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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一个以团圆为主题的日子，中秋节跟农历新年一样，是新加坡华人重视的节日。
从前中秋夜，新加坡华人家庭盛行“拜月光”。桌上有月饼、芋头、菱角、柚子、热茶等，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提灯笼在街上游行。孩子提的有纸灯笼，以及用竹枝和铁线制作骨架，贴上彩色透明玻璃纸的灯笼，造型以十二生肖为主。制作传统灯笼是本地正在消失的手工技艺。
柚子象征团圆，亦取“佑子”的好意头。怡保柚子香甜多汁，是新加坡人的最爱。将柚子皮整齐地剥开，用刀在皮上划几个通风口，放入小蜡烛，将绳子穿在柚子上，柚子灯笼便完成了。
随着市区重建，原来的乡村建立高楼，传统拜月光习俗也跟着流失，以亲朋好友欢聚来取代。
20世纪80年代，裕华园已经有大型的中秋灯饰。如今这类有组织性的中秋节活动在市区一带举行，方便更多国人及游客共度良辰美景，例如在滨海湾花园布置的大型灯组、传统会馆举办的中秋庆祝会、晚晴园为邻里主办的活动、牛车水亮灯等。
中秋节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才逐渐成形的。《周礼》记载“中秋”一词，那是古代帝王春祭日，秋祭月的礼制。《唐书·太宗记》记载“八月十五中秋节”，繁华盛世推广民间祭月的风俗。李商隐《嫦娥》名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显然当时嫦娥奔月的传说版本是嫦娥犯错而受到惩罚。
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说法不一，其中之一是农历八月十五晚，唐高祖李渊举圆饼邀月。唐朝开元鼎盛时期，唐玄宗和杨贵妃吃饼赏月，杨贵妃随口说出“月饼”二字，“月饼”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开来。
另一说法是在元朝末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准备于八月十五起义，将相关纸条藏在月饼里，传送给各地的起义军。中秋节这天，起义军势如破竹，最终推翻元朝。为了纪念起义胜利，中秋节吃月饼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大坡1的大同、大中国、大东酒楼和南唐茶室的月饼很受欢迎。大东和南唐在中秋节前一个月停止早茶和午市业务，专门制作月饼供零售。当时的月饼馅料主要是莲蓉和咸蛋黄，但也有豆沙和五仁月饼，五仁指的是杏仁、核桃、花生、芝麻和瓜子。到了1980年代，新加坡经济欣欣向荣，制作月饼的商号多了起来，公众因此有更多选择。市场竞争下为了吸引客户，酒店、酒楼、餐馆开始参与月饼经济，各出奇招，推出精美的月饼礼盒。例如，有些酒楼推出“七星伴月”月饼礼盒，礼盒中间的月饼代表月亮，七个较小的月饼代表星星，围绕着中秋月。
现在月饼的品牌和口味众多，市面上有各种传统和冰皮月饼，还有榴梿月饼、红枣月饼、荔芋月饼、绿豆蓉月饼、黑芝麻月饼等，有些月饼还添加干贝、金华火腿和肉干等馅料来吸引年轻顾客。
随着人手短缺和工业成本上升，月饼制作走向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月饼工厂根据各商家的需求进行生产和包装，年产量数十万个。2虽然如此，手工制造的月饼依然得到大家的喜爱。如今，新加坡的一些老字号糕饼店仍然坚持自己制作“手工月饼”，并通过网店扩大客源。黄丝带新加坡也推动囚犯在樟宜监狱的面包制作厂内制造月饼，让改造中的服刑者也能贡献一己之力，回馈社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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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佛教总会（简称佛总）成立于1949年，成立之目的是为了创立一个代表本地佛教社群的联合机构，并扮演英国殖民当局和各佛教机构之间沟通的桥梁。11949年7月31日，身为佛教徒的华社领袖李俊承（1888－1966）广邀新加坡各佛寺领袖，商讨成立一个团结佛教社群的联合会之事。几个月后的10月30日，佛总正式注册，宣布创立。成立之初，佛总的管理委员会由五位僧侣和五位居士担任，李俊承任会长，光明山普觉禅寺住持宏船法师（1907－1990）为副会长。21950年2月12日，佛总于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举行成立典礼，李俊承在会上提出了佛总的五大方针，即促进世界和平、弘扬佛法、推广佛教教育、提倡慈善活动，以及协助提升僧伽素质。3
