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anakan一词,其词源“anak”在马来语中指的是“孩子”,一般翻译成“土生”,泛指在马来群岛与土著女性结婚的移民后代。

在新加坡,Peranakan经常与“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和“海峡华人”(也称“侨生”,Straits Chinese)混用,但并非所有海峡殖民地出生的海峡华人都算是Peranakan或土生华人。同理,也并非所有Peranakan都有华人血统。除了土生华人,还有其他较小的土生社群,如土生武吉士人、土生阿拉伯人、土生爪哇人、马六甲查蒂人(混合了马来和印度淡米尔血统的后裔)、土生爪夷人等。

本文仅聚焦土生华人,简洁起见,文内所指涉的“土生”(Peranakan),专指土生华人。

新加坡的土生华人

新加坡大多数的土生华人都是马六甲土生华人的后裔,他们日常使用峇峇马来语(一种受华族方言和其他语言影响的混合马来语)和英语进行交谈。这与槟城的土生华人不同,槟城土生华人普遍使用混杂马来语的福建话以及英语交谈。土生华人的男女成员分别称为峇峇和娘惹,但“峇峇”也是整个土生社群的概称。

一个土生华人家庭照,1930年代。(李急利夫妇捐赠,新加坡土生文化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新加坡土生华人的华人先辈大多是自15世纪至17世纪定居于马六甲、并与当地马来妇女结婚的福建和广东男性移民。他们的后代后来又与其他土生华人或19世纪南来东南亚的“新客”通婚。1

据佘有进(1805-1883)的估计,1848年新加坡约有1000名“马六甲华人”。佘有进自己因为通婚而成为土生华人社群的一份子。对比而言,当时的新加坡还有9000名福建人、1万9000名潮州人、6000名广东人、4000名客家人和700名海南人。佘有进也指出,这1000名马六甲华人中,有300名为“商人、店主及他们的随从”、100名“财务人员及其他受聘于欧洲人的人员”、300名“聘用于各处的管家”、200名“小商贩”,以及100名“从事农业人士”。2

除了贸易商和店主外,许多土生华人还从事航运、银行业和房地产业。新加坡其中一位著名的土生华人是商人和慈善家陈笃生(1798-1850),他于1819年,也就是英国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的那一年,以蔬菜商的身份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

土生华人的“黄金时代”始于1830年代,延续至1930年代。这期间,他们享有最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大多受英文教育,与新加坡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商人维持共生关系,扮演着英国人与其他族群之间的中介角色。他们也认同自己为英国臣民。1900年,一群知名的土生华人成立了亲英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通过与英国人的合作,土生华人将自己与来自中国称为“新客”的华侨区隔开来。

当时,新加坡许多富裕人士都是土生华人。除了陈笃生之外,还有如陈金声(1805-1864)、薛佛记(1793-1847)、颜永成(1844-1899)、宋旺相(又名宋鸿祥,1871-1941)和章芳琳(1825-1893)等著名人物。许多土生华人也热衷慈善事业,积极贡献社区,捐款提升公共福利,也捐款建设天福宫(1839)、陈笃生医院(1844)和新加坡女子学校(1899)。他们当中一些人仍与中国原乡保持联系,如陈明水(陈金生的儿子,1828-1884),就曾为中国的饥荒救灾做出贡献。薛有礼虽然接受英文教育,却创办了新加坡早期的华文日报《叻报》(1881-1932)

走入土生华人的家

早期,新加坡的土生华人主要居住在尼路和丹戎巴葛一带,后又扩展到加东、如切和翡翠山等地方。他们聚居于成排的店屋,店屋门前有“五脚基”,这条有盖走廊把整条街的多户店家连接起来。穿过两扇极具装饰性、镂空的护栏小矮门(pintu pagar)和前门,展现在眼前的是放有祖先牌位的前厅。继续走入狭长的室内,即是客厅、天井和厨房。柚木和红木家具、“福禄寿”三星瓷像、以及厨房用的瓷器都是在土生华人家中常见的景象。这些瓷器包括来自中国或日本蓝白色的青花瓷,或从中国江西景德镇进口的、常印有凤凰图案的粉彩瓷器(“娘惹瓷”)。土生华人家里的侧厅也是消闲的场所。受欢迎的游戏,从四色牌(cherki)到用98个玳瑁贝壳制成、供两人玩的“冲格”(congkak,一种马来传统播棋游戏),应有尽有。玩“冲格”时需使用一个长木块的棋盘,两端有两个大凹槽或“房子”,中间则有两排并列的14个小凹槽。

