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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新加坡的美术活动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以族群与语文群体来区分，这种情况延续到战后才逐渐出现较多元的趋势。
从新加坡开埠首数十年内起，新加坡出现三个主要社会群体，即殖民者英国人、侨生华族以及源于中国的华人，都在各自的社群内进行自己独立的美术活动。不同群体之间虽在组织与活动方面界限分明，偶然也有互动交流。
新加坡最早的华人画室设立于1849年，是由一位来自广州著名画家林官（又名关乔昌，1801－1860）所创设。林官当时在《海峡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提供绘制油画、水彩肖像服务，画室地点位于现今的蔼仁桥（埃尔金桥）侧。从1898年刊登于《天南新报》的一则广告，我们得知有另一家公司在桥南路一带提供书法、篆刻服务，并且已经持续了30载，意即，其业务应于1868年左右已开始经营。中国上海与广州过来的一批华人摄影师，最早受雇为画师，从1840年代起已活跃于新加坡及马来群岛一带。19世纪中叶后，纷沓而至者愈众。
于1878年至1881年之间，常驻新加坡的英国军人泰勒中校（生卒年不详）与他的姐妹共组“素描俱乐部”。1882年，素描俱乐部以“新加坡美术俱乐部”的新名称办了一个展览。这个俱乐部很可能是专为服务英裔人士而设。1919年，它举办的美术比赛，也曾邀请“业余绘画俱乐部”参与。业余绘画俱乐部于1909年在厦门街成立，是一个由爱好美术的土生华人组成的团体，致力于推广绘画、文学以及体育等活动。
当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有识之士，对华族侨民文化水平低落的问题非常关注。中国驻新的第一位领事左秉隆（1850－1924）在上任隔年（即1882年）设立“会贤社”，提倡通过辩论学习英文，并展开兴学运动，在华人社会里影响深远。黄遵宪（1848－1905）于1891年接任后改会贤社为“图南社”。随后，也有诗人邱菽园（1874－1941）创立的“丽泽社”。这些团体都以推广文艺风气为主要目标。
目前所知新加坡最早的水墨画是潮州画家余涛（生卒年不详）所作于1898年的《风月琴尊图》。画中描绘一位书生模样的邱菽园，在月下风中抚琴饮酒，是典型浪漫化的传统文人骚客的场景。这幅画由邱菽园委约制作，或许反映他本人在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后的落寞情绪。
邱菽园为《天南日报》的创办人，也是诗人、报人以及书法金石鉴赏家，他致力于书法与古帖的出版与传播。他也在《天南日报》上大力推介书法艺术。
据报章资料，早期许多南来的画家为筹足旅费，会在报章上刊登贩卖字画与提供书法服务的广告。背后的推动者往往是报章的编辑，这些编辑同时也是艺术爱好者。
艺术家通过报章广告贩卖字画、篆刻的情况，反映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市场对商业美术的需求，包括店号招牌、匾额、对联，以至店面设计及居家布置。商业文书所需的石刻印章，需要精于篆刻治印的行家才能制作。随着商业活动日益蓬勃，商家对书法篆刻专业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
1906年，属商业性质的美术学校“画相传习所”，由艺术家兼摄影家苏彬廷（生卒年不详）在桥南路设立，专门传授“水相、油相、炭相”等。苏彬廷频在《新加坡自由报》上刊登教授素描和绘画的广告，学费每月15元，全套课程收费150元。这些广告中，偶有列出修完课程并考试及格人士的姓名。从中我们得知，他的学生多数为说粤、潮、琼、闽和客语的华族，有些是女性，还有一位马来人与一位葡萄牙人。
早期华文私立学校基本采用中国传统教程，除了儒学经典、珠算、算术，书法艺术是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新办的学校，虽然改革了课程，也仍保留书法作为其中一项核心。可以想象，在训练有素的老师指导下，学子日日练习毛笔字，从小就吸取了中国传统书法中的视觉美学要义。
早年华社办校，校内的美术课程也是重要美术活动之一。日后美术的发展，与早期华文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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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简称总商会）成立于1906年，最初名为新加坡中华商会总会。总商会诞生的背景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英国人的到来与新加坡移民社会的形成﹑晚清的现代化政策，以及英殖民政府的态度。
首先，1819年英国来到新加坡设置贸易站后，其重商政策及自由港口贸易制度成功吸引来自各地的商人前来，同时也招徕大批中国苦力为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到了20世纪初叶，新加坡已经出现一个开放、多元移民社会的雏型。
在本地经商的华人商家透过转口贸易等行业致富，逐渐成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晋身领袖。富商在本地社会地位影响力扩大，在区域内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促成实力雄厚的新兴华商社会。随着工商环境和社会需求的复杂化，本地华商深感有必要成立一商业团体来加强彼此的合作，以便提供更好的商界服务。
其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促使清政府寻思富国强兵的道路。清政府开启中国的现代化政策，重视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1903年清廷首创“商”部，开始以“开通商情、团结团体、振兴实业”为宗旨在海内外成立商会。1904年，清政府委任南洋巨商张弼士（1841－1916）为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促南洋各地商会的筹设工作。
