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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之威（1913－1981）生于中国福州，童年时期在砂拉越诗巫度过，家里以伐木业、种植橡胶树和各种农作物为生。叶之威于1925年回福州求学。他对绘画有浓厚兴趣，虽其父亲反对，他还是入学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洋画。1936年毕业后，叶之威在中日战争爆发之际前来新加坡，并在此结婚成家。为养家糊口，叶之威辗转新马各地学校教授美术，最终与家人在新加坡安家落户。
叶之威在20世纪新加坡现代艺术界可谓举足轻重。首先，他是一位重要且受过专业训练的美术教育家。于20世纪初期到中期，叶之威桃李满门。他于1950年代及1960年代就在新加坡中正中学任教，影响深远。学生回忆起他来，都说他是位严师，对专业有很高的要求。叶之威为了鼓励有才华的学生研习美术，于1953年参与成立中正中学美术研究会，并定期举办美术比赛和学生美术年展。
其次，叶之威被公认为本地重要艺术家社群“十人画会”的领军人物。十人画会在1960年代多次游历东南亚各国采风，成员被所到之处丰富多彩的当地文化吸引，多次东南亚本地题材入画。一群艺术家自行组织海外旅行，并在旅行后举办主题群展，在当时的马来亚可谓前所未见。当年出国旅行消费不菲，办艺术展也耗时耗力。十人画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六次出国、五场办展1，更显示团员的决心与毅力。有了带领十人画会的经验，叶之威又率先放眼区域，于1970年创办了东南亚美术协会，并担任会长直到1977年。叶之威也因此成了创办新加坡几个重要的艺术组织的先驱，与刘抗（1949年创办新加坡艺术协会）、陈宗瑞（1969年创办新加坡水彩画协会）等人并驾齐驱。
再者，叶之威和与他同时代出生于中国的本地艺术家有着相同的特殊历史背景：他们精通中西美术，并在实践中努力融合这两种传统。他们当中的多数，在落户新加坡后，几乎都持续自己的艺术追求，并在新的家园引领和开创了现代美术的新方向。因其训练，叶之威本来偏好自然写实画风，他的绘画风格在1960年代出现了转变。十人画会的游历让他接触到有别于以往的文化沉淀，并在主题、技巧和创作方法方面屡受启迪。游历中，他也与志同道合的本地画家结下深厚友谊，大家经常一起作画、讨论艺术。在这样的熏陶下，叶之威开始探索现代美术，并阅读相关书籍，从而改变了他最初对抽象艺术的排斥。随着持续的浸濡，叶之威创作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半抽象油画，这批作品结合了他自己对中国美术、中华美术风格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东南亚文化独特性的敏锐感知。
叶之威对东南亚的浓厚兴趣体现在他众多以此为主题的画作中，其中以婆罗洲土著文化主题的创作尤其特殊。2这也许源于他童年在砂拉越的大自然中度过的经历。成年后，随着十人画会的游历，或许也启发他远离现代都市生活压力、到大自然中寻求慰藉。正因如此，叶之威并不视达雅族和伊班族为落后野蛮的民族，反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既简单又亲近自然，与他个人的理念十分契合。叶之威也深受东南亚的物质文化吸引。他在旅行中购买土著纺织品和木雕，仔细研究，以便更好地描绘画中人物。他还把这些工艺品上的花纹图案融入画作中。例如他1962年去了印尼，受到爪哇峇迪蜡染启发，“开始用平面的色彩布置全个画面，再用单纯的色调，以及图案化的线条，描绘出富有装饰意味的景物。”3这在《巴厘群舟》等作品中可见一斑。作品使用反白轮廓线和大色块，让人联想到峇迪蜡染和伊卡扎染色织4等印尼传统纺织工艺。作品呈窄长结构也颇具特色，很可能是启发自传统纺织品的规格形状，也有可能是叶之威选择借用熟悉的中国挂轴图卷形制，亦未可知。5
1963年，叶之威从泰国和柬埔寨游历归来，作品再次发生了变化。他旅途中邂逅了古老石像，为了表现石像的庄严，叶之威转向自己长久以来的兴趣——中国书法，尤其是拓印技术。传统上，中国拓印技术用于复制刻在兽骨、青铜或石头等坚硬物体上的铭文或图像。制作拓本，要用一张事先浸湿过的纸张覆盖在铭文上，再用毛刷将其按压进每个凹陷的刻痕。纸张快干时，用蘸有墨汁的垫子均匀地拍刷。由于墨汁未曾触及压入凹痕的部分，拓本便呈黑底白字。用拓印的方式就可以大量复制文字和图案。而学中国书法常常需要通过拓本临摹古代作品，叶之威也因此收集过甲骨文、西周青铜器铭文和汉代碑文的拓本。他很喜欢这些拓本，原因有三。首先，铭文带有厚重感和力道，因为铭文原就刻于金石等硬物上，不同于一般纸本书法的轻盈流畅。况且，拓本是古铭文于不同历史当下的直接印记，可视为历史某种真实可触的纽带。最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具宗教仪式功能，充满了历史古意，甚至是宗教灵性。因此，叶之威大概觉得其“厚重”、“古雅”及“仪式感”的特质，恰能呈现出东南亚古迹的雄伟古朴。有鉴于此，叶之威将拓印的一些视觉特点融入自身的作品中。黑色成为他许多油画中的主色，而他笔下的色块往往以模糊的边缘，或不规则的轮廓线条来处理。这些元素使人联想到，古老铭文原本清晰分明的边缘，因岁月腐蚀而锋芒逐渐磨损，而铭文每拓印一次，这些象征时间洗礼的痕迹就会被复制下来。
