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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初期，最早南来新加坡经商致富或做工赚钱的福建人，不是直接来自闽南的漳泉移民，而是早已旅居马六甲多年的闽南人后裔。由于地利之便，他们最早获悉莱佛士在新加坡开辟自由港口的政策，故以薛佛记（1793－1847）为主的马六甲闽南侨领很快就携带资金南下开辟新市场，至少于1828年就创办了坟山庙宇恒山亭。恒山亭仿照马六甲青云亭和宝山亭模式，同时处理闽南人在新加坡的生活问题，成为新加坡闽帮最早的领导机构，虽不以“会馆”作为名号，但具有外庙内馆性质。
当薛佛记退居第二线，并在1839年返回马六甲接任青云亭亭长后，也是来自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年）便晋升为新一代的闽帮领袖。是年，陈笃生率闽帮绅商创建天福宫于直落亚逸街，并于1842年正式落成。天福宫成立之初，闽帮领袖便放眼整个新华社群，旨在通过崇祀天后圣母以联系与团结整个华社。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中，陈笃生等大董事不但以意义较宽的“唐人”自称，也明确表示天福宫也兼具“会馆”功能，如：“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之‘会馆’议事之所”。
福建会馆同仁后来在天福宫对面的戏台位置建设一座福建会馆大厦，正式从天福宫搬迁出来。尽管如此，在1929年前，由薛佛记后人薛中华（1886－1940）等出任总理期间，该馆仅为少数闽帮领袖控制。直到1929年至1949年期间，由闽南领袖陈嘉庚（1874－1961）任主席时期，在兴办华人教育、完善会馆组织、发展闽人产业、改革民俗丧仪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对中国故乡故国各种天灾人祸与反日侵略的筹赈运动中，陈嘉庚着力极深，使福建会馆从一个相对具有局限性的帮派组织，成为团结全新加坡闽侨，乃至马来亚联邦各闽侨会馆以至南洋各地的华侨、华人的领导机构。该一系列运动使陈嘉庚成为新马华侨社会的领袖。
与此同时，来自福建省不同州府的福建移民也纷纷南下，各自建立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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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话，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南洋地区华人对闽南话的俗称。若从语言学的学术角度來权衡，这个叫法不免有概念不清的缺陷，若以闽南话、闽南方言称之，更具体、更准确。
这是因为，“福建”是省之名称，地分闽南、闽北、闽东、闽西，境内的方言也十分复杂。不光有闽南话、闽北话、莆田话，还有西部的客家话，因此，以一省之名來称呼只通行于闽南一隅的方言，忽略了闽北话、闽东话、客家话的客观存在。不止如此，外地人提起福建话，很容易理解成指称的是福建省内所有的方言土语。因此，严格而言，福建话和闽南话是有区别的，然而，在新加坡，以福建话来指称闽南话，是约定俗成说法。
新加坡华人所说的闽南话，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先后由福建闽南的漳州、泉州与厦门三地各县市的移民带来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和融合性上，使得新加坡福建话在交际表达过程中具有福建各地闽南话难见到的灵活性和变异性1。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新加坡通行的闽南话，语音体系接近同安话，基本是以泉州腔、漳州腔、厦门腔为基础综合而成的，声母有18个，韵母有88个，声调8个，这跟泉州话、厦门话十分接近。不仅如此，本地的闽南话也同样保留了一些古代的语音特点。例如，华语读齿唇音声母f的字，如“分、飞、蜂、房”等，仍然读双唇音b、p，这是唐代以前的语音特点，属于汉语语音史上的“轻唇音读为重唇音”演变规则；再如，华语读卷舌音声母的字，如“直、中、抽、茶”等，读舌尖中音d、t声母，这是保留了唐代以前的语音特征2，属于汉语语音史上的“舌上音读为舌头音”的演变规则。
词汇方面，本地闽南话跟福建境内的闽南语相同，其中高达85％的词语是一致的。部分词语也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说法，例如：浇水灌溉称“沃”［ak］、藏匿称“囥”［khŋ］、天晚称“晏”［ũã］、走路称“行”［kiã］、跑步称“走”［tsau］等。本地闽南话也吸收了友族语言的部分词语，包括马来语、英语、广东话的表达形式。例如，从马来语借用的词语有：镭［lui］（铜板，金钱，来自马来语的duit）、罗弄［lo lɔŋ］（巷子，来自马来语的lorong）等。3
语法方面，华语的人称代词“我、你、他”，闽南话分别对应的是“我／阮、汝、伊”；常用的否定词有：无、袂、未、毋、免、莫；华语表示曾经时态、完成时态的“已经、过、了”等，闽南话多用“有”来替代。例如：我有吃（我吃过）；我有做（我已经做了）。
新加坡的闽南话对本地华语有影响。一方面，新加坡的闽南话，有借用自马来语、英语的部分词语，另一方面，闽南话的某些说法，也进入华语系统，丰富了南洋华语的表达。例如：怕输、苦力工（重体力劳动者）等，常见于本地华文书刊；语法方面也有若干结构，进入华语语法体系。例如，表达动作曾经完成体的“过、了”，常常用“有”代替，例如：这部电影我有看（这部电影我看过）。