在1950年至1964年李俊承担任会长期间，佛总积极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为华社佛教群体谋求福利，其中包括成功争取将卫塞节列为新加坡的公共假日。经过佛总多次努力，大卫·马绍尔（1908－1995）领导的劳工阵线政府方于1955年6月15日宣布以卫塞节取代圣灵降临节成为新加坡法定假日。4
除此之外，佛总也分别于1955年9月和1959年2月，两次发起请愿，最终成功游说殖民地政府批准华族佛教社群设立坟山。除了在蔡厝港16英里建起占地110英亩的佛教坟场，佛总也在墓地周围修建桥梁、排水沟、道路、佛寺和食堂。5
新加坡独立后（1965年至今），佛总的方针及方向也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可归于两点。首先是领导层的变化。李俊承是佛总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以居士身份任职的会长。在李俊承完成八个任期并于1964年退休后，接任的会长皆为出家僧侣：宏船法师（1964－1986年任职）、广洽法师（1986－1988年）、常凯法师（1988－1990年）、优昙法师（1990－1992年）、妙灯法师（1992－1994年）、隆根法师（1994－2004年）、惟俨法师（2004－2006年）、广声法师（2006－2014年）和广品法师（2014年至今）。6
“革新佛教”（Reformist Buddhism）的出现，则是促使佛总改变的第二个因素。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不断改变，佛教组织也必须在新时代中回应新的社会需求。7新兴的革新佛教强调推广佛经知识、鼓励大众参与认识佛法的活动，并更广泛地宣传佛教信仰。因此，佛总成员在新加坡独立后，更加积极地弘扬佛法和推广教育。
佛总向来重视教育，1949年成立后便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佛教小学——菩提学校。菩提学校于1990年获选为教育部特选小学。1982年，佛总又创办了文殊中学，这是新加坡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佛教中学。菩提学校和文殊中学目前都是政府辅助学校，办校经费主要由政府提供，佛总则负责筹集课外活动和校园设施所需的额外资金。
在1990年新中两国正式建交之前，佛总已在促进两国佛教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82年至1990年间，佛总的第二任会长宏船法师曾八次访华，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乌兰夫（1906－1988）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国佛教协会的佛教领袖。访华期间，宏船法师也前往佛教圣地朝圣，协助修复与其师父会泉法师（1874－1942）有关联的寺院，并在多家寺院主持法会仪式。8宏船法师圆寂后，新中两国之间的佛教联系依然持续直到今天。
今时今日的佛总，仍然是代表着新加坡佛教社群的重要机构，不只推动教育和国际间的宗教活动交流，更促进了新加坡佛教徒与其他信仰组织之间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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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英文名称Singapore早在19世纪已经标准化，与之而来的中译名则林林总总，一些还共存至1970年代，其中国人最为熟悉的是“新嘉坡”和“新加坡”。
译名“新嘉坡”于1835年出现，那是开埠16年后之事。1834年，美国基督新教美部会传教士帝礼士（1806－1875）在新加坡设立印刷出版机构。隔年，该机构刊刻了他所写的第一本小册子《鸦片速改文》，书名页镌刻“新嘉坡书院藏板”（1836年后，该机构出版品，书名页改作“新嘉坡坚夏书院藏板”）。1这是我们所见“新嘉坡”最早的书证。
汉代经学家许慎《说文解字》：“嘉，美也。”“坡”，东南亚史学者许云樵（1905-1981）认为它即“埠”之讹，“新嘉坡”，意思是新开美好的埠市，这译名典雅且能反映新加坡开埠的历史。由于传教士大量散发书刊，很快的，“新嘉坡”就在本地流传开来。此后，约半个世纪，在新加坡，这译名一枝独秀，独占鳌头，举凡官方招贴、纪念碑文字2，以及刊登在中文报章上的通告，海峡殖民地官方均一律使用“新嘉坡”。在华社民间，自1850年以来，庙宇会馆碑刻文字、呈交于政府的请愿书，以及报章上的文字等，也大都沿用“新嘉坡”。
