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本土的历程：20世纪新加坡华人基督新教徒的认同转向

20世纪，新加坡华人社群经历了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华人基督新教徒群体也深受当时时局的影响：他们经历了20世纪初期至194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远观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也见证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的历程。这些重大的时政转变，无疑对这群大部分出生于中国的华人基督新教徒是一次次关于身份认同的叩问：他们的信仰，是否必然与中国宗教和政治局势相互绑定？他们应该如何与定居国——新加坡——建立更有意义的联系？著名华语语系学者史书美尝言：新加坡华人基督新教徒，在20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间，无可避免必须思考他们作为“华侨”之身份的终结。¹

华人卫理公会

20世纪下半叶，新加坡（广泛而言，马来亚）的华人卫理公会教会逐步转型为不再以中国为导向，而以本地为导向。1920和30年代起，这些教会就已经开始积极活动，为这个转型做准备。首先是与彼此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确立自身作为本地卫理公会宗派下相对“自主”的团体之地位。教会的努力包括1929年创办中文刊物《南钟》、1936年成立马来西亚华人卫理公会（1948年更名为马来西亚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年议会）。在1930年代，《南钟》不仅是不同华人卫理公会教会之间建立联系的平台，同时也是向教众灌输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有力工具。《南钟》关注的主题，包括支持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将华人传统思想融入基督新教信仰及道德观”，藉此推动教众在基督教文化认同与华人身份认同之间取得平衡。

二战后的1940年代到60年代，在来自中国的教会领袖的带领下，中国不再是《南钟》关注的重点，相反，报道主要集中在有关本地教堂的事件上。原因在于，“如今受到（共产主义叛乱之类的）迫切问题影响的是马来西亚和东南亚，而非中国”。这些报告书强调了各教会的发展和成就，包括在共产活动频仍期间，传教士和华人年议会的传道同工和志愿者在新村（紧急状态时期在马来半岛的新开辟的华人聚落）进行的牧养工作和传福音工作，以及在教堂举办的基督教婚礼。《南钟》关注的重点从中国转移到当地社会政治环境，这种转变标志着华人卫理公会教会作为“华侨教会”时代的结束。²《南钟》将马来亚和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联系起来的初衷，在二战后仍未改变，但看待这些联系的视角发生了转变：从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转向本地的、以冷战为前提的视角。

华人长老会

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强调“三自教会”的理念。“三自”是20世纪中国长老会所跟随的原则，意为“自治、自养、自传”。英国传教士和在中国出生的牧师和传道人在新加坡（乃至马来亚）一直坚持实行“三自”原则。即使1949年之后，新加坡华人长老会与中国长老会的联系中断，新加坡华人教会仍认可并长期坚持“三自教会”的原则。

这一点清楚见于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积极追求。新加坡的福建长老会和潮州长老会据称是最早独立于英国长老会差会(EPM)而寻求自治的华人教会宗派。1901年，英国长老会差会传教士阁约翰（1854－1926）在过去20年间设立的八所堂会组织联合成立华人大会，迈出建立自治自养教会的第一步。1931年，英国长老会差会将权力交给华人大会，大会属下的堂会需要自筹资金。虽然教会独立自治的进程是本地自发的，且由中国出生而在本地活动的长老会领袖和传教士所推动，它无疑也受到中国福建和潮州当地长老会早期独立倡议的影响与启发。³

除了从英国长老会差会争取自治之外，“三自”原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立机构，包括在新马各地设立长老教会和学校。据一份历史记载称，1901年到1950年期间，新加坡、柔佛和马来半岛其他地区（如吉兰丹和登嘉楼）共建立了32座教堂。1951年到1970年期间，由于马来亚紧急状态和新、马增加教堂数量的计划，新建教堂数量有所增加。那个时候，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就几乎完全切断了其中国长老会的渊源。这次的教堂扩展计划，向北延伸到槟城、吉隆坡和怡保等地。到了1968年，华人长老会众基本皆认同自己为本地教会，当时，新、马一带共有52个长老会教会，6498名会友。⁴

郭景云（1884－1975）——本地潮州籍长老会的牧师，与其好友福建籍长老会的牧师叶谷虚（1887－1978）一起，在1950年代和60年代领导了这次的教堂扩展计划。在“三自”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在马来西亚各地发起倡议，推动华人长老教会的自治进程。他们所做的工作之一，包括以教会的名义在柔佛笨珍买了200英里的棕榈种植园，这是教会迈向财政独立的重要一步。不同于新加坡华人卫理公会，即使新加坡华人长老会已经形成本地认同，不再将自身定位为华侨教会，华人长老会仍遵循中国教界提出的“三自”原则。⁵

受宋尚节启发的布道团队中的人物

20世纪30、40年代，一场起源于中国的奋兴运动传播到新加坡华人基督新教教会中。在华人布道家宋尚节（1901－1944）的影响下，教会成立了布道团，并建立了大型跨国布道网络，影响力扩展到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地的城乡地区。新加坡成为这一网络的关键节点。⁶

