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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报章，即所谓的“晚报”或“小报”，普遍指的是并非每日出版、内容篇幅小、或出版时间较日报（晨报）为晚（通常于下午或傍晚）的报章。有些晚间报章属于两日刊、三日刊或周刊。
晚间报章在内容的选取和读者上，也和每日出版的日报有显著不同。总体而言，这类报章以广大基层民众为读者对象，内容通俗化，以趣味和消闲为主，凸显娱乐新闻、民生消费、社会奇闻、犯罪案件、意外灾祸等。
晚间报章既是小型的报纸，普遍专注短小精悍的短文、短评，以吸引读者为目标。在手机和电子媒体还未出现的年代，晚间报章普遍受到市民的欢迎；晚间报章也第一时间刊载万字票中奖号码和赛马成绩，并常有名家讲解马经，因此民众惯称之为“马票报”。
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所有小报停刊后，进入60年代时，第一份出版面市的小报是《民报》。《民报》之后，属《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最有代表性。
1960年3月19日，人民行动党执政后的第一份小报《民报》出版，创办人是黎国华（1916－2017）、王如明、黄权和（约1908－1970）及黄科梅（1915－1961）。黎国华是社长，黄科梅任总编辑。甫出版时，《民报》只有一页纸的内容，后来加到一页半、两页的内容。初创时是三日刊的报章，销路打开后改为两日刊。
《民报》由新加坡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家公司成立于1959年行动党上台后不久。《民报》社址在丝丝街158号，即傅无闷（1892－1965）创办的《新报》旧址。
《民报》总编辑黄科梅被称为“潮州才子”，曾任《新报》主编，兼编《行动周刊》。他在1960年加入《民报》出任总编辑，却于隔年逝世。《民报》总编辑这个职位之后悬空多时，直到1964年5月才由郑文辉接任。当时的《民报》虽然是两日刊的报纸，却有大报内容的风格。它的社论宣示其“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说话，以国家全民的利益为依归”。《文艺》和《民风》副刊，则主要刊登艺文类和综合性的作品。为吸引读者，也连载金庸的小说如《神雕侠侣》和梁羽生的《散花女侠》等。
由于销量日增，黎国华决定将《民报》改为每日出版，经过筹划之后终于在1966年3月19日，《民报》六周年纪念日时转型成日报，並在吉隆坡设印刷厂同时发行。
1971年，《民报》添置一架捲筒印刷机以应付业务发展的需求。1979年12月27日，《民报》被认为刊登渲染“性”的报道和文章，被文化部下令停刊。当时，报社向文化部提呈“改革内容计划书”，最终于1980年1月9日被批准恢复出版。《民报》持续出版至1984年，因经营不善，于同年的8月5日停刊。从1960年至1984年，《民报》一共出版了24年。
《新明日报》（简称《新明》）创刊于1967年3月18日，由香港《明报》社长、武侠小说作家金庸（查良镛，1924－2018）和新加坡药商斧标驱风油老板梁润之（1897－1971）合资创办，两人各持股份50％。编辑部由金庸负责。
《新明》初创时社址位于达维申路七号，原是《新生日报》向牛奶厂租來的厂址。《新生日报》由梁润之于1961年创办于柔佛新山，1962年迁至新加坡继续出版，至1966年停刊。梁润之办报经验丰富，他在1953年至1955年9月，办过一份三日刊的《快活报》，1956年6月又办了一份三日刊《工商报》。《新明》创刊时董事主席是梁润之、社长金庸、总编辑潘洁夫（生卒年不详）、董事财政梁庆经（1929－2018）、总经理陆上行（约1910年代－1972）。金庸也从香港带来了两个人：负责编辑部的是原香港《明报》总编辑潘粤生，任执行总编辑，而经理由朱志清担任。
《新明》创刊号出纸六大张，印刷1万多份免费送给报贩，再由报贩零售给读者，短短几个小时就卖光了。创刊号有时任文化及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渥（1924－2017）的祝词：“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其工作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使公众人士获知正确的消息。我们的共和国本质上是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尽有余地可以容纳更多的报纸、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以便在我国人民之间传达各种消息和意见”。1他在祝词中也说，不论什么报章，它的新闻报道都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原则，使人们了解国家的各种问题。
金庸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新明》是一份民营且具商业性质的报章，既无任何政治背景，亦无党派关系。在新闻报道方面，则以本国全民利益为前提，促进多元民族间的了解和合作，立场保持超然。至于促进文化，启发民智，灌输公民常识，鼓吹自由民主，提倡社会福利，属于报界天职，自然奉为圭臬。当年金庸的武侠小说深受新马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争取报份，金庸特别写《笑傲江湖》在《新明》创刊时独家连载，一纸风行。