在一些作品中，叶之威甚至在深色背景上使用白色呈现一种古风铭文（甲骨文篆书混用），类似于拓印中常见的字符。古老字体的使用，赋予他的画作一种青铜器与石碑文字的“金石味”。这种风格在二十世纪初受不少书法家和画家青睐，如施香沱（1906－1990）、崔大地（1904－1975）、松年法师（1911－1997）、张瘦石（1898－1969）和陈丹农（1903－1975）。他们欣赏古铭文碑文的苍劲有力，并尝试在自身创作中表现这种粗犷之美。6叶之威大约同样钟情于金石的风格，才会偏爱使用调色刀作画。调色刀和画笔不同，画笔是用来理顺笔划，描绘精细细节的，而调色刀一下，颜料有棱有角，有粗有细，更能呈现叶之威所寻求的简单质朴。
叶之威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期是颇具影响力的本地美术教育家和艺坛领袖，作品也备受推崇。可惜，他于1970年代末便淡出艺坛，到马来西亚生活，并于1981年悄然离世。直至近年，他的艺术成就重新获得关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也在2010年为他举办了回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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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文学在东南亚地区地位崇高，也是本区域唯一成为国家文学的华文文学。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作品，在1965年国家独立以后，就逐渐被选入官方课本与会考出题范围。在国立大学的中文系里，新马华文文学也成为教学科目与学位论文研究对象。
新加坡全国性的文学奖，如文化奖（文学）、书籍理事会的新加坡文学奖，华文文学作家之成就都受到应有之承认与表扬，如黄孟文、王润华、周粲、淡莹、希尼尔、尤今、英培安、林高、谢裕民先后获颁新加坡文化奖。此外，一些区域性或国际性的重要荣誉，如东南亚文学奖、亚细安文化奖（文学类）、美国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资助，新加坡华文作家都能共享这种荣誉与奖励。
到了1980年代，在国家体制的认同下，新加坡突破很多国家坚持单语的国家文学模式，开始产出多种族、多语文，包含翻译的新加坡文学选集，很多华文文学入选重要的四大语文文学的选本。例如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s（1990）以及《律动新加坡：新加坡千禧年诗选》（2001）（见延伸阅读）。单单从书名就看出这些选集具有建构新加坡国族叙述的计划，如“新加坡”、“记忆与欲望”、“旅程、家园、国族、历史”的标题字都有所象征。编者也多由四大语文的作家组成，说明其多元文化精神。许多选集收录了英文、马来文、华文与淡米尔文四种语文的作品，好多也有英文翻译。纵观这些多语选集，主题从自我放逐到拥抱本土，从移民时期到独立，认同新加坡是整个叙述的主调。而例如《律动新加坡：新加坡千禧年诗选》一书，每一首诗都有另外三种语文的翻译。它代表各种族，不管用什么语言书写，彼此都能通过其中一种语言，建构国家文学。
1988年8月，新加坡作家协会与德国哥德学院联合在新加坡主办了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大会总评周策纵（1916－2007）指出，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发展，必然产生“双重传统”的特性，同时须建立“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才能认识中国以外的华文文学的特性与重要性。东南亚的华文文学，自然不能抛弃先秦发展下来的“中国文学传统”，但海外华人把各地的生活经验及其他文学传统吸收进去时，自然会形成一种“本地的文学传统”。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已在融合“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文学传统”的道路上前进。
二战后，更多新马华作家都开始转型为本土书写，从语言、本土思想与文学想象都取得突破性的转变。1过去的新加坡文学发展史，有详细讨论从华侨文学（侨民文学）、南洋文艺、马华文学、新加坡文学的转变。2例如，战前本地诗人雷三车（生卒年不详）的《铁船的脚跛了》（1937）、中国作家老舍（1899－1966）《小坡的生日》（1934）到马华作家鲁白野（1923－1961）的《狮城散记》（1953）与《马来散记》（1954）的文化历史、小说、诗歌的创作，叙事技巧大量吸收了马来与印尼的文学的元素与传统。