约在“新嘉坡”诞生的同一年，“新加坡”在中国出现了。寓居广州的叶钟进3写了《英吉利国夷情记略》。在提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印度、东南亚建立贸易据点时，他说，该公司：
遇有可乘隙，即用大炮兵舶踞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先后得有孟剌甲、新地坡、新加坡等处。4
随着坚夏书院中文书刊流传到中国，“新嘉坡”一词漂洋过海远至神州。1841年，清代文人魏源（1794－1857）编纂《海国图志》时，案头有坚夏书院书刊与叶钟进的书，因此，书中袭用坚夏书院书名页的“新嘉坡”，也采用叶钟进文章中的“新加坡”。此后，这二个译名便在中国流传开来，清廷官员奏折、朝廷谕令与士人学者著作，有的袭用“新嘉坡”，也有使用“新加坡”。19世纪80年代末，因着清廷官员与士人学者到访，“新加坡”从中国传到新加坡，被本地华社接纳，就此逐渐出现在碑刻和报章上。5
一地有几种译名的混淆情况，时有所见。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地名、人名字典，它们统一了马来半岛南端的这个岛屿译名，称之为“新加坡”，人为地把“新嘉坡”从角逐舞台上排除出去。不过，在新加坡，这两个译名依然共存通用90多年，直到1972年4月25日，新加坡文化部成立的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华文名称统一委员会，决定选择“新加坡”作为正式的中译国名。6从此，使用了130多年的“新嘉坡”逐渐淡出舞台，成为一个历史地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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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早的两个电视频道“第五波道”和“第八波道”先后在1963年的4月和11月定时播出。电视台早期的两个频道都播放四大官方语言的节目。1节目依语言分配为马来语20％，华语（包括方言节目）35％，英语35％和淡米尔语10％。21973年调整为第五波道播放英语、马来语，第八波道则是华语、淡米色尔语节目。作为社会公器，电视台透过频道对语言节目的安排，凸显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语言和种族国家的事实。
1963年7月17日，第五波道在晚间9点35分播出由新加坡电视剧社在当天下午所预录的三幕剧《黄金万两》3，节目时长约一个半小时。这是新加坡制作的第一部华语电视戏剧节目。本地华语电视剧在1968年9月18日再次突破。第八波道从那晚开始，一连四个星期三播出电视剧《父母心》，这是电视台“一次根据电视剧的手法与技巧拍摄的尝试”。41969年10月推出第一套以组屋生活为背景的单元剧集《千家万户》5，1971年底又推出以本地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单元剧集《戏剧人生》。6电视台在1974年5月在《戏剧人生》的时段推出连续剧《河畔幽兰》，接着又在1976年3月推出第二套本地连续剧，10集的《五万元风波》。7
在发展电视剧的同时，电视台也自1973年开始推出华语儿童电视剧。8在1973年的《大明与小玲》9之后，陆续推出《小邻居》（1974）10、《好同学》（1974）11、《孩子们的故事》（1975）12、《同心协力》（1976）13、《家在大巴窑》（1977）14、《当我们都在一起》（1977）15和《温情满人间》（1978）16等。这其中，由陈建彬编剧、李明芬导播的26集《家在大巴窑》至今还不时被提起，成为不少1970年代成长国人的共同记忆。
除了华语戏剧节目外，自制华语节目还有两大亮点。一是为政府宣传国策的中央制作组从1968年开始推出的一系列华语电视辩论节目。这系列节目在本地华社掀起了约二十几年的辩论热潮。二是1960年代末推出以歌舞、谐剧为主的综艺节目，最为人乐道的是《花月良宵》和《声宝之夜》。这类节目让本地优秀的歌手和谐剧演员有机会在歌台或夜总会等场所之外，为更多的国人所认识，其中包括歌手林竹君、张小英、樱花和以方言表演，深受国人欢迎的谐星王沙（1925－1998）和野峰（1932－1995）。
电视台虽然制作了上述节目，但对自制节目所投入的资源是有限的。以戏剧节目为例，虽然电视台在1974年就以彩色播出，但电视剧始终是黑白的。在工作人员方面，除了导播和助导外，演员、编剧都是有心人士以业余的方式参与。本地第一代的电视演员就是这样产生的。他们有不少日后成为专业的电视人，其中包括陈澍承、云昌凑、李茵珠、陈建彬、向云和梁志强等。17
