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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开埠初期，即有处理华族不同方言移民先贤的坟山组织，如福建帮的“恒山亭”、潮州帮的“泰山亭”等。这些组织同时承担了整合与领导该方言社群的重要功能。然而，早期的广东帮和客家帮却不是独立建构坟山义冢，而是采用了联合协办的合作方式。相信这与早期的广客两帮移民人数较少，所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单薄有关。
从留存至今的石碑与账簿等历史文献可见，在19世纪初，新加坡广客两帮移民分属来自中国广东的广府、惠州、肇庆（广惠肇）；嘉应州（嘉应五属：梅县、蕉岭、平远、五华、兴宁）；丰顺、大埔和福建的永定（丰永大）的三个不同方言移民社群，他们合作建立的坟山义冢有“青山亭”和“绿野亭”。早前可见的碑文与文献资料主要涉及绿野亭，因此学界和社会大众对青山亭的历史比较陌生。
通过碑文与文献梳理可知，青山亭坟山建于绿野亭之前，但具体创建年代不详。例如，《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1840年，广惠肇、嘉应、丰永大同立）中仅刻有“昔年有公司之山”。《福德祠绿野亭沿革史纪念特刊》（1963年）中，陶公铸（生卒年不详）等元老直接清楚写明该“公司之山”即“青山亭”，称“绿野亭”是在“青山亭”葬满之后而新设：
“戊戌（1838年）之先，属人原有青山亭之设，位于安祥山之东，即今柏城路之西一带滨海地段。120年前……属人等以不忍目睹暴露之情，乃集议而谋寄葬之地于此，以其蓁莽青苍，邱陵起伏，故命其名曰青山亭。”
从光绪年间绿野亭账本中的零星记载也可窥探青山亭的一些细节，例如，根据《1887－1933海唇福德祠绿野亭义山逐岁进支簿》的记载，在光绪乙已年（1905年），青山亭收有地租15元和交屋契金15元，以及青山亭最后一次修建是在光绪丙午年（1906年）和丁未年（1907年）。至于“光绪丁未五月青山亭起葬状师费50元”的记录，显示了青山亭在1907年开始迁葬。目前嘉应五属义祠有一总坟墓碑上鐫刻：“青山亭迁徙总坟之墓、嘉应五属祀”（立于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岁冬月旦），证实青山亭的正式迁葬当在20世纪初。
道光戊戌年间（1838年），因青山亭已无安葬空间，广客侨领向殖民地政府申请空地建山，殖民地政府于1840年正式批准一块面积32英亩的山地，位于中峇鲁和合洛路之间、期限999年。广客两帮将此新山名为绿野亭，“取青山与绿野相对之义也”。绿野亭完工之后，广客两帮镌刻《广东省永定县重修冢山碑记》记载其修建缘起。
从诸多碑文与史料探索，绿野亭反映了在19世纪初至20世纪，内有广府与客家等籍贯之方言差别，外有两帮移民的祖籍地差异。因此，新加坡广客两帮的移民认同与社群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远在福建帮的恒山亭和潮州帮的泰山亭之上。其次，由两帮合作创建的“海唇福德祠”，在管理两帮的坟山时，也仅局限于基本的丧葬祭祀、祖先崇拜和神明信仰为主的宗教功能，与闽、潮、琼帮也以山亭作为领导帮群的社团功能不同。
物换星移，青山亭、绿野亭原址先后被政府征用，只留绿野亭迁至蔡厝港坟场，有县籍姓氏者4341穴，无县籍姓氏者7177穴，合共1万1518穴。其余大多数的广客血缘与地缘总坟，分散到广客自属的“碧山亭”（广惠肇）、“双龙山五属义祠”（嘉应）和“三邑祠”（丰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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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广东人的医疗慈善事业，可追溯至1867年“中街七家头”1创办的同济医社。同济医社为新加坡河畔这个华人密集地区的贫困人士提供义诊，不分籍贯。慈善家纷纷伸出援手，通过捐款和联合管理来发展这所跨帮群的民办医社。
1885年同济医社正式注册，1892年以同济医院的名义从单边街迁至哇燕街（今余东旋街），延续施医赠药的初衷。2不过，这家“医院”并非现代人所理解的住院留医场所，而是集合门诊和相关学问研究的“医学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1906年正式成立前，同济医院也是商人议事和接待贵宾的地方，并曾充当商会的临时办事处。
随着移民日益增加，20世纪华人创建的慈善医疗事业，服务对象也是跨族群的。具代表性的除了同济医院，也包括善济医社、茶阳回春医社（今已不存）、广惠肇留医院、中华医院、佛教施诊所、德教太和观、义安中医药中心等。
1910年筹办的广惠肇留医院（简称留医院），是新加坡近代史上规模宏大，也是几乎整个20世纪，唯一让病人住院留医的民办慈善医院。马来同胞称留医院为“rumah miskin”（济贫之家），留医院也成为实龙岗路的地标。3
留医院的成立与中国时局的变化有关。清朝末年，新加坡迎来大批中国移民，公共医疗系统无法负荷。时任总督安德逊（1858－1918）要求本地粤商协助，为骤增的广东社群提供福利。1910年，黄亚福（1837－1918）、梁敏修（1866－1916）、邱雁宾（1863－1930）、吴胜鹏（1873－1952）、陆寅杰（1849－1933）、朱树铭、谭庆云、林雨之、李星南等人4召集广惠肇三属人士，参考广州方便医院模式，买下实龙岗路陈笃生医院搬迁后留下的产业。99年契约由创院总理黄亚福签署，政府每年收取一元合同费，有效期至2010年。“广惠肇方便留医院”在1911年正式投入运作，百年来完全依靠民间义款来维持。5粤语“方便”是双关语，一是利人，为病患提供方便；另一个意思是，如果手头方便，不妨乐捐汤药费，如果手头不方便那就免了。
留医院创建时按照当时宪法运作，医院可以聘请中医和使用中药，但必须另聘西医，开创本地医院融入中西医疗技术的先例。此外，留医院必须无偿为广东籍妇女提供接生服务，门诊则开放给所有籍贯人士。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医院部分病楼遭到轰炸，附近的民居亦被毁，留医院的空地变成临时坟场。
