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这样的由移民组成、而逐步本土化社会中，给“Chinese Music”（泛指华族音乐、华人音乐、华语音乐、华乐）下定义颇具挑战。在过去的七个世纪里，1本地华人移民与祖籍地中国保持亲族纽带之历史联系；而以英语为主要沟通语言的史社群则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新加坡自1819年起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因此，要理解新加坡对音乐教学所采取的方法是复杂的，主要取决于音乐教育如何在教育政策（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外活动）以及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政策与实践中被定义。

文献记载显示，19世纪中国南方华人大规模移居新加坡，在与中国保持联系的同时，也逐渐孕育出本地独有的传统和习俗（包括艺术领域）。2新加坡的政治格局经历了多次转变——从英国统治到日本占领（1942年至1945年），再重返英殖民地，最后在1959年实现自治，并在1965年独立。这些转变使身份认同的形成变得愈加复杂，导致两个不同华人社群的出现：一个是中国根源深厚的在地华人，另一个是不受中国传统和习俗影响的英语社群。前者主要受教于本地华校，这些学校把民歌／民乐纳入教科书和课程中。到了后期，这类华校多由政府资助，同时也得到宗乡会馆和慈善家的捐助与支持。3

日据时期结束后，中国歌舞剧艺社于1947年参加由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两校学生举办的盛大千人野餐，演唱了《黄河》《南大（南洋大学）颂》《胶林，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等多首歌曲。这些歌曲，直至1960年代初，都能引发听众的强烈共鸣。4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这类民间创作的歌曲大量涌现，也逐步促发了二战后新加坡新华乐风格的形成。

新加坡华乐

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华乐便开始在演出中融入本地元素。例如1968年，人民协会文工团就携手本地不同社群的文艺团体，呈献中西乐器交融的演出。5

尽管面临缺乏乐器、正规音乐体系、家庭支持、音乐人和其他资源的种种挑战，许多学生仍开始学习和演奏这种新式华乐。华乐也与流行音乐一同在新加坡首个有线商业广播电台丽的呼声6播放，触及更广的听众。满江红、香格里拉、新夜总会、凤凤歌舞团、百老汇及张莱莱歌舞团等歌台、歌舞团的表演，在新世界游艺场广受欢迎。7

新加坡的三大游艺场——新世界、大世界和繁华世界（旧称快乐世界），在1950年代是夜生活的主要娱乐场所。这些游艺场带动恰恰、伦巴和探戈等当代流行舞蹈的热潮，并配备现场乐队伴奏，成为新加坡华人主要的娱乐活动。一代歌星黄清元和秦淮等，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演唱抒情歌曲而闻名。凌云则以“阿哥哥”风格著称，而樱花（原名邓彩英）不仅在银幕上享有盛誉，还以低音演唱乡村音乐风格的西洋歌曲而闻名。樱花在香港和印尼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潘秀琼以低音唱腔著称，张小英则以抒情及其他慢歌为主，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深受欢迎。

除了华乐和流行音乐，新加坡还出现两种独特的民谣音乐流派。第一种是诗乐，8其类型与欧美传统的艺术歌曲相近。当时在南洋大学文学院就读的潘正镭和张泛，是最为人所知的诗乐人物。作为南大诗社的成员，他们为诗作谱曲，并以吉他伴奏。然而，随着诗乐创作者离开校园、投入工作，他们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第二种是新谣，与诗乐在相近的年代兴起。它不仅是新加坡华人身份的独特表述，也是一群以华语为母语的本地年轻人创作的成果。9在这期间，以新加坡人生活经历为题材的华语电视剧也开始大规模制作，如以国民服役生活为背景的《新兵小传》（1983）、触及日据时期的《雾锁南洋》（1984）及以本地咖啡店为主题的《咖啡店》（1985）等。

新谣的崛起，可能得益于当时仍有不少本地华人在交流时使用华语，它无疑也巩固了华语音乐在1980年代新一波本地电视剧制作中的地位。例如，李伟菘、李偲菘两兄弟与新谣没有直接关系，但他们为新加坡广播公司（今新传媒）创作了多首本地华语电视剧主题曲。在新谣的全盛时期，不仅市场上发行了大量新谣专辑，新谣在本地的公共场所——如民众俱乐部——也常常可以听到、见到。创作不少代表作的新谣鼻祖之一——梁文福，于2010年荣获新加坡文化奖，这是新加坡最高荣誉的艺术奖项。

发展华语音乐／华乐教育的努力

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教育部从最初将音乐定位为核心课程之外的次要科目，作为周六上午或课堂外的艺术与手工课的替代选项，到后来将音乐视为促进社区联系与交流的途径而加以推广。尽管面临师资短缺等挑战，当时的文化部仍推出措施，致力在核心课程和课外活动中推动新加坡社群之间的包容。1966年，新加坡实施双语教育，鼓励第二语文教师（现称母语教师）教导与音乐相关的内容，并熟悉相关音乐曲目和资源，以在课堂上促进学生对不同社群的理解与包容。10

1967年7月18日，教育部举办首届新加坡青年节，旨在为不同社群的孩童提供一起唱歌跳舞的演出机会。此外，新成立的国家剧场合唱团于1968年举办首场音乐会，现场演出录制成唱片，一推出即售罄，彰显了华语歌曲表演的质量和魅力。同年，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持续近六个月，在本地华语合唱团的团长与团员间，建立起了紧密的网络。即使比赛结束，这些华语合唱团的成员仍继续合作，联办音乐会，维系他们对华语歌曲的热忱。

另一项推广与华族文化相关的音乐的重要举措，是当时文化部举办的华乐节。这在培养新加坡华乐人的共同认同感和促进艺术造诣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华乐节展示了各种音乐风格和传统，包括传统华乐和民间创作的歌曲。在华乐节上演出的音乐人常受邀到学校设立华乐团，而这些华乐团从1980年代开始参加年度新加坡青年节。华乐在学生、音乐人和听众中的成长与发展，为1997年新加坡华乐团的首演奠定了基础。

如今，新加坡公立学校的音乐教育虽处于次要地位，但仍视音乐为学生的重要社会支柱，提供他们接触多元文化音乐传统的机会。与本地华族文化相关的音乐——从小型华族器乐合奏、大型华乐团到华语流行音乐（尤其是新谣）——已成为新加坡音乐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华语演唱的《当我们同在一起》，以及《早起上学校》《相信我吧，新加坡》《细水长流》《小人物的心声》和《对手》等歌曲，都已被广泛认可为属于国家和社群的歌曲。此外，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下，2023年普通音乐课程纲要将课堂音乐学习，与滨海艺术中心、新加坡华乐团和新加坡交响乐团等主要文化机构联系起来，称为“表演艺术学习”项目。在这期间，新谣在新加坡艺术师范学院的“音乐传奇教学”计划下重新崛起，该计划旨在加强新加坡音乐教师的专业发展。

在音乐教育的范畴下讨论新加坡华族文化相关的音乐，总离不开多个相互关联且互相交织的主题，包括街戏、传统戏曲及其器乐伴奏、华乐传统、华语流行音乐在华人社群中的普及，以及有隽永影响的新谣。说到底，对这些多面向主题的理解，也是一个持续地创造新的意义的有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