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教育改革与马来亚化教科书（1951－1965）

战前的华校教科书，原为中国本土学生而编写，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充满反帝与排外的色彩，其次是充满爱国意识，第三是充满中国文化色彩。即使是专门为南洋华侨学生编写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和“南洋教科书”也是如此，本土意识不强。

战后初期，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华校蓬勃发展。这些华校如果沿用战前的教科书，继续向学生灌输中国意识，有悖于新教育政策的目的。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改编华校教科书势在必行。1951年，马来亚联邦政府为贯彻自1948年以来实施的、推广英文教育以控制方言学校（包括华校）发展的“十年教育计划”和“五年教育补充计划”，特邀中国教育专家方威廉（1903－1993）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1915－1994）到新马调查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开启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

两位学者的《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又称《方吴报告书》），对当时新马华校采用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和“南洋教科书”系列课本颇多批评，指出华文课本修订不彻底，导致马来亚和中国的内容不能和谐；历史和地理课本内容偏重中国；常识课本太笼统，中国和马来亚的内容不和谐；公民教科书本土内容薄弱，缺乏强调民族间的合作。因此，报告书建议政府设立教科书委员会，从事华校教科书的修订和编订工作。改编后的教科书，内容必需以“马来亚化”为考量标准。¹当时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虽然在政治上已分治，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体的，因此所谓“马来亚化”，也包括新加坡的华校在内。

马来亚话教科书的特色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特色之一，首先是编辑人员的马来亚化。1952年，由新加坡五大书局联合组成的联营出版有限公司，聘请当时在槟城韩江中学任校长的中国教育家庄泽宣博士（1895－1976）为教科书的总编辑。编纂团队包括负责《国语》课本的余寿浩（1905－1957）、金石（生卒年不详）等人。这些编纂者都是当时定居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工作者、文化界名人或重要知识分子。其他书局出版的教科书编纂委员与校对者，包括魏维贤（1929－2013）、陈蒙鹤（1928－2002）、静思、李全寿（1914–1998）、邱新民、叶茂林、庄之权、黄俊新、郑祥敦等文教界人士。²

1953年，首套马来亚化教科书—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联营版《国语》问世。此后，截至1956年为止，市面上出现的马来亚化教科书，除联营版外，还有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商务印书馆联合中华书局的“中商版”、南洋书局的“南洋版”教科书等，包含语文、公民、常识、历史、地理和数理各科。

马来亚化教科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内容的马来亚化。第一批马来亚化教科书（包括国语、公民、常识等科）皆遵照新马教育局颁布的课程纲目及“马来亚华校各科编纂原则及编纂要点”编写，强调在保留华族文化背景的同时，将焦点集中在马来亚，藉以培养学童热爱马来亚的情操。³

联营版小学《公民》（1954，1955，1960）尤其做到教材尽可能配合马来亚实际的公民条件及与各民族共同生活状况，以求适应当地环境及儿童经验。⁴这套课本内容，主要涵盖马来亚的民族组成、多元宗教、风俗习惯、宪法和议会、政治区划、政府机关、社团组织、交通事业、警察和治安、历史人物、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以及民族间的合作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本土化的，充分反映马来亚的特色。

1956年12月，新马教育局分道杨镳，新加坡教育局改组华校教科书委员会，并修订华校之课程标准，由小学提升到中学。1961年后，新加坡的华文中小学课本，都必须遵照1961年和1963年修订的《中小学各科标准》编纂，进一步加强各科目内容本土意识和效忠居留地精神。例如，教育供应社有限公司印行的《新加坡华文小学适用华文》（1961，1963），就是遵照新加坡自治邦1961年实施的华文小学课程标准的规定而编辑。其编辑主旨“在于适应本国教育的需求、指导儿童养成高尚品德及具有国家意识、发扬本国各民族和谐共处互相合作及爱护国家的精神”。⁵这整套教材内容以新马社会为核心，叙述或描写马来亚风景名胜及文物习俗，插图中的人物，华巫印各族兼备，符合各民族团结合作的精神。地理和历史课本的马来亚化内容，更为具体和丰富。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教育供应社率先于1967年推出修订版《华语》，进一步将马来亚为背景的内容转换为“新加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