昭南市政局及卫生局允许留医院在战时继续运营，曾纪辰（约1881－1972）和胡文钊（1887－1958）分别担任正副主席，陆续增聘医生和护士，而这些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里。留医院得到卫生局提供药物，粮食则靠董事筹款购买。当时留医院的住院病人，有一半患上脚气病和水肿，那是因其他粮食缺乏时期，食用木薯过多而导致的。
1974年6月15日，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易名为广惠肇留医院，成为一所全面开放的民办公共医院。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只有广惠肇三属人士住院的规定，接受全国各族人民住院治疗。2010年，99年的地契到期后，主院获得批准留在原址，继续发展成为社区疗养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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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移民最早何时抵达新加坡，目前仍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1781－1826）登陆新加坡后不久，很多客家移民就来到新加坡参与开发。1822年客籍的嘉应州人和惠州人分别成立应和会馆和惠州会馆，照顾同乡福利。他们也是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方言群地缘会馆。从此，客家人成为新加坡华人族群的一个重要组成群体。
新加坡客家人口数量不算很多，根据统计数据，1881年有6000余人，到了1947年增加至4万人左右。目前新加坡的客家人口数约20万人。从19世纪以来，客家人占新加坡华族总人口的5％至8％之间。新加坡客家人的原乡主要在中国广东省的大埔、嘉应州、惠州、丰顺和福建省的永定。另有一部分客家人来自广西的博白和容县等地。因此，新加坡主要的客家会馆就是这些人数比较多的客家人所组成，以年代来排序，分别是1822年成立的应和会馆和惠州会馆、1858年成立的茶阳（大埔）会馆、1873年成立的丰顺会馆、1918年成立的福建永定会馆。此外，新加坡还有客属宗亲会馆组织，如客属黄氏公会和客属张氏公会等，目前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各类客属会馆有19个。1929年原籍福建永定的客家富商胡文虎（1882－1954）为团结所有客家人，号召成立了“南洋客属总会”，成为新加坡客家人的联合机构。
新加坡独立以前的客家会馆和其他方言群会馆类似，主要是照顾会员的各种需求和福利，从移民新客的实际生活如住宿和工作，到精神生活如教育和信仰等，无微不至。由于会馆的引介和技能关系，早期的客家移民除了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外，也进入商业并垄断了其中一些行业，例如典当业、中药业、洋服业、眼镜业等。但总体来说，客家人的经济实力不强，无法与掌握金融业和出入口大宗贸易业的福建人和潮州人竞争，因此比较少客家人进入新加坡华族社会的领导阶层，因为当时主要是以财富作为晋升社会领导层的基础。
在兴办教育方面客家人则没有落人之后。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社会受到中国开始设立新式学堂的影响，也从私塾教育转变学堂教育。新加坡客家人是最早开办学堂的方言族群之一。新加坡嘉应会馆和茶阳会馆分别于1905年和1906年开办应新学堂和启发学堂，成为新加坡最早成立的一批新式学校，也可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开端。
此外，客家人也兴建庙宇和购置坟山，以满足他们的信仰和安灵的需求。客家人在1844年在新加坡临海处建造供奉大伯公的福德祠，又称为“望海大伯公庙”。各主要客属会馆选派人员担任庙宇董事，并委任庙祝管理庙务。另一方面，为妥善安葬客死本岛的客家移民，19世纪上半叶客家人先后购置青山亭和绿野亭作为客家人的义冢（青山亭和绿野亭也都有广帮的参与）。后因移民人数增加，原有的义冢无法满足安葬先人的需要，丰顺、永定和大埔三邑客家人组织丰永大公司，于1882年开辟“毓山亭”义山，坟山内建一座“三邑祠”，以供奉先人的神位。同样的，应和会馆也于1887年购辟“双龙山”坟场，内建嘉应五属义祠，安置嘉应五属先人神位。
1965年新加坡建国后，客家会馆也和其他方言群会馆一样，在殖民地时代的许多基本社会功能也被政府取代。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和国族认同需要，客家会馆也进行转型，例如，原客家人兴办的学校，已转变成以英文作为第一语言的政府学校。会馆活动方面，也以推广华族文化与传承客家习俗为主。此外，因应新时代的趋势，客家会馆也走向世界，包括组团出席海外主办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联谊合作、工商拜访、文化交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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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的后代，目前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占超过70％。这些移民先辈早在15世纪，便已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到新马一带定居。早期移民虽然分属不同籍贯，口操不同方言，但多数都来自中国南方。其中一个群体，就是海南人。