一个地区的华文文学建立了本土文学传统之后，华人旅居海外，建立起自己的本土文化与文学，自然会形成另一个华文文学中心。目前新加坡已建立自己的华文文学传统，便不能称之为中国文学，更不能将其视为中国文学之支流。反之，可以视为一个中心，也有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心的存在。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从多元文学中心的观念看世界华文文学，需承认世界上有不少的华文文学中心，不能再把新加坡文学看作“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文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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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事业向来是海外华侨极为重视的一环，新加坡的闽帮华侨领袖亦不例外。新加坡在开埠后的第10年，即1829年，已有传教士汤生氏（1782－1835）记载当时本地有三间华文私塾。其中一间，坐落于北京街，以闽方言教学，当时有22名学生。道光年间萧令裕（1789－卒年不详）的《记英吉利》（1832）和魏源（1794－1857）《海国图志》（1847－1848）也记载，当时的“新嘉坡”（新加坡）有“坚夏书院”，由“弥利坚夷”（美国人）学汉字者居之，以闽粤人为导师。除此之外，在当时的新加坡，也有数间以闽粤方言为媒介语的私塾。
尽管如此，当时的新加坡仍然缺乏正规的学堂。直至来自马六甲的福建永春领袖陈金声（1805－1864）创办崇文阁（1849－）和萃英书院（1854－1954），新加坡各方言籍贯的学校才开始普遍出现。据现存于《兴建崇文阁碑记》（1867）、《重修崇文阁碑记》（1887）记载，陈金声是于清道光29年（1849年）登高一呼，创办第一间闽人义学崇文阁。1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币2880元，其义举深受本地闽商的支持。当时闽籍富商如洪浚成、黄崇文、章三潮（1805－1862）、曾举荐和许丝绵等3各捐巨款响应。陈金声此举共筹得叻币7504元。
在创办萃英书院时，陈金声依然以身作则，慷慨捐出一块价值叻币1710元的地段充当新义学的校址，并获得另外12位闽籍富商的支持，筹得叻币6345元的建筑费。此外，陈金声又向几位闽商和店家筹得叻币3848元，充当萃英书院的开办费和维持费。这所新义学很快成为新加坡著名的华人学府。19世纪70年代，英籍华人事务专家华汉（1825－1891）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当时萃英书院每天有100名学童上课，学校也雇有两名教师。
闽帮管理的萃英书院，也委任专员定期检查义学学生的课业成绩和教师的教学表现。当时，萃英书院每年举行的年考，成绩公布在本地的华文报章。同时，清朝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也受邀鉴定萃英书院学生考试的成绩。1892年，诗人及时任总领事黄遵宪（1848－1905）就曾参与鉴定学生的成绩。
如崇文阁和萃英书院，早期新加坡的闽人义学因得到闽帮的支持和监督，学生的成绩得以保持良好。华文报章与清朝驻海峡总领事参与监督机制，也激励学生积极学习，取得好成绩，进而促进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继陈金声，早在1899年，同属福建帮的林文庆（1869－1957），便曾捐献土地创立新加坡的第一所华人女子学校——中华女校（今新加坡女子学校），其妻黄端琼（1874－1905）亦亲自执教。宋旺相（1871－1941）和邱菽园（1874－1941）也参与学校的筹创工作。
此外，陈嘉庚（1874－1961）也是尽心教育的闽帮领袖。陈嘉庚于1906年创办道南学校、1912年创办爱同学校、1915年创办崇福女校（今崇福学校）、1947年创办南侨女子中学（今南侨中学）。几所女校的创办，无疑提高了女子的识字率及社会地位。1919年，陈嘉庚率众创办南洋华侨中学，这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此举进一步完善了本地的华文教育体制。
对于英文教育，闽帮先贤亦贡献良多。1875年，章芳琳（1825－1893）创办章苑生学校，免费教导贫家子弟英文。陈嘉庚也曾资助英校，分别捐献了3万元予英华学校以及1万元予莱佛士学院。闽帮人在新加坡兴学的成就与努力有目共睹，这种精神一直延续至1955年陈六使（1897－1972）发起创建南洋大学，成为当时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1980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肩负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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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新加坡，潮州社群迅速壮大，在商业上崭露头角。因经商需具一定的知识、记账与书写能力，新加坡潮州人开始意识到让下一代接受教育的迫切需要。然而，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只着重培养极少数本地人充当文员，对华文教育漠不关心。1898年中国戊戌变法后，海外华侨受维新思潮影响，开始在侨居地集资创办新式学堂。
