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新加坡的中国帆船

新加坡三大本土银行之一华侨银行，它徽标上的一艘帆船，可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缩影。

15世纪以来，中国帆船航运便在东南亚崭露头角，深深影响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

根据中国东南亚史学者田汝康（1916－2006）的研究，在欧洲船舶史上，到1850年由葡萄牙人建造的1500吨至2000吨夹板船，当属很大的船只；然而，中国帆船早在12世纪便有此等成就，而可装载乘客数量更达到千人以上。

马来西亚历史学者李业霖（1935－2023）认为，在新加坡早期历史中，中国帆船占有一席之地。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莱佛士（1781－1826）设立了自由港制度。比较不同国家所建造的船帆，莱佛士更重视轻便、勤于航行和数量庞大的中国帆船，因此以减轻入港税等开明政策鼓励华舶行驶至此。

拥有悠久历史，在船舶设计上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的中国帆船的出现，很大程度地促进了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除了向中国输出海峡土产、英国制造品和军火外，新加坡也是中国外销瓷器的转口中心。

同时，中国帆船也为新加坡带来了来自中国的商人、匠人和劳工。离乡背井的华人更通过中国帆船探问家乡消息、汇钱予乡亲，或回乡省亲祭祖，成为当时许多华人的心灵寄托。依赖中国帆船经商的商人也对新加坡庙宇宗祠和会馆的创建作出贡献，例如捐献维持费予恒山亭和福建坟山。

鲜为人知的是，虽然当时中国严禁贩运鸦片，莱佛士却通过来往频密的中国帆船，把大批鸦片秘密运载进中国。中国帆船的舶商通常都把鸦片窝藏在帆船舱下，以逃脱中国官吏的检查。当时，英国鸦片商詹姆士·马地臣（1796－1878）甚至建议在菲律宾马尼拉或新加坡设立一所总站，方便向中国倾销鸦片。

中国帆船的没落

后来，中国帆船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各处日益没落。自1841年至1842年鼎盛时期的船只入港吨位高达1万8400吨以后，整体吨位不断下降，直到1865年至1866年间仅有3280吨。中国帆船在早期新加坡对外贸易的神坛上再也守不住绝对地位，已然呈现无可挽回的颓势。

中国帆船没落的根本原因可追溯到《南京条约》五口通商施行后，中国开放国门，外国船只被允许直接驶入中国港口和内河，不再需要依赖中国帆船。同时，列强的侵略导致中国社会的混乱和贫困，使得中国帆船的制造技术和经营方法无法正常发展。加上中国沿海海盗猖獗，令不少马来亚华商担心血本无归，转向使用便宜既安全，且有保险保障的欧洲横帆。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横帆逐渐替代了中国帆船。时至今日，我们只能藉由历史照片，看到中国帆船曾经鲜活于新加坡早期历史的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