因此在这个时期针对华人社群的节目绝大部分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电影或电视节目，这其中不乏粤语和厦语节目。1979年，作为政府部门的电视台响应“讲华语运动”，定下节目“完全不用方言”的时间表。18这个决定为新加坡接下来大力推动本地自制节目定下了语言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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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从该岛属于英国殖民地，然后成为马来西亚一部分，直至1965年独立。本地最早的华文文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清政府使臣、教育家和报人抵达新加坡，创建华文学校与报社（如1881年第一份日报《叻报》）。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是黄遵宪（1848－1905）和邱菽园（1874－1941）。黄遵宪于1891年至1894年被清政府派驻新加坡任总领事，创作了本土多元文化的文言诗歌，而邱菽园于1881年来到新加坡后创作了1400首古典诗歌，成为本地最重要的先驱诗人。
新加坡白话文学的萌芽则与1917年中国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当时新中之间的信息交流开始改善，也有更多的中国文人从1910年代起抵达新加坡，中国的重大事件如五四运动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产生了重要刺激，尤其启发了“新小说”和“新诗”这两个以白话文写作，且受到西方文学风格影响的文学形式。《新国民日报》文学副刊《新国民杂志》于1919年成为第一家倡导白话文的报章，发表的文学作品模仿中国新文学经典。
到了1920年代末，新华文学在题材上开始有侨民文学向本土文学转变的端倪：猪仔、本土教育等题材初现。报刊编者开始提倡文艺须具有本地色彩，如1927年创刊的《荒岛》特别重视南洋色彩，《椰林》编辑方针“一律以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者为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抗战文学”占据了新中两地文坛。二战结束后的反殖民情绪滋生，渐渐落地生根的新华作家通过书写本土生活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并接受新加坡作为他们长期家园的事实。苗秀（1920－1980）的《新加坡屋顶下》运用广东话，涉及椰林、棕榈树、苦力和橡胶工人等，与早期的“侨民文艺”截然不同。赵戎（1920－1988）的小说《阿仔的故事》则融合方言和马来语，成为新华文学的语言特点，甚至启发了二战后的关键词：马来亚华文文学独特性。
随着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新加坡华文文学”一名也于1970年由黄孟文首创。此阶段的风潮是1960年代末的现代主义写作。独立后第一代作家如林方、黄孟文、王润华、淡莹、张挥、牧羚奴、英培安（1947－2021）等都受到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影响，尤其是文革后中国书籍难以进口。正因作家、报人和读者的热情参与，新华文学在1970年代至80年代蓬勃发展，有超过50种华文文学期刊，数十种文学副刊。
第二代作家如尤今、孙爱玲、林高、郭永秀、艾禺、希尼尔和谢裕民等主要生于1950年代，特点是涉足多种文体。除了形式和结构具高度实验性外，这一代作家身处1970年代至80年代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特别强调人文关怀。当时也出现了至今仍活跃的两个最重要的华文文学团体：新加坡作家协会（成立于1970年）和新加坡文艺协会（成立于1980年）。
出生于1965年左右的第三代作家梁文福、蔡深江、林得楠、吴耀宗、周德成、陈志锐、黄凯德等都接受双语教育或在双语环境中工作。作品也因此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台湾民歌、西方经典、东南亚传统艺术等。1980年代以来，微型小说在快节奏的新加坡社会中流行起来，其语言和形式高度实验化，如黄孟文的《安乐窝》和张辉的《45.45会议机密》，引起了国际评论家的关注，甚至成为研究焦点。