1905年底张弼士来到新加坡，他在同济医院的宴会上倡议设立商会。他个人踊跃捐银3000元作为筹办经费，而出席晚宴的各帮侨领对此倡议均表认同。本地华商经过多次的会议商讨，于1906年2月22日拟定商会试办章程，正式定名为“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1917年才更名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签名入会的华商共计600余人。3月16日，总商会投票公举第一届理事52人，最终由闽商吴寿珍及潮商陈云秋出任正副总理。
最后，英殖民政府对总商会的创立亦采取正面支持的态度，这可以从殖民政府在1906年4月6日接获总商会豁免注册申请案一个月后即通过得知。殖民政府乐见本地华商出现一个全新的跨方言群代表机构，扮演华社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促进上情下达、下情上传。
1906年豁免注册申请案的提出，正好说明本地华商熟谙殖民政府的行政运作，利用合法立案来保障华商社群的权益。而殖民政府迅速同意这项要求，也显示它对商会的信任。从这个角度来看，总商会的成立对清廷和英殖民政府均有重要作用，双方都希望争取总商会的支持与效忠。殖民政府对总商会的全新态度，开启了本地政商互动新的格局。
对清朝而言，总商会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民间商业团体，它代表了清政府创新求变的政治作为。总商会具备居中传达政策、筹款赈灾、招商引资、推销国货，倡办教育、推广文化活动等功能。无论是满清政府或民国政府要跟新加坡华人社会保持联结，总商会的角色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本地华社而言，总商会的创立表示华商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创造新的组织来满足内外需求。它也说明本地首次出现跨方言群、跨业缘的商业团体，试图发挥“团结帮群、开创商机、为民请命”的功能与角色，并代表当时华社斡旋在中、英两方，极力维护本地华人权利。
与此同时，总商会在新加坡独立前也与英殖民政府维持良好的关系。总商会接待英国皇室成员到访﹑举办英皇登基加冕庆祝活动﹑支持购买英国国债、为英联邦国家筹款赈灾，也参与商讨跟本地华人权益有关的法案，协助维持本地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因此，20世纪初本地华商拥抱新思维，在殖民地新社会中成立总商会，共同开创新的格局。在这么复杂、动态的双元认同之下，周旋在本地华社、中国政府与殖民政府之间。正是这些历史过程，使其时代的意义更充份彰显出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总商会见证了新加坡历史的发展轨迹，从英国殖民时期、太平洋战争、新加坡自治、新马合并到独立建国，在各个阶段发挥其影响力。因此，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曾在1966年说过，“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历史，反映着新加坡历史”，概括了总商会早期所走过的道路，也凸显总商会与时并进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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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新加坡华社复苏，华校复办，华文报章也纷纷重新出版或创刊。按其时代背景或其他因素，战后的华文报章，也可以分下列几个阶段叙述：
从历史视角来看，战后10年是中国从国共内战走向政权易手后的动荡时期，也是新加坡从英殖民政府重新掌权后迈向宪政自治的前奏，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争取独立的浪潮高涨。热衷政治的报人，凭借报章的舆论平台，抒发各自的政治主张。
这时期的报章，有左倾的、有反共的，有中间偏左或偏右的，也有政治色彩淡薄的。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华侨日报》《公报》与《益世报》为例，这几份报章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实际上仍具有中国色彩，其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或偏左。另一类则是具有浓烈的中国或当地政治意识，例如《新民主报》《南侨日报》《南侨晚报》与《中兴日报》等。至于《南方晚报》《南洋晚报》《民报》与《新生日报》等报章，则是以其独有的特色吸引读者，政治意识淡薄。1
战前和战后初期，新加坡华文报章的出版人、报人和读者，中国意识强烈，从其标题与评论所用的字眼，显而易见。此时报章中的“祖国”、“我国”、“国旗”等字眼是指中国。1949年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巨变，归侨在三反五反等连串政治事件中被清算。中国共产党政府也鼓励海外华侨落地生根，效忠当地政府。而从1950年代起，新加坡逐步走向自治与独立，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华人发起了争取公民权运动。
这时期的华文报章，政治立场逐渐由亲中国转变为鼓励效忠居留地。报章舆论积极支持公民权运动，鼓励读者登记为选民，视居留地为第一故乡，也开始关注及参与当地政治。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实施两种语文政策。华校萎缩，华文报读者锐减。华文报界从独立时的自信逐渐转为忧患，华文和华文教育的兴亡开始成为华文报和华社关注的课题。