金庸提出《新明》的五大特色为：独家刊登金庸的小说，副刊有名家汇集；娱乐版独有消息；通讯网遍布全球；天下事资料丰富；名家主编马经。《新明》初创时在早上和下午出版，1990年代逐渐转为下午以后出版的晚间报章。
1968年中，潘粤生回香港。一直到1969年4月1日，才由钟文苓（生卒年不详）接任总编辑。钟文苓同时带来了原在《南洋商报》后与他一同转去电视台的蔡晃生（1921－2001）和黄德荣，还有作家姚紫（郑梦周，1920－1982）。蔡晃生负责编辑主任，黄德荣当采访主任，姚紫则编辑副刊《新风》。报纸的风格开始有所转变，较为整肃。
1971年9月，创办人之一的梁润之逝世，由董事财政梁庆经接任董事主席。1972年11月9日，《新明》团队从达维申路迁入麦波申路577号的“润之大厦”。而到了1989年2月5日正式搬入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报业中心，与《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共用暗房设备和资料室。2
1975年新加坡政府落实报章与印刷馆法令，《新明》在1977年进行改组并分配管理股权。1978年2月，钟文苓离职到《南洋商报》当总编辑。蔡晃生代总编辑半年，后由黄德荣升任总编辑，郑权三任副总编辑。这时的《新明》，在内容上倾向选择轻松的新闻夸大渲染，不较之前严肃，因此在1979年12月7日，被文化部吊销出版准证。报馆上诉提呈“修改编辑方针计划书”，在1980年1月9日获准复刊。
1979年开始，《新明》逐步采用简体字，先从副刊开始，然后到新闻版，经过一段时间，完全采用简体字编排。同年，配合报业发展新趋势，《新明》的版面改为全面横排，直排形式成为历史。3
1982年8月，《海峡时报》集团以112万5000元购买了《新明》45％的股份。同年12月，再增购14％股份，使《新明》成为“海峽时报（1975）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新明》和《海峡时报》合并后，成为新加坡两大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也就是《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控股公司。4
1983年1月1日《海峡时报》委派三名代表：郑坤德、张业成、冯尔根，加入《新明》董事会。同时也指派《星洲日报》前董事经理兼总编辑的黄溢华（1929－2024）到《新明》当编务顾问。同年年中，从伦敦进修回来的《海峡时报》高级副总编辑冯元良，受委为《新明》的编辑委员会主席。1984年1月2日，《海峽时报》的双语版编辑吴元华转来《新明》当高级编辑，负责言论栏目，新辟了《言论版》，进一步提高《新明》的社会形象。
1986年，吴元华接任《新明》总编辑，后于1990年转任《联合早报》副总编辑。《新明》总编辑由成汉通出任。一年半后，由杜南发接任《新明》总编辑一职。2007年，杜南发成为统筹总编辑，许仁好成为总编辑（2007－2011）。许仁好之后，由潘正镭接任（2011－2017）。目前的《新明》总编辑为朱志伟（2017年至今）。
1983年3月16日，新加坡两大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合并，同时诞生了《南洋·星洲联合早报》（《联合早报》）和《南洋·星洲联合晚报》（《联合晚报》）。
虽然两份报纸都是同一天发行，《联合早报》因为和《南洋》《星洲》同属晨报，其历史追溯到1923年。《联合晚报》因属晚报，不上溯历史，遂以1983年3月16日为其创刊日。5
《联合晚报》创刊号的封面所刊登的给读者的信，当中就提到了传播现代知识，发扬传统文化，是它所负的重大使命。它将以浅白的文字报道国内外新闻，详实快捷，让读者立知天下事。
《大特写》专栏可说是《晚报》当年创刊后的一个金字招牌版，每星期出版五天，每期占用一个全版。专栏报道也多次结集成书出版。
2011年，《晚报》开拓网络空间，在脸书开设了专号，粉丝在2018年突破21万人。2013年9月9日，配合创报30周年庆，《晚报》正式进军数码平台，推出专属网站和手机应用，读者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网站，随时随地阅读晚报。
2017年底，新加坡报业控股属下的华文媒体集团整合《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数码部的采访资源，成立新闻中心，负责为这两份报纸和数码平台提供新闻。这个采访资源的共享，一直到《晚报》于2021年12月24日停刊才结束。
因为受到数码的冲击、本地华文媒体人才有限，以及面对越来越不利环境，创刊38年的《联合晚报》在2021年12月24日停刊，内容则并入了《新明日报》，《联合晚报》就此写下休止符。
《联合晚报》在38年间，一共有六任总编辑，分别是陈正（1983－1998）、许仁好（1998－2007）、王彼得（2007－2009）、蔡深江（2009－2014）、李慧玲（2014－2016）、蔡深江（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吴新迪（2017年12月－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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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一带的华文教育，指的是以华校为园地、以华族的方言、华语、华文为所有科目教学用语、考核用语的教育体系。早期华校的师资多来自华南地区各方言区，因此课堂上的教学媒介语多为闽、粤、客、琼等方言。后来则开始使用国语，即华语。