21世纪后，更年轻的作家如林容婵、陈维彪，利用在线平台发表他们的作品。新的文学团体包括异质诗社、新文潮文学社、书写文学网、随笔南洋等，也吸引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为新华文坛注入了新活力。展望未来，新华文学仍有很多发展空间，应该可以更凸显其多元文化语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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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乐一词，本包含粤剧、粤曲艺（粤曲、南音等）及狭义的广东音乐（器乐）。1然广义的广东音乐（广东省的音乐），却包括粤乐、潮州音乐及客家汉乐。2而在器乐的讨论中，粤乐与广东音乐二词基本上是互通的。
粤剧及粤曲中的小曲，吸纳了大量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时代曲；粤语流行曲亦然。3新加坡歌手丽莎（黄焕婵）于1972年灌录的《相思泪》，原曲为周璇（1920－1957）的时代曲《四季相思》（1940）。4这说明了周璇1940年的歌曲于1970年代南洋仍具影响力。
《相思泪》由马来西亚歌手郭炳坚（1933－2015）填词，其词通俗易懂，胜在坦率，并用了旧日的粤口语，如“忍心抛弃负情未说缘由……因乜解究书信都未曾有？”颇有那个世纪初的味道。
虽是华语时代曲，《四季相思》的伴奏却以广东粤乐的高胡、喉管、笛子、色士（编按：萨克斯风，saxophone）为主。而乐手的演奏，基本上是粤乐的风格。5细听其高胡演奏，手法俨如著名乐师吕文成（1898－1981）。6但与《四季相思》的伴奏恰恰相反的是，《相思泪》全用电吉他、电子琴、爵士鼓等西方乐器。
无论郭炳坚、郑锦昌（1941－2019）或后来翻唱《相思泪》的众多女歌手，均未及丽莎1972年所灌录的版本影响深远。7
丽莎唱的并非粤剧、粤曲的子喉，而是一般流行曲的唱法，且在长音用了当时台湾华语歌手流行的震音，仅其咬字，语气较接近粤曲。南洋华人说的粤语较接近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粤语电影中上两代人说的粤语。而丽莎是用英语拼音标注歌词去学习粤语发音的。8她的咬字有少许夸张，并略带哭腔，加上郭炳坚的用词，其粤味是以口音、发声及语气经营出来的一个能让听众追寻、重构、怀旧及想像上两代老歌、老广东话的声音境域，颇能勾起20世纪初的回忆及共鸣。
丽莎的《相思泪》是继1960年代马来西亚的上官流云（1922－2002）《行快D 啦喂！》后，南洋粤语歌曲影响香港乐坛两首成功的例子，反映出1949年后到1970年代初，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粤语文化仍然关系密切，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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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加坡华族的一大社群，客家人从本地开发之初就有活跃的社团活动与社群文化。根据从事客家研究的学者李小燕的研究，1819年新加坡开埠之前，岛上华人不多，后因英国人开发建设，大量华工才从邻近地区移入；1822年新加坡客属应和会馆、惠州会馆成立，显见当时已有不少客家移民。19世纪中期迄今，有更多客家同乡会、宗亲会、社区型客家组织相继成立，尽管目前客家人仅占新加坡华族总人口约十分之一，但其丰富的社群文化，仍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引人注目。
新加坡客家音乐活动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客语民歌与戏曲。既有研究指出，1930年代德光岛上许多务农的客家人在劳作之际经常以山歌自娱，相关场景曾出现于作家崇汉（原名邹昔璆）的长篇小说《恋念德港情》中。1此外，1950年代新加坡游艺场如快乐世界（后更名为繁华世界）曾举办客家山歌演唱活动，据悉当时吸引了许多民众热烈参与。2
笔者的访查显示，约莫于1940年代至1950年代左右，在地客家社团与唱片公司曾发行客语民歌与戏曲唱片，如1940年代南洋客属总会国乐部（今汉乐团）曾发行外江戏／广东汉剧作品如《夜忆神州》《夜堂春》《五台山》；1950年代马标唱片曾发行客语戏曲《祝英台出世（梁祝哀史）》《英台入学》，以及客语民歌《发大财》《模范夫妻》《送郎过番歌》《娥媚月》等专辑。根据南洋客属总会华乐团顾问连荣史的回忆，1950年代客家会馆固定会举办传统戏曲活动；新年时会有汉乐小组去老人家家中拉弦、唱汉剧贺年，应和会馆则曾于春祭、秋祭聘请乐团演出。
