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天主教社群史

新加坡华人天主教堂最初以语言或方言群进行划分。教堂以华语方言证道，以拉丁语举行弥撒，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那以后，新加坡的天主教会不再按语言划分，而是以地区为界。所有的天主教堂都使用英语作为主要的敬拜语言，并至少有一台弥撒用华语进行。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早期华人教会偶尔会以华族方言举行弥撒，以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

最早到达新加坡的华人天主教徒多是旅行者和19世纪20年代在此落脚的旅居者。当时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已有许多天主教徒，分布在泰国（暹罗）和槟城等地。这些华人天主教徒社群经历了几代人的时间，已经渐成规模。1821年12月，一些华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偶遇冉拔罗神父（1796－1839）。冉拔罗神父是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一名传教士，他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暹罗宗座代牧若瑟·弗洛伦主教（1762－1834）的指示下访问新加坡。这些天主教徒希望冉拔罗神父留在新加坡成为当地社区的神父，然而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直到十多年之后才有所行动。

在镇上建立华人天主教传教会

1832年8月，第一位留驻新加坡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皮埃尔·朱利安·马克·克莱蒙梭神父（1806－1864）抵新。那时新加坡还没有天主教的敬拜场所。克莱蒙梭神父得到的生活费和传教津贴相当有限，但还是向一名华人租了一个房间作为住处，并以此作为一座小圣堂。他还从微薄的收入中分出一小笔钱，付给他从澳门雇来的华人仆人荷西。荷西也帮助他向华人传福音。

到了10月，在槟城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以及果阿葡萄牙传教会一位西班牙神父的协助下，克莱蒙梭神父开始为建造一座正式的小教堂筹款，并在勿拉士峇沙路的一块土地上设立传教中心，并建新教堂。自此，面向华人的传教工作也开始了。1833年初，白斯德旺神父（1805－1853）接任克莱蒙梭神父，并于1833年5月底完成了教堂的建造。1833年6月9日，他为善牧主教座堂举行开堂祝圣典礼。一年后，白斯德旺神父在教堂旁边新建了一座传教会所，既作为他的住所，同时也是他为华人教授要理的场所。白斯德旺神父雇用了一名华人教理员（宗教导师）作为帮手，每天晚上8时到10时，他们两人会外出邀请华人男性到传教会所并为他们传道。到了1833年9月，华人传教会已经有100名华人皈依者和慕道者。为了吸引他们前来听讲，每次上课前神父都会给慕道者分发烟草和茶水，白斯德旺神父偶尔还自掏腰包为他们提供餐食。

这个不大的华人天主教社区由本地的新皈依者和来自南洋地区或中国的基督徒组成。广东省的三个主要方言群是客家人、潮州人和广府人，他们构成了19世纪30年代新加坡华人基督徒社区的核心。尽管如此，这十年间，天主教华人传教站进展缓慢，因为大多数到达新加坡的华人，包括华人天主教徒，都是短暂停留的旅居者。

同时，也在这十年中，一个华人天主教社区中心在传教中心逐渐形成，而传教中心在华人天主教社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有天主教徒敬拜的场所（小圣堂）、慕道所（皈依者学校-教义之家）、儿童学校、病人之家，以及传教会所。传教会所也是社区领袖，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居住的地方。传教中心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提供了场地，方便他们为教区成员提供免费治疗，为成员子女提供求学的机会。1845年，这个社区筹集了足够的资金，修建了校舍。19世纪40年代初，新加坡的华人基督徒团体已经发展到至少500人的规模。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839年第一位华人天主教神父朱若望（1783－1848）的到来。他一直留在新加坡，直到1848年7月13日去世。朱若望神父鞠躬尽瘁，他在华人传教会期间，许多华人皈依了天主教。

