科书（包括国语、公民、常识等科）皆遵照新马教育局颁布的课程纲目及“马来亚华校各科编纂原则及编纂要点”编写，强调在保留华族文化背景的同时，将焦点集中在马来亚，藉以培养学童热爱马来亚的情操。3
联营版小学《公民》（1954，1955，1960）尤其做到教材尽可能配合马来亚实际的公民条件及与各民族共同生活状况，以求适应当地环境及儿童经验。4这套课本内容，主要涵盖马来亚的民族组成、多元宗教、风俗习惯、宪法和议会、政治区划、政府机关、社团组织、交通事业、警察和治安、历史人物、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以及民族间的合作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本土化的，充分反映马来亚的特色。
1956年12月，新马教育局分道杨镳，新加坡教育局改组华校教科书委员会，并修订华校之课程标准，由小学提升到中学。1961年后，新加坡的华文中小学课本，都必须遵照1961年和1963年修订的《中小学各科标准》编纂，进一步加强各科目内容本土意识和效忠居留地精神。例如，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印行的《新加坡华文小学适用华文》（1961，1963），就是遵照新加坡自治邦1961年实施的华文小学课程标准的规定而编辑。其编辑主旨“在于适应本国教育的需求、指导儿童养成高尚品德及具有国家意识、发扬本国各民族和谐共处互相合作及爱护国家的精神”。5这整套教材内容以新马社会为核心，叙述或描写马来亚风景名胜及文物习俗，插图中的人物，华巫印各族兼备，符合各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地理和历史课本的马来亚化内容，更为具体和丰富。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教育供应社率先于1967年推出修订版《华语》，进一步将马来亚为背景的内容转换为“新加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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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和汇兑业是为华人移民和家乡之间传递书信及汇款的行业，为他们与家乡亲人搭建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使得分隔海洋两岸的亲人之间得以继续维系亲情。19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华南各地人民大量移居东南亚，带动了汇送侨批的需求，专门为华人移民递送侨批的水客也应运而生。1849年，在新加坡约有200名水客。到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新加坡一些有信誉又有资金的商人开始创办侨批局，侨批贸易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由于政策及经济环境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式微。
在侨批业的初始阶段，主要由经常往来于移民居住国及侨乡的华人个人（通常为水客），在移民的移居地及他们的家乡之间往来传递。随着移民的增多，寄送侨批的需求日益增加，一些华人商铺也开始经营侨批汇兑业务。这些商铺大多已有自己的经营业务，而侨批汇兑业务只是其兼营业务。如有些是饼店、有些是药店、有些是印务馆，还有一些福建茶商所经营的茶行，他们都在自己原有的业务范围内专门开辟出一块侨批汇兑业务。这些侨批贸易商不仅构筑了侨批汇兑网络，这一网络也成为其经营贸易的商业网络。有些侨批贸易商在收取华人移民的汇款后，会先用汇款购买货品，运到中国国内，售货所得款项再派还给侨眷，借此获取比单纯经营汇兑业更多的利润。
侨批和汇兑业带有明显的社群特色，特定社群的成员会选择本社群所开设的侨批局寄送侨批。例如，海南人会到海南人所经营的侨批局寄送侨批。这一方面是基于对同族乡亲的信任，一方面也是可以用同样的方言进行交流，乃至请来自同一社群的职员代写家书，这对于身在他乡的华人移民而言会比较便利。
根据现存的资料，至1937年闽帮各系大小侨批汇兑局在新加坡有42家。20世纪20、30年代潮帮新创办的侨批汇兑局达50多家。一战时，琼侨侨批汇兑局则达40多家。这些侨批汇兑局大多具有业务多元化、跨区域的特点，他们所兼营的业务涵盖茶叶、土产进出口、纸类、塑胶、杂货、酒类、五金、药材、烟草、印务、糕点、百货等领域。
新加坡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处东南亚地区的南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地理上被大海环绕，因此成为重要的交通和商业枢纽，也成为东南亚侨批汇兑网络的中转站。在20世纪初，新加坡有约200家侨批局，是东南亚国家中侨批局数量最多的，也超过其它东南亚国家侨批局的总和。作为中转站，东南亚大部分的侨批都汇集于新加坡的批局，之后再发送到中国的家乡。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新加坡所处理的业务占据了该行业所有业务中的近18％。当时由东南亚华人移民所经营的批局，大部分在新加坡、香港及其家乡设有分支机构，虽然每家侨批局的业务联系可能带有社群特点，但总体而言，这些网络跨越及联系的范围，覆盖了大量的村庄及偏远的地方，保障了华人移民与其家人的联系。
