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06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新加坡华商最高领导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总商会除了在商界扮演团结帮群﹑开创商机﹑为民请命的角色,更在新加坡独立后充分发挥促进本地商业发展的功能,影响力持续至今。

回顾过去百余年来,总商会始终贯彻着华商精神,对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特别是2017年,第59届董事会进一步将“华商精神”视为总商会的发展基石,1并以“诚信、效忠、回馈、创新”2作为其精神价值的内涵。

总商会第61届董事会于2022年3月就职后,在原有的“华商精神”基础上,以“爱国、诚信、传承、创新、聚商”10个字来概括总商会的核心使命与信念。3同年,总商会大厦举行翻新落成典礼,时任李显龙总理赠送刻有“诚信为本、效忠为国、创新为先、回馈为民”的牌匾楹联给总商会,鼓励总商会继续做出贡献。

诚信为本 效忠为国

自创会以来,总商会多次代表商界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开征所得税以减轻商家的负担。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总商会请求殖民地政府设立平民工艺厂收容失业工人,并建议当局开办大型工厂安置工人,为本地商界谋取利益。

二战结束后,总商会协助商家向殖民地政府呈报战时损失与赔偿数额,同时反对米粮统制和所得税的新政策,让本地经济可以更快地复苏。总商会在政治上领导本地的公民权运动(1947-1957),积极向殖民政府争取公民权,鼓励本地居民落地生根。

1959年当新加坡获得自治邦地位,总商会主办“庆祝新加坡自治博览会”,吸引超过30万人次参观,成为东南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博览盛会。此举意谓着本地华商相信总商会的领导,支持新加坡自治邦的成立,展现认同本土的政治立场。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总商会于1966年设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基金”,每年颁发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学生。总商会亦全力协助政府推动工业化,带领商界一同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总商会也组织考察团,鼓励会员加强海外联系,活络国际商贸往来。当政府在1967年宣布实施国民服役制,总商会全力配合、协助宣导和登记事宜。1968年,总商会领导下的国防基金募捐小组,为国防部建军筹得123万余元。

1971年,时任总商会会长黄祖耀(左)颁发奖学金予南洋大学马来文系学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供)

创新为先 回馈为民

到了1970年代,总商会与政府、商界和跨国企业紧密合作,透过集体交涉成功取消不合理的合约制度,打破由西方船运工会垄断运费的局面,降低运输成本,造福商界。

进入1980年代,总商会预见未来趋势,开始设立微型电脑中心。总商会也成立培训中心,为各界人士提供多元的培训课程,协助学员提升技能,提高生产力。1990年代,总商会将之升级为管理学院。总商会也先后发起“世界华商大会”和“中小型企业大会”,带领新加坡商界扩张国际网络和视野,积极推动本地中小企业进入电脑化和网际网络时代。

总商会于1991年8月首次举办世界华商大会,该会旨在建立一个全球商业网络平台,让遍布世界的华商齐聚一堂,加强彼此的商业联系。世界华商大会为双年会,由各地华商机构轮流主办。

1991年8月10日,建国总理李光耀在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供)

迈入新世纪,2004年,总商会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共同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资助有利于提升华文及发扬华族文化的项目。2006年,总商会成立企业发展与服务中心,首次举办“商团大会”,以整合各行业资讯,共享资源。2007年,总商会支持政府主导的“通商中国”,为本地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尽一份力。

2010年以来,总商会在中国上海成立第一个海外代表处,随后分别在重庆、成都和南京设立据点,成为本地商家、政府与海外市场的重要桥梁。2017年,总商会首设“商团中心”,为本地不同领域商家建立合作平台,共谋行业发展,进行自我提升和转型。即便是在冠病疫情的挑战下,总商会配合政府政策合力抗疫、出钱出力。总商会也在上海设立新加坡进口馆,协助会员扩张业务,开拓商机。

2017年11月22日,时任李显龙总理(前排中)为商团中心主持揭幕仪式。(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供)

随着时间的演进,总商会不论是在会务方向,或是对“华商精神”的落实,持续与时并进,也显现它承先启后、继续造福社会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