1906年端蒙学堂之开办，是新加坡潮州人创校之先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潮州社群已有植哲、擎青、醒华、陶蒙、陶英、洛英、文选、树人、培英、培道、华农、辅女、广德、励新、南强、中国公学、南洋商科学校、同敬、南安、朝阳、义安女校（今义安小学）等多所私立或由宗乡社团、善堂主办或赞助的学校，潮州人信托机构义安公司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这些学校规模不一，但在行政和教学上有严密的组织和系统，对不同籍贯的贫寒学生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地资助他们的学费。
1940年建立的义安女校和1963年创办的义安学院，是新加坡潮州人教育事业的里程碑。前者为当时潮州社群在马来亚所主办的唯一女校，它的创立反映了当时潮籍领袖摒弃重男轻女的落伍观念，展现一种男女平等的思想和高瞻远嘱的精神去培育下一代。后者则是当时潮州人在海外创建的唯一高等学府，旨在培养科技与商科人才，以应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至今已发展为一所广为人知的理工科大专学府，更名义安理工学院。
新加坡潮州社群的教育事业与中国和在地的政治与社会密切互动，且经历若干次的转型。辛亥革命后，原以潮语教学、师生皆以潮州人为主的学校，转型为深受中国民族主义影响的华侨学校。这种转型表现在教育的性质、学制和课程的编排、教材和媒介语的采用等方面。
二战后，受本地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催化，潮州人学校步向本土化，逐步融入当地的教育体系，着重培养学生对当地的认同和效忠，强调两种语言教学，成为“政府辅助”的华校，行政权力转移至教育部。
新加坡建国后，因市区重建，学校附近的居民纷纷迁至新组屋区，使许多潮州人学校生源短缺而停办。1970年代以后，母语逐步转为第二语文教学，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校在1987年走入历史，学校不再有语文源流之分。潮州人学校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最终转型为新加坡政府学校。
现今潮州社群创办的学校多已不复存在，尽管有一些政府学校沿用潮州人学校的校名。然而，义安公司仍然定期资助义安小学、义安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并从1998年开始设立专门机构，与外国大学联办学位课程。一些潮州人社团也不定期主办各领域的进修课程。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潮州社群积极作出相应的调适，以新方式融入和继续贡献国家的教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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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惠肇先民发起的主要大型慈善事业除了碧山亭坟场和慈善医院，还包括学校。20世纪上半叶，新加坡广东社群先后筹创了养正学校（1905－）、广福学校（1916－1982）、南华女校（1917－）、静方女学校（1928－1942）、碧山亭学校（1936－1981）、实用学校、启志学校。广帮会馆也兴办义学，本地附设义学的广帮会馆包括：宁阳会馆（1906－1950年代末）、东安会馆（1923－1964）、冈州会馆（1929－1968）、南顺会馆（1931－1968）、三水会馆（约1933－1960）、番禺会馆（1952－1958）。1
养正是最早创建，也是最大的广东人学校。养正前身为广肇小学，于1905年由黄亚福（1837－1918）、邱雁宾（1863－1930）、陆寅杰（1849－1933）、何乐如（1866－1947）等27名华商号召成立。创办人中也包括土生华人和非广帮人士。中国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和印尼华人画家李曼峰（1913－1988）都曾在养正接受启蒙教育。