新加坡海南社群的人口在过去600年来持续增长。根据2020年新加坡人口普查的统计，新加坡目前约有18万3000名海南人定居。1海南人是本地第五大方言群。海南人和其他方言社群一样，为了联系乡情、敦睦乡谊，建立了自己的宗乡会馆——例如1854年成立的海南会馆，和1956年成立的新加坡海南协会——负责为同乡谋福祉，协助他们安排工作和住宿、给家乡亲人汇款等。这些会馆后来在发展和推广海南音乐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本地海南音乐工作者的活动中心。
海南音乐大致上分为民谣、八音、琼剧三大类，其中以口耳方式代代相传的海南民谣，可细分为山歌、渔歌和儿歌。至今仍广为传唱的海南民谣，有《五指山歌》《站在山顶唱山歌》《日头出出雨下下》等。
海南八音使用的八个乐器类别，可分为两种：一是唢呐、月琴、扬琴、笛子、吊弦（亦称调弦）等旋律乐器，二是钹、鼓、锣等打击乐器。现代的八音乐团，可视演出需要灵活安排乐器，乐团一般会在婚礼或神明诞辰之类的喜庆活动上表演。
民谣和八音是常伴海南人日常生活的音乐，琼剧则被视为更高层次的艺术形式。琼剧演出在悠长历史中发展出一套须严格遵从的标准体系。琼剧分为古装戏、文明戏两种，古装戏主要讲述过去的事迹，文明戏呈现的是当代的故事，可视为社会的一面镜子。
吊弦是琼剧表演的领奏乐器，因以弦为掌调乐器，故也称调弦。其他配乐乐器则有：唢呐、扬琴、月琴、大阮、大胡、鼓、锣、钹等。
琼剧团一般都由琼剧名角发起，目的是为培养能胜任专业演出的本地人才。其中一个著名例子，是知名琼剧男演员庆寿兰（1808－1895）于1859年创办的星州剧社，惟剧团目前已解散。2至今仍在运作的重要剧团，都是较后成立的，例如新加坡琼州青年会（1956）、琼南音乐戏剧社（1957，今新兴港琼南剧社）、琼联声剧社（1957）和二南琼剧团（1966）。这些剧团在新加坡琼剧的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许多琼剧团的作品灌录成唱片后广受欢迎，使得琼剧更广泛地传播。其中最受欢迎的唱片曲目包括：《红叶题诗》《张文秀》《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与黄金》等。因琼剧盛行而催生的本地琼剧明星包括吴雪梅、符青云（符敦理）、符赛珠，另外还有乐手符祥春（1904－1989）、韩宣元等。这几位琼剧演员的艺术才华，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新加坡作为移民社会，其丰富文化遗产实由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交织而成。这当中，海南社群的音乐传统也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亦糅合了潮州社群和广东社群的文化特色。在海南宗乡团体的推动下，海南音乐是新加坡文化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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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新加坡第一个华人音乐团体——爱华音乐会（后来易名“爱华音乐戏剧社”）成立。时处中国抗战年代，南洋华人得以接触与抗日、抗战有关的戏剧、绘画及歌曲。戏剧如《回春之曲》《放下你的鞭子》、绘画如徐悲鸿（1895－1953）《田横五百士》《放下你的鞭子》、歌曲如聂耳（1912－1935）《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及冼星海（1905－1945）《黄河大合唱》等，皆阐述了抗战主题。
那年代来自中国南方的移民对祖国多怀有浓厚的故土乡情。来自中国的新时代文化产物，包括那些有抗战背景、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自然广受欢迎。虽然当时还未有任何本土艺术创作的有利条件，对年轻一代的有识有志的音乐人而言，这些歌曲滋养了他们的心灵，播下了些许本土创作音乐的种子。
在这样的氛围下，同时受到武汉合唱团到新加坡、马来亚筹款义演的鼓励，1939年，新加坡第一个华语合唱团“铜锣合唱团”（今已不存）正式成立。新加坡本土华文歌曲创作也由此起步。
受到中国抗战歌曲的影响，1930至40年代的本土华语歌曲创作者，其曲风、词意和当时的生活环境以及政治气候息息相关，极具时代特色。这个时期的作曲作词者主要有叶立天（1921－1943），他是铜锣合唱团的中坚分子，代表作有《铜锣合唱团团歌》《新加坡河》《雪之歌》及《赤道之歌》等。英文源流学校背景的广东梅县人、本土华文歌曲创作的先行者叶立天，由于被认为作品涉及政治敏感，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逮捕绞杀，过早结束了悲壮的一生，时年未及22。
另一位也因战争而英年早逝的重要音乐人是杨励（1919－1942），他的作品包括《别离》《保卫马来亚》及《铁丝网》等。同时期的代表歌曲还有红苍的《思乡曲》《红日谣》《生活叹》，长虹的《五更叹》《苦难的人民》《各民族进行曲》及《缝衣谣》。1尚有著名钢琴老师黄晚成（1909－2007）词曲的《怀人》，此曲纪念她在日据检证时遇害的丈夫。由已故本地著名书法家潘受（1911－1999）作词、中国音乐家夏之秋（1912－1993）作曲的抗战筹款歌曲《卖花词》在当时也很有代表性。
当时传播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华语歌曲，除了战时之歌，也包括了一些1940年代前后广受欢迎的上海流行曲，即所谓“时代曲”。当年的流行歌曲，虽有一部分是市井民间小调，也有不少忧国忧民、反映当时生活现实的专业创作。《桃李春风》《西子姑娘》《花样的年华》《简单的生活》《合家欢》《钟山春》《月下的祈祷》《街头月》以及《前程万里》就是其中较具代表的例子。
另外，1940年代短暂寄寓星洲的重要歌曲创作者，有任光（1900－1941，歌曲《渔光曲》与乐曲《彩云追月》作者）及安娥（1905－1976，歌曲《渔光曲》作词者）等人。