在二战后积极参与新加坡布道团工作的代表人物有吴静聆（1897－1974）。她早期在厦门的英国长老会差会进行传教工作，后于1934年来到马来亚。1935年至1974年间，她担任新加坡布道团团长，是第一位且担任时间最长的团长，她还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以华文授课的新教高等教育机构——金链灵修神学院（属于布道团的姐妹机构），并担任院长。金链灵修神学院的建立，受到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神学院模式的启发，遵循了吴静聆的老师、最具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神学家贾玉铭（1880－1964）在中国创立灵修院的模式。新加坡布道团则受到宋尚节奋兴运动的影响。吴静聆于1934年至1935年就读金陵女子神学院，贾玉铭当时是院长。吴静聆希望通过金链灵修神学院和新加坡布道团，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和教界中重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奋兴运动的全盛时代。虽然新加坡奋兴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日本的占领使得这场运动戛然而止。1945年之后，奋兴运动已无法恢复过去的势头和人气，部分原因是1944年宋尚节去世，运动失去了最具魅力的核心人物。吴静聆对二战后的形势做出了自己的评估与回应。她意识到布道团作为一种大众运动的衰落，于是将传教工作重心转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乡村的华人社群。布道团资助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为年轻男女学生提供神学培训，为本地教会培养牧师和传道，反映了吴静聆长期投身本地传教事业的决心。⁷

吴静聆还为她所领导的基督教机构寻求全球基督教联系和政治联系。她带领布道团（以及间接地代表金链灵修神学院）加入万国基督教联合会，20世纪中期一个重要的全球新教基要主义和反共联盟。吴静聆这一举措——受到了其同伴杜祥辉（1920－2009）和郭克昌（1916－2015）的影响——让她得以通过参访，并对中华民国效忠，与台湾保持紧密联系。⁸

杜祥辉和郭克昌是本地潮州长老会青年，他们于1935年加入新加坡布道团，二战后成为本地重要的教会领袖。与吴静聆不同的是，杜祥辉和郭克昌在青少年时期便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并在殖民地华民政务司接受翻译培训，精通英语、潮州话和其他中国方言。二人秉持英美主导的全球福音主义，以国际基督教社群而非与中国教会的联系为导向。他们继承了宋尚节布道团队的保守神学立场，支持万国基督教联合会在世界各地教会倡导的持守信仰纯正的理念，并承诺忠于这个全球福音主义的基要派。

为了在新加坡推行基要主义的主张，杜祥辉和郭克昌带领新成立的潮州生命堂的英文会众成立了新加坡第一个本地基要主义教会——笃信圣经长老会生命堂。这一堂会后来发展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笃信圣经长老会，成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发展最快的宗派。他们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创办了中英双语刊物《南洋基督徒》，这份刊物成为东南亚基要派传递消息和招募人员的平台。可见，杜祥辉和郭克昌虽然保持了他们与侨乡的联系，这些关系却附属在他们的基要主义关怀与工作之下。⁹

1	Shih Shu-mei,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Jing Tsu and David Der-wei Wang (Leiden: Brill, 2010), 45.
2	Kwan Qi Xiang, “Connectionalism and print: Network, ideas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in the Chinese-speaking Methodist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1836–1960” (MA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5), 38, 41, 43–51; and Chapters 3 and 4；陈翼经 <《南钟报》简史>，收于《南钟报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1978），页15。《南钟》至今仍在马来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的赞助下出版。
3	Edward Band, Working Out His Purpose: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Taipei: Cheng Wen, 1972), 533; Wu Shui Hsia, “A brief account of the financ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the past 90 Years”,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urch and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synod (Singapore: 1970), 27. 关于福建和潮州的长老会争取独立的努力，请参阅：George A. Hood, Mission Accomplished?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Lingtung, South China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Peter Lang, 1986) and David Cheung,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Native Protestant Church (Leiden: Brill, 2004).
4	Ho Yew Sam,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o celebrate the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urch an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nod”,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9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urch and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Synod, 8–10.
5	叶谷虚，〈陈令典牧师传〉，收入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页121；贺友三，〈大会顾问：郭景云牧师传〉，〈竭智尽忠天国干诚：叶谷虚牧师传〉，收入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 1881–1981, 10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Volume（新加坡：长老教会，1981），页95－87。
6	更多信息，请参阅：Joshua Dao-Wei Sim, “Bring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to Southeast Asia: 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Chinese evangelicalism across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30s to 1960s”, Religions 13, No. 9 (2022): 773.
7	Daryl Ireland, John Song: Modern Chinese Christianity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Man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167; Sim, “Bringing Chinese Christianity to Southeast Asia”, 773; Joshua Dao-Wei Sim, “Captivating God’s heart: A history of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 fundamentalism and gender in Chin Lien Bible Seminary and the Singapore Christian Evangelistic League, 1935–1997”, (MA di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5), 61–62 and 86–94；沈道伟，〈吴静聆女士的贡献：在新马发展宋尚节创立的基督徒布道团工作〉，收入中原大学基督教与华人文化社会研究中心《通讯》，2018年3月，第11期，页11－14。
8	Sim, “Captivating God’s Heart”, 70–86；吴乐助，〈悼念伟大的三姐〉，收入郭克昌、郑遂蓝编，《新加坡金链灵修神学院四十周年纪念刊》（新加坡：虎报，1977），页8。郭克昌是郭景云的侄子。
9	Sim, “Captivating God’s Heart”, 77–81; Timothy Tow, Son of a Mother’s Vow (Singapore: FEBC Bookroom, 2001), Chapters 1 to 12. 亦请参阅，潘乃昭，〈宋尚节与新加坡教会〉，页lx－lxi。

	Band, Edward. Working Out His Purpose: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Taipei: Cheng Wen, 1972.
	Kwan, Qi Xiang. “Connectionalism and Print: Network, Ideas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in the Chinese-speaking Methodist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1836–1960”. MA di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15.
	潘乃昭，<宋尚节与新加坡教会>。收于《宋尚节与廿世纪新加坡华人基督教的灵程》。新加坡：三一神学院，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