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闽帮教育事业

教育事业向来是海外华侨极为重视的一环，新加坡的闽帮华侨领袖亦不例外。新加坡在开埠后的第10年，即1829年，已有传教士汤生氏（1782－1835）记载当时本地有三间华文私塾。其中一间，坐落于北京街，以闽方言教学，当时有22名学生。道光年间萧令裕（1789－卒年不详）的《记英吉利》（1832）和魏源（1794－1857）《海国图志》（1847－1848）也记载，当时的“新嘉坡”（新加坡）有“坚夏书院”，由“弥利坚夷”（美国人）学汉字者居之，以闽粤人为导师。除此之外，在当时的新加坡，也有数间以闽粤方言为媒介语的私塾。

闽人义学伊始

尽管如此，当时的新加坡仍然缺乏正规的学堂。直至来自马六甲的福建永春领袖陈金声（1805－1864）创办崇文阁（1849－）和萃英书院（1854－1954），新加坡各方言籍贯的学校才开始普遍出现。据现存于《兴建崇文阁碑记》（1867）、《重修崇文阁碑记》（1887）记载，陈金声是于清道光29年（1849年）登高一呼，创办第一间闽人义学崇文阁。¹他以身作则，慷慨捐出叻币²880元，其义举深受本地闽商的支持。当时闽籍富商如洪浚成、黄崇文、章三潮（1805－1862）、曾举荐和许丝绵等³各捐巨款响应。陈金声此举共筹得叻币7504元。

在创办萃英书院时，陈金声依然以身作则，慷慨捐出一块价值叻币1710元的地段充当新义学的校址，并获得另外12位闽籍富商的支持，筹得叻币6345元的建筑费。此外，陈金声又向几位闽商和店家筹得叻币3848元，充当萃英书院的开办费和维持费。这所新义学很快成为新加坡著名的华人学府。19世纪70年代，英籍华人事务专家华汉（1825－1891）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当时萃英书院每天有100名学童上课，学校也雇有两名教师。

闽帮管理的萃英书院，也委任专员定期检查义学学生的课业成绩和教师的教学表现。当时，萃英书院每年举行的年考，成绩公布在本地的华文报章。同时，清朝驻海峡殖民地的总领事也受邀鉴定萃英书院学生考试的成绩。1892年，诗人及时任总领事黄遵宪（1848－1905）就曾参与鉴定学生的成绩。

如崇文阁和萃英书院，早期新加坡的闽人义学因得到闽帮的支持和监督，学生的成绩得以保持良好。华文报章与清朝驻海峡总领事参与监督机制，也激励学生积极学习，取得好成绩，进而促进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闽帮领袖与教育

继陈金声，早在1899年，同属福建帮的林文庆（1869－1957），便曾捐献土地创立新加坡的第一所华人女子学校——中华女校（今新加坡女子学校），其妻黄端琼（1874－1905）亦亲自执教。宋旺相（1871－1941）和邱菽园（1874－1941）也参与学校的筹创工作。

此外，陈嘉庚（1874－1961）也是尽心教育的闽帮领袖。陈嘉庚于1906年创办道南学校、1912年创办爱同学校、1915年创办崇福女校（今崇福学校）、1947年创办南侨女子中学（今南侨中学）。几所女校的创办，无疑提高了女子的识字率及社会地位。1919年，陈嘉庚率众创办南洋华侨中学，这是新加坡第一所华文中学，此举进一步完善了本地的华文教育体制。

对于英文教育，闽帮先贤亦贡献良多。1875年，章芳琳（1825－1893）创办章苑生学校，免费教导贫家子弟英文。陈嘉庚也曾资助英校，分别捐献了3万元予英华学校以及1万元予莱佛士学院。闽帮人在新加坡兴学的成就与努力有目共睹，这种精神一直延续至1955年陈六使（1897－1972）发起创建南洋大学，成为当时全东南亚最高的华文学府。1980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肩负教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