日据时期结束不久的新加坡，真正科班出身的本土华语歌曲创作者依然不多。1952年李豪合唱团、1953年丽的呼声青年合唱团、1959年星市合唱团和1961年佳音合唱团等华文主流合唱团相继成立。这些合唱团主要演唱的，还是来至中港台及西方的艺术歌曲或民歌改编，谈得上是本土创作的，依然是那些反映时代风貌、政治斗争、生活环境的写实歌曲。
1950年代前后创作的华语歌曲之本土风貌日趋显见，创作技巧也渐趋成熟。这时期的歌曲创作包括了流传甚广由莫泽熙（1935－2009）根据雨洲（生卒年不详）作的散文诗《我漫步在胶林里》改写的《胶林，我们的母亲》。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曲风深刻描述了当时割胶工人的艰苦生活以及乡土之情，是那个时代广为传唱的代表作。
1950年代的代表作2
1930年代至1950年代本地华语音乐活动，以抗战主题和战时之歌为主导。1940年代开始受欢迎的时代曲，是另一种音乐类型，当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也有一定的受众。战后1950年代，各个华文主流合唱团相继成立，为本土华语音乐创作提供了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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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新加坡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华语歌曲的风格也因应而有所变化。这时期的歌曲有一部分还是有“左倾”意味、反殖追求、且歌颂劳动人民的歌曲；同时也有风格迥然不同、充满朝气、建设新国家的歌曲。这时期重要的作曲家有马人（吴鼎风，1930－2019）、李学训（笔名李英、黎华、囚鹰，1932－1991）、田鸣恩（1918－1994）、梁荣平（1931－2011）、李煜传、刻思（李炯才，1924－2016）等。
1960年代本土创作华语歌曲代表作
1970年代是本地民间华文文艺团体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文艺创作，包括戏剧舞蹈等，都特别强调劳动生活体验，也涌现了大量的同类性质创作歌曲。其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歌曲作者应数原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音乐导师、后来留学美国的周淑桂（1954－2013）。周淑桂的歌曲作品包括《渔村组歌》2《黄梨园组歌》3以及《林明组歌》4。同一时期的歌曲创作还有南方艺术研究会的集体创作《迎春》、集体填词竹叶作曲的《补网》5以及近200首佚名同类型的集体或个人创作。6
同时，在1970年代中后期，民间和官方机构也相继主办歌曲创作比赛，对本土创作华文歌曲的发展，起着直接的催化作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7年由国家剧场信托局和新加坡电视广播电台主办的“我们的歌”歌曲创作比赛、于1978年与1979年新加坡工业职工联合会和新兴工业工友联合会联办的 “工友之歌——歌曲创作比赛”，以及1979年南洋大学主办的“南大校歌”作曲比赛。
1970年代歌唱比赛催生的本土创作华语歌曲
1979年，新加坡本土华文歌曲进入一个创作风格的分水岭。作曲家梁荣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音乐语言重新诠释李白的诗句，创作了《李白诗四首》合唱组歌。7 此前的歌曲，无论是业余或专业性质，在写作技法或风格，基本上都较传统和保守。梁荣平这可谓“划时代”的创作，和前述华语歌曲在技法上截然不同，意味着本土创作华语歌曲已渐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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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除了可说是本地华语歌曲创作百花齐放的时代，也是“新谣”——本地一股新兴潮流华文歌曲——崛起的时代。新谣一开始只是作为业余性质的情感抒发，并非有系统的音乐运动，虽然如此，年轻的新谣作者中不乏有才情与抱负者。
新谣歌曲代表作
同一年代的另一边厢，黎华（李学训，1932－1991）以及槐华（鄞国琦，1936－2023）等人延续1970年代歌曲的精神风貌，创作了富有本土原乡情愁的《柴船头》1和《故乡的怀念》。
其他音乐格调相似的歌曲
也是同个时期，成立于1980年的国家剧场写曲人学会于1980年代初开始出版《我们的歌：新加坡歌曲创作》歌集，这系列歌集可谓本土创作华语歌曲的集大成，收录了同时期重要的作品。
1980年代《我们的歌：新加坡歌曲创作》歌集收录的重要作品
1984年，新加坡艺术节与本地华语话剧团体联合呈献寓言剧《乌拉世界》，剧作的配乐里包含了三首由潘耀田作曲、韩劳达作词的独唱以及合唱歌曲——《月是故乡明》《一切都能假》以及《采药歌》。
1986年，梁荣平也根据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九歌”创作了一组充满新意的同名大型合唱曲《九歌》。
1990年代以后，传统的华语源流合唱团如李豪合唱团、佳音合唱团、星市合唱团、乐乐合唱团、艺术合唱团3等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逐渐沉寂。强力崛起的年轻一代合唱团，在演唱曲目、格调方面，无论古典或现代，一般有较西化的倾向。4演唱形式也以无伴奏合唱居多。这和以往本地传统华语合唱团普遍流行的钢琴伴奏形式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上本地语文教育环境的发展与改变，合唱团的中文曲，尤其是新创新编的，在1990年代已大幅度减少。虽然大环境改变，这时期仍有一些延续早前风貌的作品。