福建社群是本地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根据人口普查等资料，早在1881年本地华人总人口仅8.6万，其中28.8％的人口操闽南话；到1970年华人总数达157.9万，其中42.2％的人操闽南话4，约等于66.6万人。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数据显示，即使马来族的同胞，也有17％的人听得懂福建话5。
新加坡很多地名的标记是用闽南语音、词语等记录的。例如常用字“厝”（林厝港、杨厝港、蔡厝港等）是闽南话家、屋子的意思，闽南音为［tshu］。6
历史上，福建闽南话有几份地方韵书影响较大，如《彙音妙悟》（泉州人黄谦编写，1796年刊行）、《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漳州人谢秀岚编写，1869年刊行）。新加坡的闽南话，是中国福建省闽南话在南洋地区的延伸，其语音体系、词汇系统、语法规则，跟福建境内的闽南话属于同一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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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是新加坡华人当中的第二大社群，主要来自广东省潮汕地区，包括潮州、潮安、汕头、揭阳等。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本地潮州籍人士约占华人总人口的19.4%1，这一人口比例自1931年人口普查以来，基本就没有变动过。
本地的潮州话，属于闽南语系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特点与本地通行的福建话（闽南话）颇为接近，但是也有差别。
根据中国语言学者李永明的研究，新加坡的潮州话语音系统，声母18个，韵母69个，声调8个。2语音方面的特点包括：声母保留一些古音特点，例如，“分、房、浮”等字读同普通话的双唇音b、p，符合古代轻唇音归重唇音的语音规律；“柱、竹、抽”等字读同普通话的d、t声母，符合舌上音归舌头音的语音规律；韵母方面，华语的“开、齐、合、撮”四呼的韵母，潮州话仅有“开、齐、合”三呼，无撮口呼；华语的“哥、贺、糕、号”等字的韵母e、ao，潮州话合并为一类韵母。另外一个跟闽南话相同的特点是，字音分两类系统：文读音与白话音，读音差别明显。
词汇系统方面，跟其他闽语系方言一样，保留了一些古代汉语单音节词。例如：腹（肚子）、索（绳子）、踦（站立）、转（返回）等。部分词语是从马来语、英语等吸收进来的，与本地其他方言相仿，只是在语音方面进行改动，以合乎潮州话的语音体系。下列例词来自马来语的音译：
语法方面，根据语言学者李子玲等人的研究，也有一些特点。例如：正反问句的形式，本地有两种基本表达格式3，一种为：VP-NEG-VP（VP代表动词短语，NEG代表否定词），例句：阿明食唔食饭（阿明吃不吃饭）？另一种为：可-VP，例句：阿明可会骄傲（阿明会不会骄傲）？阿明可有来（阿明来没来）？其他表达方式，基本以这两种格式为扩展。
本地潮州话以及方言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少，例如：《潮剧字韵》（洪潮编著，1990）、《潮语华语、潮华双向拼音字汇》（张良材编著，1990）、《潮州歌谣选》（马凤、洪潮编著，1988）等。近年，有热心潮语教学人士编写潮州话课本，例如《学呾潮州话60课》（吴英俊编著，2021），是继字典、拼音方案、词汇书籍后应运而生的潮语教学读本。作者选出常用词语、习用短句分类讲解，同时介绍民间熟语，为有志学习潮语的年轻一代提供有用的教材。
有鉴于潮州话越来越少人使用，本地潮州社群团体，如会馆、俱乐部、学会等，开办了各种类型的潮语班，力图保留方言。比方，醉花林俱乐部、潮州文史学会等，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潮语大赛，吸引老中青三代潮州人参赛。主办方呼吁潮州人报名来拼潮州话，以此激发大家使用、保护潮州话。其他类似活动有南华潮剧社的“潮语会话班”，潮州八邑会馆的“潮州童谣亲子班”等，希冀通过学习潮州话、吟唱潮州歌谣等，吸引年轻一代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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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话，也叫白话，是海外华人对粤方言、粤语的俗称。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粤方言主要通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包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海外的分布以东南亚、北美等区域为主。
广东话是新加坡华社的第三大方言。早在1881年时期，操广东话的人口占华族总人口的17.1％，1931年占22.5％，1980年占16.5％。其实，除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外，其他方言群，甚至马来和印族同胞，也有很多人会听、会说广东话，因此，操广东话的人口远远大于上述的比例。这一方面得益于广东话不仅仅是家庭日常生活用语之一，另一方面得益于它也是香港、澳门的官方语言之一，这在客观上提升了该方言的地位。再加上香港的流行文化影响很大，例如粤语电影、粤语电视剧、粤语流行歌曲等，传遍东南亚地区，自然而然地，粤语就成了在民间、商界等拥有很大影响力的方言。
本地粤方言的特点如下：
粤语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它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汉字，无论是数量方面还是该字的常用性方面，都是其他方言所无法比拟的。例如：哋（［tei］，表示复数人称后缀，相当于华语的“们”字。）、嘅（［ke］，表示领属，相当于华语的“的”字）、冚（［kam／ham］，全部）、冇（［mou］，相当于否定词“无、没有”）、睇（［tai］，看）、瞓（［fan］，睡）、攞（［lo］，拿取）、揸（［tsa］，手持）、曱甴（［ka tsa］，蟑螂）等等。
