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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马锡”是新加坡的古地名。“淡马锡”一词的由来众所纷纭，一说源自于马来语tasik／tasek，意为“湖泊”或“海”；一说起于梵文tamarasa，意为黄金。当我们溯源新加坡历史，可以发现14世纪至17世纪间的古籍或文献普遍将新加坡称作“单马锡／淡马锡／淡马锡门”：
若顺着时间线再往上追溯，根据南宋《诸蕃志》、元代《岛夷志略》、明代《瀛涯胜览》《郑和航海图》《元史》1记载，新加坡也被称为龙牙门、凌牙门或龙牙山门。龙牙门或指岛屿，或指海峡。作为岛屿名的龙牙门，一般认为指印尼的林加岛。而《岛夷志略》记载的龙牙门是由单马锡的两座山组成，中间有一条水道，状似龙牙，故称“龙牙门”。古代水手在狭窄的海峡中航行时，便是以这块“航海之石”（马来语Batu Berlayar）作为航行的辅助工具。
在所有新加坡古名中，最早出现的是“蒲罗中”，又作“蒲芦中”，或略为“蒲罗”。东南亚史学者许云樵（1905－1981）在其1961年出版的《马来亚史》中提及“蒲罗中国是1700年前的新加坡古名”。许云樵指出，“蒲罗”为马来语pulau（岛）的译音，中为ujong（尽头，海角）的译音，合起来意为（马来）半岛尽头的岛。三国时期（220－280）吴国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后撰写的见闻录《扶南土俗》，对“蒲罗中”的形容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相吻合。可惜该书已散佚，部分内容散见于《太平御览》《通典》。
除上述提及的古名外，《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辑录了中外古籍文献中的南海古地名。其中有关新加坡古名的记载不胜枚举，例如皮宗、莫诃信洲、多摩苌、罗越、麻里予儿、长腰屿、星忌利坡等。为考证新加坡古名，新加坡历史学者可谓煞费苦心，尤其是许云樵、饶宗颐（1917－2018）和陈育崧（1903－1984），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研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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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1于1979年由时任总理李光耀发起。由于新加坡早期的移民来自亚太各个地区，不同背景的华人无论在语言或文化习俗上都有所差异。为了简化新加坡华人的语言环境，促进华族社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并营造利于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的大环境，李光耀发起了“讲华语运动”，鼓励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多使用华文华语，以及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
讲华语运动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81年，运动推行初期，主要以广大的华族社群为诉求对象。第二阶段为1982年起，运动初见成效，开始从多方面，鼓励各行各业的新加坡华人多讲华语，并通过华语体验华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后来，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讲华语运动在1994年迈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进入第三阶段，开始将集中力转向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文华语。时至今日，讲华语运动不断与时并进，除了鼓励国人把华语融入日常生活中，也致力于保持新加坡华语的活力和独特之处。
追溯讲华语运动的起源，政府当时发起这项运动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让说不同方言的华人拥有共同的沟通语言；二、鼓励新加坡人掌握母语以传承华族文化。当年，新加坡华人的生活用语主要还是以方言为主，而学校里已经在实行以英语为第一语文、华语为第二语文的双语教育政策。时任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华人如果继续以方言为主要生活用语，可能看不到学习华语的必要，而且不利于双语教育政策的施行。基于这个考虑，政府在1979年9月7日推出了讲华语运动。时任文化部政务次长的欧进福博士受委担任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首任主席。2