1906年，广肇小学改名为“广肇养正学堂”，1907年，惠州府客家籍华侨加入合办这所学校，再将之改名为“广惠肇养正学堂”，1912年，再改名“养正学校”。2养正成立时期，学生日益越多，办学经费紧张。当时多数华族学生来自贫困家庭，有些连学费都付不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校董事会决定在在麦士威路和柏城街交界处的土地，兴建天一景酒楼和新亚旅店（已并入天一景大厦），租金收入用于养正学校和广惠肇留医院的开销。3关于天一景大厦这块土地，那是青山亭坟场的部分遗址。殖民地政府为了开发市区而征用青山亭，在广客人士极力请求下，于1924年将部分土地归还作为赔偿。客属同人在赔偿的土地上兴建会所南洋客属总会大厦。
南华和静方两所女校的建立，与20世纪初本地社会鼓励女生入学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南华女校（今南华小学与南华中学）的支持者不仅是广帮，陈嘉庚（1874－1961）、胡文虎（1882－1954）和胡文豹（1888－1944）兄弟、林秉祥（1873－1944）、林义顺（1879－1936）等非广帮先贤皆落力支持南华女校的运作。吉隆坡的最乐剧团前来牛车水梨春园为南华女校义演筹款，亦凸显了新马社稷一家亲。4当时新加坡的另外两所华文女校是公立南洋女学校（今南洋女子中学校，1917－）和中华女子小学校（今中华中学，1911－）。
日本占据新加坡时期停办的静方女学校，可说是养正衍生出来的一所分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殖民地政府将英国的做法套用在新加坡，12岁以上的男生和女生必须分开就读男校和女校，这种情况在二战结束后才逐渐改变。5静方女学校成为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为养正毕业的女学生提供继续升学的机会。
1988年养正学校迁至实龙岗，出售客纳街原校地皮的收益成立养正基金，传承前人推动教育的理念，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奖学金。
广福学校是一所庙宇资助的华校，学生多数是火城6一带的工人子女，可说是一所工人子弟学校。当时的学生要求不高，只想读书识字，离校后有一点谋生技能。创校时，养正学校将旧桌椅移交给广福学校，学生在广福古庙的戏台上课。学校董事部用广福古庙的香油钱补贴学校的日常开支，产业收取的租金也用作学校经费。1956年，拥有14间课室的新校舍终于落成，学校也纳入政府的教育体系，成为一所政府辅助学校，广福古庙持续资助学校的杂费开销。
碧山亭学校位于碧山亭坟场旁，该坟场原址已发展成为碧山镇。碧山亭是广东人会馆的联合管理机构，通过万缘胜会超度活动与义款收入兴建独立校舍，为甘榜山亭与顺福村居民提供义学。7
至于广东人会馆在人口稠密的牛车水地区设立的学校，如上文所提及的宁阳、东安、冈州、南顺、三水、番禺等，办校经费由会馆向同乡筹集。早期，这些学校面临私塾的竞争，新加坡自治后，以中文授课的会馆学校因学生人数不足而停办，在1960年代结束教育使命。
如今尚存有广帮历史渊源，且学校咨询委员会由广帮代表领导的有：南华中学、南华小学和养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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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潮州社群的公共慈善事业历史悠久，无论是个人慈善家、宗乡社团或宗教组织，对国家社会的慈善公益所做的贡献有口皆碑。规模较小的宗乡社团皆成立互助会，为族群提供福利，资源丰富的则跨越帮群和宗教藩篱，慈善公益活动兼及社会其他弱势群体。最具代表性的是义安公司和潮州善堂的公共慈善事业。
义安公司在1845年正式成立后，将所筹募的资金用于修建庙宇、购置义冢、资助潮州人学校和其他公益慈善。1933年，公司改立章程，注册为潮州人信托和慈善机构。之后，公司接管端蒙中学，创办义安女校（今义安小学）和义安学院（今义安理工学院），提供大专奖助学金，又设立义安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和义安发展有限公司，规定将75％的投资和房地产租金年收入盈余供义安理工学院各项发展之用；2007年，改为25％，将其余50％资助其他教育科技和公益慈善。至今，义安公司捐出的善款数以亿计，受惠的公共学府、科研机构和慈善团体不胜枚举，对国家教育、经济和社会福利做出重大贡献。
1916年成立的修德善堂是本地最早创立的潮州善堂，之后相继建立的普救（1929）、南洋同奉（1930）、修德大巴窑分堂（1942）、同敬（1943）和南安（1944）善堂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组成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日据初期开始酝酿，1945年1月正式成立），简称蓝十，负起救伤恤贫、收尸义殓的社会救援工作。战后建立的同德（1950）、修德武吉知马分堂（1959）、报德（1961）、南凤（1961）、众弘（1974）与崇峰（1977）善堂，先后加入蓝十。
