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教于文：华语文教科书与文化传承

华文、华语，在传统华校的课程中，属于最重要的科目之一。这门学科在不同时代里有不同名称，如“国语”“国文”“华语”“华文”，其教学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语文学习与文化传承的双重功能。

“华文”教科书的文以载道传统

在课程和课本“马来亚化”之前，新加坡传统华校的课程和课本，几乎全部采用自中国晚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和课本。这些课本，从晚清的《蒙学课本》到民国初年的语文教科书《共和国国文教科书》《新法国语教科书》等，原供中国国内学生采用，因此皆由中国文人编纂，并由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批课本的编制风格承续自中国古代蒙学读本（如《三字经》《千字文》），内容纳入天文、地理、历史、文学、修身、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知识，其目的是“既为多识之助，亦备学文之式”，有寓文化教育于语文学习之中的目的。¹

从战后初期至1970年代末，广为新、马（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校采用的《中华文选》，内容充实，从传统文化（如儒、释、道思想）和中国历代名家作品（如《诗经》《楚辞》《汉赋》等）选材，对新、马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中华传统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在新、马两地推行课程和教科书马来亚化计划，本地华人最关注的事项是华文课本内容里，中华传统文化的去留问题。世界书局负责出版的《华文》系列教科书，就包括越王勾践、张骞、投笔从戎、岳飞、孔庙和孔林、明孝陵和中山陵等课文，旨在以中华历史人物、名人事迹，培养学生良好品格。此外，这系列教科书，也包括华人传统节日和赞扬中华文化的课文，凸显了这类“语文学习”课本的华族性。²

儒家思想融入华文课本

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实施双语政策，新加坡语言生态发生剧烈变化。建国初年，华文在国家教育体系里分为第一语文和第二语文。这一时期华文教科书的特色是“新加坡化”与“统一化”，以提高国民的国家意识，加强效忠爱国的精神。中学华文科教科书，选文一致以《新加坡中学华文课程标准》为准则，强调新加坡和东南亚特色，并将语文训练和文学欣赏、文史知识的传递紧密结合。因此，除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得以保留，马华文学也开始被选入课本。由新加坡学者林徐典（1939－2019）主编、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文》系列（含中学第一语文、第二语文和大学先修班）为其代表。

从1979年至2011年间，政府实施一系列教育和华文教学改革，对华文课程、课本、教学法进行好几轮检讨和修订。³最后于2011年推出《华文（基础）》《华文B》《华文（普通学术）》《华文（快捷）》《华文（高级）》系列课本和教材，供不同华文水平的学生使用。这一系列强调语文学习动机和沟通技能（乐学善用）的华文教材，传统文化的灌输开始日渐退居次要角色。虽然如此，在教材内容方面，仍然紧扣华文课程标准中“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范畴，同时以“个人”和“社会价值”类课文居多，与儒家哲学“天人合一”的精神相吻合。

政府为了弥补华族传统文化在语文课程里的流失，让华族学生习得华人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曾推出好几个方案，这包括实施儒家伦理课程、华文语文特选课程、双文化课程等。⁴《中学华文课程标准2002》和《中学华文课程标准2011》都强调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教材也包含古代名人、传统节日和风俗习惯的介绍、文学作品的欣赏等内容，期望“教师可以借助教材内容，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情意品德，灌输华族优良的传统文化”。⁵

总而言之，寓文化、道德教育于语文学习，是本地华文教学的传统。不论在传统华文教育盛行时代，或者是独立后两种语文教育的推行，作为语文学习的华文教学，都具有训练语文技能和培养价值观念的双重任务。在教科书马来亚化推行之前，华文教学通过“国文”“国语”科目课本的内容，全面灌输学生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而在马来亚化之后，特别是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华文教学则通过“华语”“华文”学科教材，力图在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文化性之间取得平衡：在训练语文技能的同时，让学生认识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而认同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热爱国家、效忠新加坡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