在运动开展初期，各华族社团和组织积极配合，联合组成全国推广华语工作委员会，有计划地在民间推广华语。各政府部门也采取相应措施，例如鼓励公务员在办公时间以华语，而不是方言进行日常沟通。
为配合这项运动，政府也逐步取消电台和电视台的方言节目。电视台首先于1978年7月停止播放方言广告，随后在1979年10月底推出第一部以华语配音的香港连续剧《倚天屠龙记》，并于1981年全面取消方言电视节目。电台也从1983年1月1日起全面停播方言节目。
讲华语运动在发起时就有个长远目标——即在五年内让所有新加坡华族学生少用方言，改用华语，以及在10年内，让华语取代方言成为人们的日常使用语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运动每年都制定不同的场所和群体为宣传重点，例如1982年主要鼓励人们在工作场所多用华语、1983年则把重点放在小贩中心和巴刹等。
讲华语运动也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鼓励大家多说华语，例如，在联络所开办华语班、录制并售卖华语课程卡带、主办华语讲故事和朗诵比赛等。政府经常在电视和电台播放推广华语的宣传短片和广告歌，鼓励人们多讲华语。电视台，包括早期的新加坡广播电视台，及后来的新加坡广播局，也制作本地华语电视剧，给华语电视观众提供更多选择。198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教育部推行将华族学生姓名汉语拼音化的措施，让家长在孩子的出生证书上填写汉语拼音的名字，而公司与商行注册局也鼓励公司在进行注册时，采用汉语拼音的名称。
政府在讲华语运动推行10年后展开的调查，显示这项运动已初显绩效。根据当年发布的小一生登记资料，在家中主要讲华语的华族小一生已从1980年的26％，增加到1989年的69％；来自讲方言为主的家庭的小一生比例，也从64％锐减至7％。
在推行了15年后，讲华语运动在1994年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随着越来越多新加坡华人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政府意识到有必要把推广华语的对象转向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
从那时候起，推广华语理事会开始主办一系列活动，如新谣音乐会、讲故事比赛、演唱会、电视游戏节目等，并大量运用网上资源和游戏等，来加强这项运动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2004年，讲华语运动首次推出双语并用的“华语Cool”标语。进入21世纪，讲华语运动也积极利用新媒体和新科技，为学习华文创造有利条件。
近年来，讲华语运动着重鼓励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用华文华语，并加强人们对新加坡华族文化的认识。自2019年起，运动使用的标语“讲华语？我也可以。”鼓励新加坡人持之以恒的学习和使用华文华语。
讲华语运动的推出，令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态环境在数十年内经历了快速的转型，使华语取代了方言。然而，这项运动虽然让华语普及化，但英语也快速成为新加坡华人家庭里的主要用语，因而这项运动面对新的挑战。
基于此，展望未来，单靠讲华语运动来推广华文华语是不足够的，所以政府近年来也鼓励家长父母积极帮助孩子掌握母语时，让华语成为年轻一代、以至所有新加坡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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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娱乐文化主要以现场演出为主，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1887年，科学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发明了圆形滚筒式的留声机，不同科学家接续钻研，最终爱米尔·贝利纳（1851－1929）将之改良成为今日为人所熟悉的唱盘式留声机，从此改变了人类声音的传播模式。原本转瞬即逝的音乐与歌曲，因为现代录音技术的发明，得以被保留下来并大量生产成为商品销售。
1900年代初，留声机与唱片的登陆，为新加坡华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与娱乐形式。在往后的数十载，唱片作为一种音乐商品逐渐普及，并走入一般普罗市民的家中。因此留声机与唱片的历史发展，实际上能反映出上个世纪新加坡华人的文化生活面貌。