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与之相关的粤语文化等，研究成果很多。一方面得益于珠江三角洲城市林立，如广州、香港、澳门等，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众多，科研力量雄厚，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都有学者研究粤语，并定期举办粤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粤语是通行于多个国家的较大方言，在海外有广泛的分布，南洋、北美、西欧等国家，都有讲粤语的社群，因此，粤语格外受到学界的重视。虽然南洋一带研究粤语的学者不多，但是，粤语在新加坡仍然受到重视，尤其在民间社群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本地多个粤籍社团，经常举办粤语会话班、歌谣比赛等，在客观上维护了粤语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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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风格华乐为传统华乐与南洋地区的音乐元素融合所创作的华乐作品，曲调优美缤纷多样，旋律流畅且富有韵律感。虽然新加坡华乐团几年前曾委约创作了《鱼尾狮传奇》等作品，但“南洋风格华乐”一词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音乐总监兼指挥家叶聪于2002年上任时才确认。2002年新加坡华乐团开启“南洋风格华乐创作”，展示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特色，传递人们对和谐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加强本土身份的认同、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
广义来说，“南洋”指的是南方的海洋，以中国为中心，南方的海洋地域范围即可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中国以南之州省地区等地。早期华人移民称东南亚地区为“南洋”，19世纪，来自中国的华人“下南洋”，以劳力在南洋地区谋生、立业、甚至定居，成为“南洋华侨”。这些华人所带来的家乡文化与南洋文化结合，形成了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脉络。
新加坡华乐团提出南洋风格华乐前，此音乐创作概念已在民间传播，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新加坡文化的独立姿态和精神。许多民间团体，如湘灵音乐社、南华潮乐团、狮城华乐团、吉丰华乐团等，为寻求突显身份认同与立足本土，也积极在音乐创作上思考“本土化”的概念与实践。
新加坡华乐团于叶聪任职音乐总监期间，受到“南洋画派”的启发，他将“南洋乐派”分阶段展开，从各方面了解南洋地区的曲调风格及南洋曲目的定位，并开始邀约本地的作曲家尝试创作南洋风格作品。作曲家罗伟伦的《王子与狮子》《海上第一人——郑和》，与王辰威的《姐妹岛》可为“南洋风格”华乐的代表作品。
新加坡华乐团于2006年、2011年与2015年举办国际华乐作曲大赛，为“具南洋特色的华乐”奠下创作基础及潜力。从作曲大赛获奖作品到委约作品，至今已累积60多部南洋风格华乐的相关曲目。除了推动具有“南洋风格”华乐作品的创作，同时，也培养一批作曲家，为本地青年作曲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及平台。乐团分期委任驻团作曲家：罗伟伦、潘耀田、埃里克·沃森、王辰威等，主办作曲工作坊及讲座，深入田野实地采风研究，亲身体验南洋音乐文化，为南洋风格华乐的发展及创作方向，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加坡华乐团南洋风格华乐努力朝着摆脱束缚的方向前进，这样的华乐发展，是以中国音乐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同时，融合出本地的元素，以期创作出崭新的音乐风格为目标。
华乐来到新加坡之后，历经多代人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保留传统华乐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则依据新加坡地理、气候、文化特点，形成了具有新加坡文化风情的“南洋风格”华乐。已处于成熟阶段的“南洋风格”华乐，扎根于东南亚音乐文化的土壤，持续坚持灌溉，使之茁壮成长，此风格也让新加坡华乐在国际上更具有自己独特的华乐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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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是新加坡华社五大方言之一。
本地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梅州、大埔、丰顺以及福建龙岩、永定等地。根据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的记录，1881年，本地客家人占华人总数7.1％，1931年，占总数的4.6％，2020年，占8.6％，约25.9万人。人口数量位居福建方言群、潮州方言群、广府方言群之后，但多于海南方言群。1