这一时期，华校的使命，不仅教导学生现代学科知识，也侧重于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传授，同时，不忘给学生灌输华族的思想和价值观。华教、华校都是新马地区重要的教育概念。
民国之前的华校，也包括私塾、蒙馆等，是以教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珠算等传统教育内容为主的。清朝末年，开始有学堂的出现，教导现代学科知识，这与旧有的教育内容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新加坡及马来亚半岛（即英属马来亚）最早的几所华校，都集中出现于1904年至1908年之间。由客籍族群组织所兴办的应新学堂，创立于1905年5月；而粤籍人士的广肇学堂，创立于1906年4月；潮籍人士的端蒙学校，也创立于同一年的9月；而闽籍人士的道南学堂同样在1906年创立。
这些“学堂”实为后来的华校之先驱，它们之所以集中创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的几年之间，与清朝的维新思潮有关。晚清新政的主导者在1903年前后，已意识到在全国广设教导西方实学技艺的新式学堂的重要性，但却受制于国家经费有限无法广泛推行，遂转而倡议借助地方上的力量来“多建学堂，普及教育”。这便是为什么新加坡当时最早的华校，会以学堂为模式，并且都由会馆筹创而成。
后来，清朝政府又曾于1905年到1911年间，通过驻当地的领事及多次派遣官员到南洋来视察华教、鼓励侨民兴学、奖励华教有功人士等举动，主动介入新、马的华教事业。大约同时，即1907年、1908年之际，孙中山（1866 －1925）的共和革命和康有为（1858－1927）的君主立宪两方阵营，也开始积极到南洋各地鼓吹及实践其政治主张，并间接带动华教的发展。这样的情势，固然有助于华校的进一步普及，但也无可避免地把本地的华教事业，在起步之初就带进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纠葛当中。
1913年，袁世凯（1859－1916）与孙中山分别掌控的两大军政集团决裂之后，孙中山通过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及颠覆政府运动期间，因行动失败而被迫逃亡的约200余名同志当中，就有许多被安排到新加坡，进入华校当教员。1这些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士，遂积极在华校中培养学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发动他们在本地进行社会抗争。
这引起英国殖民政府的注意，在1920年，分别在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及马来联邦立法议会，提出并通过学校注册法令，开始以宪政及法律的手段来控制本地的华校。这道法令虽然在酝酿时期曾引起轩然大波，新、马华社的有识之士决议力保华校不受当地政府、外来势力和华社内部激进力量的过度干扰，从而取得稳定发展。
自此至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以前，本地大大小小的华校已有300多所，约三分之一位于市区，其余则零星散布于全岛各处的乡村之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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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华校会在20世纪上半叶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主要是当时失衡的官方政策导致的。英国殖民政府虽然在1819年即从柔佛王室手中接掌本岛的管治权，但它在随后的130余年当中，却不曾施行过为新加坡孩童大规模提供学额的举措。
1941年，新加坡的总人口已达76万9216人，华族占其中的59万9659人；1但殖民地政府尚没有在本地开办过一所华文学校。
迟至1949年，除马来文学校外，当时新加坡纯粹官办的学校仅有16所政府英校而已，而虽非官办但获得政府辅助的英校另外也不过19所。这35所获得公共资源支持的学校，总共为3万2000多名孩童提供受教的机会。不过，当年新加坡所有适龄孩童的总数，其实高达10万以上。那些进不了官办及受政府辅助的学校念书的孩童，如果要改变求学无门，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的命运，能到哪里入学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该年有7万1000名华族子弟，必须到民办的319所华校里边才能接受教育。2
本地的华校自初始以来，即都由华社自资兴办。有的华校由宗亲及地缘组织（如会馆与公会）所设立，有的由社会贤达与地方人士所集资创建，还有的由教会等宗教团体所开办。因此，华校在属性上绝大多数属民办的非营利教育机构，管理结构上，一般由一个董事会负责维持与监督学校的运作。
华校以低廉的学费，让广大民众的子女皆得以入学。此外，因其分布面广，居住在闹市陋巷中的劳工阶层的子弟，及穷乡僻壤山芭里的贫苦农民的子弟，都可以找到一所能就近入学且负担得起的华校，接受较为规范的教育，力争改变自身的命运。华校的出现，弥补了政府政策和管理的不足。