侨批贸易网络是一个持续繁荣发展了近两个世纪的跨区域网络，其涵盖了经济活动、贸易活动，也有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内涵，维持了东南亚区域以新加坡为中心，与华人移民的祖籍国中国之间的联系，也使得华人移民在离开家乡后，与家乡亲人的情感与经济联系得以继续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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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建国伊始，新加坡需要一批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有所贡献的科技人才，也需塑造一批具有国家意识的新生一代公民，为立国做好准备。对于前者，政府积极推行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工艺技术教育来培训所需人才，而对于后者，政府则以制订四大源流学校通用的统一课程纲要，并修订不合时宜的课本，向新生代灌输“新加坡意识”，塑造一代全新的“新加坡人”。
1969年，本地教育界举办为期四天的公民教学研讨会，并总结出“教公民”对建国的意义。研讨报告指出，爱国观念基于了解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新加坡是移民社会，子民有各自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唯有使他们互相了解，产生彼此都是“新加坡人”的观念，他们才能互相容忍、谦虚，和睦共处。1可见，推行一套公民共同课程，被视为学校教育参与建国工作的当务之急。教育部在1967年就已颁布一套从小学至大学先修班适用的公民课程标准。21968年，世界书局和新加坡文化事业先后出版了两套小学《公民》教科书，供学校采用。教育出版社也在1969年出版《中学公民》（华校适用）四册、《中学公民纲要》四册（供英校采用），并在1970年推出《大学先修班适用公民》二册。
上述几套教科书，是完全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公民科》课程纲要。这些由本地教育工作者和文化人编纂的教科书，内容大同小异，分爱国、忠孝、尊师、礼貌、诚信、友爱等德目展开，供小学六年、中学四年、大学先修班二年各级学生使用。其中“爱国”一词贯穿整个从小学至大学先修班公民课程和课文，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渐养成学生对新加坡国徽、国旗、国歌、国情、信约、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邻国和世界的认识、塑造新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操的培养。
1971年，教育部修改公民科课程标准与教学指引，之后设立“生活教育科常设委员会”，负责编纂《生活教育》系列教科书，以取代小学《公民》《历史》《地理》三科目教学，这是教育部官员编纂中小学教科书之始。1980年，教育部又实施《道德教育》科取代《生活教育》，课文插入外国历史中诸多爱国和献身社会者的人物故事，如中国的岳飞等。3
至于华文、历史、地理等课本的新加坡化，教育部是通过颁发统一的课程标准（或课程纲要）、严格的课本审批、考试纲要的修订等措施来统一教科书的思想内容。教科书必须遵照教育部的课程标准编写新的版本，或修改以前编纂的教科书，方能获得教育部批准在新加坡的华校课授。以华文课本为例，教育部于1959年颁发《中文课程标准》，这是华校华文科本土化课程标准的开始。其后又略有修改，至1968年又颁发《1969及1970年华校中四会考纲要》《1969及1970华校高级中学会考考试纲要》。其后教育部批准在华校使用的《华文》教科书，有中华版、教育版、新化版及教供版等几种。据华文教师杨培联的对比研究，这数套课本的编纂者虽有所不同，但因为是遵照相同的课程标准编纂，选文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4当年的课程标准规定，课文选材范围为以“合乎本国立国精神，并能促进各民族之相互了解与合作者”、“叙述或描写星马风景名胜及文物习俗者”、“有关东南亚各地之记载及论著者”等方面为主要标准。
华校教科书的主要市场是传统华校。1987年以前，这些学校教学媒介语主要是华语。除英文、马来文两科外，其他科目包括华文、文学、历史、地理、公民、科学、数学、体育、音乐等科目，教学媒介语一律为华语，课本则是以华文为载体。1979年，新加坡政府统一四种语文源流学校，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教学；1984年，教育部逐渐把华校的非英语班转为英语班；1987年，中小学全面实行双语制教学，以英语为第一教学媒介语，其他母语作为单科教学。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自此转型为“华文教学”，华校走进历史。昔日的华校教科书遂成为个人或图书馆的珍藏文献。
如今，我们要了解华族先辈从开埠到建国各个阶段里“学些什么”“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昔日的华校教科书，不啻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资源，也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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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是语文教科书里的重要课题——国家观念的灌输、效忠意识的培养，始于教育。新加坡的华校，从创建到结束，不过百余年历史，但教科书里的国旗，却经历了殖民、自治、合并以及独立这四个政治嬗变阶段，见证了岛国的百年政治变迁。