与其他方言相比，客家话的语音、词汇、句法各有特点。新加坡的客家话，和本地客家社群的发展、聚居与交流息息相关。
语音方面。（1）古代全浊声母部分字，客家话念成送气音，例如：病［phiaŋ］、件［khiɛn］、坐［tsho］等；（2）华语有开、齐、合、撮四呼韵母，客家话只有开、齐、合三呼韵母，无撮口呼韵母。凡是华语的撮口呼韵母，客家人都说成齐齿呼，例如：虚=牺，余=移，元=言，裙=勤；（3）保留古代语音的鼻音韵尾［-m -n -ŋ］和入声韵尾［-p -t -k］；（4）共有六个声调，保留古代的入声调类。客家话保留较多古音，用客家话朗读古典诗、词、曲、赋等韵文别有韵味。
词汇方面。（1）华语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客家话分别对应的是：𠊎［ŋai］、你／尔／汝［n］、佢［ki］。由于第一人称“𠊎”具有显著的区别性特征，不同于其他方言的说法，因此，客家话也被民间称作“𠊎话、哎话”等。（2）华语区别性别的词“公、母”“雄、雌”，客家话的说法比较特别。雄性的区别词是“公、牯”，例如，阿公（祖父）、鸡公（公鸡）、贼牯（男贼）、牛牯（公牛）等；雌性的区别词是“婆、嫲”，例如：阿婆（祖母）、鸡嫲（母鸡）、贼嫲（女贼）、牛嫲（母牛）。（3）有少量外来词语，依据客家话的音系而有改变。例如：食罗帝（吃面包、吃饼干，罗帝来自马来语roti）；多隆（帮助，来自马来语tolong）。尽管这些外来词语也见于本地其它方言，但是，各个方言说出来，所体现的方言音调不完全一样。
句法方面。（1）比较句嵌入“过”。例如：狗比猫过大（狗比猫大）、𠊎比佢过肥（我比他胖）。（2）双宾句的两个宾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位置比较灵活。例如：佢分钱𠊎（他给我钱）、佢分𠊎钱（他给我钱）。（3）被动句极少使用介词“被”“给”，而是使用“分”。例如：𠊎分狗咬欸（我被狗咬了）；碗公分佢打烂欸（碗被他打破了）。
客家话内部有些许差异。例如，“客”字的读音，来自丰顺、永定、大埔的客家人说成送气音声母［khak］，来自梅州的客家人则说擦音声母［hak］。尽管有差别，可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家人都可以通话，互相之间能够听得懂。这得益于客家人内部凝聚力强，严格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古训，坚守客家语言文化的传承。2
客家话的形成历史与客家的迁徙历史密切相关。根据学者罗香林（1906－1978）等学者的研究，自晋代永嘉之乱到清代末年，中原汉人有五次较大的迁移过程，因此形成客家人集中于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之地，散播于广西、四川、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广大地区。
落脚本地的客家人，早年尚能依方言、地缘、业缘等以村落形式聚居，例如：美芝路、武吉班让的十英里、三巴旺西山园、武吉知马山脚、双龙山、芽笼路3巷以及德光岛等地，居住较多的客家人。客家社团内部通用客家话作为沟通的工具。3例如，1970年代，德光岛有数千民众居住，其中客家人占了多数，民众交往主要说客家话。后来，随着国家建设城市化、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再加上跟其他友族、华族人口杂居一处，德光岛也改为军事用途，客家话的使用空间缩小了，只限于家庭、家族、社团等小范围之内交流，呈现出较明显的萎缩态势。。
为了挽救濒危的客家话，本地客属团体，如南洋客属总会、应和会馆、茶阳（大埔）会馆、茶阳（大埔）励志社和丰顺会馆等，时常举办客家山歌、客家歌谣演唱班以及比赛等，力图保留客家方言，传承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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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话是新加坡华社五大方言之一。
本地海南人主要来自现今中国海南岛的琼山、文昌、琼东、万宁、乐会等地。根据历年新加坡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云惟利等语言学者的研究，海南人口的比例从1881年的9.6％，到2020年的6.1％，呈减少的趋势。截至2020年，本地计有18.3万海南人。1
海南话属于闽南语系的其中一支。由于来源不同，海南话内部也有分歧。根据口音差别，可以分为文昌话、琼海话、海口话、万宁话等。其中，文昌话最有代表性，也是本地华语电台播报琼语方言新闻使用的主要播报语言。
本地海南话的语音系统包括：声母18个，韵母47个，声调8个。其中，声母的发音较有特点，例如：有双唇擦音声母［Փ］，即闽南话、潮州话的部分双唇音声母字，海南话说成双唇擦音［Փ］声母，例字如“拍、品”；有紧喉浊音声母［Ɂb、Ɂd］，如“布、饭”等字念［Ɂb］声母，“刀、豆”等字念［Ɂd］声母。这两个语音特点与闽南话、潮州话很不同。不过，字音分两类系统：白话音与文读音，这一特点又跟闽南话、潮州话相一致。以本地几个常见姓氏为例：
其中，白话音通行于日常用语，而文读音主要用于讲说姓名、成语、诗词、古文等语境。
除此而外，海南话还有不少训读字。所谓训读字，指的是一种文字借用现象，即：借用同义字的字音来读该方言词，久而久之，该字音相对固定下来。训读音对于训读字来说，实际是一种误读。当地人使用汉字记录、标记词语的时候，所使用的汉字，是暂时地借用同义字的意义、而不借用同义字的读音。这个汉字就被称作训读字。整个闽语系统里，训读字都比较多。海南话常见的训读字有：首［xau］（头）；黑［ou］（乌）、高［kuai］（悬）、脚［xa］（骹）等。
