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新加坡社会的革新主义慈悲佛教
佛教自19世纪随着早期移民传入新加坡,至今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早期,华人大多信仰融合了佛教元素的民间宗教。如今,许多华人仍信奉这种杂糅了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的混合宗教模式。因此,虽然华人寺庙宫观的主神不一定是佛教神祇,但这些庙宇中通常都会供奉着佛教神祇。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出现了第一代人间佛教僧侣,他们满足了华人的精神和仪式需求,同时为民众提供各种类型的福利服务。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新加坡的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终出现了革新佛教。这一时期革新佛教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弘扬佛法和教义的重视;其次是组织结构的改革;第三是由高僧大德和居士善信所支持的各种社会宗教、教育和福利服务的兴起。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革新佛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慈悲佛教兴起。在这一阶段,革新佛教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活动、福利服务和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对弘扬佛法的重视
革新佛教吸引了众多年龄在20岁至40岁的新加坡民众。在这一时期,许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加坡华人正在探索新加坡的宗教场域,福音派基督新教组织也在积极招收新成员。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加坡华人开始注意到革新佛教,并为佛教经典和每周举办佛法课的宗教领袖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在革新佛教的发展初期,只有少数新加坡男青年受戒成为汉传佛教僧侣,以及部分女青年到尼姑庵修行皈依成为比丘尼。这批革新佛教僧尼多受到早期人间佛教大德的弘化和指导,包括宏船法师(1907-1990)1、演培法师(1918-1996)2、常凯法师(1916-1990)3和隆根法师(1921-2011)等诸位长老。新加坡本土的汉传佛教僧侣数量不多,于是从台湾请来高僧入新传法,他们主要服务于讲华语的善信。在传经说法时,这些南下的高僧多使用普通话或福建话以满足华族年长民众的需求。
同一时期,新加坡的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以及居士佛教也得到了发展。随着讲英语的佛教徒的数量增加,新加坡出现了许多新的佛教组织以满足这部分人口的需求。一些新加坡男青年遵循南传佛教传统受戒成为南传佛教僧人,一批西藏高僧受邀来到新加坡为讲英语的社区服务。目前新加坡有两座较大的南传佛教寺庙,分别是祝福寺和斯里兰卡佛寺。祝福寺主要服务于讲英语的海峡或土生峇峇娘惹华人以及僧伽罗人,斯里兰卡佛寺则主要服务于新加坡的僧伽罗人口。这两座佛寺都用英语为新加坡年轻人讲授佛法。
如今,新加坡革新佛教仍以弘扬佛法为关键。许多佛教寺庙和佛教组织根据自身传统以英语或华语讲经弘法,民众也根据自身的语言习惯选择相应的佛教团体学习佛法。一些佛教组织提供双语服务,同时以两种语言讲授佛法。也有一些佛寺以其他语言为民众服务,例如斯里兰卡佛寺以僧伽罗语布法,满足了当地的僧伽罗人口以及周日去寺庙的客籍劳工的需求。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越来越多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外国侨民和客籍劳工来到新加坡,他们多是佛教徒。因此,除了服务于本地社区的佛寺,新加坡也出现了许多满足特定族群需求的佛寺,例如泰国佛教寺庙和缅甸佛教寺庙。
佛教寺庙和佛教组织的行政化
新加坡汉传佛教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佛教寺庙的行政化。传统的村庙型佛寺逐渐消失,如今佛教庙宇作为具有慈善性质的宗教组织,受到国家的监管。佛教寺庙的行政化导致了组织结构中宗教与世俗的分离。在过去,村庙式佛寺由住持和比丘尼管理,并由一定数量的居士协助日常事务。如今,佛寺的组织架构明晰,根据寺庙规模大小和佛教活动范围,设有董事会/信托人、财务部门及其他部门。甚至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一些大型佛教寺庙将其社会文化活动与福利活动分开,形成各自独立的实体,但这些组织仍然附属于寺庙之下。行政化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职能分配有助于确保公共资金被用于各种社会宗教和福利目的时权责明晰。根据新加坡的国家法规,宗教治理的关键是确保宗教组织在宗教框架范围内运作。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具有多元民族和多元宗教的环境下,种族和宗教和谐是确保社会和谐的关键,佛教组织的社会文化和福利活动通常面向所有公众,不分宗教和种族。
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活动
自汉传佛教传入新加坡以来,众多高僧大德和佛教居士在佛法教义的指导下,积极投身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等事业。其中最广为人知的1969年创立的新加坡佛教施诊所。新加坡佛教施诊所是新加坡第一个佛教慈善组织,为民众提供中医问诊,中药治疗等服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批德学兼优的青年僧众接替前辈法师成为寺庙住持,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佛教理念逐渐形成,重构了新加坡的佛教景观。在承认传统佛法和佛教仪式对新加坡华人及佛教界的重要性的同时,青年一代法师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关注各类入世的社会文化活动、教育工作和福利事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佛教组织例如由金塔寺的昭坤法照法师创立的慈光福利协会、由大悲院的法坤法师创办的大悲佛教中心、由已故的演培法师初创、其弟子宽严法师扩大规模并担任主席的新加坡佛教福利协会、在现任住持明义法师的领导下成立福海佛教文化暨福利协会的福海禅寺。福海佛教文化暨福利协会旗下还成立了仁慈医院和托管中心,以服务广大社会民众。
另一些佛教组织则关注社会和社区活动,例如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每天提供免费的素食,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地为新加坡民众提供教育和福利基金资助。光明山普觉寺致力于推动佛法教育,在现任住持广声法师的带领下,光明山普觉寺提供从祖先牌位安置到社区与辅导等一系列服务。
走向慈悲佛教的21世纪
在21世纪,慈悲佛教蓬勃发展,吸引了一批重视社会参与的现代佛教徒。4慈悲佛教对佛法、功德、业力的诠释以及有关活佛的观念,推动他们致力于维护佛教的社会参与。他们付出时间、精力和资源,参与到各种佛教慈悲场域中。
