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早期,或许受到西方圣诞贺卡的影响,在农历新年期间通过贺年卡来寄情寓意的习惯,逐渐在本地流行起来。1当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还曾受邮政局之托,发通告呼吁公众在佳节来临前尽早寄出贺年卡,以免邮政延误。2可见,寄送贺年卡已成了本地的新年礼俗。

早年的新加坡,每逢农历新年前,书店、文具店、五脚基的书档及年货市场的摊口,不少兼售贺年卡。消费群以年轻人和在籍学生居多。这些贺年卡,有些由本地印务所设计承印,有些则从香港、台湾进口。还有一些,由娱乐公司和商家特别印制,仅供自己使用。经济条件较好的时髦男女,也有委托照相馆订制个人化贺年卡者。

主流贺年卡

主流的贺年卡不离其宗,以喜庆的红色为主色调,印上吉祥图案及金色祝福语,例如:恭贺新禧、新年进步、恭喜发财、大展鸿图、万事如意、迎春接福等皆是本地常用的祝词。

吉祥图案则包括十二生肖、锦鲤、松鹤、花鸟、财神、福禄寿三星等。这些吉祥图案中,鲤鱼跳龙门象征飞黄腾达;松鹤延年代表长寿;花鸟对应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财神和福禄寿三星表达人们寄望丰衣足食、幸福添寿的美好生活。至于流行一时的帆船图案,则反映先辈们为了生计,离乡背井,寓意“一帆风顺”,为亲人平安抵达目的地献上深深祝福。

十二生肖图案的贺年卡。(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主流贺年卡以外,尚有不少以时代背景为设计概念的贺年卡,是本地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记录。

战后贺年卡

1950年代初期,韩战带动橡胶产业的发展。随着经济改善,国家整体教育水平获得提升。不过,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依然明显,大部分人都是粗茶淡饭过日子,但对未来仍充满憧憬和向往。这种向往,也表现在贺年卡上。

其中一张,以比名片稍大的彩色卡片形式出现,图案为日本战机,贺年卡主人写下“和平万岁”的字句,显示战后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同时期,一张印制于1953年的贺年卡,以黑白的形式出现,并印上了贺卡主人的照片和名字,寄寓收卡者毋忘相中人。

这时期贺年卡的寄语,普遍见到的有新年进步、新年快乐、恭贺新禧。也有较具文采的如“新年气辉煌,我们多希望,祝君快乐舞,气运日生光”。

战争主题的贺年卡,1950年代初期。(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黑白照片贺年卡,1953年。(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反应市民心声的黑白照片贺年卡,1970年代初期。(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带有寄者照片的贺年卡大约流行至1970年代初期。这时期,卡上的寄语更直接反映小市民生活,例如以中英文书写的“祝君新年中马票”。一些照片贺年卡的背面,也印有歌谱,让收件人随着歌曲意境,感受寄者的祝福。

影视明星齐贺岁

1950年代末至70年代,新加坡市区和三个世界(新世界、大世界、繁华世界)的戏院林立,乡村地方也有露天影院,电影成为大众娱乐。

娱乐公司为旗下影星造势,安排明星随片登台。标榜正派文艺的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演员组成银星艺术团到国家剧场演出。娱乐公司也顺势推出彩色明星贺年卡,随戏票或唱片赠送。

印有长凤新演员照片的贺年卡,1960年代初期。(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印有香港明星照片的贺年卡,1960年代初期。(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从甘榜到城市

新加坡独立初期,政府在全岛各处兴建工厂和组屋。1960年代与70年代的贺年卡,有不少以那个时候的乡村、城市与旅游景点为主题,或以画家的作品和彩色照片来记录旧貌新颜。新加坡河畔的银行、牛车水的演变、麦里芝蓄水池、花柏山、国泰大厦和总统府等,都成为制作贺年卡的素材。

以渔村景致入景的贺年卡,1960年代。(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以新加坡总统府花园入景的贺年卡,1960年代。(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此外,1970年代至80年代盛行的贺年卡,尚有不少以中国山水画为主题,字体以当时流行的“凸字”、“烫金”来增添立体感。3

诠释“新社会”的贺年卡

1970年代的中国流行文艺对本地文艺青年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期的贺年卡主题,围绕着“新社会”的面貌:中国各大民族、地标性建筑、剪纸、杂技、名人、工农兵和鲁迅的诗。勉词如“脸上有污点,要抹去,身上有缺点,要改掉。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互相督促,一起进步”,深具时代痕迹,在本地文艺团体中非常受落。

此外,一些贺年卡不乏有本地创作的文艺歌曲,印制在贺卡背面,方便大家随时一起合唱。4《迎春》乃其中一例:“齐心合力搞演出,风风雨雨又一年。人民艺术万年青,困难磨炼志更坚。黑夜茫茫不足惧,严寒一过迎新春!”

带有黑白图案、红色剪纸及激励勉词的贺年卡,1970年代。(陈来华收藏,李国樑提供)

在科技逐渐取代传统贺年卡的当儿,别出心裁的自制贺年卡,仍未完全淡出人们的生活,诠释着时代的刻痕,并维系着寄者与收件者之间的情感。

作者友人自制的折纸生肖贺年卡,2019年至2024年。(李国樑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