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闽帮庙宇

新加坡最重要的闽帮庙宇——天福宫创建以前，以薛佛记（1793－1847）创办的坟山兼庙宇恒山亭是新加坡闽帮的主要领导机构。当薛佛记在1839年返回马六甲接任青云亭亭长后，也是来自马六甲的陈笃生（1798－1850）便晋升为新一代的闽帮领袖。在这一年，陈笃生率闽帮绅商创建天福宫于直落亚逸街，并于1842年正式落成。

天福宫成立之初，闽帮领袖便展现了超脱方言帮群的格局与视野，因为该宫庙放眼整个新华社群，旨在通过崇祀天后圣母以联系与团结华社。在《建立天福宫碑记》（1850）中，陈笃生等大董事便以意义较宽的“唐人”自称，而非带有帮群色彩的“闽人”。此种宽广的胸襟使其逐渐成为新华社会的领导机构，取代了先前恒山亭仅局限于闽人坟山的社会功能与领导权。

天福宫虽以宗教场所而立，但其定位不限于此，正如其碑文所述：“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之会馆议事之所”，即“唐人”聚众议事之处。换言之，天福宫志在成为新华领导中心。宫内高悬一幅由清光绪帝御笔的匾额——“波靖南溟”间接地说明了其重要的社会地位。

早期的闽帮庙宇

在这之前，新加坡闽帮领袖已有成立更早的庙宇。据匾额“德被生民”显示，金兰庙创建于道光拾年（1830年）。“金兰庙碑”（道光十九年，1839年）记载，金兰庙是以陈治生、杨清海与许荣海三人主导创立。该庙建筑费用近1000元，三人认捐640元，占总数之一半以上，陈治生更以捐款360元高居榜首。据推断，“陈治生”可能是新加坡19世纪初黑帮首领“陈送”的别名。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以英文记载陈送（1763－1835）有多个别名，分别是Tan Che Sang, Tan Chi Sang, Tan Cheh Sang 和 Tan Chee Sang，显示了这个可能性。该庙最初是闽帮内部的秘密会社，是由75位创始人为核心的兄弟会。金兰庙创于开埠之初，各帮人马拉帮结派成为重要的生存策略。然而，随着英国殖民政府在1890年将秘密会社列为非法团体后，金兰庙的性质从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给信众祭拜的纯宗教庙宇。

1836年，在福建南安侨领梁壬癸（生年不详－1843）的主导下建成凤山寺，为早期南安人的重要机构，承担着外庙内馆“联络乡情”的职责。当年闽帮的迎神赛会有妆艺游行绕境的习俗，其中，凤山寺的广泽尊王、恒山亭的福德正神，以及金兰庙的清水祖师并列，且被请至天福宫内接受善信膜拜。可见这三间庙宇与神祇的地位和神格受到重视与肯定。

除此以外，庆德会（1831）是早期福建商人在新加坡设立的互助团体。清元真君庙（1849）和浯江孚济庙（1876）则代表了守护旅居新加坡的闽南长泰人和金门人的地方神庙宇。

庆德会位于天福宫之左翼，又称“庆德楼”，与天福宫右翼的崇文阁塔楼互相对望。其创始人是36位侨生华人中介商，他们在三官大帝（赐福天官紫微大帝、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解厄水官洞荫大帝）灵前发誓结为兄弟，每位兄弟缴付百元大洋作为庆德会之基金。若会员逝世或生意失败，该会将在经济上支援其家属，至其可以自立自主。从创始人石碑上的姓名可见，创始人皆与马六甲漳州、泉州集团有密切关系。他们或为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后裔，或为新加坡和马六甲华社领袖薛佛记的亲戚，或为马六甲青云亭亭主之后裔等。36家族的后裔长期保持着一种虚拟的亲属关系，人数虽有递减，但历一个半世纪仍奉行如仪。

按《重修长泰庙碑记》记载，章三潮（约1805－1862，章芳林之父）于道光廿九年（1849）创办了漳属人士的长泰会馆，内奉后来的“清元真君”。光绪十三年（1887），章芳林（1825－1893）重修会馆，改成当地居民供奉清元真君的庙宇，俗称“长泰庙”。此庙原有三进，规模颇大。但到了1970年代，仅存一进正厅，香火凋零，逐渐消失于城市重建中。改馆为庙，可能是因为长泰会馆活动近乎停顿，也可能是会馆本就靠近广东群集的牛车水，长泰人会馆难以在该区与民众有积极的社会活动。

闽帮支派庙宇

“浯江孚济庙”是新加坡金门会馆前身，由金门移民创建于光绪二年（1876），位于牛车水士敏街（今史密斯街），奉开拓金门唐牧马王圣侯恩主陈渊夫妇为主神。孚济庙初为庙宇，随后金门侨领在内设办事处，初称“金门公司”，后称“金门会馆”。立于光绪二年之《浯江孚济庙碑记》石碑未提金门会馆之名，民国二十年（1931）所立的《重建孚济庙碑记》并附《民八重建孚济庙捐款芳名》才出现会馆之名，即是此证。1974年，浯江孚济庙被政府征用土地，故辗转搬迁至庆利路72号。1986年，金门会馆大厦正式竣工，圣侯恩主陈渊夫妇之神龛迁往大厦顶层，继续供奉至今。

不论是天福宫还是凤山寺，早期的新加坡闽帮领袖与马六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福宫的创建董事中几乎都是来自马六甲的富商望族，凤山寺创始人梁壬癸的哥哥梁美吉则是马六甲青云亭首位亭主。这说明早期新加坡闽帮庙宇的领袖结构和庙宇文化皆受马六甲闽帮的影响。其他闽南庙宇则服务于原有家乡移民，辗转至今。庙宇在早期也发挥着会馆的社会职能，而非仅以烧香拜神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