这时期新加坡还有一家创办于1967年的《新明日报》。该报由本地商人梁润之（1897－1971）与香港著名报人查良镛（金庸，1924－2018）合资创办。该报偏重社会新闻，版面轻松活泼，副刊又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助阵，颇受一般小市民欢迎，其销量足堪比美《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
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华文简体字政策，《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也相应逐步改用简体字，至1980年代全面简体化。1979年，两报也改用横排，进行历史性的改革。1983年3月15日，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政府的主导下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同时出版《联合晚报》，掀开华文报章新的篇章。
1980年代，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新加坡社会环境不断转变。从1950年代开始实施的语文政策改革，至此显现效应：华文教育式微、华校步入历史、华文报读者不断萎缩。
在华文报挣扎求存的环境中，华文报业与英文报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整合，成立新加坡报业控股。《联合早报》连同《联合晚报》及《新明日报》，在资源整合后负起联系华社各阶层、推广华文华语、传承华族文化的使命。为此，三报除了致力于传统报业素质、确保新闻的专业性和副刊的多元化外，也积极开展华文文艺与文化活动，这包括续办文艺营、金狮奖、举办华文书展、华族文化节等项目。21995年，《联合早报》推出电子版，成为全球最早数码化的华文报，开拓中国的媒体市场，走出新加坡。32021年，《联合晚报》与《新民日报》合并，合并后统一以《新明日报》的名字发售。
总体而言，战后的新加坡华文报在数量上远逊战前，但在报章的质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华文教育退场、华文读者不断萎缩的逆境中求存的华文报，却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报人。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日见显著的时代，由政府领导的新报业媒体信托于2021年的成立，正是新加坡政府与民间社会对华文报业的贡献，所作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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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06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新加坡华商最高领导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商会除了在商界扮演团结帮群﹑开创商机﹑为民请命的角色，更在新加坡独立后充分发挥促进本地商业发展的功能，影响力持续至今。
回顾过去百余年来，总商会始终贯彻着华商精神，对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2017年，第59届董事会进一步将“华商精神”视为总商会的发展基石，1并以“诚信、效忠、回馈、创新”2作为其精神价值的内涵。
总商会第61届董事会于2022年3月就职后，在原有的“华商精神”基础上，以“爱国、诚信、传承、创新、聚商”10个字来概括总商会的核心使命与信念。3同年，总商会大厦举行翻新落成典礼，时任李显龙总理赠送刻有“诚信为本、效忠为国、创新为先、回馈为民”的牌匾楹联给总商会，鼓励总商会继续做出贡献。
自创会以来，总商会多次代表商界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开征所得税以减轻商家的负担。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总商会请求殖民地政府设立平民工艺厂收容失业工人，并建议当局开办大型工厂安置工人，为本地商界谋取利益。
二战结束后，总商会协助商家向殖民地政府呈报战时损失与赔偿数额，同时反对米粮统制和所得税的新政策，让本地经济可以更快地复苏。总商会在政治上领导本地的公民权运动（1947－1957），积极向殖民政府争取公民权，鼓励本地居民落地生根。
1959年当新加坡获得自治邦地位，总商会主办“庆祝新加坡自治博览会”，吸引超过30万人次参观，成为东南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博览盛会。此举意谓着本地华商相信总商会的领导，支持新加坡自治邦的成立，展现认同本土的政治立场。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总商会于1966年设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基金”，每年颁发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学生。总商会亦全力协助政府推动工业化，带领商界一同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总商会也组织考察团，鼓励会员加强海外联系，活络国际商贸往来。当政府在1967年宣布实施国民服役制，总商会全力配合、协助宣导和登记事宜。1968年，总商会领导下的国防基金募捐小组，为国防部建军筹得123万余元。
到了1970年代，总商会与政府、商界和跨国企业紧密合作，透过集体交涉成功取消不合理的合约制度，打破由西方船运工会垄断运费的局面，降低运输成本，造福商界。
进入1980年代，总商会预见未来趋势，开始设立微型电脑中心。总商会也成立培训中心，为各界人士提供多元的培训课程，协助学员提升技能，提高生产力。1990年代，总商会将之升级为管理学院。总商会也先后发起“世界华商大会”和“中小型企业大会”，带领新加坡商界扩张国际网络和视野，积极推动本地中小企业进入电脑化和网际网络时代。