海南话的词汇和语法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由于新加坡的海南人早期多受雇于欧籍人士（俗称打洋工），还有不少从事饮食业，因此海南话食品类的词语，有的多是英语音译词。比如，苹果叫阿布（apple），厨师叫库克（cooker）。语法方面，跟闽南话、潮州话基本一致，不过，副词“先”的位置跟其他方言不同，例如说“你先去”，而不说“你去先”。只是近些年来，受其他方言影响，也说“你去过先”。
根据海南人的口述，海南岛的海南人主要是从潮州地区迁入的。语言学家云惟利讨论海南话跟闽南话、潮汕话的远近时，作了如下的论述：“闽南、潮汕、海南三地方的方言各有特色，而又一线相连……其中，潮汕方言是中途站，跟在两头的闽南和海南方言都像近似，而闽南和海南方言之间便自然差别稍大了。”2因此，海南话跟闽南话、潮州话并无法直接通话，所幸的是闽南话、潮州话乃是本地主要方言，海南人很多会听说闽南话、潮州话，弥补了方言间的鸿沟。
目前，老一代海南人还会说海南话，年轻一代则大多不会说。据此，海南文史工作者陈垂良等判断，跟闽南话、潮州话相比较，海南话消失的速度最快。一方面，这与国家语言政策、双语教育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跟海南社群的人口数量少、母语意识淡薄等有直接关系。
早年的海南人，自称琼州人。琼字，是海南人突出的标记性汉字，很多词语由“琼”字构成，例如：琼籍、琼乡、琼语、我琼、琼联会等。自1988年4月，中国中央政府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建制，升格海南岛为海南省之后，本地的有关民间机构，也相应地把琼州改为海南，“海南”一词逐渐替代了“琼”字的部分功能。
为了保留海南文化、琼州文化，本地海南人组成的多个民间团体，如海南会馆、琼州天后宫、海南陈氏公会等，时常举办海南方言会话班、海南方言歌谣班，以及海南歌谣吟唱表演。多年来，也有部分海南籍的新生儿父母，会想方设法打听新生儿姓名的海南话发音、读音，力图借此传承海南文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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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时今日的新加坡，传统华乐团已不再是华族音乐的唯一选项。凭着灵活的调度能力、强烈的创作动力和鲜明的新加坡特色，本地华族音乐团体的音乐家虽以华乐为本，但对于“华乐”的定义要宽泛得多。套用在新加坡用以诠释多元包容的一句话，这些团体的音乐可谓“为民而起，由民而生”，而这也促成了华乐在新加坡多元有机的发展路线。
21世纪初期，旨在超越典型华乐团形式，由志同道合、年龄相近的音乐家组成的小型乐团，先后于本地成团。这些寻求新的表现方式，试图拓展传统华乐和其表演形式之边界的团体包括：鼟乐团、仨、琵琶四重奏、合笙、Stringanza弦思胡琴四重奏、回响和MUSA组合。在2010年代中期，其中一些乐团被认为是将传统华乐成功地“当代化”。1
传统华乐团一般由60到100名乐手组成，这些小型乐团则只有三到八名成员。除了人数上的差异，这些乐团通常会自创乐曲，或者重新编排非传统华乐曲目的作品。例如，以三重奏成团的“仨”，尝试用电子音乐器材改变传统乐器的声音；琵琶四重奏用电声琵琶演奏自家版本的浩室音乐、电子乐和金属乐；“合笙”选用不同种类的笙，演奏包括传统华乐乐曲、迪士尼电影歌曲、现代爵士乐经典在内的曲目；Stringanza弦思胡琴四重奏结合东西方弓弦乐器，演奏中文老歌和当代的电影音乐；鼟乐团也同样汇集古今中西的乐器，重新演绎流行音乐和民间音乐。
实际上，重新演绎华乐的做法，在华乐业界其实并非新鲜事。中国也一直在重新开发自己的华族音乐版图。比如，中国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的节目逐渐减少民乐团作品，更多地播放新民乐这个新兴的华乐形式。华语流行乐坛冒起的“中国风”，将东方乐器的质感和音色与流行音乐融为一体，也自成流派。
同时，华乐团与其他流派的音乐团体合作演出也渐成风气。2014年6月，由香港中乐团青年演奏家組成的HKCO4U，与受爵士乐启发的中西乐混合乐队SIU2合作，在新光戏院举行音乐演出。2同年8月，新加坡华乐团与著名的美国爵士乐队“布鲁贝克兄弟四重奏”合作举办音乐会。32015年，滨海艺术中心主办的华艺节邀请著名的中国二胡演奏家高韶青，带来“韶琴邦”这个韶琴弦乐组合呈现音乐会，用改良自二胡的韶琴，在同一场音乐会上分别演奏中西经典曲目和流行音乐作品。
新加坡的当代华乐不断演变，要在这些音乐形式中找出新加坡的独特声音，必须审视其中有哪些显著的本土特色。凡在新加坡生活过一定时间，对本地文化拥有一定了解并产生认同感者，他们所创作、构思的表演或许都可定义为新加坡音乐。不过，在以地理定义的框架内为音乐进行分类的方法，有待商榷。有鉴于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全球定位，要为新加坡声音确立单一的定义，需要观点平衡的长期讨论。尽管如此，若说新加坡的华族音乐团体对于本土独特美学的贡献，源自本地音乐家的鲜明风格，并不为过。这一把由集体塑造出来的新加坡声音，可视为当代华乐宏观环境中的一个独特印记。
总的来说，这些小型乐团为向来由传统华乐团主导的华乐乐坛增添多样性，也给个别除了演奏也向往创作的音乐家提供发挥的平台。小型乐团的崛起，不代表华乐团的没落，反而为想要全职投入华乐或本地华族音乐圈的年轻华乐乐手和管理人才开创更多的可能性。传统华乐团的发展，受限于其规模、组织结构和内在驱力，而小型乐团，正因其灵活性，能填补传统华乐团力所不及之处。