教会的扩张

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新加坡各地涌现许多华人甘蜜种植园和胡椒种植园，数百名华人基督徒也深入新加坡内陆寻找经济机会。1845年末，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蒙迪神父（1817－1858）取得新加坡传教会负责人若望·玛利·巴雷神父（1813－1872）的许可，进入新加坡的内陆地区为在那里谋生的华人基督徒服务。1846年，蒙迪神父在武吉知马路尽头与克兰芝河交汇处建立了一个传教前哨站。他与华人基督徒一起建造了一座奉圣若瑟为主保的亚答屋圣堂。随后，他们在1847年7月建了一所学校和一座疗养院。到了1849年，圣若瑟堂已经有500多名华人基督徒。这些进入新加坡内陆地区的基督徒，面临着许多生存上的威胁。除了热带疾病之外，还有遍布全岛的老虎威胁，甘蜜和胡椒种植的经济不稳定性，以及躲入丛林中的华人私会党的侵扰等。1849年，私会党对定居内陆的基督徒进行了第一次攻击。1851年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波及全岛的袭击，大部分基督徒的种植园被夷为平地。据说在此次暴行中，有500名华人基督徒被屠杀。1852年，圣若瑟堂迁到位于武吉知马路的现址。内陆的华人基督徒也由此向北扩展传教。1862年初，圣若瑟堂的驻堂司铎奥斯丁·佩里神父（1832－1892）在克兰芝建立了另一个前哨站。1862年9月8日，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玛利亚堂的新敬拜场所，并开始举行弥撒。不幸的是，几个月后，1863年初一场“意外”火灾将这座新前哨站夷为平地。在此之后，佩里神父前往柔佛传福音。他在柔佛州西南部的笨珍建立了另一个华人天主教聚居区，这个聚居区一直蓬勃发展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圣若瑟华人天主教村一直是一个不受打扰的小型农业社区，只有在每年的圣若瑟主保节才会活跃起来。这时成千上万来自新加坡全岛各地的人会来到这座遥远的教堂朝圣。

同一时期，1853年2月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实龙岗路尽头修建了一座可以容纳100名信徒的亚答屋小圣堂，它被命名为圣母玛利亚堂，1901年重建后更名为圣母圣诞堂。这座新堂最多可容纳1000名教友。然而这个传教站的规模还是太小，因此不需要常驻传教士。实龙岗地区的传教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真正有所进展。1872年，传教站成立了一所正规的华文教理学校，教理师林春生（译音）来自中国。自圣母圣诞堂以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进入新山，建立了另一个华人传教站。到了1903年，实龙岗的华人教会已经发展到700人，而在新山的前哨站也有350名华人基督徒。

从传教会到教会

随着1846年至1847年间善牧主教座堂从过去的传教中心迁移到街对面，天主教华人传教团体逐渐演变为天主教华人教会。自那时起，法国传教会的所有天主教徒都会到新教堂参加弥撒，华人基督徒则在旧传教中心举行其他活动。原来的小圣堂成为华人天主教社群的学校。1852年，基督修士修会抵达后，旧教会中心面向勿拉士峇沙路的部分被划为修士学校（圣若瑟书院），而奎因街和滑铁卢街之间的场地则是华人天主教会专用。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种划定的基础上，华人基督徒社区后来建立了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教堂。伯多禄神父（1822－1883）承担了为镇上华人天主教徒建造教堂的艰巨任务，他得到了一位富有且有影响力的华人基督徒陈奴仔的帮助，陈奴仔为修圣堂提供了所需的资金。

1867年8月，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开始兴建，与此同时，伯多禄神父也为实龙岗的华人传教会服务。每个星期天早上，他都会沿着实龙岗路走到圣母圣诞堂为那里的信众主持弥撒，然后回到镇上，为聚集在旧传教中心的印度基督教徒讲道。在伯多禄神父的辛苦付出下，镇上和实龙岗的华人教会蓬勃发展。1900年，圣伯多禄圣保禄堂的教友人数从1883年的795人增加到2200人。

19世纪90年代，圣伯多禄圣保禄堂的广府和客家基督徒人数众多，他们开始要求建立自己的教堂。1895年，在一位来自中国广东的神父到访之后，教友们的请求得到了许可。他们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广东传教会，专为本群体服务，但广东传教会仍与其他传教会同处于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中。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三位重要信友曾德意、卢克昌和锺贵添的组织下，广东传教会于1903年在登路购置了一块土地，兴建新的客家人-广东人堂区。新圣心教堂于1908年6月14日埋下奠基石，1910年9月11日竣工，并举行开堂祝圣典礼。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圣心教堂已有1300名教友。

面向福建籍人士的福传工作也在1900年后开始进行，但进展甚慢。在这一时期，尽管有数百名福建籍天主教徒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参加弥撒，但在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发展下的新皈依者数量很少。传教会决定为福建籍天主教徒兴建教堂，以吸引更多人皈依天主教。1925年，两位华人传教会神父，马瑞特神父（1863－1928）和李德文神父（1896－1956）在武吉宝美购买了一块土地，并召集新加坡最富有的11名华人天主教徒，及圣伯多禄圣保禄堂最有钱的潮州基督徒，共同组成教堂修建委员会，为圣德肋撒新堂筹款。为了让堂区蓬勃发展，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决定在圣堂附近建立一个天主教聚居区。1934年，华人传教会在武吉宝美收购了大约七英亩的土地，创建了这个天主教村，并将其命名为武吉德肋撒。