随着20世纪中新加坡方言广播节目的开播，客语民歌与戏曲开始出现于大众媒体。1960年代有线电台丽的呼声与新加坡广播电台中文台均曾播放客语民歌，前者还曾推出客语讲古。3自1970年代政府推动以英语、华语为主的双语政策，华族方言与音乐展演在公共领域中受到限制，加上电视、电影等新兴娱乐的崛起，1970年代以来传统客语民歌与戏曲逐渐在社群中式微。
1980年新加坡政府开始重视文化发展，华乐、西乐等学院艺术形式受到重视，南洋客属总会也顺应趋势，分别于1982年由张炳照、连荣史、叶耀基共同发起华乐团，1987年由高金保成立合唱团。此外，受到与其他地区客家艺文团体如广东汉剧团交流的影响，新加坡原本的汉乐爱好者也于2000年以来开始尝试将传统汉乐曲目以民族器乐形式演出，并于2012年共组南洋客属总会汉乐团。
2000年以降，与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客家歌谣团体与专业演唱者的交流，激励了新加坡各客家会馆组织自己的歌谣团体。2002年，在梁肇辉与张昭英的发起下，应和会馆首先成立山歌班；2004年，谢世康成立茶阳（大埔）会馆客家歌唱班，该歌唱班于2013年发展为茶阳客家合唱团；2007年，张振兴成立丰顺会馆客家歌唱班，黄志强组织客属黄氏公会客家歌唱班；2008年，高金保成立南洋客属总会山歌团；2012年，谢世康再成立客属宝树谢氏公会客家歌唱团；2013年，李荣德组织茶阳（大埔）客韵团；2014年，郭万福组织武吉班让客属公会客家歌唱班；2022年，河婆集团成员与客属黄氏公会共组歌唱班。这些会馆与歌谣团体不仅透过自身活动传唱各地客家歌谣、鼓励在地创新，还联合举办客家歌谣观摩会。观摩会从2004年第一次举办，至2023年已经是第13届。
客家会馆之外，新加坡的客家基督徒也在教会中以客语献诗，如新加坡客音天恩堂自2006年客家诗班成立以来，便将传统诗歌与敬拜赞美作品翻译为客语演唱，也在聚会中演唱会众能够共鸣的新创客语诗歌以及通俗歌曲如《共建美好新家园》。4
综上所述，音乐不仅是新加坡客家人展现社群特色的重要形式，也是回应现实生活、表达自身创造力的重要媒介。从山歌、戏曲、器乐到福音诗歌，新加坡客家音乐活动展现在地人文脉络的独特性，反映其中跨族群、跨地域与跨文化交流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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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潮州人的庙宇不少，位于菲立街的粤海清庙是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古庙前身是妈祖神坛，由到新加坡经商的潮州人所建，初创年代不可考。据庙内现存楹联所刻年代，可知最迟至1826年庙经已建成，之后请进玄天上帝，与妈祖共祀，两者皆是潮州人的传统神祇。潮州人尊玄天上帝为“大老爷”，故古庙又俗称“大老爷宫”。潮州移民在平安抵岸后，通常先去大老爷宫答谢妈祖，祈佑求庇，粤海清庙很快便成为本地潮州社群的信仰中心。
粤海清庙1845年后由义安公司管理，1852年至1855年前由潮籍社群出资重建。庙宇经过多次修葺，于1996年被列为国家古迹，2014年获得联合国亚太文化资产保存优异奖。
庙宇体现了潮州传统建筑特色。古庙内外和屋顶那些据神话、历史和民间故事塑造的泥雕木刻栩栩如生，使用精致的剪黏工艺，不仅有教化作用，还充分表现了潮州匠师传统手艺。庙里也陈列若干具历史价值的香炉、楹联、匾额、云板、铜钟、仪仗牌、石碑等文物，其中清朝光绪皇帝于1896年御赐的金漆匾额“曙海祥云”是镇庙之宝。
农历三月初三和廿三分别是玄天上帝和妈祖的圣诞，粤海清庙都演戏庆祝。在早期，农历十月至十二月间举行的“营老爷”游神庆典，是古庙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庆典期间，人山人海，把古庙周边挤得水泄不通，除潮籍善男信女外，广、客、琼各籍人士都来参与盛会。潮社花费大量人力物资，将每年的“营老爷”办成普天同庆的社区节日，满足了众多移民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精神需要。
随着潮州移民与日俱增，粤海清庙香火日盛，遂从1912年开始将香油钱盈余资助潮州社群创办的端蒙学校，将古庙的社会功能延伸至教育事业。
潮州社群也借粤海清庙举行的酬神庙会，畅叙乡情，加强凝聚力，提供就业信息，促进商业联系，使古庙成为潮州社群的活动中心，也是新加坡潮州人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
