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当代,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作家,出于谋生、逃难、出使、留学、移民等各种原因,离开中国来到南洋(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是为“南来作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事华文教育和新闻事业。在1919年之前,南来作家使用文言,创作旧体诗文。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南来作家开始使用白话,创作新文学。

五波作家南来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至少有五波中国作家来到南洋。首先,晚清时期的南来作家有左秉隆(1850-1924)、黄遵宪(1848-1905)、杨云史(1875-1941)等外交官,以及邱菽园(1874-1941)、叶季允(1859-1921)、康有为(1858-1927)、萧雅堂(生卒年不详)等文人。他们的作品属于旧体文学,主要内容是表达感时忧国精神、推动当地的华文教育、增强华人对中国的文化认同。一些作品描绘南洋风土人情,如黄遵宪的榴梿诗与邱菽园的南洋诗。

邱菽园肖像,约1910年至1920年间。(李昆昌影相馆藏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从民国早期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由于时局动荡,一大批作家南来,包括林克谐(1892-1954)、张叔耐(1895-1939)、谭云山(1898-1983)、陈炼青(1907-1943)、吴仲青(1900-1948)、曾圣提(1901-1982)、马宁(1909-2001)、王哥空(1903-1959)、林参天(1901-1972)、丘士珍(1905-1993)、杨骚(1900-1957)、许杰(1901-1993)、潘受(1911-1999)、张楚琨(1912-2000)等人。他们开拓马来亚华文新文学,提倡“南洋色彩”,推动“新兴文学”。值得一提的是,诗书名家潘受也曾撰写白话诗,并在担任编辑时推动新兴文学。

潘受,新加坡国家文化奖得主,1987年。(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藏品,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1942年2月新马沦陷之前,一些作家来到南洋,宣传抗日救亡、追求世界和平,包括铁抗(1914-1942)、刘延陵(1894-1988)、王君实(1910-1942)、高云览(1910-1956)、郁达夫(1896-1945)、胡愈之(1896-1986)、沈兹九(1898-1989)、巴人(1901-1972)、洪丝丝(1907-1989)等。后来,新马沦陷,这些作家有的牺牲,有的逃亡。战后,一些幸存者重返新马甚至长留本地,如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刘延陵就在新加坡终老,过世后其作品被收进《折柳南来的诗人:刘延陵新加坡作品选集》。

二战结束后,中国陷入国共内战。丁家瑞(1916-2000)、谢白寒(1919-2011)、杨嘉(1917-1995)、岳野(1920-2001)、姚紫(1920-1982)等作家南来新马。1950年代也是冷战时期,力匡(1927-1991)、黄崖(1931-1992)、姚拓(1922-2009)、白垚(1934-2015)、马摩西(1918-1971)、萧遥天(1913-1990)、杨际光(1925-2001)等作家从香港南来,创办《蕉风》和《学生周报》,为新马华文文学做出了贡献。

姚紫手稿。收入姚紫遗著《木桶鸭》(新加坡:长河书局,1987)。(取自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网站)

从过客到落地生根

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由于多种原因,南洋和中国的文化交往出现停滞。1990年,新加坡和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此后,大批中国人出于留学、移民、经商、外派公干、家庭团聚等原因来到新加坡,其中有少数成为新移民作家。

上述五波南来作家,居留南洋的时间有长有短,短者数月,长者数十年。最终,有些作家在南洋落地生根,取得居住国的公民权。有些回归中国,成为归侨作家。还有些离开南洋,前往第三国发展。

新、旧时代南来作家的作品存在代际差异。一些旧时代的南来作家属于“侨民作家”,怀有过客心态,对本地没有归属感。与之相反,有些旧时代南来作家选择落地生根,把南洋当作永久家乡,例如姚紫、李汝琳(1914-1991)、杏影(1912-1967)、力匡等,他们通过创作、编辑、出版等方式推动新马华文文学的成长和壮大。新中建交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期的南来作家生活在独立后的新加坡,除了接触南洋风光,还见证新加坡的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和多元文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归化入籍为新加坡公民,融入本地社区,国族认同发生转变,产生了家园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