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方言群

新加坡开埠伊始，便吸引着大量中国移民南来谋生，新加坡华人社会逐渐成型。在南来的华人群体当中，他们又因原乡祖籍地的不同，依据地缘属性划分为不同的小社群，形成以方言群为群体认同的帮群结构。早期南来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多来自中国南方，他们可根据方言群而分为五大帮，即包括来自福建的闽帮、广东的广帮、客家的客帮、潮州的潮帮和海南的琼帮。

闽帮

在五帮之中，闽帮人口最多、势力最强，在早期帮权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福建人较早移民至新加坡，当地最早的福建公冢——恒山亭成立于1828年，距离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1819年仅相差九年。闽帮的特色之一在于其领导结构乃由马六甲的侨生家族主导，这些家族在较早时就举族移居新加坡，在当地建构起闽帮社会，建立了海外的第二家乡。

薛佛记（1793－1847）、陈笃生（1798－1850）、陈金声（1805－1864）等新加坡重要闽帮家族均源于马六甲，在两地华社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威望。薛佛记为恒山亭的最高领导人物，出任大董事。陈笃生在1840年建立的福建庙宇——天福宫，随即替代恒山亭成为闽帮的领导机构，陈笃生也因此成为闽帮的重要领袖。天福宫同时也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庙宇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以陈金声为首的闽帮领袖，分别在1849年和1854年创建的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即新加坡目前可考的最早私塾之一。早期闽帮社会所建设的恒山亭、天福宫、萃英书院无不反映福建群体在本地留下的历史足迹。

潮帮

旅居新加坡的潮州群体的人口数量仅次于福建人，同样在较早时期就移民至新加坡。潮帮最古老的庙宇——粤海清庙在1826年就已存在，其创立年份甚至还可往前追溯，比闽帮的恒山亭和天福宫更为悠久。粤海清庙本为领导潮帮的主要代表机构，但在1845年就被潮帮领袖佘有进（1805－1883）创立的义安公司取代。义安公司在同年购置泰山亭作为潮帮的首个公冢，此后佘氏家族主导的义安公司长期充当潮帮的领导机构。1929年潮州八邑会馆成立，成为潮帮另一个重要的领导机构。佘氏家族对潮帮领导权的长期控制乃得益于其家族掌管大片胡椒与甘密种植土地。早期潮帮群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大多数潮州移民都属于从事胡椒或甘密种植的劳动群体，故大地主佘氏家族能轻易对其进行掌控。在文化教育方面，潮帮领袖乃于1906年集资创办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属于当时的新式学堂之一，后更在1940年创建起义安女校（今义安小学）。两所学校均由义安公司管理。

广帮与客帮

广东人和客家帮群体在数量上远不如闽帮和潮帮来得多，但其移居新加坡的历史并不比后两者来得晚。从现有的文字资料可以得知，广、客两帮曾一同经营青山亭和绿野亭两座坟山，青山亭的历史更可追溯至1820年代，甚至极有可能在莱佛士开埠新加坡时就已开山。广、客帮人数较少，两大方言群在地缘上又较为接近，故愿意跨帮合作共同建立起坟山，是未在其他帮群所见。广客两帮人数虽少，却能再细分为三大社群，即广惠肇、丰永大和嘉应。嘉应与丰永大属于客帮社群，广惠肇则为客帮的惠州结合于广帮的广州和肇庆。除了共同经营坟山，此三大社群还合作管理海唇福德祠，该庙宇曾是领导广、客两帮的代表机构。不过进入19世纪末，三大社群因不断地矛盾摩擦而走向分化，最终选择独自发展，各别建立起自身社群的坟山公冢。在新加坡华社建校风气正盛的20世纪初，广惠肇社群独自建设养正学校（今养正小学），客帮人士则创办了应新学校。

琼帮

与其他四大方言帮派相比，海南人立足于新加坡的时间较晚，在人口数量上少于其他方言群。迟至1857年，海南先贤才购置土地创设海南人的专属庙宇天后宫，并同时建立琼州会馆（今海南会馆）于宫内，充当琼帮的领导机构。海南人大多笃信天后，琼州会馆和天后宫在早期即共用同一空间，二合为一。在坟山方面，海南先贤也是在19世纪中期才购置玉山亭作为其社群的公冢，到1890年再扩大面积，建设新玉山亭。在建设学校方面，海南社群在1910年设立起育英学校（今育英中学），在兴办教育方面同样比其他方言群来得稍晚。

方言帮群关系

综上所述，19世纪的方言帮权政治推动着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发展进程。在英国殖民政府采取“分而治之”和偏重帝国利益的政策下，华人移民的方言帮群为了团结与凝聚族人的力量，无不通过建设坟山、庙宇、学校等举措来照顾族人的生养死葬，确保了华人的原乡以外的第二故乡得以立足与生生不息。

19世纪的华人社会以方言群认同下的“帮”进行划分，华人群体大多活跃于自身的社群中，鲜少产生跨帮际交流，也造成华社因帮权而造成的对立与冲突。不过在帮权的领导层面上，各方言帮群的领袖并非互不来往，而且多有一同合作和共事的经验。如19世纪中叶的闽帮陈笃生、潮帮佘有进、广帮胡亚基（1816－1880）均获殖民地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充当华社的领导，他们不乏互相合作以解决各帮派之间的纠纷与冲突。

19世纪末，由于满清政权摇摇欲坠，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思潮和孙中山的革命党运动席卷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严重影响了新加坡华社的治安环境和经商利益，故殖民地政府加强对包括马来半岛在内的华社统治，大力瓦解各帮的党派势力，华社间的跨帮际活动被迫成为大势所趋。20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的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消释华社的帮群意识，并过渡至关注整体华族命运发展的爱国思潮。新加坡建国以后，独立后的政府极力形塑华社对本土的国民认同，帮群的认同也逐渐消失于新加坡华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