总商会于1991年8月首次举办世界华商大会，该会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商业网络平台，让遍布世界的华商齐聚一堂，加强彼此的商业联系。世界华商大会为双年会，由各地华商机构轮流主办。
迈入新世纪，2004年，总商会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共同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资助有利于提升华文及发扬华族文化的项目。2006年，总商会成立企业发展与服务中心，首次举办“商团大会”，以整合各行业资讯，共享资源。2007年，总商会支持政府主导的“通商中国”，为本地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尽一份力。
2010年以来，总商会在中国上海成立第一个海外代表处，随后分别在重庆、成都和南京设立据点，成为本地商家、政府与海外市场的重要桥梁。2017年，总商会首设“商团中心”，为本地不同领域商家建立合作平台，共谋行业发展，进行自我提升和转型。即便是在冠病疫情的挑战下，总商会配合政府政策合力抗疫、出钱出力。总商会也在上海设立新加坡进口馆，协助会员扩张业务，开拓商机。
随着时间的演进，总商会不论是在会务方向，或是对“华商精神”的落实，持续与时并进，也显现它承先启后、继续造福社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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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2日，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的举办，打破了本地会馆多年来沉寂的局面。这场研讨会由九家会馆联合发起：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广东会馆、新加坡福州会馆、南洋客属总会、新加坡琼州会馆（今新加坡海南会馆）、新加坡三江会馆、新加坡晋江会馆及新加坡惠安公会。此次研讨会肯定了本地会馆存在的社会功能，并提出十大倡议，讨论宗乡会馆如何在新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事后在研讨会的基础上，由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广东会馆、福州会馆、客属总会、琼州会馆及三江会馆发起组织“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简称宗乡总会）筹备委员会，积极筹组宗乡总会的工作。宗乡总会于1986年8月27日正式获准注册，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上述七家会馆筹获40万元作为总会基金。宗乡总会四项主要宗旨为：
（一）促进、加强及鼓励新加坡各华人宗乡会馆彼此间建立更好与更密切的关系、协调、合作及了解；
（二）促进、主办或资助教育、文化、社会及其他活动，以提高公众人士对华族语文、文化和传统的认识、了解及欣赏能力；
（三）提倡、资助或从事有关华族语文、文化及传统的研究；
（四）主办、参与或协助社区与福利服务。
目前，宗乡总会共有约245家会员团体（含18家准团体会员，包括文化艺术组织和校友会等华社团体）。宗乡总会首任会长为黄祖耀（1929－2024），管理层分为中央理事会和工作委员会两个层级。首届中央理事会（1986／1988年）共有九位理事，分别来自七家发起会馆。理事会属下的工作委员会则有五个小组，即：行政组、出版组、文化组、学术组及文史资料中心管委会。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向中央理事会提呈活动建议，将理论转化为行动，并付诸实行。
2010年10月，蔡天宝接任宗乡总会会长，出台了许多与时俱进的创举，包括设立奖学金、颁发杰出会馆奖、创办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以及出版《源》《华汇》两份季刊和中英文专著《新加坡华人通史》等。继黄祖耀、蔡天宝之后，陈奕福接任第三任会长。第四任会长蔡其生（时任福建会馆会长）于2021年9月上任。蔡其生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弘扬华人传统文化是宗乡总会的初心，但宗乡总会也会继续扮演推动种族和谐的角色，同时加强华社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沟通。
宗乡总会目前共有六个委员会，即：会员事务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及产业委员会。为配合政府的融合政策，各委员会成员介于10到13人之间，以学术委员会而言，共有12位，其中亦有新移民参与。新移民要融入本地的主流社会，其中一个方法便是参与宗乡会馆的活动。
历年来，宗乡总会举办过许多大小活动供会员与群众参与，其中可归纳为四大类：即节庆活动、文娱演出、学术研讨及出版书刊，以塑建独特的新加坡华族文化。随着华人会馆的求变革新，宗乡总会在原有的“五化计划”基础上，极力地进行“三个重新”，制定一套新的文化策略，作为今后活动的指导原则。所谓“五化计划”指的是：观念现代化、管理专业化、组织年青化、活动多元化与体系制度化；“三个重新”指是重新定位、重新调整及重新开拓。宗乡总会已逐渐转型为推广与传承本地华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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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启动新一波向外移民浪潮，因此有了“新移民”的称谓，借此区别于二战前华商、华工两大移民类型。新加坡在1990年跟中国建立邦交后，扩建了更为密切的跨国经贸关系，也迎接了人数众多的新移民，纳入其在地的各个领域。