1955年的立法议会选举之后，新加坡有了民选的政府。翌年2月开始执政的劳工阵线政府随即公布《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复于3月公布《教育政策白皮书》，宣示政府将“平等对待（华、英、印、马）各语文源流教育”。于是，当局在1956年开始兴办政府华文小学和中学。续在1957年落实政策，让各语文源流学校都可享有政府给予的“全部津贴”。
当时，新加坡几乎所有的民办华校都表态接受这一政策，领取政府的全面资助。民办的华校，遂自此成为“政府辅助学校”。至1961年，新加坡总共有228所华文小学和28所华文中学。3这256所由辅助学校和政府学校共同组成的华文源流教育体系，当年为占全新加坡学生总数之四成的15万名华文源流的学生，提供完整的中小学教育。4因此，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华文教育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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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华乐开展于20世纪50年代前后，那时的所谓华乐包括了民间社团的地方音乐（潮州、广东、客家、福建等），甚至也不叫作华乐，而称为民乐或国乐。
1960年代初期，除了一些地方音乐团体如陶融儒乐社、铮铮丝竹社、有地方音乐部门组织的宗乡会馆、以华文为媒介语的学校如中正中学和华侨中学以外，华乐活动几乎都由一些有左派色彩的音乐艺术团体如康乐音乐研究会、爱同／崇福校友会、赤道艺术研究会等附属的民乐队在主导和推动。陶融儒乐社早在1959年组织了新加坡第一支具有完整规模的华乐团，该乐团包括吹、拉、弹、打四个声部。
本地华乐和亚洲其它区域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它的名称：在中国称为民乐，香港称为中乐，台湾则称为国乐。和传统的民间音乐一样，萌芽初期的华乐多数以齐奏形式为主。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由于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以及乐谱的供应，才渐渐有了合奏（含和声与对位等写作技巧）的形式。但这时期的合奏和如今的合奏相比，无论在曲式、和声以及织体方面都显得比较简单。乐曲一般也不太长，其中轻音乐、舞曲形式的小合奏也不少，例如《彩云追月》《幸福年》《花好月圆》《马兰花开》《牧羊女》《丁香花》《桂林山水》等。
1960年代初，大型华乐曲目本来就不多，加上乐谱进口的限制，在本地上演的大型曲目很有限，一些比较常上演的曲目包括《东海渔歌》《马鞍山序曲》《钱塘江畔》《大联欢》《灯节》《大起板》《青年钢琴协奏曲》，舞剧《小刀会》组曲里的《弓舞》，及改编自管弦乐的《瑶族舞曲》和《陕北组曲》。值得一提的是，由爱同／崇福校友会联合民乐队演奏的《东海渔歌》，1963年在新加坡的首演，虽比中国迟了三年，却是中国以外最早演奏这首曲目的地方。
196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政治原因，中国的许多唱片和乐谱都不能进入新加坡。在华乐乐谱本来就匮乏的本地，华乐团的处境更是难上加难。如今很难想象，在那个时期，除了乐谱难寻，师资亦非常缺乏。除了传统地方音乐还有一些老师傅传授，一般玩华乐的人大多都是以听唱片，自己摸索模仿的方式学习。凭着一股兴趣和热忱学习精神，也为当时的华乐打开了新格局，并为后来的专业化华乐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当年许多来自香港的粤语武侠影片配乐，对好些本地华乐自学者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熏陶，激发了他们认识华乐的兴趣。至于乐谱短缺问题，主要的解决办法便是记谱，也就是听唱片，甚至在电影院里边看边听边记，一个音一个音的把一份独奏或合奏谱慢慢拼凑出来。有点能力者就自己尝试作曲和编曲。这种资源匮乏的情况一直维持到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才渐有改善。
1968年是新加坡华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的国家剧场成立艺术团，其属下包括交响乐团、华乐团、合唱团及舞蹈团。其中，华乐团更是新加坡第一个有团员津贴的华乐团体。1969年，国家剧场华乐团在其指挥郑思森（1943－1986）的领导下，灌录了新加坡第一张华乐合奏黑胶唱片《鼓乐迎春》，共有五首乐曲《丰收歌》《国庆》（即《社庆》）《武术》《春耕曲》以及古筝独奏《闹元宵》。
新加坡第一个包含华乐在内的比赛应该是1968年至1969年，电视台主办的《音乐歌唱大比赛》，这次的比赛引起也激发了许多人对华乐的注意和兴趣。由教育部主办的青年节华乐比赛还是后来的事。
本地华乐团体第一次到欧洲演出是在1970年，教育部属下青年华乐团受邀到瑞士参加国际青年交响乐节演出。该团团员相当于当时的精英，都是来自不同中学华乐队里的佼佼者，先后由郑思森与李雪岭（1939－1989）指挥。那回出国演出的最大意义，除了让当时年轻的华乐团员大开眼界，还激励了其中好些人学习西洋乐器，并最终走向音乐专业的道路。这些人里头就包括了许多人民协会华乐团、香港中乐团以及后来的新加坡华乐团团员在内。