清末民初起，不同语言演唱的唱片，已开始在新加坡市面上销售。由于新加坡华人内部组成丰富多元，包括了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客家等不同方言籍贯的华人社群，因此唱片公司一般会以各种华人方言，灌录各式的传统曲艺或流行歌曲，以针对不同的华人群体，扩大销售群。直至新加坡建国独立以后，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趋向了规范统一，以方言灌录的唱片逐渐减少，华语唱片开始成为市场的主导。
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传播经销的留声机与唱片，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的国际唱片公司，如英国的留声机公司与德国的壁架唱片等。至1920、30年代，香港的新月唱片公司与上海的大中华唱片两家华资企业，亦将所出版的唱片发行至新加坡。这段期间，新加坡虽然仍未有属于自己的唱片公司，但不少的职业戏班与业余社团，已被唱片公司邀请进行灌音活动。1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起了全球各地华人社会的民族意识，新加坡亦开始销售具有抗战意识的华语唱片。到了日据时期，新加坡的唱片进口中断。虽然当时娱乐需求并非民众的首要考虑，但日军为了填补新加坡的唱片空缺，便将早前在上海灌唱但尚未发行的录音，制作成“太阳牌”唱片在新加坡发行。2
迈入1950年代，新加坡本土唱片业开始萌芽与发展。许多大大小小的唱片公司，如义发唱机唱片行等，相继在岛国成立，本地许多职业与业余歌手都投入唱片灌录的事业中。新加坡的唱片业亦由早期的以依赖唱片进口与代理为主，逐渐过渡到能独立地进行灌音、制造、包装等一系列生产过程。3
此外，1950、60年代亦是新加坡华族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重要传播媒介的唱片，经常与其他的文化形式如戏曲、电影与歌台等产生互动关系。这段期间由香港进口的戏曲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及《苏六娘》（1960）在新加坡所掀起的“戏曲电影浪潮”，便带动了戏曲电影唱片的市场。与此同时，许多参与唱片制作的艺人与表演团体，如上官流云（1922－2002）、莺燕闽剧团4、王沙与野峰5等，亦经常流动于游艺场歌台、歌厅与歌剧院等不同表演场所。
1963年，新加坡电视台正式启播。电视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新加坡的娱乐生态，亦为本地唱片业的发展开启了新篇章。如电视台拍摄的电视戏曲与举办的歌唱比赛，都带动着相关唱片的发展与销量。
自清末以降，录音技术与唱片工业的发展，对声音的传播与娱乐休闲的方式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迈入1970年代，本地唱片业热潮逐渐消退。音乐偏好的转变、盗版唱片的泛滥，与新兴娱乐场所的出现等，都对唱片市场与娱乐文化生态带来重要的冲击。许多唱片歌手亦因应时代的发展转换跑道，在其他不同的领域，如电视与歌台等继续他们的娱乐生涯，为本地流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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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华语外，新加坡华人社会还通行多种方言。方言是某一共同语言的地方变体。华人所说的各种方言，就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汉语，在各个地区形成的有差异的变体。
新加坡华人的方言纷繁复杂，以五大方言（福建、潮州、广东、客家、海南）为主，还包括了兴化话（莆仙话）、上海话等其他方言。早年时期，南来的华人依地缘、籍贯而群居在一起，形成各种地方社群，方言也就在各个社群里通行。有人指出，“从一开始，华人就不是一个统一整体。方言的使用以及生活和工作聚居区使得华社彼此分离。”1例如，来自闽南的福建人，惯用福建话；来自广东东部的潮州人，使用潮州话；来自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广府人，通用广东话，因此，有社会学者总结这种现象为“方言群分类法则”。2
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民众的日常用语是方言，就连官方的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也多有方言制作的节目。例如，丽的呼声电台的方言讲古、电视台购买的香港连续剧等，都大受欢迎。
根据多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可以追寻各个方言人口比例（表一）。早期，属于不同方言群的华人，虽然文化传统相同，但是彼此言语上不完全能有效沟通，风俗习惯亦有相异之处，因而形成较强的方言群认同意识。
而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之后，方言在广播和电视的应用受到限制，加上双语政策的影响，逐渐式微。社会上方言群的认同意识随之开始淡化，方言变成主要在老一代人之间通用，年轻一代则缺乏有力学习方言的环境。不过，1980年之后的人口普查，还是依样画葫芦，遵照传统的做法，列出方言群的人口数据，其实，这些数据并不代表都能够讲该方言了。
