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有其自身的一套运作体系。当殖民地政府不太重视华社的福利时，华社以一己之力，承担了照顾自已族群的责任。从最早的“慎终追远”，创建坟山，负责族人客死异乡的问题，到日后的办医院、办学校，排难解纷等，处处可见华社互助的情况。

普遍的认知是，华社是通过会馆组织解决族群面对的问题。早期移民为了克服生存的困难，同乡亲戚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成立宗乡会馆或互助会相互扶持。从历史上看，会馆除了为新客1提供就业与住宿，还是当年各籍贯移民的联络中心和团结机构。然而，在宗乡团体成立之前，在新加坡，庙宇其实是解决移民的精神与生活问题的重要组织。

帮权、2绅权与神权

19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建立在“帮”的体系上。主要有五大帮群，即：闽、潮、广、琼、客。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各自方言为认同的“帮”，促使当地许多庙宇都是以“帮”为轴心。以福建帮为例，来自马六甲的土生漳泉商人，便是通过建庙作为团结族人的中心而赢得绅权（帮领导权），并垄断了闽帮的领导层。“帮”高于一切，“帮”首的威权，不可侵犯。“帮首”或许希冀用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神权”，再凭藉这“神权”，来建立“绅权”，并运用“绅权”来领导一帮，进而至于超帮。“绅权”促使“帮权”合法化，正所谓“绅权神授”是也。

薛佛记肖像，摄于约1989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积极参与庙宇活动是早年成为侨领必备的条件之一。新加坡福建帮开山鼻祖薛佛记（1793－1847）实开此风气之第一人。1828年，薛佛记在石叻路（今惹兰红山）创建恒山亭。除了薛佛记，热心庙宇活动的，还有闽籍人物章芳琳（1825－1893）。章芳琳从1863年至1887年的24年间，共重修和建立了五间庙宇：1863年建双狮大伯公庙于巴西班让，1891年重修；1869年，襄助代表广、惠、肇、丰、永、大、嘉各帮位于直落亚逸的海唇福德祠的扩建工程；1887年重建清元真君庙于福建街上段（原庙建于1849年，1980年代拆除）及玉皇殿于合乐路，并独资重修于纳喜士街的金兰庙。章芳琳是福建帮中建庙最多的华社领袖。

清元真君庙，1973年。（新报业媒体授权转载）
章芳琳身着清朝官服照，1900年代。（皇家热带学研究院藏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帮权政治下的庙宇主要负责安排、处理和执行帮内所有民间一切的公众生活，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庙宇由当地华社领袖和帮群政治的核心人物负责管理。新马南洋史学者陈育崧（1903－1984）在《石叻古迹》一书的序文中提及，庙宇经社会化后，作用不断地扩大，最显著的：“举办善举、开设学校、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

庙宇与会馆交互共生，成为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重要的组织形态。例如以妈祖为主神的天福宫，不仅是福建帮的产物，也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随着国家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庙宇的社会功能已不如从前。

宗乡会馆继承了庙宇的传统，不断作出改革，处理许多华社内部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今日的宗乡会馆体制。庙宇与会馆的关系密切，其间存有诸多共同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各自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见证了新加坡开埠的历史和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