新加坡仍被英国人统治时，华校在教育体制里没有位置。初时，英国政府任由它自生自灭，当时主政中国的国民政府，尚能自派教育部官员到新马巡视指导华校。华校采用的是中国出版的教科书，里头便有灌输中华民国认同的内容。典型例子有《国语教科书》第三册里的《国旗歌》：“国旗飘，青天高，白日光明，满地红光照。国旗扬，青天长，白日当中，满地照红光。国旗国旗真美丽，青天白日红满地。国旗国旗我爱你，对你行个鞠躬礼。”那是对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这面国旗的政治宣誓。
当时华人所在的新马，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华人南下，纯粹为了生计口粮，没有落地生根的想法。大部分人攒了钱，就北返祖国，方向明确。所以当时的新马华人，是海外华侨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华校教科书里便有《华侨》《华侨的精神》《华侨两个字的意思》《咱们都是中国人》这类篇章。
上述宣导效忠中华民国的课文，在1930年代引起了殖民地当局的关注，便着手查禁不符合英国人利益的课本。于是出版社回应殖民地政府的批评，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增添了介绍殖民地宗主国国旗的篇章——《英国旗》：“英国旗，真美丽，两个十字交叉起，下面衬着蓝色底。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团结一致不分离”，介绍英国米字旗，形式上平衡了课本里一面倒强调中国政治认同的现象。
1942年除夕，日本占领了新加坡，华校停办，经历长达三年八个月的空窗期。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全球掀起了反殖民地统治的风潮，新马也不例外。反殖运动，加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两大政治因素，强力冲撞着新马华人社会，华人面对了无法回避的政治认同考验。
二战结束后10年，反殖声中，新马两地并未取得独立，但是对“马来亚”土地认同的热度越来越烈，这也反映在华校课本里。歌颂马来亚成了新趋势，原本教科书里的南洋概念与中国政治色彩迅速退潮，中华文化认同取代了中国政治认同。1955年上海书局《现代国语读本》高小第二册《我们爱马来亚》这篇课文，强调的就是反殖时期南来华人对马来亚的情感。
1957年马来半岛独立，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继续归属英国，为时两年。1959年，英国终于让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华校课本顺应了新形势，为莘莘学子介绍新加坡邦旗、邦歌。1961年的教科书《星华文选》第一册里，《新加坡的邦旗和邦徽》，传达了自治邦的概念；教供版《华语》五下的《邦旗颂》：“红白邦旗天上扬，邦旗红里出新月，新月伴着五颗星”，让悬挂于华校课本近半个世纪的中华民国国旗徐徐降落。
1963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不过四年光景，新马政治再掀波澜——马来西亚成立了，新加坡加入这个包括马来亚、砂拉越、沙巴所组成的新政体。面对新形势，教科书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局面。
不过两年时光，新加坡人刚刚熟悉马来西亚国旗之际，政治形势逆转——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共和国。由于时间仓促，课本来不及改版，老师只好让学生用铅笔把课文里的马来西亚一律改成新加坡。
独立后的华文课本，国家认同成了大主题，尤其是小学课本，国民教育为主题的篇章明显增多，除了介绍国旗，围绕着培养国家意识的课文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多，涵盖了念信约、国民服役、种族和谐等内容。
百年沧桑，华校教科书是岛国政治嬗变的缩影，从殖民、自治、合并到独立，它意外收纳了岛国的四个重要的政治发展阶段，这样的现象远比英文源流教科书来得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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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社会和人口，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多元，带来本地的文化多元，也带来语言生态的复杂和多样。例如，马来人的社群通用马来语；华人社群通用华语；印度人社群通用淡米尔语，而官方的行政语言又是英语。
不仅如此，由于各族群内部也通行若干种语言或者方言，使本地语言的发展越发繁杂起来。比如，马来社群，除了马来语，还有部分人说爪哇语、波亚语；华人社群，除了通行福建话，还通行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客家话等；印度社群还有旁遮普语、兴都斯坦语、孟加拉语等。1