在战前的几年里，镇外的华人传教会也有了重大发展。1906年，当圣母圣诞堂的100名教友迁到更靠近海的地区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榜鹅（17英里）增设了一个前哨站。若望·卡西米尔·萨莱耶神父（1852－1916）在此建造了一栋双层的房子，一楼作为小圣堂和当地华人子女的学校。此时实龙岗区的天主教堂已是人们公认的天主教绿洲，这里的华人基督徒社群蓬勃发展。到1916年，圣母圣诞堂教区的人数已增至1200人，数百个拥有农场和养殖家禽的华人天主教家庭居住在这里。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农场里的雇工，以及众多在海滨从事渔业的华工，逐渐皈依了天主教，该地区天主教婚姻的数量不断攀升。鉴于这个天主教社区的蓬勃发展，192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此成立了一所小修院，培养年轻的华人天主教徒成为司祭。

1927年，数百名来自汕头的天主教难民抵达新加坡，又出现了一个天主教徒聚居地。建筑承包商黄成顺（译音）最初将这批难民安置在他的建筑工地的工人宿舍里，后来又为其中100人找到了工作。1928年，在李德文神父的帮助下，这个群体中已有49个家庭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资助，在万礼开垦土地并耕种作物。他们在万礼建立了新的家园，自给自足，由此形成了又一个华人天主教村，作为圣若瑟华人天主教村的分部。1935年，李德文神父在两名杰出的华人天主教友李庆成（译音）和李庆源（译音）的资助下，在万礼建造了一座奉帕多瓦的圣安东尼为主保的木制小圣堂。

皈依者、家庭和华人天主教会

到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新加坡已经建立起大多数主要的华人天主教堂区，不再仅仅是传教站或前哨站。这时期，新加坡华人天主教会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华人教会由定居的家庭组成，教会的人数增长不仅依靠福传和皈依，这些家庭每年新增的人口也使教会不断壮大。从1902年到1936年，每年有100名至120名新生儿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接受洗礼。1903年，堂区的人口已经增长到3000人了。

战前的另一个趋势是华人天主教会中受英语教育的华人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群体最初占少数，但到20世纪上半叶，越来越多华人天主教徒就读于英文教会学校。这或许会对教会的团结造成一定障碍，但华人天主教会实际上一直是多语种的。在那个时期，虽然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是马来语，英文教会教学校并未使用本地语言教学，而本地的华人普遍讲方言。此外，从20世纪初开始，华文教会学校，例如中英学校，以华语和英语授课。因此，在战前的几年里，尽管教会是按照语言和族群划分的，可以看到更大的趋势是融合而非区隔。

一个有力的例子是薛建怀神父（译音，1883－1946），他是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服务超过30年的薛华德教理员（译音）的儿子，也是第一位出生在新加坡并获祝圣为神父的华人。在圣若瑟书院接受英文教育后，薛建怀神父于1899年前往槟城受训，并于1911年7月2日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受祝圣成为神父。他精通两种语言，作为华人传教会的神父，他完全胜任这份工作。1925年，位于实龙岗的小修院成立，开始有少数华人天主教徒在本地接受司铎培训。高摩西神父（译音，1903－1971）就是其中之一。他最初是圣若瑟书院的一名教师，受英语教育，后来在圣伯多禄圣保禄堂获祝圣成为神父。

随着战后华人天主教堂区的信友，越来越多是土生土长的国民，而非移民所组成，华人天主教会开始有了重要的转变。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加坡天主教会不再按种族或语言建立教堂。这一转变的部分原因是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的城市重建计划所驱使的；新市镇的建立并没有按照种族划分。也是在这十年间，华族方言教育在许多华人中不再普遍，华语也取代方言成为小学后华文教育的教学模式。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天主教教区顺应当时的社会和城市变化，促进教会的发展。变革的最终动力在于这十年间，梵蒂冈对普世教会的弥撒进行了改革，不再要求天主教堂采用拉丁语举行弥撒，而当地语言只能用于证道。这使到新加坡教区可以完全使用当地语言举行弥撒。至此，新加坡教会正式将所有堂区规划为区域性，并以英语作为弥撒的主要语言，同时也允许举行方言弥撒。这样一来，华人天主教堂进行改革的同时，其社群仍然保持不变。与此同时，随着新堂区在新市镇的建立，迁居到这些地方的华人天主教徒可以继续参与中文弥撒，尽管使用的不是华族方言，而是华语。在堂区的主保庆日时，原华人堂区偶尔仍会举行方言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