新加坡华人主流社会，大多是二战前来自广东福建的移民后裔，传统籍贯分为闽南、潮州、粤语、客家、海南五大方言群。新移民的家乡，分布更为广阔，辐射了中国南北、沿海、内陆各地。新移民在新加坡投入的行业，也超越了在早期的工商格局，呈现了多元的面貌。
早期华人社会组织，分为地缘、血缘、业缘三大类型，多半围绕五大方言帮群而成形发展。英国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的功能相当全面，照顾华人的在地需求，推动了本地化进程，同时维持跟中国侨乡的联系。新加坡1965年建国后，传统华人社团的许多功能，逐渐转移到政府机关。华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多元，跨帮群、跨族群的组织益愈增多。一些小型的传统社团在1980年代开始式微，难以招收新会员，面对会员老年化问题。
1990年后，中国新移民移居新加坡后，整个华人社团的格局增添了新活力。在全球化的时代，新移民团体借助互联网与自媒体，介绍团体的宗旨与设置，凝聚会员。
中国新移民团体，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应该是天府会，以及华源会。天府会在2001年成立，华源会随后于隔年建立。这两大团体综合性很高，会员的来源背景很广。天府会主体性虽然建立于四川籍贯的移民群体，但来自其他身份的移民也可以申请加入。华源会也是开放给所有来自中国的新移民。
按照地缘性来说，中国新移民团体绝大多数以省份来区分，进行同乡的整合，例如天府会、陕西同乡会、晋商商会、贵州同乡会、齐鲁会、江苏会。相比之下，早期的传统社团有许多以县级来建构，例如安溪会馆、番禺会馆等。
另外，中国新移民社团当中，有相当数目是校友会类型。其中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校友会、清华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校友会。这反映了中国新移民拥有高学历，并且人数可观。这些中国高校的校友会，在1990年代以前并不多见，在二战前以华商与华工为主的社团更是稀少。
中国新移民在新加坡成立的组织，由于理事与会员都是第一代移民，所以推动团体活动充满了活力。对于整个新加坡的社会组织景观而言，新移民的团体无疑注入新的气象，不但成员学历相对较高，而且运行方式多元化。
在贴近在地脉络方面，新移民团体积极跟政府与主流社会合作，主动举行慈善活动，致力于跨文化、跨族群的互动。在建构跨国网络方面，它们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自然地就努力推动新加坡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文化交流也更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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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欧籍人士博治（生卒年不详）——柔佛州的电子工程师，把第一台无线电收音系统带入马来亚，是为马来亚域内最早的私人无线电广播实验的开端。1923年，博治集结了和他一样的欧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马来亚首个无线电社——柔佛无线电社（1923－1924）。1924年，新加坡无线电社也相继成立。
1933年5月，英国殖民地当局授予首个广播执照给“马来亚无线电服务公司”，该公司所设立的Z.H.I.广播电台播音室就在其门市旁（乌节路门牌2号）。Z.H.I.为业余性质的广播，每周一、周三、周四傍晚和周日早上，面向全马来亚放送广播节目。这虽然是马来亚域内首次出现稳定的无线电传播，但其受众却局限于中上层阶级的欧籍人士。因为做无线电实验不仅需要购置、租借发射器材，发射无线电信也须获殖民地授予的无线电用品注册执照。而要获得该执照，还须购买昂贵的接收设备，并缴付五元给海峡殖民地政府。种种因素都导致无线电无法在此阶段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935年7月21日，殖民地政府邮政及电报局授予“英属马来亚播音有限公司”（另名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简称马来亚广播）播音执照，新加坡第一家商业广播就此成立。1936年末，政府终止业余性质Z.H.I.广播台的播音执照，促使马来亚广播获新加坡独家经营专利权。为确保无线电信号不受城内其他电子设备的干扰，马来亚广播特将中波信号发射机和办公室建于汤申路加利谷山，并于1937年3月以呼号ZHL启播。1938年之际，ZHL广播放送时长达到每周36小时。该台除了放送以欧籍人士为主要受众的英文广播外，也为其他本地族群听众编排了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一小时音乐节目。当时的第一任中文节目部主任为施祖贤（1910－1990）。
1930年代末，二战在欧洲全面爆发。战事虽未波及马来亚，但在英国情报局远东分局的作用力下，广播已被视为“宣传武器”。于是，英国殖民政府在1940年3月2日正式收购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将其重组为“马来亚广播公司”，隶属英国情报部管辖，继续为新加坡及马来联邦提供广播服务。自此，新加坡无线电广播的运作正式由国家机构负责，并进入另一发展阶段。马来亚广播公司在台长戴维斯（1906－卒年不详)的领导下稳健发展，期间不仅大量培训亚洲员工，还在原英属马来亚广播公司所在的加利谷山发射站新建四台无线电发射器，以便更稳定地向新加坡及马来亚半岛各地广播。与此同时，马来亚广播公司将播音室和办公室迁至国泰大厦，新增多语广播新闻时段，每天除了放送十二段英语新闻、九段华语（包括方言）新闻，另有马来语、淡米尔语、法语、阿拉伯语和荷兰语等不同语言的时事新闻。
