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福建坟山

于19世纪开埠之初，新加坡华族方言群纷纷建立坟山义冢，解决同族乡亲客死异乡的丧葬大事。在方言五帮中，当时闽帮人口最多、经济势力最强。据恒山亭木匾“福弥春秌”（道光八年，1828）和《恒山亭碑》（道光十年，1830）的记载推断，来自马六甲的望族薛佛记（1793－1847）¹至少于1828年，已联合多位闽帮领袖创立位于石叻路与惹兰红山区恒山亭。恒山亭是本地最早的福建人义山，也是闽帮主要代表机构。

实际上，石叻墓葬群应该早于恒山亭正式成立。近年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丁荷生领导的研究团队在武吉布朗坟山里，发掘出至少有400余座刻有清朝年号的恒山亭迁葬墓，最早的“道光六年谢光泽墓”可以追溯至1826年。由此证实在新加坡的开埠初期，即清道光年间，已有不少福建人移民当地。

在这批新发掘的清朝古墓中，研究团队还发现一些墓主的祖籍地是来自闽南的内陆地区，如安溪、永春，也不乏来自闽南以外的莆田、福州等地。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移民星洲的福建人都来自闽南漳州与泉州，并将恒山亭视为由漳泉人士创立、一般上只供此两府移民安葬。然而，上述新发现颠覆了传统认知，反映了早期移民星洲的福建人不仅来自闽南，恒山亭几乎是安葬着大部分的福建人。正如薛佛记在1846年购置四角亭充作恒山亭新冢山时，镌刻《恒山亭重开新冢布告事碑》（道光二十六年）所说的：“厥后凡系福建人，倘有不测，可从此而葬焉。”

坟山的扩充与式微

19世纪中后期，闽帮人数从1848年的1万人激增至1881年的3万人，原有的恒山亭新、旧公冢早已供不应求。故闽帮领袖开始分枝散叶，先于1885年购置麟记山，再于1895年开辟老山（新恒山亭）充作同族的死葬场所。与此同时，闽帮的血缘组织也各自斥资建立各别的姓氏坟场，如姓王山、姓邱曾山、姓魏山等。至此，新加坡福建公冢的扩充与发展已到达了顶峰。

20世纪以后，英国殖民政府和独立建国后的新加坡政府逐步对华人坟山加强管制，并陆续征用坟山作为城市重整发展用途。闽帮领导一方面积极与政府协商，将受到土地征用影响的古墓迁移至其他坟山如老山、咖啡山等；另一方面，林文庆（1869－1957）、陈嘉庚（1874－1961）等闽帮领袖则大力提倡改变厚葬久丧的丧葬习俗，呼吁群众摒弃旧有封闭的帮权意识，葬于由市政厅开辟的跨方言群武吉布朗华人坟山。这些倡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华人违规建设私坟、坟地供不应求的困境。

1970年代以后，福建人的所有坟山都被指示封山，仅有老山、咖啡山和武吉布朗坟山一部分获得保留至今。现今的新加坡人已从帮权认同转向国民认同，不再要求安葬于同个方言群的冢山。因此，福建公冢作为丧葬场所已成为历史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