虽是潮州人的庙宇，但粤海清庙从一开始便打破地缘藩篱，开放给各界人士祈拜神明。庙里至今还悬挂着早期由广、梅和琼各籍人士敬题的匾额。潮州社群创办会馆前，粤海清庙是潮州社群的仲裁机构，而在新加坡广东会馆还未成立之时，华社若发生重大事故，侨领常以粤海清庙的名义召集广东省各县侨领集议，并由粤海清庙代表广东省各县族群处理涉外事务。在早期移民社会的帮权生态里，它以潮帮强大的力量为后盾，联系、凝聚和领导粤系各帮，对粤系诸帮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功能。
如今，粤海清庙仍然吸引了许多旅客和善信前来参观和膜拜神明。每年的“大老爷生”“妈生”和其他传统节日，如除夕、农历新年、元宵等，也迎来成群的善男信女前来酬神和祈求平安。古庙继续发挥其信仰职能，也仍是今日潮州社群的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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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定居新加坡的潮州移民多是只身到来谋生的劳工，因生活环境恶劣，经常要面对病亡的威胁。许多生活穷困的移民，也无望回家乡终老，落叶归根。加上当时新加坡的潮州人公塚极少，许多坟地和公墓都由教会或回教组织所拥有，在客死异乡后是否有安葬之处因而成为早期众多潮州移民所迫切关注的问题。
于1830年后，潮州富商佘有进（1805－1883）召集当地潮州人12姓氏的代表捐资成立义安郡（后改称义安公司），负责“集资购地，以供潮侨埋骨之所”。义安公司最先在1845年向英国东印度公司购置介于乌节路、波德申路和格兰奇路间的一片约70英亩的土地作为潮州人塚山。此地原是潮州人林泰山（生卒年不详）的甘蜜和胡椒园，故命名为泰山亭。之后，义安公司陆续购地用做潮州人坟山，包括位于马里士他路与汤申路之间的广恩山（约45英亩）、位于实龙岗路上段的广义山（约45英亩）、位于武吉班让路的广孝山（36英亩）、位于武吉知马路义安理工学院现址）的广寿山（99英亩）及位于樟宜马达依甘的广仁山（约一英亩余）。1933年，政府也将位于三巴旺路的原潮州人塚山广德山（约79英亩）交义安公司接管。1961年，义安公司也在实龙岗路上段近广义山处建了潮州殡仪馆。
在市区重建与住屋发展计划下，从1950年代开始，上述坟山和殡仪馆先后被政府征用来建设公路、住屋、学校、医院、地铁站和其他社区设施。当时从各坟山的墓地移出的先人骨骸中约有3万4000副无人认领。义安公司在被征用的广德山原址，向政府长期租赁了一块六公顷的土地，建立一座潮州公墓，将这些遗骸和火化后的骨灰安置其中，并常年联合其他潮州社团在公墓举行公祭与追思仪式。义安公司也在1989年于乌美四路兴建一座现代化的殡仪馆，且开放给非潮籍人士使用。潮州公墓和新殡仪馆的启用，反映了义安公司至今仍然遵循当初创立的宗旨，继续为潮州社群提供身后事服务。
由于现代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华人土葬的传统在本地已被火葬所取代，但供奉先人骨灰，祭祀和缅怀祖先的场所还是人们所关切的。为了应付与日俱增的需求，各大潮州人善堂也提供安奉长生禄位和先人神主牌以及骨灰瓮的场所，时年八节，定时享祭。有许多潮州家庭，历代祖先和亲人的骨灰瓮和神主灵位都供奉在同一善堂里，这正和过去许多潮州人将逝世的家族成员葬于同一座坟山的传统习俗相似。
如今，潮州社群的坟山文化虽然有所改变，但祖先崇祀的传统仪式和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仍然在社群中延续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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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学的“本土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新加坡成为主权国家以后，“本土化”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们自觉主动追求的目标。不过，放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新华文学的“本土化”有一个连绵不断的发展线索。
新华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南来文人创作的旧体诗文，作者包括左秉隆（1850－1924）、黄遵宪（1848－1905）、杨云史（1875－1941）、萧雅堂（生卒年不详）、邱菽园（1874－1941）、叶季允（1859－1921）等。不过，这些南来作家是大清帝国的臣民，身份是官员或传统文人，往往怀有流寓心态，他们有时也描写南洋风土，但从中原视角去观察，难免有异国情调化的倾向，所以还谈不上“本土化”。