在新加坡的佛教景观中,慈悲佛教的发展推动佛教道德自我的兴起和佛教慈善事业的推广,促进本地佛教慈悲场域和慈悲微场域的扩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观察到佛教组织举办各类社会福利活动,服务于社区中不同社会群体乃至广大民众的不同需求。除了佛教组织为新加坡的慈悲场域提供服务的努力,我们也见到小型的或非正式的佛教团体为更为具体的慈悲微场域提供服务。慈悲佛教的发展推动了各种佛教关怀服务的出现。这些服务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分别为:(1)为长者开办的养老院和看护中心;(2)医疗保健服务;(3)为特殊儿童和残疾儿童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和中心;(4)幼儿园及托儿中心;(5)地方或跨国灾害紧急救援;(6)为戒毒人员开设的康复计划和收容所。5除此之外,佛教组织也为善信和公众提供许多例如佛法课、禅修以及讲座等社会、文化、娱乐和休闲服务。
佛教组织通过与新加坡政府进行密切合作,保证权责分明,并确保提供高质量服务,从而使得佛教慈悲领域高度组织化。大部分涉及照料长者的福利服务是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的,包括国家福利理事会、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卫生部。6而与教育相关的服务则是与国家教育部合作开展的。此外,革新佛教组织也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有需要的社区提供福利服务。佛教慈悲场域不仅限于新加坡国内,许多佛教组织积极组织募捐,为区域和跨国救灾工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在有些情况下,佛教组织甚至派出志愿者前往灾难现场提供援助。
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慈悲佛教
慈悲佛教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如何维持其可持续发展。慈悲佛教需要吸引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加入并留住这批年轻人,他们必须有志于此,愿意投身社会宗教工作和慈善事业,同时具备一定的能力,在面临挑战的时候能够创造性地推陈出新,适应社会的需求。
慈悲佛教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如何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即宗教非政府组织)融入当前的社会结构中,以满足新加坡民众尤其是社会边缘群体的需求。与国家、企业以及公民社会进行合作,有助于佛教团体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精神,践行佛教慈悲理念。
此外,在当下的新加坡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财富的两极分化以及新移民的增长等因素使得社会出现了新的需求,也是慈悲佛教所面临的挑战。慈悲佛教需要积极应对新的挑战,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方能与时并进,践行慈悲济世的宗旨。
本文原文为 Reformist and Compassionate Buddhism in 21st century Singapore,此为编辑和翻译后的版本。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1 | 有关宏船法师的事迹,请参阅Jack Meng-Tat Chia, “Buddhism in Singapore-China Relations: Venerable Hong Choon and his Visits, 1982–1990”, The China Quarterly 196 (2008): 864–883. |
2 | 有关演培法师的事迹,请参阅Jack Meng-Tat Chia, “Yen Pei: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Monks in Motion: Buddhism and Modernity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77–116. |
3 | 有关常凯法师及早期践行人间佛教的诸位法师的简介,请参阅Khun Eng Kuah-Pearce, State, Society and Religious Engineering: Towards a Reformist Buddhism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 2009), 122–130. |
4 | 21世纪,个人的信仰具有页岩现代性的特征。所谓“页岩现代性”,指的是“个人的道德伦理价值取向深藏于隐性的社会结构中,犹如层层页岩有待被揭开”。“页岩现代性的出现,伴随着重视社会参与的宗教的兴起,从个人隐性的心智中探索个人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在这里,“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机制,向信徒传授宗教、道德和伦理价值观,并鼓励信徒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些价值观,展现宗教慈悲”。宗教也是“培养和发挥这些道德价值观的机制”,从而推动了“道德自我的感化过程”。参见:Khun Eng Kuah,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Buddhist Compass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 27. |
5 | Kuah,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Buddhist Compass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153–154. |
6 | Kuah,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Buddhist Compass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146–162. |
Chia, Jack Meng-Tat. “Buddhism in Singapore–China Relations: Venerable Hong Choon and His Visits, 1982–1990”. The China Quarterly 196 (2008): 864–883. | |
Chia, Jack Meng-Tat. “Yen Pei: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Monks in Motion: Buddhism and Modernity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
Kuah-Pearce, Khun Eng. State, Society and Religious Engineering: Towards a Reformist Buddhism in Singapore. Singapore: ISEAS Publication, 2009. | |
Kuah, Khun Eng.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Buddhist Compassion in Chinese Socie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