1942年战争爆发，马来亚广播公司一批工作人员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前几天撤退到印尼雅加达和印度继续广播。新加坡的广播设施被日军接管，更名“昭南放送局”。在1942年至1945年新加坡光复前，日军也利用该广播台向新加坡人民进行政治宣传。
日军在1945年9月受降后，马来亚广播公司立刻由英国军事管制区（马来亚）接管并进行重组。1946年，英国军事管制区成立广播部统筹全马来亚的广播工作，同年4月设泛马来亚的广播电台“马来亚电台”，为马来亚人民广播共和联邦机构的消息、教育公众舆论，并提供娱乐消息。该台总部设于新加坡，同时在槟城、马六甲、吉隆坡三地设有分局。电台的运作和决策则由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与马来亚联邦政府同理。1946年1月，马来亚电台也筹组了学校广播部门，为各语文源流的学校制作和提供辅助教育课程的广播节目1，以期解决战后教学资源匮乏问题。
在1950年的紧急状态下，殖民地政府的“紧急时期信息服务组”开始向农村社区和新村放送广播特备节目。同时，马来亚电台的华语、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节目也为配合政府在紧急时刻的工作，开始趋向马来亚化。1953年“农村社区广播”更名为“农村广播”，同时并入马来亚电台的节目部，由农村广播统筹负责节目编排等事宜。
从1950年开始，马来亚电台的广播时长逐年增长，放送的节目内容也丰富起来，其中李大傻（1913－1989）、王道（1920－1999）和黄正经（1912－2003）的“方言讲古”尤受欢迎。广播在1950年代的盛行也催生了广播的延伸印刷品，广播杂志——《南洋广播周刊》。
1956年至1958年，新加坡和马来亚域内的政治运动频繁，政治格局的变动也同样影响着广播的运作。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马来亚电台运作一分为二。马来亚电台新加坡总台仍由殖民地政府统筹。而后，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独立自治邦，“新加坡广播电台”正式成立，为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官方广播机构。
然而，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后，新加坡广播电台和马来亚电台再度合二为一，称为“马来西亚电台／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同年2月，新加坡文化部长拉惹勒南（1915－2006）为“新加坡电视台”举行揭幕仪式。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后新加坡广播电台与新加坡电视台改名为“新加坡广播电视台”，隶属政府文化部管理。
1980年2月1日，新加坡电视广播台开启新纪元，改组成为法定机构“新加坡广播局”，广播正式开始商业化运作。期间唱片业蓬勃发展，许多海内外当红歌星走进录音室宣传唱片，介绍流行歌曲排行榜的《龙虎榜》也于1983年启播。1990年代华语广播电台更是百花齐放，各具特色：FM93.3“醉心频道”、FM100.3“职总心电台”、FM95.8“城市频道”、FM97.2“最爱频道”、FM88.3“动力电台”。“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也在1994年启播，将新加坡的“声音”传播的东南亚各地。同年10月1日，新加坡广播局全面私营化，各广播频道归新加坡国际传媒机构旗下子公司“新加坡广播机构”管理。而后1999年6月，新加坡广播再度重组易名为“新传媒电台”，由“新加坡传媒机构”（新传媒）重点经营广播电台与电视台。
2001年，新加坡报业控股与职总媒体合资组成“报业控股联盟传讯”，职总心电台易名为“UFM100.3”。2013年，报业控股从职总媒体手中收购旗下电台的股份。2018年，报业控股启播另一中文电台“96.3好FM”。
回顾新加坡的无线电广播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有序发展离不开时代因素、社会变革，以及满足听众的需求。新加坡广播电台在21世纪所面临的互联网、播客等新挑战也必定会做出相应调整，继续陪伴听众，提供资讯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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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华人史上，除了地缘、血缘、业缘的组织外，尚有一些在特殊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社团，如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同德书报社、昭南岛华侨协会、南洋中华汇业总会。另有一些华商俱乐部，如怡和轩、醉花林与吾庐，是社会名流、殷商富豪聚集之处。
以福建人为主的怡和轩俱乐部成立于1895年，是新加坡屈指可数的百年俱乐部，与1845年创立、以潮州人为主的醉花林俱乐部齐名。怡和轩于1925年迁到现址武吉巴梭路43号。本着“无党无派、关心民族、关心国家”的精神，怡和轩是华社领袖酝酿与讨论重要课题的场所，也曾作为抗日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办事处。除了承担社交功能外，怡和轩为支援中国革命、抗日战争、争取公民权及创办南洋大学的推动都有贡献。醉花林是本地潮籍商人重要的聚会、宴客场所，也是活动中心和文化地标。从创办至今，醉花林会所都在庆利路现址。
吾庐俱乐部最早位于克罗士街（俗称吉宁街）124号，原名“古寄乐”，是当时华人精英养闲宴乐的场所。1907年更名为“吾庐俱乐部”，并于1927年迁址至现址客纳街72号作为永久会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吾庐俱乐部积极参与筹款援助中国难民，在社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据时期，吾庐被迫成为“昭南岛华侨协会”的会址。