1990年代延续早前风貌的本土创作华语歌曲
进入2000年，本地华文歌曲除了延续自新谣的流行歌曲以外，具有传统及古典形态的华文歌曲创作已然式微。这时期比较重要，且稍有不同的作品有梁荣平于2005年出版、根据古笛的诗谱写的合唱曲《山笛组歌》5。尚有2000年由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委约制作，于2001年于新加坡艺术节首演，庄永康作词、潘耀田作曲，记述了古圣贤孔子起伏跌宕一生10个连环乐章的大型叙事合唱曲《化雨》。
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也就是前述的国家剧场写曲人学会，在历届会长李煜传、郭永秀以及现任会长周炯训的领导下，也在这阶段也持续出版《新加坡歌曲创作》歌集。其中收入的作品，较之早前，风格显得更多样化，也注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意。
2000年以后的《新加坡歌曲创作》代表作
2020年，潘耀田和本地诗人林子也联合创作了蕴含新马两地乡土情怀记忆的一系列独唱歌曲（《己亥年寄望》《昆仑浪》《三月流火》《太平湖》《偶然》《遇见》《家》《春》《秋》《早晨》）以及合唱歌曲（《春天湖》《杜鹃花》《风月有情》《纪念册》《那一片青草地》《元旦》《萤火虫》《蒲公英》《沁园春——悼念消失的华校》）。6
1930年代至2000年代，为数不少的新加坡本土创作华语歌曲面世。这些歌曲创作表达了不同时期、不同年代的人文风貌、审美观感及思想印记。也因为学习环境及师资条件的改善，作品的技术含量也因时代进步而日渐提升。记谱方式则依然以简谱和五线谱为主。创作形式则包括清唱（无伴奏独唱）、无伴奏齐唱或合唱，或以钢琴、手风琴或华乐小组伴奏的独唱、齐唱、重唱、合唱，以至较后期以专业华乐团和交响乐团伴奏的独唱与大型合唱。整体而言，新加坡本土创作华文歌曲，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质量上不断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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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学团体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二战之前，早在1939年4月，诗人刘思（刘世朝，1917－2012）、桃木（洪令瑞，生年不详－1960）和蕴郎（李蕴郎，1914－1969）等发起诗歌团体“吼社”，开展诗歌大众化运动，并在《总汇报》副刊《文会》办“大众诗歌专页”。
1945年二战结束后至1970年期间，曾有多位作家振臂高呼，号召成立新马华文作家协会。其中两个成功创立了，第一个是成立于1945年底的星华写作人协会，第二个是成立于1947年的星华文艺协会，但它们的存在都只是昙花一现。
1970年初，新加坡国会在辩论1970年至1971年的财政预算时，一些国会议员提到成立作家协会的问题。他们认为，作家们本身应负起责任，把自己组织起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进而营造良好的读书与写作风气，以利于文学的发展。有鉴于此，1970年以来，不断有新的新华文学团体成立，也陆续有新华文学团体因为后继无人而解散。从成立形态而言，它们可归类为两大类：一是向社团注册局注册的文学团体，一是隶属于个别民众联络所／民众俱乐部或寺庙的文艺中心。
目前，新加坡最具规模和代表的文学团体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与新加坡文艺协会。前者成立于1970年8月，第一届主席团成员是李庭辉（1931－2023）、苗秀（卢绍权，1920－1980）与柳北岸（蔡文玄，1906－1995）。在历届会长黄孟文、王润华、希尼尔、林得楠的领导与理事们的合作下，作协积极推动出版与写作风气，致力于发展具本土特色的新华文学，四次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并在2018年获颁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协会的旗舰刊物《新华文学》（创刊于1978年，原名《文学》）乃国内外重要的文学发表园地。
新加坡文艺协会成立于1980年12月，原名新加坡文艺研究会，第一任会长是杨松年。1990年，在骆明（叶昆灿）领导期间改为现名。该会代表性出版物为《新加坡文艺》和《新华年度文选》。另外，其创设“向文艺敬礼”以表扬对新华文坛做出贡献的资深华文作家，也颁发新华文学奖，鼓励文学爱好者继续创作。值得肯定的是，该会在2012年设立新华文学馆，规模不大，却收集和整理逾百年的新华文学资料，极有参考价值。
五月诗社成立于1978年10月，旨在提升新加坡现代诗的创作与研究水平。第一任社长是文恺（程文恺），该社的旗舰刊物《五月诗刊》始于1984年，会员对现代派诗艺的追求广受肯定。
锡山文艺中心成立于1990年11月，隶属于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第一任主席是洪生（洪保苏，1947－2019）。旗舰刊物《锡山文艺》始于1991年。2005年与作家协会和文艺协会联合出版《新加坡华文作家传略》。2021年开始，郭永秀接任主席后，开展一系列文艺与表演艺术相结合的艺文活动，例如在2022年与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联办“从前、现在、未来”诗文汇演。