表一：1881年至2020年的华族方言群人口比例（％）
| 方言群 | 1881年 | 1931年 | 1947年 | 1957年 | 1970年 | 1980年 | 2010年 | 2020年 |
| 福建 | 28.8 | 43 | 39.6 | 40.6 | 42.2 | 43.1 | 40.0 | 39.3 |
| 潮州 | 26.1 | 19.7 | 21.6 | 22.5 | 22.4 | 22.0 | 20.1 | 19.4 |
| 广府 | 17.1 | 22.5 | 21.6 | 18.9 | 17 | 16.5 | 14.6 | 14.3 |
| 海南 | 9.6 | 4.7 | 7.1 | 7.2 | 7.3 | 7.1 | 6.4 | 6.1 |
| 客家 | 7.1 | 4.6 | 5.5 | 6.7 | 7.0 | 7.4 | 8.3 | 8.6 |
| 其他 | 11.3 | 5.5 | 4.6 | 4.1 | 4.1 | 3.9 | 10.5 | 12.3 |
| 合计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 华人总数 | 8.6万 | 41.8万 | 72.9万 | 109万 | 157.9万 | 185.6万 | 279.3万 | 300.6万 |
资料来源：郭振羽、罗福腾，《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页6。
方言不仅作为日常交际和思维工具，更是地方文化传承的载体、依托。以戏曲为例，随便清点一下，就会发现，所有的地方歌谣、小曲、戏剧等都是用方言作为工具来传唱的。福建的歌仔戏，是以闽南话为主要对白的；潮州大戏（潮剧），是以潮州方言来演唱的；客家人的民谣，是以客家的语音来吟唱的；广东大戏（粤剧），更是离不开粤语。因此，方言如果濒危，地方文化传统也可能随着消失。以此而言，方言对于传播地域文化、加强宗乡的亲情联系，有其积极的、重要的作用。
毋庸讳言，方言也有消极作用。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里，执政者会从更大的视角、更宏观的立场来制定政策，不分种族，不分语言，达致国民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共同的文化认同。而繁杂的华族方言，可能会阻隔民间的沟通和交流，形成掣肘语言政策实施的反作用力。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1923－2015）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常使用的方言，多达12种以上，这些方言除了干扰双语教育，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华人因为不同方言就出现了不同帮派，讲同一种方言的华人组成一个帮派，同声同气，往来密切，和其他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人，就有了隔膜。”3民众可能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视角来力挺方言，国家领袖则会从国家全民文化的整合、国民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待方言的消极作用。因此，从1979年开始，政府大力鼓励民众讲华语，少说方言。
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制度，鼓励人们在学好英语的基础上，也必须学习母语，传承本民族的主流文化。政府并不禁止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使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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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初期，最早南来新加坡经商致富或做工赚钱的福建人，不是直接来自闽南的漳泉移民，而是早已旅居马六甲多年的闽南人后裔。由于地利之便，他们最早获悉莱佛士在新加坡开辟自由港口的政策，故以薛佛记（1793－1847）为主的马六甲闽南侨领很快就携带资金南下开辟新市场，至少于1828年就创办了坟山庙宇恒山亭。恒山亭仿照马六甲青云亭和宝山亭模式，同时处理闽南人在新加坡的生活问题，成为新加坡闽帮最早的领导机构，虽不以“会馆”作为名号，但具有外庙内馆性质。