除了上述演出，1970年代本地华乐界最大的两件事，莫过于1974年人民协会华乐团（新加坡华乐团的前身）的成立，以及1977年人协华乐团受邀到香港参加当地艺术节的演出。这次的演出相信也对1978年香港中乐团的成立有一定的催化和刺激作用。1976年至1977年间，人协华乐团在吴大江（1943－2001）的指挥下，也先后灌录了两张黑胶唱片《椰林舞曲》以及《霓裳羽衣曲》。
1980年代的华乐团，除了本地唯一半专业的人协华乐团以外，还有许多学校、联络所、宗乡会馆以及电台等，都如雨后春笋般有了华乐团的组织。虽然，在华乐教育和学习的贡献上见仁见智，但无可否认的，1970年代开始的教育部青年节比赛也给华乐的发展和水平提升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人协华乐团的逐渐专业化，1980年代本地华乐团演奏的水平，以及曲目的现代化也逐渐跟上香港以及中国。这期间的人协华乐团，也由于和现代舞蹈、话剧的合作，催生了一些风格新颖的乐曲，如舞剧音乐《女娲》《席方平》《唐璜》等。
1990年代以后，由于教育部对此领域的重视，许多中小学的华乐乐队组织已经相当完善，一些学校乐队的演奏水平、深度（在青年节比赛期间）以至乐器装备都直追专业乐队。
1996年，新加坡华乐团在人协华乐团的基础上，以国家乐团的身份正式成立，新加坡的华乐团从此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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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地时代，华校除了具有本地华社民办的性质，也具有华侨学校的定位。而后者的属性，宣示着华校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涉及到受教育者的身份归属、国家认同的大问题。因此，在新加坡即将取得自治，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际，华校的身份认同不得不经历一次重大的改变。
1949年1月间，华文文教界资深人士张瘦石（1898－1969），在报章上连续发文，力主本地华校应保持其侨校定位。由于当时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身份仍为中国侨民，张瘦石遂认为“多由侨团创立”的华校，其宗旨实在于“教育（华侨）子女，俾他日长大，在当地为一善良之公民，回祖国亦不失为中国之有用国民”。
他认为，“中国文化有其悠久之历史，中国教育有其独立与完整之体系”，所以“华侨在海外需要自设学校以教育其子女”。而且，“照目前而论，当地华侨作久居（英属）马来亚之计者，仅限于世代土生与事业既有基础者。此外类多暂留性质，大局平定，即将携家返国。后者不容说，即前者亦颇有切愿其子女受华侨教育者”。
所以，张瘦石认为，当地政府必须尊重“华侨教育之独立与自由”、“民族自择教育之权利”，作为华侨学校的华校，因此“实有保持现状之必要”。1
张瘦石的看法是有民众基础的。根据《南侨日报》于1947年3月至6月间，对当地华侨进行的一项“关于马来亚未来政制”的民意测验，参与这项调查的2万4000余人之中，95.6％愿意在“不脱离中国国籍”的情况下，选择“做马来亚公民”；但只有3.1％的人愿意在“脱离中国国籍”的情况下，选择“做马来亚公民”。2由此可见，当时张瘦石的意见可能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进入1950年代以后，情况则有了很大的改变。除了国际局势，最为关键的是新加坡的自治及马来亚联邦的独立进程已如火如荼地展开，本土意识日益强烈。这些发展，使到“华侨学校”的坚持，显得越来越没有着力点。相反的，把华校发展为华裔新加坡人的母语源流学校的抉择，已成为势在必行的选项。以前的一些观念和坚守，不得不为新形势的到来而让路。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些能认清大局的华文文教团体挺身而出，积极发挥影响力。它们一方面吁请政府，要“依据联合国宪章，使民主国度中各民族应有的，学习母语的基本权力得到绝对之保障；让成为一个民主自治之邦的新加坡内部之中英马印民族的学校，地位平等、津贴分配公平”。
另一方面，这些团体亦引导群众意识到，在新加坡成为一个民主自治邦之后，作为本邦整个教育体系之一环的华校，其任务已不能再是维系中国身份的“侨教”，而必须转型成为给新社会“造就良好公民”、为本邦华族提供“母语教育”的华校。3
华文教育界的主流力量所发出的这些呼吁，对华校顺应时代变革而转型，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使华文教育得以顺利完成其历史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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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新加坡独立为自治邦，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的管理。此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秉承平等对待各语文源流教育的理念，也依循前任劳工阵线政府实行全面资助各民族语文学校的政策。因此，华文教育得以持续稳定发展。在1957年至1967年的10年之间，全国有高达30％至40％的华族家长，选择把子女送入华校就读。1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立足于提供初等教育的学校。