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成立于1997年4月，第一任会长是李庆年。该会文学与艺术并重，旗舰刊物为《热带》（创刊于1998年，原名《热带学报》）,并出版热带丛书。从2008年开始，由方修（吴之光，1922－2010）及其家属、马来西亚企业家陈凯希（1937－2022）等人赞助、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主办的方修文学奖每三年举行一次，旨在鼓励和促进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2022年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创建《雨林诗刊》。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成立于2010年3月，旨在推广文学研究与创作两大方向，第一任会长是吕振端。代表性出版物为《新华文学大系》，包括戏剧、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诗歌、散文等配有详尽导论的选集。
大士文艺促进会成立于2012年11月，隶属于大士大伯公宫，第一任会长是烈浦（陈川强）。旗舰刊物《大士文艺》始于2013年。该会与文礼民众俱乐部不定期联办不同类型的全国学生华文写作比赛。
书写文学协会成立于2013年7月，第一任会长是张挥（张荣日）。旗舰刊物《书写文学》的前身是始于2013年的《新种子》。《书写文学》至今推出多个特辑，包括“抗击日本侵略文学特辑”“怀念王鼎昌诗文展”等。
新加坡诗歌节在先驱诗人唐爱文的号召下成立于2015年，旨在促进新加坡四种官方语言的文学交流，发起人是陈志锐等四种语文的诗人。其旗舰刊物SG Poems始于2016年，也主办多语诗歌比赛、朗诵比赛、诗画展览等结合多元艺术的诗歌活动。
赤道风文化协会成立于2019年5月，旗舰刊物《赤道风》由方然（林国平，1943－2023）和芊华（黄明贞）夫妇创于1986年，第100期后由协会第一任会长黄明恭接手。《赤道风》重视学生创作，从第101期开始，每期都以不同新华作家作为封面人物，并以专辑作品的形式推出。
整体而言，以上团体的创立，旨在提升新华文学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水平，它们或加强新华作家与国际华文作家的联系，或促进文学交流与发展，或促进文学与艺术的结合与呈现，或促进本地学府的华文水平的提升，从而达至弘扬华文文学与华族文化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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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为了“解除对广播部门在行政上和财政上的限制，以便这机构能发展成为一个有生气的广播电视台”1，政府将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改组为法定机构“新加坡广播局”（简称新广）。
本地电视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告知、教育和娱乐这三方面的使命。在“电视台”时期，虽然有制作戏剧节目但主要是透过戏剧手段来达到社会教育的功能，娱乐性相对低。新广成立之后，本地华语电视剧的钟摆开始荡向娱乐的这一边。
为了提高收视率以争取广告，新广开始引入主要来自香港的电视人才2和本地团队合作，以达到增加节目数量和水平的目的。1982年，电视台正式成立华文戏剧处，聘请编剧和专职演员。同年，单元剧《实里达大劫案》为本地制作打开了局面。1983年新广推出多出电视剧3，包括获得武装部队协助的六集军旅题材电视剧《新兵小传》。
1984年，由香港电视人赖水清担任监制、梁立人（1948－2020）和江龙为故事人的四个单元53集的《雾锁南洋》推出。这套时代横跨英殖、日据、战后、独立到经济起飞，讲述新加坡华人从下南洋到落地生根过程的史诗连续剧，让本地电视剧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那一年，新广还推出第一套本地自制的武侠剧《怒海萍踪》。
从1985年开始，新广每年推出多套20集以上的电视剧，本地制作进入量产的阶段。1986年更推出510集，播映时间长达两年多的长寿环境剧《芝麻绿豆》。该剧主题曲《小人物的心声》至今还为国人所传唱。同样在这一年推出的《咖啡乌》则成为第一套破百万收视率的本地电视剧。4
1979年为了因应讲华语运动，电视台成立了配音组。原先的工作是将香港电视剧配成华语。新广成立后，所招募的演员华语大都不标准，配音组因此就派上用场了。《实里达大劫案》是第一部配音的本地电视剧。随着制作产量日益增加，为本地节目配音成为该组的工作重心。本地电视剧要到1990年代末才改由演员以原音录制。5
华语电视剧在本地受到肯定，让新广决定将部分受欢迎的华语剧集配成英语以便进一步推广。第一套配成英语的华语电视剧是《红头巾》。接着，《新兵小传》《咖啡乌》《人在边缘》《启航》和《执法先锋》等都先后配成英语。这个举措不仅让不懂华语的华人，也让友族同胞看到本地制作的电视剧。6
新加坡电视剧在1990年代不仅在本地受欢迎，更出口到国外形成新加坡文化软实力。除了卖到香港、台湾、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在中国更受到观众的追捧。8
除了戏剧节目外，综艺节目是华语制作的另一个重镇。1980年代的综艺节目以“缤纷”挂帅，先是1981年5月启播的《缤纷星期五》。8由于观众反应良好，又陆续加了《缤纷星期一》和《缤纷星期三》。1983年底干脆改为周一至五的晚上8时30分播出统称《缤纷83》。在1987年和傍晚时段的《三开时间》合并，改名为《欢乐缤纷》。9缤纷系列要到1991年由《开心五重奏》10接手才告结。
