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片时期的华语电影（1991年至今）

在新加坡的语境中，华语电影或华语片，泛指以华语和华人方言为主要语言的电影。由于这个时期的本地电影有多语掺杂的现象，所以华语片中也不乏有说英语或马来语的部分。

以多语片重启本地电影产业

1990年代，经济发展局致力于推动包括电影在内的创意产业，这为重启本地电影长片制作创造了契机。¹1991年至1996年之间，新加坡陆续推出了四部电影，分别是根据大巴窑杀童案改编的新加坡、澳洲合拍英语片《乩童》（1991）；以整治前的白沙浮为背景，变性人为题材的新加坡、香港合拍多语片（英语为主，参杂广东话和华语）《妖街皇后》（1995）；由邱金海自资、自编、自导，以组屋区为主要场景，妓女、皮条客和面摊小贩为主要角色的多语片（包括华语、英语、福建话和广东话）《面薄佬》（1995）和由王景生导演以新加坡国民服役的军旅生活为题材，改编自英语舞台剧的多语片（以英语为主，参杂马来语、华语和福建）《新兵小传》（1996）。

这四部作品中，两部是和外地电影人合作的合拍片，两部则是道地的本地制作。同时，这四部电影也不约而同的都跳脱了上个时期以马来语为主的电影传统，改以英语、华语、华人方言和马来语多语掺杂为主要语言。这样的组合，恰好反映了日后新加坡电影以合拍和本地制作多语电影的大趋势。多语片时期的“多语”一词在此有两层意义，一是指电影掺杂多种新加坡口语，二是指这个时期新加坡生产多种语言的电影，包括英语片、马来语片和淡米尔片，而以华语掺杂或多或少的华人方言、英语或马来语的华语片为大宗。

两大本地制作路线

邱金海的《面薄佬》于1995年入围第19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1997年，他又以第二部长片《12楼》角逐第50届坎城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为非主流的本地电影找到了一条以国际影展为突破点，以全球艺术电影观影人为主要对象的创作路线。1998年，由郑德禄导演、梁智强编剧并演出的《钱不够用》以福建话为主，掺杂华语和英语，以逗笑的方式来讲述新加坡人追逐物质生活的故事。它以85万元的预算，取得580万元的本地票房，让电影人看到针对本地市场制作娱乐片的可能性。邱金海和梁智强这两位1990年代开始进行创作的电影人，开启并代表了以创作走进国际影展或以娱乐争取本地票房这两大本地制作路线。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电影，新加坡电影必须面对本地市场小而制作费相对低的困境。在这个限制下，影展路线电影的导演们透过低成本的艺术电影，引导观众深入探讨本地社会的种种课题。票房路线导演则选择喜剧或鬼片这两个娱乐效果明显而制作成本较低的电影类型，创作出让本地观众容易产生共鸣的作品。前者自邱金海之后，陆续有陈子谦、巫俊锋、陈哲艺和杨修华等电影作者加入。他们让国外影坛，包括中港台影人，看到非主流的新加坡华语电影。但是这些作品除了陈子谦的《881》（2007）和陈哲艺的《爸妈不在家》（2013）叫好又叫座外，大多由于本地欣赏艺术电影的观众不多而导致票房惨淡。后者除了梁智強，还有唐永健、孙立人、庄米雪和陈启全等导演也都曾以类型电影取得本地百万票房。

以合拍片吸收经验、开拓市场

在这两大路线之外，和国外合作是另一条制作路线。自《乩童》和《妖街皇后》之后，在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及其前身）的鼓励和支持下，本地一直都在和国外影人合作拍片。《公元2000》（2000）、《见鬼》(2002)、《向左走，向右走》(2003) 、《无间道II》（2003）和《画皮》（2008）等都是和香港或中国合拍的华语片，这些作品的制作费都在百万以上。在外国团队主导下，这些作品的新加坡味或许不重，却让本地电影人有机会参与香港或中国制作费较高的类型电影创作，并且和有经验的电影人交流。

新冠疫情之后，新加坡推出多部由本地导演主导、资媒局支持的华语合拍片：新韩合拍何书铭导演的《花路阿朱妈》（2022），新台法葡合拍姚志卫导演的《明天比昨天长久》（2023），新加坡、印尼合拍杨国瑞导演的《好久不见》（2023）和新中合拍陈哲艺导演的《燃冬》（2023）。这些合拍片，除了让本地和外地电影人合作，更让这些艺术作品可以直接进入另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

多语混搭、本地议题导向的新加坡华语片

本地长片在2005年突破10部的关口之后，除了2020年因新冠疫情的影响一度跌至八部之外，都得以维持在每年10部至30部的产量。²这和前个时期断断续续的生产态势形成强烈对比。

此外，新加坡的艺术片、类型片和合拍片因针对国内外不同观影口味的观众，呈现出不同层次和面向的新加坡而各自精彩。虽然制作费大都不高，但多语混搭、多元种族环境下的华人文化和社会议题导向等共性，让这些不同创作路线的华语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拍出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华语电影。对一个重新启动后不到30年的电影产业而言，这应该还算是个不错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