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华乐开展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那时的所谓华乐包括了民间社团的地方音乐(潮州、广东、客家、福建等),甚至也不叫作华乐,而称为民乐或国乐。

1960年代初期,除了一些地方音乐团体如陶融儒乐社、铮铮丝竹社、有地方音乐部门组织的宗乡会馆、以华文为媒介语的学校如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以外,华乐活动几乎都由一些有左派色彩的音乐艺术团体如康乐音乐研究会、爱同校友会、崇福校友会、赤道艺术研究会等附属的民乐队在主导和推动。陶融儒乐社早在1959年组织了新加坡第一支具有完整规模的华乐团,该乐团包括吹、拉、弹、打四个声部。

1970年代,奥玛路大伯公庙里的华乐活动。(Ronni Pinsler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华乐演奏初长萌芽

本地华乐和亚洲其它区域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它的名称:在中国称为民乐,香港称为中乐,台湾则称为国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一样,萌芽初期的华乐多数以齐奏形式为主。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由于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以及乐谱的供应,才渐渐有了合奏(含和声与对位等写作技巧)的形式。但这时期的合奏和如今的合奏相比,无论在曲式、和声以及织体方面都显得比较简单。乐曲一般也不太长,其中轻音乐、舞曲形式的小合奏也不少,例如《彩云追月》《幸福年》《花好月圆》《马兰花开》《牧羊女》《丁香花》《桂林山水》等。

1960年代初,大型华乐曲目本来就不多,加上乐谱进口的限制,在本地上演的大型曲目很有限,一些比较常上演的曲目包括《东海渔歌》《马鞍山序曲》《钱塘江畔》《大联欢》《灯节》《大起板》《青年钢琴协奏曲》,舞剧《小刀会》组曲里的《弓舞》,及改编自管弦乐的《瑶族舞曲》和《陕北组曲》。值得一提的是,由爱同/崇福校友会联合民乐队演奏的《东海渔歌》,1963年在新加坡的首演,虽比中国迟了三年,却是中国以外最早演奏这首曲目的地方。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政治原因,中国的许多唱片和乐谱都不能进入新加坡。在华乐乐谱本来就匮乏的本地,华乐团的处境更是难上加难。如今很难想象,在那个时期,除了乐谱难寻,师资亦非常缺乏。除了传统地方音乐还有一些老师傅传授,一般玩华乐的人大多都是以听唱片,自己摸索模仿的方式学习。凭着一股兴趣和热忱学习精神,也为当时的华乐打开了新格局,并为后来的专业化华乐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当年许多来自香港的粤语武侠影片配乐,对好些本地华乐自学者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熏陶,激发了他们认识华乐的兴趣。至于乐谱短缺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便是记谱,也就是听唱片,甚至在电影院里边看边听边记,一个音一个音的把一份独奏或合奏谱慢慢拼凑出来。有点能力者就自己尝试作曲和编曲。这种资源匮乏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才渐有改善。

华乐活动雨后春笋

1968年是新加坡华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的国家剧场成立艺术团,其属下包括交响乐团、华乐团、合唱团及舞蹈团。其中,华乐团更是新加坡第一个有团员津贴的华乐团体。1969年,国家剧场华乐团在其指挥郑思森(1943-1986)的领导下,灌录了新加坡第一张华乐合奏黑胶唱片《鼓乐迎春》,共有五首乐曲《丰收歌》《国庆》(即《社庆》)《武术》《春耕曲》以及古筝独奏《闹元宵》。

1969年,国家剧场华乐团灌录了新加坡第一张华乐合奏黑胶唱片《鼓乐迎春》。(潘耀田提供)

新加坡第一个包含华乐在内的比赛应该是1968年至1969年,电视台主办的《音乐歌唱大比赛》,这次的比赛引起也激发了许多人对华乐的注意和兴趣。由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节华乐比赛还是后来的事。

本地华乐团体第一次到欧洲演出是在1970年,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受邀到瑞士参加国际青年交响乐节演出。该团团员相当于当时的精英,都是来自不同中学华乐队里的佼佼者,先后由郑思森与李雪岭(1939-1989)指挥。那回出国演出的最大意义,除了让当时年轻的华乐团员大开眼界,还激励了其中好些人学习西洋乐器,并最终走向音乐专业的道路。这些人里头就包括了许多人民协会华乐团、香港中乐团以及后来的新加坡华乐团团员在内。

除了上述演出,1970年代本地华乐界最大的两件事,莫过于1974年人民协会华乐团(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的成立,以及1977年人协华乐团受邀到香港参加当地艺术节的演出。这次的演出相信也对1978年香港中乐团的成立有一定的催化和刺激作用。1976年至1977年间,人协华乐团在吴大江(1943-2001)的指挥下,也先后灌录了两张黑胶唱片《椰林舞曲》以及《霓裳羽衣曲》。

1980年代的华乐团,除了本地唯一半专业的人协华乐团以外,还有许多学校、联络所、宗乡会馆以及电台等,都如雨后春笋般有了华乐团的组织。虽然,在华乐教育和学习的贡献上见仁见智,但无可否认的,1970年代开始的教育部青年节比赛也给华乐的发展和水平提升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人协华乐团的逐渐专业化,1980年代本地华乐团演奏的水平,以及曲目的现代化也逐渐跟上香港以及中国。这期间的人协华乐团,也由于和现代舞蹈、话剧的合作,催生了一些风格新颖的乐曲,如舞剧音乐《女娲》《席方平》《唐璜》等。

19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部对此领域的重视,许多中小学的华乐乐队组织已经相当完善,一些学校乐队的演奏水平、深度(在青年节比赛期间)以至乐器装备都直追专业乐队。

1996年,新加坡华乐团在人协华乐团的基础上,以国家乐团的身份正式成立,新加坡的华乐团从此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位。

《春华秋乐》曲盘,由潘耀田编曲,曾广纬封面题字。“春华秋乐”四个字,重新排列组合后为“华乐春秋”,为作者和新加坡华乐团合作推出的一张结合了教育性的工具书(内含乐器介绍图片以及音域图表)以及欣赏成分的双光碟。创作概念旨在呈现本地华乐队的发展历程及前进的流金岁月。(潘耀田提供)

华乐音乐会《风华再现》,由作曲家潘耀田、指挥家郑璟绅以及李粉德所构思制作。
编按:本文根据作者2013年应本地精英华乐团之邀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