当薛佛记退居第二线，并在1839年返回马六甲接任青云亭亭长后，也是来自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年）便晋升为新一代的闽帮领袖。是年，陈笃生率闽帮绅商创建天福宫于直落亚逸街，并于1842年正式落成。天福宫成立之初，闽帮领袖便放眼整个新华社群，旨在通过崇祀天后圣母以联系与团结整个华社。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中，陈笃生等大董事不但以意义较宽的“唐人”自称，也明确表示天福宫也兼具“会馆”功能，如：“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之‘会馆’议事之所”。
福建会馆同仁后来在天福宫对面的戏台位置建设一座福建会馆大厦，正式从天福宫搬迁出来。尽管如此，在1929年前，由薛佛记后人薛中华（1886－1940）等出任总理期间，该馆仅为少数闽帮领袖控制。直到1929年至1949年期间，由闽南领袖陈嘉庚（1874－1961）任主席时期，在兴办华人教育、完善会馆组织、发展闽人产业、改革民俗丧仪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对中国故乡故国各种天灾人祸与反日侵略的筹赈运动中，陈嘉庚着力极深，使福建会馆从一个相对具有局限性的帮派组织，成为团结全新加坡闽侨，乃至马来亚联邦各闽侨会馆以至南洋各地的华侨、华人的领导机构。该一系列运动使陈嘉庚成为新马华侨社会的领袖。
与此同时，来自福建省不同州府的福建移民也纷纷南下，各自建立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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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话，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南洋地区华人对闽南话的俗称。若从语言学的学术角度來权衡，这个叫法不免有概念不清的缺陷，若以闽南话、闽南方言称之，更具体、更准确。
这是因为，“福建”是省之名称，地分闽南、闽北、闽东、闽西，境内的方言也十分复杂。不光有闽南话、闽北话、莆田话，还有西部的客家话，因此，以一省之名來称呼只通行于闽南一隅的方言，忽略了闽北话、闽东话、客家话的客观存在。不止如此，外地人提起福建话，很容易理解成指称的是福建省内所有的方言土语。因此，严格而言，福建话和闽南话是有区别的，然而，在新加坡，以福建话来指称闽南话，是约定俗成说法。
新加坡华人所说的闽南话，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先后由福建闽南的漳州、泉州与厦门三地各县市的移民带来的，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包容性和融合性上，使得新加坡福建话在交际表达过程中具有福建各地闽南话难见到的灵活性和变异性1。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新加坡通行的闽南话，语音体系接近同安话，基本是以泉州腔、漳州腔、厦门腔为基础综合而成的，声母有18个，韵母有88个，声调8个，这跟泉州话、厦门话十分接近。不仅如此，本地的闽南话也同样保留了一些古代的语音特点。例如，华语读齿唇音声母f的字，如“分、飞、蜂、房”等，仍然读双唇音b、p，这是唐代以前的语音特点，属于汉语语音史上的“轻唇音读为重唇音”演变规则；再如，华语读卷舌音声母的字，如“直、中、抽、茶”等，读舌尖中音d、t声母，这是保留了唐代以前的语音特征2，属于汉语语音史上的“舌上音读为舌头音”的演变规则。
词汇方面，本地闽南话跟福建境内的闽南语相同，其中高达85％的词语是一致的。部分词语也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说法，例如：浇水灌溉称“沃”［ak］、藏匿称“囥”［khŋ］、天晚称“晏”［ũã］、走路称“行”［kiã］、跑步称“走”［tsau］等。本地闽南话也吸收了友族语言的部分词语，包括马来语、英语、广东话的表达形式。例如，从马来语借用的词语有：镭［lui］（铜板，金钱，来自马来语的duit）、罗弄［lo lɔŋ］（巷子，来自马来语的lorong）等。3
语法方面，华语的人称代词“我、你、他”，闽南话分别对应的是“我／阮、汝、伊”；常用的否定词有：无、袂、未、毋、免、莫；华语表示曾经时态、完成时态的“已经、过、了”等，闽南话多用“有”来替代。例如：我有吃（我吃过）；我有做（我已经做了）。
新加坡的闽南话对本地华语有影响。一方面，新加坡的闽南话，有借用自马来语、英语的部分词语，另一方面，闽南话的某些说法，也进入华语系统，丰富了南洋华语的表达。例如：怕输、苦力工（重体力劳动者）等，常见于本地华文书刊；语法方面也有若干结构，进入华语语法体系。例如，表达动作曾经完成体的“过、了”，常常用“有”代替，例如：这部电影我有看（这部电影我看过）。
福建社群是本地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根据人口普查等资料，早在1881年本地华人总人口仅8.6万，其中28.8％的人口操闽南话；到1970年华人总数达157.9万，其中42.2％的人操闽南话4，约等于66.6万人。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数据显示，即使马来族的同胞，也有17％的人听得懂福建话5。