目前在线上的新加坡小型华乐乐团，仍茁壮成长。其发展，对新加坡多元声景及创意领域的提升，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随着其发展，小型华乐乐团的身份面貌及文化主体性也将愈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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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重要的闽帮庙宇——天福宫创建以前，以薛佛记（1793－1847）创办的坟山兼庙宇恒山亭是新加坡闽帮的主要领导机构。当薛佛记在1839年返回马六甲接任青云亭亭长后，也是来自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便晋升为新一代的闽帮领袖。在这一年，陈笃生率闽帮绅商创建天福宫于直落亚逸街，并于1842年正式落成。
天福宫成立之初，闽帮领袖便展现了超脱方言帮群的格局与视野，因为该宫庙放眼整个新华社群，旨在通过崇祀天后圣母以联系与团结华社。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中，陈笃生等大董事便以意义较宽的“唐人”自称，而非带有帮群色彩的“闽人”。此种宽广的胸襟使其逐渐成为新华社会的领导机构，取代了先前恒山亭仅局限于闽人坟山的社会功能与领导权。
天福宫虽以宗教场所而立，但其定位不限于此，正如其碑文所述：“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之会馆议事之所”，即“唐人”聚众议事之处。换言之，天福宫志在成为新华领导中心。宫内高悬一幅由清光绪帝御笔的匾额——“波靖南溟”间接地说明了其重要的社会地位。
在这之前，新加坡闽帮领袖已有成立更早的庙宇。据匾额“德被生民”显示，金兰庙创建于道光拾年（1830年）。“金兰庙碑”（道光十九年，1839年）记载，金兰庙是以陈治生、杨清海与许荣海三人主导创立。该庙建筑费用近1000元，三人认捐640元，占总数之一半以上，陈治生更以捐款360元高居榜首。据推断，“陈治生”可能是新加坡19世纪初黑帮首领“陈送”的别名。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以英文记载陈送（1763－1835）有多个别名，分别是Tan Che Sang, Tan Chi Sang, Tan Cheh Sang 和 Tan Chee Sang，显示了这个可能性。该庙最初是闽帮内部的秘密会社，是由75位创始人为核心的兄弟会。金兰庙创于开埠之初，各帮人马拉帮结派成为重要的生存策略。然而，随着英国殖民政府在1890年将秘密会社列为非法团体后，金兰庙的性质从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给信众祭拜的纯宗教庙宇。
1836年，在福建南安侨领梁壬癸（生年不详－1843）的主导下建成凤山寺，为早期南安人的重要机构，承担着外庙内馆“联络乡情”的职责。当年闽帮的迎神赛会有妆艺游行绕境的习俗，其中，凤山寺的广泽尊王、恒山亭的福德正神，以及金兰庙的清水祖师并列，且被请至天福宫内接受善信膜拜。可见这三间庙宇与神祇的地位和神格受到重视与肯定。
除此以外，庆德会（1831）是早期福建商人在新加坡设立的互助团体。清元真君庙（1849）和浯江孚济庙（1876）则代表了守护旅居新加坡的闽南长泰人和金门人的地方神庙宇。
庆德会位于天福宫之左翼，又称“庆德楼”，与天福宫右翼的崇文阁塔楼互相对望。其创始人是36位侨生华人中介商，他们在三官大帝（赐福天官紫微大帝、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解厄水官洞荫大帝）灵前发誓结为兄弟，每位兄弟缴付百元大洋作为庆德会之基金。若会员逝世或生意失败，该会将在经济上支援其家属，至其可以自立自主。从创始人石碑上的姓名可见，创始人皆与马六甲漳州、泉州集团有密切关系。他们或为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后裔，或为新加坡和马六甲华社领袖薛佛记的亲戚，或为马六甲青云亭亭主之后裔等。36家族的后裔长期保持着一种虚拟的亲属关系，人数虽有递减，但历一个半世纪仍奉行如仪。
按《重修长泰庙碑记》记载，章三潮（约1805－1862，章芳林之父）于道光廿九年（1849）创办了漳属人士的长泰会馆，内奉后来的“清元真君”。光绪十三年（1887），章芳林（1825－1893）重修会馆，改成当地居民供奉清元真君的庙宇，俗称“长泰庙”。此庙原有三进，规模颇大。但到了1970年代，仅存一进正厅，香火凋零，逐渐消失于城市重建中。改馆为庙，可能是因为长泰会馆活动近乎停顿，也可能是会馆本就靠近广东群集的牛车水，长泰人会馆难以在该区与民众有积极的社会活动。
“浯江孚济庙”是新加坡金门会馆前身，由金门移民创建于光绪二年（1876），位于牛车水士敏街（今史密斯街），奉开拓金门唐牧马王圣侯恩主陈渊夫妇为主神。孚济庙初为庙宇，随后金门侨领在内设办事处，初称“金门公司”，后称“金门会馆”。立于光绪二年之《浯江孚济庙碑记》石碑未提金门会馆之名，民国二十年（1931）所立的《重建孚济庙碑记》并附《民八重建孚济庙捐款芳名》才出现会馆之名，即是此证。1974年，浯江孚济庙被政府征用土地，故辗转搬迁至庆利路72号。1986年，金门会馆大厦正式竣工，圣侯恩主陈渊夫妇之神龛迁往大厦顶层，继续供奉至今。
不论是天福宫还是凤山寺，早期的新加坡闽帮领袖与马六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福宫的创建董事中几乎都是来自马六甲的富商望族，凤山寺创始人梁壬癸的哥哥梁美吉则是马六甲青云亭首位亭主。这说明早期新加坡闽帮庙宇的领袖结构和庙宇文化皆受马六甲闽帮的影响。其他闽南庙宇则服务于原有家乡移民，辗转至今。庙宇在早期也发挥着会馆的社会职能，而非仅以烧香拜神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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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族文化”一词涵盖三大要素——“国家”“族群”“文化”。从新加坡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考察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变迁，有助于了解华族文化的演变、内涵和特色。