这时期的综艺节目，除了歌舞节目外，还包括游戏、益智问答和短剧等环节。1970年代以方言谐剧风靡新加坡的王沙（1925－1998）、野峰（1932－1995）在1980年代以华语继续为国人带来笑料。同时，新一代的谐剧明星华亮（1953－1995）、兆锦崛起，而梁志强（梁智强）和林益民等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些演员透过短剧、谐剧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新广时期的华语电视节目制作，不仅是量的增加，也是质的提升。在影视频道有限的1980年代，于黄金时段播出的华语自制节目的收视率大都在排行榜10大之列，观看人次动辄从50、60万起跳，高的在百万以上。这些华语节目不仅仅只是新广收视率的主力，更重要的是它让大家在小荧幕上看到属于新加坡人的故事和所关注的课题。在这些故事和课题的背后，无可避免的会呈现出这个多元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国家和其国民的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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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19世纪随着早期移民传入新加坡，至今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早期，华人大多信仰融合了佛教元素的民间宗教。如今，许多华人仍信奉这种杂糅了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的混合宗教模式。因此，虽然华人寺庙宫观的主神不一定是佛教神祇，但这些庙宇中通常都会供奉着佛教神祇。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出现了第一代人间佛教僧侣，他们满足了华人的精神和仪式需求，同时为民众提供各种类型的福利服务。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新加坡的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终出现了革新佛教。这一时期革新佛教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弘扬佛法和教义的重视；其次是组织结构的改革；第三是由高僧大德和居士善信所支持的各种社会宗教、教育和福利服务的兴起。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革新佛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慈悲佛教兴起。在这一阶段，革新佛教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活动、福利服务和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革新佛教吸引了众多年龄在20岁至40岁的新加坡民众。在这一时期，许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加坡华人正在探索新加坡的宗教场域，福音派基督新教组织也在积极招收新成员。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加坡华人开始注意到革新佛教，并为佛教经典和每周举办佛法课的宗教领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在革新佛教的发展初期，只有少数新加坡男青年受戒成为汉传佛教僧侣，以及部分女青年到尼姑庵修行皈依成为比丘尼。这批革新佛教僧尼多受到早期人间佛教大德的弘化和指导，包括宏船法师（1907－1990）1、演培法师（1918－1996）2、常凯法师（1916－1990）3和隆根法师（1921－2011）等诸位长老。新加坡本土的汉传佛教僧侣数量不多，于是从台湾请来高僧入新传法，他们主要服务于讲华语的善信。在传经说法时，这些南下的高僧多使用普通话或福建话以满足华族年长民众的需求。
同一时期，新加坡的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以及居士佛教也得到了发展。随着讲英语的佛教徒的数量增加，新加坡出现了许多新的佛教组织以满足这部分人口的需求。一些新加坡男青年遵循南传佛教传统受戒成为南传佛教僧人，一批西藏高僧受邀来到新加坡为讲英语的社区服务。目前新加坡有两座较大的南传佛教寺庙，分别是祝福寺和斯里兰卡佛寺。祝福寺主要服务于讲英语的海峡或土生峇峇娘惹华人以及僧伽罗人，斯里兰卡佛寺则主要服务于新加坡的僧伽罗人口。这两座佛寺都用英语为新加坡年轻人讲授佛法。
如今，新加坡革新佛教仍以弘扬佛法为关键。许多佛教寺庙和佛教组织根据自身传统以英语或华语讲经弘法，民众也根据自身的语言习惯选择相应的佛教团体学习佛法。一些佛教组织提供双语服务，同时以两种语言讲授佛法。也有一些佛寺以其他语言为民众服务，例如斯里兰卡佛寺以僧伽罗语布法，满足了当地的僧伽罗人口以及周日去寺庙的客籍劳工的需求。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外国侨民和客籍劳工来到新加坡，他们多是佛教徒。因此，除了服务于本地社区的佛寺，新加坡也出现了许多满足特定族群需求的佛寺，例如泰国佛教寺庙和缅甸佛教寺庙。
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佛教寺庙的行政化。传统的村庙型佛寺逐渐消失，如今佛教庙宇作为具有慈善性质的宗教组织，受到国家的监管。佛教寺庙的行政化导致了组织结构中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在过去，村庙式佛寺由住持和比丘尼管理，并由一定数量的居士协助日常事务。如今，佛寺的组织架构明晰，根据寺庙规模大小和佛教活动范围，设有董事会／信托人、财务部门及其他部门。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一些大型佛教寺庙将其社会文化活动与福利活动分开，形成各自独立的实体，但这些组织仍然附属于寺庙之下。行政化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职能分配有助于确保公共资金被用于各种社会宗教和福利目的时权责明晰。根据新加坡的国家法规，宗教治理的关键是确保宗教组织在宗教框架范围内运作。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具有多元民族和多元宗教的环境下，种族和宗教和谐是确保社会和谐的关键，佛教组织的社会文化和福利活动通常面向所有公众，不分宗教和种族。