英国殖民时期，新加坡的行政语言是英语，凡是与政府施政有关的立法、行政、公告、文书等，皆以英语为本。不过，对于各民族通行的语言，殖民地政府是抱持着开放与宽容的态度，任由自行发展，一般不过多干涉。因此，传统上，本地一直有多种语文源流的学校，例如马来文学校、华文学校、淡米尔文学校等，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1950年代，由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为谋求跟马来亚邦合并，在语言政策方面，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决定，即以“马来语至上”的多语政策。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说：“为了要铺平合并的道路，我劝新加坡人民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以实际行动对马来亚效忠，尽力消除联合邦马来人的恐惧与猜疑。”2他进一步强调，“各种族在学习自己母语的同时，必须学习国语马来语”。3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新加坡宪法中有关官方语言和国语的条款明确阐述，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而马来语同时也是国语。这从法理的角度，确保了各大族群的母语所具有的官方正统的地位。把华语提高到宪法的地位，作为官方语言之一，新加坡是除了中国、台湾、香港、澳门这些通行华文、华语的国家与地区外的第一个国家。
当然，新加坡的语言和方言，实际上，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建国之前和初期，语系多样，语言繁杂，同一语言内部又有多种方言和口音。以华社的母语来说，自从独立建国之后，特别是1980年代开展推广华语运动以来，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发挥了作用，华族方言开始逐渐式微，华语逐渐通行，并成为华社主要的沟通工具。
人们对“华语”一词的概念、内涵，尚有一定的争论。然而，用它来指称“海外华人使用的共同语言”，以别于中国的普通话，是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南洋地区，大家都习惯了使用这种华语，即：语言体系上接近普通话，但又不至于是京腔京韵的普通话的语言表达形式。
新加坡通行的华语，不仅是华社成员所通行的主要交集工具，同时也是电台、电视台、报刊等媒体的标准用语，更是学校母语教育的标准形式。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也是经历了一个上百年的发展历程。195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华人中，自称以华语作为母语的人口仅仅占0.1％。4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只占26.7％。不过，自从政府1979年9月开展多讲华语、少说方言的“讲华语运动”之后，华语得到广泛的普及。例如，2000年华族家庭日常用语为华语的比例高达45.1％，2010年达47.7％。随着英语日益成为惯用语言，自2020年起，华语的使用出现下降的苗头，但也还是达到了40.2％。5
本地华语的标准和规范，基本保持着跟中国普通话的标准和规范相一致。例如，语音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跟普通话没有太大差异；词汇系统方面，基本词汇体系也跟普通话相同，至于一般词汇方面，会有一定的差异，例如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两地的政治词语，各自派生出适合各自政治制度的词语。
本地华语在发展的基础上，也吸收了其他方言的表达方式。新加坡的华族群体，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从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的福建、广东、海南等迁移来的移民及其后代构成的。很自然地，移民带来了各自的方言。在这种情况下，华语不可避免地在语音、词汇、语法、习惯用语等方面，受到各地方言的影响。
不仅如此，还有来自别的语言的影响。一是马来语，二是英语。马来语的部分词语吸收进了华语，例如：巴刹（马来语pasar）、甘榜（马来语kampung）；加上新加坡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英语一直是行政语言，因此，华语里也吸收了一些英语的词语、概念，如安娣（阿姨、婶子／伯母）、钱骡（money mule）等。
因此说，新加坡的华语并不等于中国的普通话，严格说来，是属于汉语标准语在新马一带的地方变体。
说某种语言具备哪些特点，一方面是自身具有的，另一方面也是在与其他语言比较中看出来的。基于多数学者的总结，此处罗列一些本地华语的主要特征。
在说话的方式和习惯上，语音方面，较少使用轻声词、儿化词，凡是普通话的轻声词，多数说成了非轻声词，例如大方、聪明、爸爸、妈妈、脑袋等；凡是普通话的儿化词，都说成了非儿化的词，即无卷舌动作，例如：玩儿、菜花儿、半边儿、笔尖儿等。再如声母方面，普通话的卷舌音zh、ch、sh、r的卷舌程度不很重；韵母方面，部分韵母合并，例如en与eng，in与ing等。
词汇方面，保留了一些中国南方方言的词语，例如：头家（老板）、角头（角落）、怕输（担心落于人后）、一路来（向来、一直）、乌龙（糊涂）、家俬（家具）、鸡同鸭讲（比喻沟通无效）等；同时吸收了一些英语的词语，例如：固本（coupon，停车票／停车券）、罗厘（Lorry，货车）。
语法方面，很多表达方式来自福建话、广东话。举例如下：个别特有的量词，粒可以用于小而圆的物品（例如一粒米），也用于大而圆的物品（例如一粒西瓜）；部分重叠形式的表达，如：死翘翘（形容死得彻底）、口花花（比如花言巧语）等。
除了上述有语音、词汇、语法的借用外，还有其他俗语词、专有表达形式也是来自其他方言。例如：没鱼虾也好（比如聊胜于无）；口水多过茶（比喻空谈、夸夸其谈）。
总的说来，新加坡的华语是一个独特的语言变体，既保持跟中国大陆的普通话主体一致性，也融合了不同方言的特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语言，反映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