在社团法令下注册为非盈利慈善团体的潮州善堂以宋代高僧宋大峰祖师为信仰核心，亦奉祀佛祖、诸菩萨和其他神明。善堂秉承祖师济世救人之宏旨，成立初期，致力于赈灾恤难，扶贫济困之社会公益。随着时代与生活环境的变迁，潮州善堂亦与时并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慈善事业的转型，走入广大社区，提供各种现代化的福利。例如扩大中西医施医赠药的规模、建立设施齐备的疗养院、洗肾中心、老人院和护理中心、后事服务中心、家庭服务中心，并捐助各慈善团体、社区教育基金等，不一而足。到了21世纪，一些善堂还成立福利协会，更专业和有效地推广各种慈善事业，并获得公益机构的法定地位，名列国家福利理事会成员。潮州善堂如今已蜕变转型，与广大社会产生积极的多层面互动，发展为国家社会慈善与福利体系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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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广东人和其他籍贯的社团，都是不同时期华人向外移民的历史产物。20世纪中叶全盛时期，本地有约290个广东人的血缘、地缘和业缘性组织。1这些同乡人汇聚的组织或会馆是当时移民（又称新客）生活上的依靠和精神上的寄托。
“广东人”指的是以粤语为母语的“广惠肇”人士。中国清朝将广东省划分为10个府（口诀：广惠肇潮嘉，雷廉高韶琼）：广州、惠州、肇庆、潮州、嘉应、雷州、廉州、高州、韶关、琼州。其中广惠肇是广州府、惠州府、肇庆府管辖下的各县市统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东人的祖籍大多来自占了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的广惠肇一带。虽然惠州府以客家人居多，但经广州出海，自然而然地融入广州府、肇庆府社群。
广东人也称广府人，广东话（粤语）也称广府话，那是因为广州是广东省行政中心，因此以广（州）府和广州话（白话）为代表。
跟随莱佛士船队登陆的台山人曹亚志（1782－1830）于1819年创办的星洲谯国堂曹家馆，是本地第一个血缘组织。曹家馆位于劳明达街和加冷路交界。广东人在此地，也就是加冷河下游，从事锯木、皮革加工和砖瓦制造，后来也发展机械工业。2
曹亚志和来自台山的乡亲成立宁阳会馆（1822），这是新加坡乃至中国海外第一家会馆。319世纪广惠肇人士所成立的地缘性会馆还有惠州（1822）、中山（1837）、南顺（1839）、冈州（新会，1840）、东安（1870）、肇庆（1878）、番禺（1879）、三水（1886）。宗亲会馆则有刘关张古城会馆（1873）、广惠肇李氏书室（1874）等。4
在新加坡，广府相邻的地区可以联合组成会馆。例如南顺会馆就包括了南海县和顺德县。南海和顺德两邑人士前往南非开矿，途经新加坡时，先到香港街乡里住所留宿。东安会馆就包括了东莞县和宝安县（深圳），早年的会员多数是船员。增龙会馆（1947）包括增城县和龙门县两地。
19世纪成立会馆的出发点，都具有“赞助公益事业，协谋桑梓福利”的特性。清末，中国粤剧戏班向外寻求发展。1857年广东梨园子弟在新加坡创建梨园堂。1890年依照殖民地政府要求，以“八和会馆”注册，取义“八堂和合，和衷共济”，期望粤剧戏班和睦共处，将欢乐带给民众。
20世纪会馆的组织方式趋向多元。例如怡怡堂瑞狮团（1920）舞着本地第一头醒狮到广惠肇碧山亭祭祖，通过舞狮团结乡民，多年后才成立鹤山会馆（1939）。51948年成立的顺德会馆，初衷是为了筹款接济家乡水患的灾民，其中不少是南顺会馆的会员。6早期这些会馆集中在牛车水一带，随着市区重建，有些在芽笼置业。
20世纪初，下南洋谋生的广东妇女多数来自三水县（今三水区）和顺德县（今顺德区），她们成为三水会馆、南顺会馆和顺德会馆的主要会员。三水女工在建筑工地干活居多，俗称三水婆或红头巾；工地也有一些来自花县和清远的蓝头巾女工。在新加坡当佣人的顺德妇女多数是俗称妈姐的自梳女。7妈姐晚年或通过会馆协助回到家乡，或在姑婆屋和斋堂终老。8
如今，先民的后代也已经扎根本土，会馆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自1990年代起，新加坡广东人的会馆轮流举办世界恳亲大会，联络世界各地的乡里。这类跨境联谊已成为会馆跟世界接轨的主要活动之一。新加坡广东人的会馆持续维护珍贵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也着力推广粤剧、舞狮、粤菜、节庆等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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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南下新加坡谋生，在这片殖民地上，拥有别于中国的经商机会。莱佛士（1781－1826）在新加坡开埠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即给予商人特殊优待，处处保护商人的利益，并且公开宣称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分子。1