新加坡开埠至今超过两百年，其间有两个关键年份，即1819年和1965年；前者开启了殖民地时代，后者步入独立国家阶段。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早期移民即以华人占大多数，其中小部分是再迁移的马来亚（马六甲和槟榔嶼）土生华人（俗称“峇峇”，后来又出现“海峡华人”和“新加坡土生华人”的称谓），大部分则是接踵而至的中国南部沿海住民（俗称“新客”）。由于迁移时日长短不同，两个群体的中国意识有着显著的落差，土生华人的本土意识比较浓厚，而中国南来者多数怀抱落叶归根的想望。
19世纪中、英两国于新加坡再度碰撞，且均已察觉当地华人的价值及其贡献。1877年，满清政府和殖民地政府分别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和华民护卫署，展开了长期（直到二战前夕）争取华民归顺与归化的角力赛，激发了华人对两国政事的关注和回应。其有效途径包括文化和教育的推动、国君重要庆典的举行、鬻官卖爵与颁发勋章的举措、政治人物的到访和战争抗敌的召唤等等。于是，华人社会出现了分别认同中国和效忠英国的子民，并埋下华校生／华语群与英校生／英语群之间文化分歧的伏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加坡国随后诞生。新加坡历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地华人也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中英两国控制力量相继撤退，新兴国家要求人民效忠所在地；另一方面世界大国的冷战带来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种族矛盾的深化，导致社会上族群之间和语群之间的进一步分裂，也影响了华文教育的发展。1970年代末，政治阴霾逐渐散去，华人族群身份及其文化认同方获松绑，但从此面对文化断层的焦虑。
从英属殖民地发展为新兴民族国家，新加坡华人的称谓也在变更之中。殖民地时代，“唐人”、“中国人”、“华人”（包括“峇峇”，即“海峡华人”）、“新客”等称呼交替使用，而“华侨”一词迟至19世纪80、90年代才出现，并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盛行，此后连带早期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也泛称“华侨”。新加坡大部分华人也接受“华侨”称谓，1919年创办的“华侨银行”和“华侨中学”，其命名之由来不言而喻。
二战改变了新加坡华人与中、英两国的关系。1955年中国取消双重国籍，“华侨”一词被定义为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华人。新加坡建国后，具有政治意涵的“华侨”称谓显然已不适用，取而代之即“华人”。1960年代以来，“华人”一词通用于东南亚，而中国常用的名词则是“外籍华人”。从“华侨”到“华人”，乃国家认同转向的表征。进而言之，“华人”涵盖“华侨”，犹如“华人史”包含“华侨史”，但不是所有的华人，都可称为“华侨”或愿被称“华侨”。
在中港澳台以外的国家，“华人”又可与“华裔”、“华族”交替使用，惟各国华人有各自的选择和习惯。事实是，各地华人人口的占比往往左右了国家的政策，进而影响华人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例如新马华人，即便是年轻人也不习惯称自己为“华裔新加坡人”、“华裔马来西亚人”，他们更认同“新加坡华人”、“马来西华人”的称谓；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后裔，一般愿意被称为“华裔美国人”、“华裔加拿大人”。“华裔”即“华侨”和“华人”的后裔，“华裔”的称谓因而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
在学术界，“华族史”与“华人史”二词无差别，但后者似较常见。新加坡建国十多年，政治气候转换了，“族”的敏感性也逐渐消退，唯族群关系还必须谨慎处理。无论是“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的国家信约，或者是CMIO（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种族）的多元族群治理模式，族群关系一直是国策的一大重点。建国后随着区域紧张氛围的缓解，在极短时间内，新加坡领导人从强调“求同”走向重视“存异”，从“去华化”走向“再华化”，前者针对多元种族之间，后者则指向华人本族。或许，在这样的语境里，“族”字比“人”字更适用于多元文化场域。
广义的“文化”即覆盖物质与精神层面，狭义则侧重精神领域，后者包括语言、宗教、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建筑、舞蹈、戏剧等等。探讨海外华人社会与文化，不可忽略其三大支柱，即社团、学校、报章。三者除了发挥社会、经济、教育等功能外，也负起文化承传的重任。殖民地时代，不同籍贯的宗乡会馆兴办华校，甚至创立跨越籍贯藩篱的中学和一所大学，构筑了文化堡垒。1980年代，华校式微，华人社团和华文报章虽也经历挫折，尔后还是分担华族传统文化的守护与普及工作。
随着国家认同的变迁和族群归属的转化，新加坡华族文化不断演变。考察文化演变历程，可窥探其多元化（以峇峇文化为例）与本土化的发展和特色，及其后来遭遇挫折与再出发的轮廓。离开了故国原乡，新加坡华族的文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来自土著文化的渗透，二来自西方文化的洗礼，于是，既产生东西文化杂糅的现象，也促进中华文化的落地发展。
