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广东人的传统行业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新加坡华社的多元性反映在以方言群认同为基础的帮群结构之上。当中最能彰显华人帮群结构的特徵，就是行业的专门化。在庞大的商业领域中，某些行业会被特定的帮群所垄断。广东人是新加坡华人社会中人口数量排名第三的群体，他们的行业以本地产业为主，尤其侧重于个人服务与手工艺行业。

在新加坡，“广东人”并非狭义地指操广东话的群体，亦非泛指所有来自广东省的移民，而是被理解为来自清代建置下广州府、惠州府及肇庆府的移民，这些人统称为“广惠肇”社群。而来自惠州的客家移民，会与广、肇两府操广府话的移民共同建立“广惠肇”社群，这是由于惠州移民南下新加坡时，大多跟广、肇移民一样取道自广州城。此外，在地理位置上，惠州府与广州府相邻，多数人能通晓粤语。这些因素都使得惠州客家人与广、肇两府的广府人连结在一起。

广东人的经济根基：粮油杂货与建筑运输

与投资甘蜜种殖园区、创办银行并积极建立商业网络的福建与潮州社群相比，广东人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他们主要集中于七个行业，包括粮油杂货、金银典当、建筑运输、制衣成衣、日常用品、餐饮旅游和中医药业。基本上，除了粮油杂货与建筑运输这两个相对主导的产业外，其剩均属于本地化的个人服务与手工艺行业。

粮油杂货行业是广东人经济实力最强的行业。他们将包括香烟、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各类产品从广东原乡引入新加坡销售。由于这类货品来源于广东地区，因此被称之为“广货”。在这个行业中，新会和鹤山商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鹤山商人在邻近新加坡河的香港街设立了多家杂货商号，而新会商人的影响力更大。来自新会的朱氏与罗氏家族，早于19世纪初已南来新加坡，并雄踞着福建人发迹的直落亚逸中街（即马吉街），建立了罗奇生、朱广兰、朱有兰、广恒号、罗致生、同德号、朱富兰，这些商号统称为“中街七家头”，垄断了当时粮油杂货的市场。“七家头”也担任新加坡华人跨帮派组织——同济医院——的第一任总理，这足证新会商人在新加坡华社的影响力。¹

尽管“七家头”的影响力在20世纪初已大不如前，但他们的亲族与同乡相继成立了被统称为“小七家头”的商号，延续了新会商人在这个行业的领导地位。1908年，“七家头”与其他广帮的杂货商号，共同组成业缘组织——星洲杂货行。及后，一众广帮杂货商号亦于1939年，成立了另一业缘组织——星洲广货行。

建筑运输行业被视为广东人另一经济支柱。早在19世纪，加冷盆地一带已是除牛车水以外，广东人的另一个主要聚居地。加冷河沿岸地理位置优越，适合水路运输作业、船厂、砖窑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来自台山的商人梅南乐（生年不详－1914），以建筑业起家，并曾在此处创立了制革厂。至今，加冷一带仍有“南乐街”以纪念梅南乐的贡献。1867年成立的北城行和1890年成立的鲁班行，是新加坡最早以行业为基础的社团，两个团体的成员均是一群广帮建筑从业者，这反映出广东人在19世纪建筑业的领导地位。

进入20世纪初，下南洋媒生的广东女性也加入了建筑业的行列。来自三水和顺德的女性多在建筑工地工作，她们俗称为“三水婆”或“红头巾”。同样从事建筑业的还有来自花县的女工，她们被称为“蓝头巾”。来自东莞的妇女则在船坞从事清洁工作，她们被称为“黑头巾”。女性的加入进一步巩固了广东人在新加坡建筑运输行业的领导地位。

多样化的个人服务与手工艺行业

除了上述两大类行业外，广东人还专注于各类型个人服务与手工艺行业。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广东人建立了众多的业缘组织，反映出他们在行业上的多样性。

1908年成立的金银工业星洲分会和1929年成立的星洲敬时行，均是由广东人所成立的、与金银典当业相关的业缘组织。在制衣成衣业方面，广东人早于1880年便成立了轩辕馆洋衣行，及后陆续成立了中国绸布杂货入口商联会、华人洋服工会、厚福堂，以及华人洗衣工会。这些业缘组织反映出广东人在制衣成衣业的活跃。

与日常生活和餐饮旅游相关的行业，广东人也组建了相关的业缘团体。为了跟其他帮群的同类型组织作区分，这些组织都会冠以“广帮”之名，比如广帮猪肉行、广帮生果商行、广帮熟食行、广帮沙籐行等。在印刷行业方面的，则有中华印刷业工会与印务同业公会。在餐饮方面，于1876成立的姑苏慎敬堂是广帮历史最为悠久的餐饮协会。

广东人亦有投身于中医药行业。纵使广惠肇碧山亭的众多历史碑文中刻有大量的中医药业相关的商号，但这一行业却没有出现跟广帮相关的业缘团体。这是由于新加坡的各个华人帮群都有参与到中医药业之中，故这行业跟帮群结构的关系并不大。²

上述众多的业缘组织反映出广东人在行业上的多样性，这些不同类型的行业也描绘出广东人在新加坡历史上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