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族文化：国家认同、族群归属、文化建构

“新加坡华族文化”一词涵盖三大要素——“国家”“族群”“文化”。从新加坡国家历史发展的脉络，考察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变迁，有助于了解华族文化的演变、内涵和特色。

国家认同：从殖民地到独立国

新加坡开埠至今超过两百年，其间有两个关键年份，即1819年和1965年；前者开启了殖民地时代，后者步入独立国家阶段。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早期移民即以华人占大多数，其中小部分是再迁移的马来亚（马六甲和槟榔嶼）土生华人（俗称“峇峇”，后来又出现“海峡华人”和“新加坡土生华人”的称谓），大部分则是接踵而至的中国南部沿海住民（俗称“新客”）。由于迁移时日长短不同，两个群体的中国意识有着显著的落差，土生华人的本土意识比较浓厚，而中国南来者多数怀抱落叶归根的想望。

19世纪中、英两国于新加坡再度碰撞，且均已察觉当地华人的价值及其贡献。1877年，满清政府和殖民地政府分别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和华民护卫署，展开了长期（直到二战前夕）争取华民归顺与归化的角力赛，激发了华人对两国政事的关注和回应。其有效途径包括文化和教育的推动、国君重要庆典的举行、鬻官卖爵与颁发勋章的举措、政治人物的到访和战争抗敌的召唤等等。于是，华人社会出现了分别认同中国和效忠英国的子民，并埋下华校生／华语群与英校生／英语群之间文化分歧的伏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瓦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加坡国随后诞生。新加坡历史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地华人也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中英两国控制力量相继撤退，新兴国家要求人民效忠所在地；另一方面世界大国的冷战带来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种族矛盾的深化，导致社会上族群之间和语群之间的进一步分裂，也影响了华文教育的发展。1970年代末，政治阴霾逐渐散去，华人族群身份及其文化认同方获松绑，但从此面对文化断层的焦虑。

族群归属：华侨、华人、华裔、华族

从英属殖民地发展为新兴民族国家，新加坡华人的称谓也在变更之中。殖民地时代，“唐人”、“中国人”、“华人”（包括“峇峇”，即“海峡华人”）、“新客”等称呼交替使用，而“华侨”一词迟至19世纪80、90年代才出现，并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盛行，此后连带早期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也泛称“华侨”。新加坡大部分华人也接受“华侨”称谓，1919年创办的“华侨银行”和“华侨中学”，其命名之由来不言而喻。

二战改变了新加坡华人与中、英两国的关系。1955年中国取消双重国籍，“华侨”一词被定义为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华人。新加坡建国后，具有政治意涵的“华侨”称谓显然已不适用，取而代之即“华人”。1960年代以来，“华人”一词通用于东南亚，而中国常用的名词则是“外籍华人”。从“华侨”到“华人”，乃国家认同转向的表征。进而言之，“华人”涵盖“华侨”，犹如“华人史”包含“华侨史”，但不是所有的华人，都可称为“华侨”或愿被称“华侨”。

在中港澳台以外的国家，“华人”又可与“华裔”、“华族”交替使用，惟各国华人有各自的选择和习惯。事实是，各地华人人口的占比往往左右了国家的政策，进而影响华人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例如新马华人，即便是年轻人也不习惯称自己为“华裔新加坡人”、“华裔马来西亚人”，他们更认同“新加坡华人”、“马来西华人”的称谓；而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后裔，一般愿意被称为“华裔美国人”、“华裔加拿大人”。“华裔”即“华侨”和“华人”的后裔，“华裔”的称谓因而产生了微妙的距离感。

在学术界，“华族史”与“华人史”二词无差别，但后者似较常见。新加坡建国十多年，政治气候转换了，“族”的敏感性也逐渐消退，唯族群关系还必须谨慎处理。无论是“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的国家信约，或者是CMIO（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其他种族）的多元族群治理模式，族群关系一直是国策的一大重点。建国后随着区域紧张氛围的缓解，在极短时间内，新加坡领导人从强调“求同”走向重视“存异”，从“去华化”走向“再华化”，前者针对多元种族之间，后者则指向华人本族。或许，在这样的语境里，“族”字比“人”字更适用于多元文化场域。

华族文化：传承与调适、挫折与应变

广义的“文化”即覆盖物质与精神层面，狭义则侧重精神领域，后者包括语言、宗教、文学、音乐、绘画、雕刻、建筑、舞蹈、戏剧等等。探讨海外华人社会与文化，不可忽略其三大支柱，即社团、学校、报章。三者除了发挥社会、经济、教育等功能外，也负起文化承传的重任。殖民地时代，不同籍贯的宗乡会馆兴办华校，甚至创立跨越籍贯藩篱的中学和一所大学，构筑了文化堡垒。1980年代，华校式微，华人社团和华文报章虽也经历挫折，尔后还是分担华族传统文化的守护与普及工作。