在殖民政府的政策下，部分从商的华人遂逐渐形成一个富人阶层，这自然也包括了从商的客家人。客家商人在经济活动方面建立影响力后，便会进一步争取成为本身族群的领导者，以利他们进入上层社会。商人欲达到上述的目标，必须对族群有所贡献，当中就是设立会馆来照顾同乡，以及办学校来让同乡子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亦形成包括客家人在内，华人社会的特殊现象，即商人、会馆和学校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当中的关键就是商人。
应和会馆于1822年成立之后，会馆领导层不忘同乡子弟的教育，于1905年5月5日，创办应新学堂（后名为应新学校）。清朝末年，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党，为了寻求海外的资助，纷纷出洋至东南亚或美国。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士为东南亚带来了新思想与新的教育制度，新加坡华人社会亦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新观念与新式教育的传入，使得私塾教育走入历史，而西方式的教育则成为之后办教育的参考重点。应新学校是新加坡最早创设的新式学校之一，创办人为会馆董事部的黄云辉（1865－1926）、锺小亭（生卒年不详）和汤湘霖（生年不详－约1940年代）等人。该校在教学法与课本均采用新标准，而学校的经费除学费外，不敷款项全由应和会馆的董监事捐助。2
学校创办最初是设在陆佑街，由于许多家长反映交通不便，最终校董部决定在同年8月21日迁至直落亚逸街（俗称源顺街）的应和会馆，利用会馆的空间作为校址。应新学校历经了草创期、兴盛期，然后其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顿挫。二战后，在会馆领导层和族群社会的支持下，完成了重建工作。然而，在1960年代初，教育政策的改变，导致生源从减少到后来的枯竭，学校亦在1970年宣布停办。
启发学校创办于1906年，当时茶阳会馆领袖刘春荣（生卒年不详）等人为了让同乡子弟能够接受新式的教育，便发起筹款，并租下陆佑街的店屋，创办了启发学校。开办之初学生有60多人，同年的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31911年，会馆总理蓝镜清（生卒年不详）与诸董事，为解决校舍与设备不足的问题，议决将会馆增建三楼，以作为校舍。二战后为应付战时失学的学子，茶阳会馆会长张梦生（1900－1977）领导董事部，进行扩建学校的工作。新加坡迈向自治和独立之后，为了迎合国家的发展，教育政策随着调整，而启发学校面临跟应新学校同样的命运。
1985年，启发学校董事部与教育部协商，决定该年停办启发学校，由教育部在西海岸路50号另建新校舍，茶阳（大埔）会馆捐献10万元协助学校的发展。该新学校保留“启发”旧名，称为“启发小学”,以感谢茶阳（大埔）会馆的捐款，会馆领导获邀请出任学校咨询委员会之成员。
应新学校和启发学校都是由客家会馆创立起来的学校，其在新加坡独立前，肩负文化和族群教育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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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在“青山亭”与“绿野亭”之前，新加坡广客两帮移民其实是先合作创建了一座福德祠。1换言之，广客两帮移民是先合作建有庙祠，再合作创建山亭。庙祠则是统筹坟山义冢“青山亭”与“绿野亭”之总机构，名为“海唇福德祠”，后来定名为“福德祠绿野亭公会”。
海唇福德祠，至少在道光四年（1824年）便已存在于直落亚逸街。该祠悬挂着一幅刻于道光四年的匾额“泽被海岛”，是目前已知的新加坡华族最早文物，便是一个证据。陶公铸（生卒年不详）在《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2中更详细记述：“在创设青山亭之前，于清仁宗嘉庆年间，属人同祀有大伯公神座于海唇，即今源顺街海唇福德祠神庙也，据前人所述，当日神座为一长者之坟地，初不过陋小而仅具规模，后以声灵赫濯，远近蒙庥，遂至祈祝者日众，及道光甲申（1824年），乃集众而修建之，并为属人谋福利之事，由是香火日盛，历三十年。”
换言之，由于当年直落亚逸街是条濒海街道，有长者浮尸至此，因而有善心人士筹资收敛尸体就地安葬。后因神灵显赫，香火日盛，来自中国广东的广府、惠州、肇庆（广惠肇）；嘉应五属（嘉应州：梅县、蕉岭、平远、五华、兴宁）；丰顺、大埔和福建的永定（丰永大）的三个移民社群便于1824年集资建祠，命名为“福德祠”。由于靠近海边，也名“海唇福德祠”，或“直落亚逸街福德祠”。自此，此庙成为广客联盟和接济同乡之场所。
