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一词最为广泛流传的说法是新加坡19世纪才子诗人邱菽园（1874－1941）所启用。邱菽园自号“星洲寓公”，人们认为“星洲”是他首创，主要缘于邱菽园于1898年5月31日刊登在新加坡的《天南新报》的一文。他在文中说：“岛人尝称新嘉坡为星嘉坡，闻以为译音之偶异耳，今而后知星字之为美，其在斯乎！然是坡也，一岛滢洄，下临无地，混然中处，气象万千。既以星嘉是坡为表异，何不以洲名是坡为纪实耶？乃号之曰星洲，而以星洲寓公自号。门下士以星洲为纪实也，遂沿其称曰星洲。都人士知星洲为表异也，亦群而和曰星洲。载述于此为新嘉坡得号所自。”

邱菽园的“星洲”

邱菽园在文中认为“新嘉坡”和“星嘉坡”这两个译名，以“星”字冠头的“星嘉坡”更能显示其美；后面的“坡”字，不如以“洲”字取而代之，更能如实表达新加坡的地貌环境，因此称它为“星洲”。

《天南新报》1898年5月31日《杂著附刊》邱菽园关于“星洲”之诗文。（林恩和提供）
邱菽园肖像，约1910年至1920年间。（李昆昌影相馆藏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1930年1月15日在《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刊，邱菽园发表了一篇《星洲溯源谈》，宣称星洲之称，为自己所创：“星洲之称，起于1898年（戊戌），菽园为天南新报时所偶然命名（见拙作《五百石洞天挥麈》中所记）。迨后宋森1长养正校时，编撰月刊，曾引证之。今亦流行已久，一若自然人之有别署者然。”后人视“星洲”始于邱菽园，相信受上述二文影响。

左秉隆的“星洲”

1971年1月1日，学者陈育崧（1903－1984）在《南洋商报》发表《星洲考源》指出，1887年大清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1850－1924）的诗集《勤勉堂诗钞》，在《游廖埠（二首）》最后两句：“乘兴不知行远近，又看渔火照星洲”。他以“星洲”入诗，时间早于《天南新报》创刊的1898年，明显不同意邱菽园创造“星洲”一词的说法。针对这点，也有意见认为左秉隆此处用的“星洲”，并不能确指新加坡，而是对廖埠夜景的描写。2

新加坡开埠前，中国古籍多以“息力”称之，其他如实叻、石叻、息辣（《海录》）等均是同名异写。这些名称源自马来语的selat，意为海峡。开埠后，英国人沿用新加坡古名Singapura，以英文称之为Singapore。此后，各种华文译名层出不穷，尽出自此英文名称。细分之，不外乎以“新”字为冠头，比如新甲埔、新加坡、新嘉坡、新忌利坡等；或以“星”字为冠头，比如星架坡、星格伯耳、星奇坡等。

华社创造的华文译名

新加坡早年华文译名林林总总，归纳起来，主要是以“新”字冠头，或是以“星”字冠头这两大译名组合，它们都是英语的记音，并不能表达华人的地理认知和对在地的感情。已经逐步成型的华社，自然而然就会对这些不符合华人语言习惯的地名，进行干预和改造，以华人的构词习惯，重新定义，取代不带华人感情色彩的音译词，并内化为含南洋华人文化和语言习惯的地名。叻州、叻邦、新州、新洲、星坡、星洲等华化名称，就在华社使用和改造的过程中诞生。

道光十年（1830年）薛文舟（即薛佛记，1793－1847）立恒山亭碑，碑文采用“叻州”；道光戊申岁次（1836年）重建宁阳会馆石碑，写为“新州”；其他还有采用“叻邦”（1875年建修应和会馆石碑），或“新州”（1880年琼州会馆序碑文）。曾国藩（1811－1872）儿子曾纪泽（1839－1890）在1880年7月24日上疏《请恤新加坡病故领事片》中，就用“新洲”称呼新加坡。

邱菽园在1896年，即他宣称“星洲之用，起于1898年”的前二年，在《记丙申十一月归舟》一文中写道：“丙申十一月十四日，由星洲买舟东渡”（《菽园赘谈》卷之三）。作者也在书中几处不经意地用到“星洲”，可见“星洲”在1898年之前，已经逐渐为人所知。

邱菽园《记丙申十一月归舟》，收入《菽园赘谈》卷之三，初版于1897年，此为厦门大学2018年版。（林恩和提供）

这些华化的称呼，首先出现在口语当中，然后出现在文献记录里。它们经历语用选择和同类表达形式的自由竞争，最后“星洲”一词脱颖而出。

总体而言，很难说谁是第一个使用“星洲”这个词的人，可以肯定，它不是邱菽园个人的创造；第二，“星洲”一词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上广泛流通，邱菽园起着推波助澜之力，这一点倒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