昭南岛华侨协会是1942年3月新加坡沦陷后在日本军政府的指导下成立的，以吾庐俱乐部为会址。打着“调解当地华人社群”的旗帜，该协会早期为日军政府筹募5000万元叻币奉纳金，后期则协助日军推行的政策、恢复社会秩序、协助粮食增产运动和大规模农村移植工作等。历史学者蔡史君在《新加坡华人通史》中指出：华侨协会是为日本军政当局效犬马之劳，并出色地履行了“大日本帝国”所赋予的傀儡团体的职责。
海峡英籍华人公会成立于1900年8月17日，获得英国殖民政府的保护与支持，旨在培养当地华人的亲英思想。该会也致力于关注海峡华人的福利问题、保护侨民的合法权益，并提高土生华人的政治地位。1919年2月6日新加坡开埠百年纪念日，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华社代表都出席莱佛士铜像迁移暨新纪念碑揭幕仪式，并向总督致贺词。1964年改名新加坡土生华人协会。
1911年，同德书报社在亚美尼亚街设立，以传播三民主义，启发侨民知识为宗旨。该社广集报刊，陈列供侨民阅览，促进文化建设；设学校倡华语，并提倡移风易俗，改良结婚礼仪，举办文明结婚或集团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当新加坡陷入无政府状态时，该社积极维护新加坡的治安。与怡和轩一样，早年的同德书报社也是新华社会重要的政治与文教社会力量。1985年由于市区重建，同德书报社被令迁出亚美尼亚街51号，之后在广东民路53号现址落户。
太平洋战争后，中国与南洋交通恢复，侨民们纷纷寄信汇款回中国，民信业务极一时之盛。由于环境及业务上的需要，闽商林树彦（1928－1993）与同业们于1946年3月成立南洋中华汇业总会，期借团结精神，共谋业务发展。该会一面将侨民的银信送到在中国的侨眷手中，一面从侨眷那儿携带音讯回来。换言之，此类民信局是建立在移民社会的基础上。然而，当1949年这社会基础动摇后，民信业也如昙花一现，湮没在新加坡历史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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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可分成两大社群：土生华人与新客。土生华人是指19世纪之前，移民至新加坡的华人与当地马来女性结婚的后代，文化上他们融合了传统中国文化、马来文化、以及英国殖民文化，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认同。土生华人虽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乐种，但他们是一群热爱音乐的社群，平时热爱来自欧美的流行音乐、拉丁风格的恰恰恰（cha-cha-chá）与曼波（mambo）、爵士，夏威夷风格音乐也相当受欢迎。土生华人作曲家在创作时，往往会将这些音乐元素与作品结合，创造出既南洋又西式的流行音乐风格。在婚丧喜庆等节庆活动，他们会借用福建籍贯族群的音乐，主要以马来传统唢呐瑟如耐（serunai）为主。日常在土生华人社群受欢迎的音乐类型，主要以受到西方以及马来文化影响的流行音乐为主，小型的器乐合奏如马来抒情歌曲东当沙洋（dondang sayang）或者克朗贡（kroncong）民歌多以提琴类乐器、吉他、乌克丽丽等西方乐器为主，也会加上马来打击乐器热巴那鼓（rebana）与凸心锣。除了纯音乐演奏，东当沙洋也作为传统马来四行诗班顿（pantun）或者马来歌剧孟沙湾（bangsawan）以及土生华人戏剧（wayang peranakan）的音乐伴奏。土生华人在英国殖民时期，成立许多业余音乐社团，除了家庭活动的自娱，也会在各种公众活动如商演或庆典中表演。1
新客是指19世纪至20世纪初，自中国各地移民至新加坡的华人，来自福建、广东、海南、潮州、客家等不同籍贯，他们将家乡的乐器以及音乐文化带入新加坡，尤其是源于华人的各种节日，如神诞庆典、喜庆、丧事等需求，发展出音乐和艺术活动。华人移民在新加坡建立同乡会或宗乡会馆，作为联系情感的社交场所，同时也是孕育新加坡华人音乐的摇篮。华族音乐发展以牛车水一带为中心，延伸至大坡（桥南路一带）、小坡（桥北路一带），或者后来陆续成立的三大游艺场：新世界、大世界、繁华世界（旧称快乐世界），都为华族音乐留下历史的声音。2三大游艺场的建立，吸引更多来自中国明星级音乐家与演员下南洋表演，名角与专业音乐家的献艺，带动各个音乐组织开始以职业团体的方式来经营。在新加坡艰难的时期，这些音乐组织屡屡扮演重要的角色，如革命筹款、抗日时期筹款赈灾、赈济难民。战争期间，音乐组织艰困的生存着，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音乐团体无法像战前容易南来献艺，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促成新加坡传统音乐团体走向业余化和本土化。3
新加坡华人音乐种类，以不同籍贯族群所发展出来的音乐，可二分为“籍贯乐种”与“泛华族乐种”。籍贯乐种音乐和泛华族乐种音乐又可进一步细分，其分类可见下表：
新加坡建国后，以多元族群为建国基础，新加坡华人与其他族群共存融合，彼此相互影响，使得新加坡华人音乐更显丰富而多元。1963年国家剧场与1969年牛车水人民剧场落成，这两个剧场为新加坡不同华人籍贯乐种提供更好的表演舞台，参与艺术活动渐渐成为一股热潮，民众除了热烈参与本地音乐团体的表演，也支持从外地前来新加坡表演的艺术团体。国家予以艺术活动更多的支持，华人音乐文化也成为政府民族文化的符号之一。4
直至1979年推动讲华语运动，方言不在政府教育鼓励政策之下，导致华人地方音乐于1980年至2010年之间沉寂一时，仅能靠着民间的力量尽力维持传统艺术文化。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再度积极复兴华人传统文化，如举办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支持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成立，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展开了新的篇章。新加坡华人音乐一路发展至今，集结了民间力量和政府支持，华人音乐文化在这块土地上，将得以继续绵延传承。
