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办的学校：应新学校和启发学校

华人南下新加坡谋生，在这片殖民地上，拥有别于中国的经商机会。莱佛士（1781－1826）在新加坡开埠后，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即给予商人特殊优待，处处保护商人的利益，并且公开宣称商人阶级是新加坡社会的中坚分子。¹

在殖民政府的政策下，部分从商的华人遂逐渐形成一个富人阶层，这自然也包括了从商的客家人。客家商人在经济活动方面建立影响力后，便会进一步争取成为本身族群的领导者，以利他们进入上层社会。商人欲达到上述的目标，必须对族群有所贡献，当中就是设立会馆来照顾同乡，以及办学校来让同乡子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亦形成包括客家人在内，华人社会的特殊现象，即商人、会馆和学校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当中的关键就是商人。

应新学校的兴衰

应和会馆于1822年成立之后，会馆领导层不忘同乡子弟的教育，于1905年5月5日，创办应新学堂（后名为应新学校）。清朝末年，中国的维新派与革命党，为了寻求海外的资助，纷纷出洋至东南亚或美国。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士为东南亚带来了新思想与新的教育制度，新加坡华人社会亦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新观念与新式教育的传入，使得私塾教育走入历史，而西方式的教育则成为之后办教育的参考重点。应新学校是新加坡最早创设的新式学校之一，创办人为会馆董事部的黄云辉（1865－1926）、锺小亭（生卒年不详）和汤湘霖（生年不详－约1940年代）等人。该校在教学法与课本均采用新标准，而学校的经费除学费外，不敷款项全由应和会馆的董监事捐助。²

学校创办最初是设在陆佑街，由于许多家长反映交通不便，最终校董部决定在同年8月21日迁至直落亚逸街（俗称源顺街）的应和会馆，利用会馆的空间作为校址。应新学校历经了草创期、兴盛期，然后其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顿挫。二战后，在会馆领导层和族群社会的支持下，完成了重建工作。然而，在1960年代初，教育政策的改变，导致生源从减少到后来的枯竭，学校亦在1970年宣布停办。

茶阳会馆底下的启发学校

启发学校创办于1906年，当时茶阳会馆领袖刘春荣（生卒年不详）等人为了让同乡子弟能够接受新式的教育，便发起筹款，并租下陆佑街的店屋，创办了启发学校。开办之初学生有60多人，同年的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³1911年，会馆总理蓝镜清（生卒年不详）与诸董事，为解决校舍与设备不足的问题，议决将会馆增建三楼，以作为校舍。二战后为应付战时失学的学子，茶阳会馆会长张梦生（1900－1977）领导董事部，进行扩建学校的工作。新加坡迈向自治和独立之后，为了迎合国家的发展，教育政策随着调整，而启发学校面临跟应新学校同样的命运。

1985年，启发学校董事部与教育部协商，决定该年停办启发学校，由教育部在西海岸路50号另建新校舍，茶阳（大埔）会馆捐献10万元协助学校的发展。该新学校保留“启发”旧名，称为“启发小学”,以感谢茶阳（大埔）会馆的捐款，会馆领导获邀请出任学校咨询委员会之成员。

应新学校和启发学校都是由客家会馆创立起来的学校，其在新加坡独立前，肩负文化和族群教育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