新加坡很多地名的标记是用闽南语音、词语等记录的。例如常用字“厝”（林厝港、杨厝港、蔡厝港等）是闽南话家、屋子的意思，闽南音为［tshu］。6
历史上，福建闽南话有几份地方韵书影响较大，如《彙音妙悟》（泉州人黄谦编写，1796年刊行）、《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漳州人谢秀岚编写，1869年刊行）。新加坡的闽南话，是中国福建省闽南话在南洋地区的延伸，其语音体系、词汇系统、语法规则，跟福建境内的闽南话属于同一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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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人是新加坡华人当中的第二大社群，主要来自广东省潮汕地区，包括潮州、潮安、汕头、揭阳等。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本地潮州籍人士约占华人总人口的19.4%1，这一人口比例自1931年人口普查以来，基本就没有变动过。
本地的潮州话，属于闽南语系的一个分支，其主要特点与本地通行的福建话（闽南话）颇为接近，但是也有差别。
根据中国语言学者李永明的研究，新加坡的潮州话语音系统，声母18个，韵母69个，声调8个。2语音方面的特点包括：声母保留一些古音特点，例如，“分、房、浮”等字读同普通话的双唇音b、p，符合古代轻唇音归重唇音的语音规律；“柱、竹、抽”等字读同普通话的d、t声母，符合舌上音归舌头音的语音规律；韵母方面，华语的“开、齐、合、撮”四呼的韵母，潮州话仅有“开、齐、合”三呼，无撮口呼；华语的“哥、贺、糕、号”等字的韵母e、ao，潮州话合并为一类韵母。另外一个跟闽南话相同的特点是，字音分两类系统：文读音与白话音，读音差别明显。
词汇系统方面，跟其他闽语系方言一样，保留了一些古代汉语单音节词。例如：腹（肚子）、索（绳子）、踦（站立）、转（返回）等。部分词语是从马来语、英语等吸收进来的，与本地其他方言相仿，只是在语音方面进行改动，以合乎潮州话的语音体系。下列例词来自马来语的音译：
语法方面，根据语言学者李子玲等人的研究，也有一些特点。例如：正反问句的形式，本地有两种基本表达格式3，一种为：VP-NEG-VP（VP代表动词短语，NEG代表否定词），例句：阿明食唔食饭（阿明吃不吃饭）？另一种为：可-VP，例句：阿明可会骄傲（阿明会不会骄傲）？阿明可有来（阿明来没来）？其他表达方式，基本以这两种格式为扩展。
本地潮州话以及方言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少，例如：《潮剧字韵》（洪潮编著，1990）、《潮语华语、潮华双向拼音字汇》（张良材编著，1990）、《潮州歌谣选》（马凤、洪潮编著，1988）等。近年，有热心潮语教学人士编写潮州话课本，例如《学呾潮州话60课》（吴英俊编著，2021），是继字典、拼音方案、词汇书籍后应运而生的潮语教学读本。作者选出常用词语、习用短句分类讲解，同时介绍民间熟语，为有志学习潮语的年轻一代提供有用的教材。
有鉴于潮州话越来越少人使用，本地潮州社群团体，如会馆、俱乐部、学会等，开办了各种类型的潮语班，力图保留方言。比方，醉花林俱乐部、潮州文史学会等，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潮语大赛，吸引老中青三代潮州人参赛。主办方呼吁潮州人报名来拼潮州话，以此激发大家使用、保护潮州话。其他类似活动有南华潮剧社的“潮语会话班”，潮州八邑会馆的“潮州童谣亲子班”等，希冀通过学习潮州话、吟唱潮州歌谣等，吸引年轻一代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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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话，也叫白话，是海外华人对粤方言、粤语的俗称。根据语言学家的调查，粤方言主要通行于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包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海外的分布以东南亚、北美等区域为主。
广东话是新加坡华社的第三大方言。早在1881年时期，操广东话的人口占华族总人口的17.1％，1931年占22.5％，1980年占16.5％。其实，除了广东人说广东话外，其他方言群，甚至马来和印族同胞，也有很多人会听、会说广东话，因此，操广东话的人口远远大于上述的比例。这一方面得益于广东话不仅仅是家庭日常生活用语之一，另一方面得益于它也是香港、澳门的官方语言之一，这在客观上提升了该方言的地位。再加上香港的流行文化影响很大，例如粤语电影、粤语电视剧、粤语流行歌曲等，传遍东南亚地区，自然而然地，粤语就成了在民间、商界等拥有很大影响力的方言。
本地粤方言的特点如下：