严格说来，新华作家对本土化的自觉追求乃是从1927年开始的。当时的新加坡报纸副刊，例如《新国民日报》的副刊《荒岛》、《叻报》的副刊《椰林》、《南洋商报》的副刊《文艺周刊》等，发表张金燕（1901－1981）、陈炼青（1907－1943）、曾圣提（1901－1982）、黄征夫（生卒年不详）等人的文章，主张南来作家不要回归中国中心主义，而是应该具有在地意识，深入描写“南洋色彩”，发展南洋本地的文化艺术。
1934年，废名（丘士珍，1905－1993）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上发表文章，认为新马作家不必趋附上海的文坛风气，必须密切关注马来亚本土，他推重“地方作家”的创作而且罗列一些地方作家的名字，引起了热烈反响。1936年，曾艾狄（1912－1986）、文翔（生卒年不详）发表《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和《现阶段马来亚文化工作的体认》等文章，关注新马文学中的“马来亚”概念，反对马华文坛照搬中国文学的公式主义倾向，希望马华作家注意文艺的地方性，把握住马来亚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形。
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3、4月份，新马文坛兴起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大规模论争，其中以周容（1912－1988）的两篇文章《谈马华文艺》和《也论〈侨民文艺〉》引起的争议最大。佐丁（1922－1969）、苗秀（1920－1980）、赵戎（1920－1987）、铁戈（1923－1948）、海郎（生卒年不详）等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重视写作本地题材，表达马来亚认同，强调时代感、社会意识和写实主义取向。文学史家方修（1922－2010）、苗秀认为这场论争唤醒了作家们的国民意识，大大地推动了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历程。
1956年，穆春迟（孙希，1937－2023）、杜红、陈凡、马芬等作家发表文章，鼓吹“爱国主义文学”和“文艺大众化”，他们认为作家应该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关心马来亚的普罗大众，表达爱国主义热情，积极追求国家独立，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大时代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当地的华文文学也开始与马华文学分离，成为“新华文学”。1982年，新加坡时任交通部长王鼎昌（1936－2002）在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主办的新马华文文学史展览会上提出“建国文学”的说法，他鼓励新加坡作家参与国家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增强国家认同。这个倡议引起了文教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他们投书报端，积极建言。《南洋商报》还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合作，推出一套六册的丛书名为《吾土吾民创作选》，包含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歌词等文类。
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书写本土的社会现象、历史题材与文化习俗有助于凝聚身份认同、振奋国民意识，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时至今日，随着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新华作家对于本土化的追逐更加自觉和强烈，这日渐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创作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