根据现存的《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广惠肇信徒竖碑）、《重修大伯公庙众信捐题芳名碑记》（嘉应丰永大信徒竖碑）等石碑记载，福德祠曾经数度重修扩建，历经咸丰四年（1854年）、同治元年（1862年）和同治八年（1869年）。根据《砌筑地台捐缘勒名碑记》（1870）记载，又因祠前濒临海滩，广客两帮在祠前筑墙坪地，以演戏酬神之用，规模渐善，香火旺盛。
然而，广客两帮毕竟分属不同方言籍贯，来自不同地域祖籍，牵涉到庙宇香火钱免不了会引起纷争。根据《福德祠二司祝讼公碑》（光绪十二年，1886年）碑文记载，当年两帮司祝为了香火钱分摊不均争闹不休，惊动到英殖民政府之总巡捕与华民护卫司两位大人提讯立案。经过审讯，总巡捕与华民护卫司谕令两造绅商代表于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九，即1887年1月2日签立合约，通过石碑镌刻章程规定，今后福德祠司祝由广客两属轮值，该年所有收入盈余或不敷由轮值者负责，秉公处理，不得再生事端。
从此之后，海唇福德祠与绿野亭就以此为管理模式3，往后的章程也以此模式规定广客两属轮值管理，沿用至今。1985年，福德祠被政府征用，1994年正式停办，政府将包括福德祠在内的土地出售作商业发展。由于神像众多，广客两帮恭请道士主持焚像送神回返天庭仪式，仅留大伯公和城隍爷于芽笼区的“福德祠绿野亭公会”。福德祠原址和建筑已为远东机构所有，经过装修后在1998年改为“福德祠博物馆”，以国家古迹的姿态在原址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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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广惠肇碧山亭坟场入口位于汤申路上段，坟场面积曾经约等于180多个足球场。1980年代初，政府将该坟场发展为碧山镇，如今约三分之二的碧山组屋坐落在原来的坟场上。1
碧山亭跟其他华人义山相似，代表着华人在异地自力更生，对不幸去世的同乡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传统价值观。各会馆社团在碧山亭共设立290个地缘、血缘和业缘性总坟，每年清明节和重阳节进行集体祭拜仪式。
继安葬广客（广东、客家）先民的青山亭（麦士威巴刹一带）与绿野亭（河水山）之后，1870年由梅南瑞等人发起，联合广州府、惠州府和肇庆府人士联合购置广惠肇碧山亭义山，用来安葬“聚萍踪于石叻，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然长逝”的广惠肇人士。2
碑文显示，经过20年努力，碧山亭的组织管理渐趋完善。梅氏人士包括梅南瑞（及其商号梅遂和）、梅湛轩、梅旺、梅端成等，“中街七家头”朱广兰、朱有兰、朱富兰、罗奇生、广恒号、罗致生、同德号都乐捐庞大数额，3作为建筑庙宇和开辟道路用途。广东番禺人胡亚基（1816－1880）则向殖民地政府“求免地税”。胡亚基当时兼任中国清朝、俄罗斯和日本驻新加坡三国领事。发展碧山亭的“大总理”梅湛轩，同陈恭锡（1850－1909）、陈若锦（1859－1917）、佘连城（1850－1925）等人受委为第一届华人参事局委员。4
20世纪初，随着大量移民南来，甘榜山亭里的住家店铺增加，人文经济开始成形。由广东人16会馆联合管理的碧山亭在坟场旁创建碧山亭学校（1936－1981），为各族孩童提供免费教育，把甘榜山亭发展成为乡居农耕、殡葬孝道礼仪并存的社区。
1948年，碧山亭添置175英亩地，总面积扩展至清山时的规模。坟场以12个路亭作为标志，为前来拜祭的家属提供歇脚处。13座山头以“星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盂兰胜会”为名，如星字山、加字山、坡字山等，以此类推。5
碧山亭与广惠肇留医院紧密合作，为在留医院去世但无人认领的先人处理后事。根据1923年的万缘胜会碑记6，当时碧山亭已经拨款作为留医院用途。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会议记录显示，吴胜鹏（1873－1951）、区冕堂（约1882－1939）、陈赞朋（生年不详－1939）、林文田（1873－1943）等人参与的碧山亭三属同人大会表决，同意广惠肇留医院的要求，将第二亭的树乳园（即橡胶园）作为“历年在医院亡故之先友执骸迁葬，作为义塚之用”。
曾经担任碧山亭总理的吴胜鹏是时任广惠肇留医院总理，区冕堂、陈赞朋、林文田也是时任广惠肇留医院的财产受托人与董事。他们也在其他慈善组织、宗乡社团和学校服务。
万缘胜会是碧山亭的旗舰活动。71943年和197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裕廊造船厂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事件，碧山亭皆举行万缘胜会法事为罹难人士进行超度。
20世纪80年代清山的时候，碧山亭争取到约五个足球场的土地，转型为骨灰安置所，为所有种族和籍贯人士服务。碧山亭于2018年成立文物馆，将广东人坟山和碧山的历史保留下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