随着国家认同的变迁和族群归属的转化，新加坡华族文化不断演变。考察文化演变历程，可窥探其多元化（以峇峇文化为例）与本土化的发展和特色，及其后来遭遇挫折与再出发的轮廓。离开了故国原乡，新加坡华族的文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来自土著文化的渗透，二来自西方文化的洗礼，于是，既产生东西文化杂糅的现象，也促进中华文化的落地发展。

新加坡土生华人／海峡华人的文化显然是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呈现多元文化的特征。但相较之下，它不及槟城峇峇的“华化”色彩，也够不上马六甲峇峇的“马来化”程度，却有着显著的“西化”样貌。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喜欢西方戏剧、文学、音乐、体育，他们参加教堂活动，组织业余西式社团、出版英文杂志等。不过土生华人并不纯然是西化的：他们的家庭，以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福建方言和马来话的混合语）交谈；他们的知识分子为女孩创办英文女校，兼教中文；他们平日喜爱结合西方和马来族的流行音乐，婚丧和节日活动时会借用福建人的音乐和马来族的乐器；他们甚至比一般中国移民家庭更遵守中国传统习俗。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末一群受英文教育的峇峇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即官话（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带领族群“脱夷返华”，试图挽救“由华入夷”的悲剧。百年后，华校体系瓦解，失根危机逼近，纯受英文教育、有着峇峇家庭背景的新加坡政治领袖，为挽狂澜于既倒，又掀起另一场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可以说，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去华化”与“再华化”的重复，成为新加坡华族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

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落地发展是另一图景。中国人南下带来了乡土文化（如方言、风俗、童谣、私塾、庙宇、神明等）。他们之中的有识之士，目睹华族后裔土著化和西化的趋势，或担心峇峇“移华而巫，尽变种质”，或忧虑就读英校的学生将“忘却华语……沦为蛮夷”，于是兴办华校，教育华人子弟。随着中国领事馆的努力、知识分子的陆续到来、现代学校的诞生，华族文化得以提升（精致文化也在小圈子里出现，如会贤社聚集了上千诗人文士），并缓慢地普及。尔后中国影响加剧，新加坡华族文化成了中国文化的支流。于是，殖民地时代华族文化弥漫中国色彩，例子俯首即是，如庙宇供奉的妈祖和观音等神佛、华校来自中国的师资和教科书、方言群的音乐和地方戏，还有响应中国维新的儒学运动、受五四运动影响的报章形式和文艺思潮、支持中国抗日的华文文学艺术等等。不过，中华文化移植南洋，落地生根后，也逐渐养成适合土壤的状貌和气质，即便日后与故国原乡疏离，依然顽强地成长。

开埠后一个半世纪，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结束、新兴国家诞生，华族的身份从“华侨”转为“华人”，华族文化也产生了变化，其进程是从渐进式来到快速化。百多年来，华族文化经历了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的磨擦、共存和消长。以华校教科书为例，华校教科书向来以中国为本位，即便是后来在本地出版的也不过是加添了一些南洋特色；直到1950年代，紧跟着华校“侨校”色彩的淡出，教科书也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独立后则迅速地“新加坡化”。再以华文文学为例，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一枝独秀，有学者认为，从1920年代至二战后，它经历了“南洋色彩”与马来亚文学的提倡、侨民意识与本土意识的消长、本土意识的抬头与马华文学的发展，以及新华文学的诞生。简言之，150年来，新加坡华族文化的演变呈现了中国化、本土化、国家化的历史轨迹。

然而，建国后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发展并非从此顺遂，虽不至于步入穷途末路。在极短的时间内，它先是承受“去华化”的冲击，旋即面对“再华化”的挑战。在国族求同的框架下，与华文相关的种种事业和组织迅速陷入消退状态，华校人数剧降，报业经营惨淡，宗乡会馆功能减弱，导致1980年代“大合并”现象的一再出现。此一变化，对华族文化的影响深远。就在危机重重时刻，契机已然浮现。70年代儒学经济圈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说盛行，80年代国际上寻根热的掀起，以及岛国领导人对“西方歪风”的疑虑等因素交错，为新加坡华人重申“华人身份”和复兴传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即便如此，文化断层已然形成，重重困难有待克服。

新加坡华族文化，走过了中国化、本土化、国家化的历程，再经历了去华化、再华化的变迁。无论是宗乡会馆、华文学校、华文报章等的变革，抑或是华族的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和戏曲等的演化，其承传、浮沉，无不呈现相当清晰的共同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