粤语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它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汉字，无论是数量方面还是该字的常用性方面，都是其他方言所无法比拟的。例如：哋（［tei］，表示复数人称后缀，相当于华语的“们”字。）、嘅（［ke］，表示领属，相当于华语的“的”字）、冚（［kam／ham］，全部）、冇（［mou］，相当于否定词“无、没有”）、睇（［tai］，看）、瞓（［fan］，睡）、攞（［lo］，拿取）、揸（［tsa］，手持）、曱甴（［ka tsa］，蟑螂）等等。
粤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与之相关的粤语文化等，研究成果很多。一方面得益于珠江三角洲城市林立，如广州、香港、澳门等，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众多，科研力量雄厚，如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都有学者研究粤语，并定期举办粤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另一方面粤语是通行于多个国家的较大方言，在海外有广泛的分布，南洋、北美、西欧等国家，都有讲粤语的社群，因此，粤语格外受到学界的重视。虽然南洋一带研究粤语的学者不多，但是，粤语在新加坡仍然受到重视，尤其在民间社群间，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本地多个粤籍社团，经常举办粤语会话班、歌谣比赛等，在客观上维护了粤语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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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风格华乐为传统华乐与南洋地区的音乐元素融合所创作的华乐作品，曲调优美缤纷多样，旋律流畅且富有韵律感。虽然新加坡华乐团几年前曾委约创作了《鱼尾狮传奇》等作品，但“南洋风格华乐”一词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音乐总监兼指挥家叶聪于2002年上任时才确认。2002年新加坡华乐团开启“南洋风格华乐创作”，展示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特色，传递人们对和谐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加强本土身份的认同、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豪。
广义来说，“南洋”指的是南方的海洋，以中国为中心，南方的海洋地域范围即可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中国以南之州省地区等地。早期华人移民称东南亚地区为“南洋”，19世纪，来自中国的华人“下南洋”，以劳力在南洋地区谋生、立业、甚至定居，成为“南洋华侨”。这些华人所带来的家乡文化与南洋文化结合，形成了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脉络。
新加坡华乐团提出南洋风格华乐前，此音乐创作概念已在民间传播，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新加坡文化的独立姿态和精神。许多民间团体，如湘灵音乐社、南华潮乐团、狮城华乐团、吉丰华乐团等，为寻求突显身份认同与立足本土，也积极在音乐创作上思考“本土化”的概念与实践。
新加坡华乐团于叶聪任职音乐总监期间，受到“南洋画派”的启发，他将“南洋乐派”分阶段展开，从各方面了解南洋地区的曲调风格及南洋曲目的定位，并开始邀约本地的作曲家尝试创作南洋风格作品。作曲家罗伟伦的《王子与狮子》《海上第一人——郑和》，与王辰威的《姐妹岛》可为“南洋风格”华乐的代表作品。
新加坡华乐团于2006年、2011年与2015年举办国际华乐作曲大赛，为“具南洋特色的华乐”奠下创作基础及潜力。从作曲大赛获奖作品到委约作品，至今已累积60多部南洋风格华乐的相关曲目。除了推动具有“南洋风格”华乐作品的创作，同时，也培养一批作曲家，为本地青年作曲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及平台。乐团分期委任驻团作曲家：罗伟伦、潘耀田、埃里克·沃森、王辰威等，主办作曲工作坊及讲座，深入田野实地采风研究，亲身体验南洋音乐文化，为南洋风格华乐的发展及创作方向，打下良好的基础。
新加坡华乐团南洋风格华乐努力朝着摆脱束缚的方向前进，这样的华乐发展，是以中国音乐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同时，融合出本地的元素，以期创作出崭新的音乐风格为目标。