自汉传佛教传入新加坡以来，众多高僧大德和佛教居士在佛法教义的指导下，积极投身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等事业。其中最广为人知的1969年创立的新加坡佛教施诊所。新加坡佛教施诊所是新加坡第一个佛教慈善组织，为民众提供中医问诊，中药治疗等服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批德学兼优的青年僧众接替前辈法师成为寺庙住持，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佛教理念逐渐形成，重构了新加坡的佛教景观。在承认传统佛法和佛教仪式对新加坡华人及佛教界的重要性的同时，青年一代法师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关注各类入世的社会文化活动、教育工作和福利事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佛教组织例如由金塔寺的昭坤法照法师创立的慈光福利协会、由大悲院的法坤法师创办的大悲佛教中心、由已故的演培法师初创、其弟子宽严法师扩大规模并担任主席的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在现任住持明义法师的领导下成立福海佛教文化暨福利协会的福海禅寺。福海佛教文化暨福利协会旗下还成立了仁慈医院和托管中心，以服务广大社会民众。
另一些佛教组织则关注社会和社区活动，例如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每天提供免费的素食，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地为新加坡民众提供教育和福利基金资助。光明山普觉寺致力于推动佛法教育，在现任住持广声法师的带领下，光明山普觉寺提供从祖先牌位安置到社区与辅导等一系列服务。
在21世纪，慈悲佛教蓬勃发展，吸引了一批重视社会参与的现代佛教徒。4慈悲佛教对佛法、功德、业力的诠释以及有关活佛的观念，推动他们致力于维护佛教的社会参与。他们付出时间、精力和资源，参与到各种佛教慈悲场域中。
在新加坡的佛教景观中，慈悲佛教的发展推动佛教道德自我的兴起和佛教慈善事业的推广，促进本地佛教慈悲场域和慈悲微场域的扩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观察到佛教组织举办各类社会福利活动，服务于社区中不同社会群体乃至广大民众的不同需求。除了佛教组织为新加坡的慈悲场域提供服务的努力，我们也见到小型的或非正式的佛教团体为更为具体的慈悲微场域提供服务。慈悲佛教的发展推动了各种佛教关怀服务的出现。这些服务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分别为：(1)为长者开办的养老院和看护中心；(2)医疗保健服务；(3)为特殊儿童和残疾儿童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和中心；(4)幼儿园及托儿中心；(5)地方或跨国灾害紧急救援；(6)为戒毒人员开设的康复计划和收容所。5除此之外，佛教组织也为善信和公众提供许多例如佛法课、禅修以及讲座等社会、文化、娱乐和休闲服务。
佛教组织通过与新加坡政府进行密切合作，保证权责分明，并确保提供高质量服务，从而使得佛教慈悲领域高度组织化。大部分涉及照料长者的福利服务是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的，包括国家福利理事会、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卫生部。6而与教育相关的服务则是与国家教育部合作开展的。此外，革新佛教组织也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有需要的社区提供福利服务。佛教慈悲场域不仅限于新加坡国内，许多佛教组织积极组织募捐，为区域和跨国救灾工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在有些情况下，佛教组织甚至派出志愿者前往灾难现场提供援助。
慈悲佛教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可持续发展。慈悲佛教需要吸引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加入并留住这批年轻人，他们必须有志于此，愿意投身社会宗教工作和慈善事业，同时具备一定的能力，在面临挑战的时候能够创造性地推陈出新，适应社会的需求。
慈悲佛教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即宗教非政府组织）融入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以满足新加坡民众尤其是社会边缘群体的需求。与国家、企业以及公民社会进行合作，有助于佛教团体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精神，践行佛教慈悲理念。
此外，在当下的新加坡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财富的两极分化以及新移民的增长等因素使得社会出现了新的需求，也是慈悲佛教所面临的挑战。慈悲佛教需要积极应对新的挑战，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方能与时并进，践行慈悲济世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