虽然土生华人家庭基本沿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华人传统观念,他们并不像大多数的华人家庭那样,遵循严格的父权制度。房子可说是土生华人女性活动的场域,传统手艺如烹饪、刺绣和珠绣,彰显了女性在家里的价值。男性“新客”入赘女方土生华人家庭的例子也并不罕见,这种做法称为“进赘”(chin choay)。继承制度方面,家中的一家之主如过世,则由其妻子、而非儿子,当家做主。在新加坡,土生华人女性是当时最早接受正规教育的女性群体,她们在新加坡女子学校等学校接受正规教育。

早期的土生华人一般穿传统的中国唐装,但峇峇从19世纪末也开始穿起了西装长裤。娘惹服饰则是“娘惹卡峇雅”(nonya kebaya)——这种服装从1920年代开始流行,比长衣(baju panjang)更受娘惹欢迎。娘惹卡峇雅上衣比马来卡峇雅更贴身、更有透明感,常常带蕾丝和刺绣图案,如牡丹、蝴蝶和玫瑰。娘惹卡峇雅上衣没有钮扣,是用一组(通常是三个)镀金相的连胸针(kerosang)固定,并搭配峇迪蜡染纱笼裙和珠绣鞋。

娘惹卡峇雅,20世纪初期至中期。(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娘惹纱笼裙,1930至1960年代。(Anne Soh Gwek Shin捐赠,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在海边合影的五位娘惹,20世纪初期至中期。(Evelyn Ng捐赠,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土生华人的菜肴往往需长时间准备。除了大量使用华人菜肴常见的大蒜、姜和酱油等佐料外,土生华人菜肴里通常还会加入椰奶、香料(rempah)、黑果、峇拉煎虾酱、石栗、香茅和青柠檬叶。娘惹美食包括咸豆酱卤猪肉、香辣酱烹煮的黑果鸡,以及用椰子、棕榈糖和其他配料混合制成的各式娘惹糕点。早期,许多娘惹也喜欢嚼槟榔叶。早期的土生华人一般不用筷子,习惯用手吃饭,然而,在祭祖和祭品桌上,或者婚礼中的“揭面纱”仪式(chim pang)时,则会使用筷子。

20世纪早期制作红龟粿的模具。(新加坡土生文化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20世纪早期烘焙鸡蛋卷的模具。(新加坡土生文化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提供)

婚丧习俗

土生华人的婚礼仪式以繁复闻名,传统上持续进行12天(但在二战后这种做法逐渐消失)。许多习俗,如选择吉时、送彩礼和敬茶仪式等,助理国原乡的情况相似。不同的是,土生华人婚礼上有一位马来老先生(pak chindek)当司仪,也会有一场传统歌谣朗诵东当沙洋(dondang sayang)的表演。表演中,新娘和新郎会向彼此对唱“班顿”(马来诗歌),而背景音乐则由小提琴、热巴那鼓(rebana)和锣组成的小乐队伴奏。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场由舞者表演的马来社交舞久贾舞(joget)。

土生华人的葬礼遵循华人的传统习俗,包括守灵、守夜、祭品、为亡者烧纸钱,并有子孙及配偶披麻戴孝。

现今的土生华人文化

到了21世纪,土生华人的传统生活习俗逐渐消失。在新加坡,年轻一辈多数只会说英语和华话,峇峇马来语也日渐式微。此外,早期土生华人的宗教习俗,如祭拜祖先和信奉观音、妈祖和大伯公等神灵,自20世纪初以来也处于衰落状态,逐渐被天主教、基督教和无神论所取代。

如今,新加坡仍有几个致力于推广土生华人文化的组织。其中包括于2008年开设于前道南学校校舍内的新加坡土生文化馆、土生华人协会(前身为1900年成立的海峡英籍华人公会)以及于1910年成立的爱山公会。爱山公会致力于推广表演艺术,如传统歌谣朗诵东当沙洋和土生华人戏剧(wayang peranakan)。位于尼路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敦陈祯禄峇峇屋以及在如切的私人博物馆The Intan,也展示土生华人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由于电视剧《小娘惹》(2008)的热播,加上多方努力下,土生华人文化渐渐被视为新加坡多元文化独特的一环,又有不少新加坡人开始对土生华人文化重新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