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学的本土化

新华文学的“本土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新加坡成为主权国家以后，“本土化”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家们自觉主动追求的目标。不过，放大历史视野来观察，新华文学的“本土化”有一个连绵不断的发展线索。

新华文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的南来文人创作的旧体诗文，作者包括左秉隆（1850－1924）、黄遵宪（1848－1905）、杨云史（1875－1941）、萧雅堂（生卒年不详）、邱菽园（1874－1941）、叶季允（1859－1921）等。不过，这些南来作家是大清帝国的臣民，身份是官员或传统文人，往往怀有流寓心态，他们有时也描写南洋风土，但从中原视角去观察，难免有异国情调化的倾向，所以还谈不上“本土化”。

萌芽中的马来亚自觉

严格说来，新华作家对本土化的自觉追求乃是从1927年开始的。当时的新加坡报纸副刊，例如《新国民日报》的副刊《荒岛》、《叻报》的副刊《椰林》、《南洋商报》的副刊《文艺周刊》等，发表张金燕（1901－1981）、陈炼青（1907－1943）、曾圣提（1901－1982）、黄征夫（生卒年不详）等人的文章，主张南来作家不要回归中国中心主义，而是应该具有在地意识，深入描写“南洋色彩”，发展南洋本地的文化艺术。

1934年，废名（丘士珍，1905－1993）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上发表文章，认为新马作家不必趋附上海的文坛风气，必须密切关注马来亚本土，他推重“地方作家”的创作而且罗列一些地方作家的名字，引起了热烈反响。1936年，曾艾狄（1912－1986）、文翔（生卒年不详）发表《马来亚文艺界漫画》和《现阶段马来亚文化工作的体认》等文章，关注新马文学中的“马来亚”概念，反对马华文坛照搬中国文学的公式主义倾向，希望马华作家注意文艺的地方性，把握住马来亚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形。

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3、4月份，新马文坛兴起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大规模论争，其中以周容（1912－1988）的两篇文章《谈马华文艺》和《也论〈侨民文艺〉》引起的争议最大。佐丁（1922－1969）、苗秀（1920－1980）、赵戎（1920－1987）、铁戈（1923－1948）、海郎（生卒年不详）等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重视写作本地题材，表达马来亚认同，强调时代感、社会意识和写实主义取向。文学史家方修（1922－2010）、苗秀认为这场论争唤醒了作家们的国民意识，大大地推动了新马华文文学的本土化历程。

1956年，穆春迟（孙希，1937－2023）、杜红、陈凡、马芬等作家发表文章，鼓吹“爱国主义文学”和“文艺大众化”，他们认为作家应该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变化，关心马来亚的普罗大众，表达爱国主义热情，积极追求国家独立，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大时代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新华文学”的诞生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当地的华文文学也开始与马华文学分离，成为“新华文学”。1982年，新加坡时任交通部长王鼎昌（1936－2002）在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主办的新马华文文学史展览会上提出“建国文学”的说法，他鼓励新加坡作家参与国家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增强国家认同。这个倡议引起了文教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他们投书报端，积极建言。《南洋商报》还与新加坡作家协会合作，推出一套六册的丛书名为《吾土吾民创作选》，包含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歌词等文类。

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书写本土的社会现象、历史题材与文化习俗有助于凝聚身份认同、振奋国民意识，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时至今日，随着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新华作家对于本土化的追逐更加自觉和强烈，这日渐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创作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