华乐来到新加坡之后，历经多代人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保留传统华乐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则依据新加坡地理、气候、文化特点，形成了具有新加坡文化风情的“南洋风格”华乐。已处于成熟阶段的“南洋风格”华乐，扎根于东南亚音乐文化的土壤，持续坚持灌溉，使之茁壮成长，此风格也让新加坡华乐在国际上更具有自己独特的华乐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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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是新加坡华社五大方言之一。
本地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梅州、大埔、丰顺以及福建龙岩、永定等地。根据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的记录，1881年，本地客家人占华人总数7.1％，1931年，占总数的4.6％，2020年，占8.6％，约25.9万人。人口数量位居福建方言群、潮州方言群、广府方言群之后，但多于海南方言群。1
与其他方言相比，客家话的语音、词汇、句法各有特点。新加坡的客家话，和本地客家社群的发展、聚居与交流息息相关。
语音方面。（1）古代全浊声母部分字，客家话念成送气音，例如：病［phiaŋ］、件［khiɛn］、坐［tsho］等；（2）华语有开、齐、合、撮四呼韵母，客家话只有开、齐、合三呼韵母，无撮口呼韵母。凡是华语的撮口呼韵母，客家人都说成齐齿呼，例如：虚=牺，余=移，元=言，裙=勤；（3）保留古代语音的鼻音韵尾［-m -n -ŋ］和入声韵尾［-p -t -k］；（4）共有六个声调，保留古代的入声调类。客家话保留较多古音，用客家话朗读古典诗、词、曲、赋等韵文别有韵味。
词汇方面。（1）华语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客家话分别对应的是：𠊎［ŋai］、你／尔／汝［n］、佢［ki］。由于第一人称“𠊎”具有显著的区别性特征，不同于其他方言的说法，因此，客家话也被民间称作“𠊎话、哎话”等。（2）华语区别性别的词“公、母”“雄、雌”，客家话的说法比较特别。雄性的区别词是“公、牯”，例如，阿公（祖父）、鸡公（公鸡）、贼牯（男贼）、牛牯（公牛）等；雌性的区别词是“婆、嫲”，例如：阿婆（祖母）、鸡嫲（母鸡）、贼嫲（女贼）、牛嫲（母牛）。（3）有少量外来词语，依据客家话的音系而有改变。例如：食罗帝（吃面包、吃饼干，罗帝来自马来语roti）；多隆（帮助，来自马来语tolong）。尽管这些外来词语也见于本地其它方言，但是，各个方言说出来，所体现的方言音调不完全一样。
句法方面。（1）比较句嵌入“过”。例如：狗比猫过大（狗比猫大）、𠊎比佢过肥（我比他胖）。（2）双宾句的两个宾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位置比较灵活。例如：佢分钱𠊎（他给我钱）、佢分𠊎钱（他给我钱）。（3）被动句极少使用介词“被”“给”，而是使用“分”。例如：𠊎分狗咬欸（我被狗咬了）；碗公分佢打烂欸（碗被他打破了）。
客家话内部有些许差异。例如，“客”字的读音，来自丰顺、永定、大埔的客家人说成送气音声母［khak］，来自梅州的客家人则说擦音声母［hak］。尽管有差别，可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客家人都可以通话，互相之间能够听得懂。这得益于客家人内部凝聚力强，严格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古训，坚守客家语言文化的传承。2
客家话的形成历史与客家的迁徙历史密切相关。根据学者罗香林（1906－1978）等学者的研究，自晋代永嘉之乱到清代末年，中原汉人有五次较大的迁移过程，因此形成客家人集中于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之地，散播于广西、四川、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广大地区。
落脚本地的客家人，早年尚能依方言、地缘、业缘等以村落形式聚居，例如：美芝路、武吉班让的十英里、三巴旺西山园、武吉知马山脚、双龙山、芽笼路3巷以及德光岛等地，居住较多的客家人。客家社团内部通用客家话作为沟通的工具。3例如，1970年代，德光岛有数千民众居住，其中客家人占了多数，民众交往主要说客家话。后来，随着国家建设城市化、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再加上跟其他友族、华族人口杂居一处，德光岛也改为军事用途，客家话的使用空间缩小了，只限于家庭、家族、社团等小范围之内交流，呈现出较明显的萎缩态势。。
为了挽救濒危的客家话，本地客属团体，如南洋客属总会、应和会馆、茶阳（大埔）会馆、茶阳（大埔）励志社和丰顺会馆等，时常举办客家山歌、客家歌谣演唱班以及比赛等，力图保留客家方言，传承客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