新加坡土生华人／海峡华人的文化显然是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呈现多元文化的特征。但相较之下，它不及槟城峇峇的“华化”色彩，也够不上马六甲峇峇的“马来化”程度，却有着显著的“西化”样貌。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喜欢西方戏剧、文学、音乐、体育，他们参加教堂活动，组织业余西式社团、出版英文杂志等。不过土生华人并不纯然是西化的：他们的家庭，以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福建方言和马来话的混合语）交谈；他们的知识分子为女孩创办英文女校，兼教中文；他们平日喜爱结合西方和马来族的流行音乐，婚丧和节日活动时会借用福建人的音乐和马来族的乐器；他们甚至比一般中国移民家庭更遵守中国传统习俗。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末一群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即官话（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带领族群“脱夷返华”，试图挽救“由华入夷”的悲剧。百年后，华校体系瓦解，失根危机逼近，纯受英文教育、有着峇峇家庭背景的新加坡政治领袖，为挽狂澜于既倒，又掀起另一场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可以说，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去华化”与“再华化”的重复，成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
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落地发展是另一图景。中国人南下带来了乡土文化（如方言、风俗、童谣、私塾、庙宇、神明等）。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目睹华族后裔土著化和西化的趋势，或担心峇峇“移华而巫，尽变种质”，或忧虑就读英校的学生将“忘却华语……沦为蛮夷”，于是兴办华校，教育华人子弟。随着中国领事馆的努力、知识分子的陆续到来、现代学校的诞生，华族文化得以提升（精致文化也在小圈子里出现，如会贤社聚集了上千诗人文士），并缓慢地普及。尔后中国影响加剧，新加坡华族文化成了中国文化的支流。于是，殖民地时代华族文化弥漫中国色彩，例子俯首即是，如庙宇供奉的妈祖和观音等神佛、华校来自中国的师资和教科书、方言群的音乐和地方戏，还有响应中国维新的儒学运动、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报章形式和文艺思潮、支持中国抗日的华文文学艺术等等。不过，中华文化移植南洋，落地生根后，也逐渐养成适合土壤的状貌和气质，即便日后与故国原乡疏离，依然顽强地成长。
开埠后一个半世纪，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结束、新兴国家诞生，华族的身份从“华侨”转为“华人”，华族文化也产生了变化，其进程是从渐进式来到快速化。百多年来，华族文化经历了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的磨擦、共存和消长。以华校教科书为例，华校教科书向来以中国为本位，即便是后来在本地出版的也不过是加添了一些南洋特色；直到1950年代，紧跟着华校“侨校”色彩的淡出，教科书也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独立后则迅速地“新加坡化”。再以华文文学为例，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一枝独秀，有学者认为，从1920年代至二战后，它经历了“南洋色彩”与马来亚文学的提倡、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的消长、本土意识的抬头与马华文学的发展，以及新华文学的诞生。简言之，150年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演变呈现了中国化、本土化、国家化的历史轨迹。
然而，建国后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发展并非从此顺遂，虽不至于步入穷途末路。在极短的时间内，它先是承受“去华化”的冲击，旋即面对“再华化”的挑战。在国族求同的框架下，与华文相关的种种事业和组织迅速陷入消退状态，华校人数剧降，报业经营惨淡，宗乡会馆功能减弱，导致1980年代“大合并”现象的一再出现。此一变化，对华族文化的影响深远。就在危机重重时刻，契机已然浮现。70年代儒学经济圈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说盛行，80年代国际上寻根热的掀起，以及岛国领导人对“西方歪风”的疑虑等因素交错，为新加坡华人重申“华人身份”和复兴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即便如此，文化断层已然形成，重重困难有待克服。
新加坡华族文化，走过了中国化、本土化、国家化的历程，再经历了去华化、再华化的变迁。无论是宗乡会馆、华文学校、华文报章等的变革，抑或是华族的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和戏曲等的演化，其承传、浮沉，无不呈现相当清晰的共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