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新加坡华文报章
战后初期,新加坡华社复苏,华校复办,华文报章也纷纷重新出版或创刊。按其时代背景或其他因素,战后的华文报章,也可以分下列几个阶段叙述:
战后初期国共内战和本土民族主义高涨时期(1945-1955)
从历史视角来看,战后10年是中国从国共内战走向政权易手后的动荡时期,也是新加坡从英殖民政府重新掌权后迈向宪政自治的前奏,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争取独立的浪潮高涨。热衷政治的报人,凭借报章的舆论平台,抒发各自的政治主张。
这时期的报章,有左倾的、有反共的,有中间偏左或偏右的,也有政治色彩淡薄的。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华侨日报》《公报》与《益世报》为例,这几份报章表面上标榜不偏不倚,实际上仍具有中国色彩,其政治立场是中间偏右或偏左。另一类则是具有浓烈的中国或当地政治意识,例如《新民主报》《南侨日报》《南侨晚报》与《中兴日报》等。至于《南方晚报》《南洋晚报》《民报》与《新生日报》等报章,则是以其独有的特色吸引读者,政治意识淡薄。1
新加坡华人政治立场转变时期(1955-1965)
战前和战后初期,新加坡华文报章的出版人、报人和读者,中国意识强烈,从其标题与评论所用的字眼,显而易见。此时报章中的“祖国”、“我国”、“国旗”等字眼是指中国。1949年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巨变,归侨在三反五反等连串政治事件中被清算。中国共产党政府也鼓励海外华侨落地生根,效忠当地政府。而从1950年代起,新加坡逐步走向自治与独立,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下,华人发起了争取公民权运动。
这时期的华文报章,政治立场逐渐由亲中国转变为鼓励效忠居留地。报章舆论积极支持公民权运动,鼓励读者登记为选民,视居留地为第一故乡,也开始关注及参与当地政治。
华文教育萎缩时期(1966-1982)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后,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实施两种语文政策。华校萎缩,华文报读者锐减。华文报界从独立时的自信逐渐转为忧患,华文和华文教育的兴亡开始成为华文报和华社关注的课题。
这时期新加坡还有一家创办于1967年的《新明日报》。该报由本地商人梁润之(1897-1971)与香港著名报人查良镛(金庸,1924-2018)合资创办。该报偏重社会新闻,版面轻松活泼,副刊又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助阵,颇受一般小市民欢迎,其销量足堪比美《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
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华文简体字政策,《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也相应逐步改用简体字,至1980年代全面简体化。1979年,两报也改用横排,进行历史性的改革。1983年3月15日,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在政府的主导下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同时出版《联合晚报》,掀开华文报章新的篇章。
华文报业开拓新格局(1983-2023)
1980年代,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新加坡社会环境不断转变。从1950年代开始实施的语文政策改革,至此显现效应:华文教育式微、华校步入历史、华文报读者不断萎缩。
在华文报挣扎求存的环境中,华文报业与英文报业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整合,成立新加坡报业控股。《联合早报》连同《联合晚报》及《新明日报》,在资源整合后负起联系华社各阶层、推广华文华语、传承华族文化的使命。为此,三报除了致力于传统报业素质、确保新闻的专业性和副刊的多元化外,也积极开展华文文艺与文化活动,这包括续办文艺营、金狮奖、举办华文书展、华族文化节等项目。21995年,《联合早报》推出电子版,成为全球最早数码化的华文报,开拓中国的媒体市场,走出新加坡。32021年,《联合晚报》与《新民日报》合并,合并后统一以《新明日报》的名字发售。
总体而言,战后的新加坡华文报在数量上远逊战前,但在报章的质量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华文教育退场、华文读者不断萎缩的逆境中求存的华文报,却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报人。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日见显著的时代,由政府领导的新报业媒体信托于2021年的成立,正是新加坡政府与民间社会对华文报业的贡献,所作出的肯定。
1 | 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页156-159。 |
2 | 郭思满主编,《我们:联合报口述历史》,页184。 |
3 | 郭思满主编,《我们:联合报口述历史》,页184。 |
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2007。 | |
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日报现状〉。收入氏著,《东南亚华文日报现状之研究》,页10-49。新加坡:华裔馆、南洋学会,2002。 | |
郭思满主编,《我们:联合早报口述历史》。新加坡:联合早报,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