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起源(1900年代至1920年代)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一带的华文教育,指的是以华校为园地、以华族的方言、华语、华文为所有科目教学用语、考核用语的教育体系。早期华校的师资多来自华南地区各方言区,因此课堂上的教学媒介语多为闽、粤、客、琼等方言。后来则开始使用国语,即华语。
这一时期,华校的使命,不仅教导学生现代学科知识,也侧重于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传授,同时,不忘给学生灌输华族的思想和价值观。华教、华校都是新马地区重要的教育概念。
民国之前的华校,也包括私塾、蒙馆等,是以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珠算等传统教育内容为主的。清朝末年,开始有学堂的出现,教导现代学科知识,这与旧有的教育内容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加坡及马来亚半岛(即英属马来亚)最早的几所华校,都集中出现于1904年至1908年之间。由客籍族群组织所兴办的应新学堂,创立于1905年5月;而粤籍人士的广肇学堂,创立于1906年4月;潮籍人士的端蒙学校,也创立于同一年的9月;而闽籍人士的道南学堂同样在1906年创立。
多建学堂 普及教育
这些“学堂”实为后来的华校之先驱,它们之所以集中创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的几年之间,与清朝的维新思潮有关。晚清新政的主导者在1903年前后,已意识到在全国广设教导西方实学技艺的新式学堂的重要性,但却受制于国家经费有限无法广泛推行,遂转而倡议借助地方上的力量来“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这便是为什么新加坡当时最早的华校,会以学堂为模式,并且都由会馆筹创而成。
后来,清朝政府又曾于1905年到1911年间,通过驻当地的领事及多次派遣官员到南洋来视察华教、鼓励侨民兴学、奖励华教有功人士等举动,主动介入新、马的华教事业。大约同时,即1907年、1908年之际,孙中山(1866 -1925)的共和革命和康有为(1858-1927)的君主立宪两方阵营,也开始积极到南洋各地鼓吹及实践其政治主张,并间接带动华教的发展。这样的情势,固然有助于华校的进一步普及,但也无可避免地把本地的华教事业,在起步之初就带进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纠葛当中。
华校受到英殖民政府的注意
1913年,袁世凯(1859-1916)与孙中山分别掌控的两大军政集团决裂之后,孙中山通过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及颠覆政府运动期间,因行动失败而被迫逃亡的约200余名同志当中,就有许多被安排到新加坡,进入华校当教员。1这些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士,遂积极在华校中培养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发动他们在本地进行社会抗争。
这引起英国殖民政府的注意,在1920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及马来联邦立法议会,提出并通过学校注册法令,开始以宪政及法律的手段来控制本地的华校。这道法令虽然在酝酿时期曾引起轩然大波,新、马华社的有识之士决议力保华校不受当地政府、外来势力和华社内部激进力量的过度干扰,从而取得稳定发展。
自此至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以前,本地大大小小的华校已有300多所,约三分之一位于市区,其余则零星散布于全岛各处的乡村之中。2
1 | C. F. Yong & R. B. McKenna, 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 Lee Ting Hui, 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 Policies and Politics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2006), 32. |
2 | 关于这些学校的分布情况,可参阅施楷所整理的,“1945-1967年新加坡华校名单(按区域排列)”,收录于潘星华主编,《消失的华校:国家永远的资产》(新加坡:华校校友会联合会,2014),页252-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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