在某个层面上来说，在新加坡，华人音乐文化没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影响，因而保留其原汁原味。然而，更重要的是，如同各种族群融合与时代的淬炼成就了现在的新加坡，华人音乐在新加坡境内，以华人文化为主，与各族群文化多元交融，在百年文化互动下生成现在的音乐样貌，让华人音乐文化既混杂同时也发展出在地化的特色。移民华人的音乐加上土生华人音乐，以及近代华人共创的音乐，造就新加坡华人音乐的多元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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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乐团前身为人民协会（简称人协）华乐团，创立于1968年，并于1992年改为现名。1996年，在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该华乐团进行改组和重新定位，被提升为一支国家级的专业乐团，团址坐落于新加坡大会堂。
在新加坡建国前，华乐活动已经蓬勃发展，为这支专业的华乐团奠下基础。1950年代中期，华校、工会团体和业余人士纷纷组织不少华乐团，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爱同／崇福校友会民乐队、康乐音乐研究会、新加坡中学联（新加坡华文中学联合会）、艺研会（星洲1953年度华文中学毕业班同学艺术研究会）和华中校友会民乐队等。由陶融儒乐社于1959年组织的华乐团，是新加坡首个队型较完整的华乐团。
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的华乐团于1968年成立后，吸引了部分中央文化局华乐队1的乐手加入。同年创立的人协华乐团则最初是人协文工团属下的一个演出单位。国家剧场华乐团在1974年解散后，人协华乐团继续其推广和普及华乐的使命。这时期的人协华乐团也吸纳了一些国家剧场华乐团的团员。1970年代，除了人协，其他在本地活跃的华乐团体还包括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新加坡广播局华乐团（今狮城华乐团）等。
人协华乐团前后经历马文（1937－2011）、吴大江（1943－2001）、李雪岭（1939－1989）、林哲源（1939－1998）、顾立民（1935－2020）等指挥，到1984年，已有32名团员。顾立民退休后，已易名为“新加坡华乐团”的乐团继而于1993年聘用瞿春泉。瞿春泉在任内积极鼓励华乐团作曲家创作属于自己的华乐作品，也频繁选择演奏本地的作品。
新加坡华乐团于1996年在时任总理吴作栋的提议下，成立新加坡华乐团有限公司并扩大编制，从原有的32名团员增加到62位，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编制的一支专业国家级华乐团。隔年，中国指挥家胡炳旭出任音乐总监兼指挥，乐团在他的带领下，持续引进杰出演奏家。华乐团历来享有国际化的声誉，得益于乐团广纳人才的策略。2023年，新加坡华乐团共有86位全职演奏家中，他们包括新加坡本土和来自海外的资深音乐家，及各地艺术院校栽培的优秀音乐专才。2002年，华乐团委任出生于中国而后旅居美国的音乐家叶聪为音乐总监，他于2023年卸任音乐总监一职，成为荣誉指挥。叶聪之后，由郭勇德出任首席指挥，他是华乐团首位土生土长的首席指挥。郭勇德策划的艺术节目，如儿童音乐会、青少年音乐会、母亲节音乐会、走进后台的“进行中的音乐会”、及系列“乐季”音乐会，成为华乐团广受欢迎的代表活动。
新加坡华乐团向来以“人民的乐团”作为乐团的发展宗旨，以音乐加强人民的凝聚力为目标。因此，策划的系列音乐活动与文娱表演，也以雅俗共赏为原则。早期华乐团演奏的曲目，多以中国作曲家的经典名曲为主，逐步奠定华乐团的基础。新加坡建国后，随着国家发展，新加坡华乐团也积极摸索自身性格与特色。2002年以后，在叶聪的带领下，新加坡华乐团以”南洋风格华乐”为乐团品牌特色，奠定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独特声景。华乐团举办多次国际华乐作曲比赛，鼓励创作，并挖掘优秀的南洋风作品。其中，王辰威的《姐妹岛》《融》、罗伟伦《王子与狮子》《海上第一人——郑和》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新加坡华乐团自创团以来，多次受邀各地演出，包括欧洲、亚洲等地区。2009年，它成为第一支受邀于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开幕表演的华乐团。该华乐团也两次巡演欧洲，分别在2005年和2019年，让德国、捷克、意大利、希腊等地的听众欣赏到其富有南洋特色，融汇中西的音乐风格。1998年，乐团首次巡演中国（北京、上海、厦门），随后，多年受邀参加中国各大国际艺术节、音乐节活动，呈现多场别具一格的华乐演出。2023年，华乐团受邀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在上海音乐学院上音歌剧院呈现“南洋传奇”音乐会，演奏多首代表作，如《鱼尾狮传奇》《文武双全》《海路》及特别创作《阿拉上海人》。
新冠疫情期间，因无法举办实体音乐会，新加坡华乐团开拓线上音乐会模式，推出线上品华乐系列音乐会，节目包含：“打包SCO”（#DabaoSCO）、“华乐101”（#CO101）、“乐来乐宅”（#roomformusic）、“乐家心语”（#HumanDiaries）、“名家名曲”（Virtuoso Series）等原创视频和音乐会系列，鼓励团员自发性分享作品，也让乐迷与音乐家互动。王辰威的作品《融》也以虚拟华乐团的模式呈现，几十位演奏家隔空合奏，开启华乐演奏的新模式。
从人协华乐团到新加坡华乐团，一路走来几十载。从新加坡走向世界，新加坡华乐团以不断探索自我，建立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在世界乐坛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