太平洋战争（1941－1945）爆发以前，本地已有了四所中学。在战后的短短几年之间，又有另外五所新的华文中学相继设立。华文基础教育体系算是完整。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本地缺乏高等教育机构，高中毕业的学子们要到哪里接受大学教育？这成了千万家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1956年3月，南洋大学顺应潮流，正式开课。这所位于新加坡西部、号称中国境外唯一的华文高等学府的成立，令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自此具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成为与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学校并立，共同为国家作育英才的教育体系。
然而，进入1970年代以后，华校的生源逐年递减。在1967年，华校所招收到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尚占全国小一学生总数的33％。但到了197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13.75％；2而至1983年，竟再骤降到不足1％。3其实，这一生源萎缩的情况也出现在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源流学校当中。
1979年2月10日，新加坡政府发布了一份《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报告书》。报告书的即时与直接目标，是着眼于改善和提升本地学校的双语教学水平。但它也同时为新加坡未来的教育体系，制定了一个发展方案。那就是以一个“新教育系统”，来取代既有的，华、英、马来、淡米尔四种语文源流教育体系并立共存的局面。
这一影响深远的规划所拟达成的目标是整合全局，为新加坡全国所有的学校制定一个统一模式。那就是一个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的教育体系。这个新制度要求全国所有的学生在学校中都必须以第一语文的水平来掌握好英文，英文同时也是全国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与此同时，它也要求各族学生必须兼习母语。但学生们乃是以第二语文的水平来学习其母语的，意即华族学生须学习华文第二语文、马来族学生学习马来文第二语文、印度族学生学习淡米尔文第二语文。
这一重大教育改革，所缔造的变局，导致原以各自的族群语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华校、马来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自此不再存在。原来在这些民族语文学校中以第一语文的水平传承着的语言和文化教育，从此改变为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统一教育模式下，由学校里作为单科语文教学的第二语文母语课程来延续。华文教育由是转变为华文教学。
华文源流学校的最后一批学生，毕业于1986年，华文教育在新加坡随之走入历史。然而，“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华校虽然不再存在，但“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知识的教授，以及华族的思想和价值观之灌输”的工作却没有因此而中断。这一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已继由本地学校里的华文教学肩负起来，例如华语、高级华语、小学公民教育等科目，都仍然使用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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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存续了近一个世纪，对提升华族民众的教育水平、精神文明、生活品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1920年的一项人口调查，当时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三地，每1000名华族男性当中，只有59人是正在上学的，显示那时的华族男子，有机会接受教育者还不到6％，女性的比例当然就更低了。1这还是发展已相对发达的海峡殖民地地区的情况，英属马来亚其它地方的情况，自然就更低于此了。
到了1949年，当时新加坡为数10万以上的所有适龄孩童之中，有逾七成是在华校念书。而且为这许多孩童提供教育的那319所华校，全都是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资助的民办机构。
由此可知，在当局于1950年代才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以前，乃是那星罗棋布于全岛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几百所华校，为广大民众提供普及的平民教育，让许多平凡甚或贫寒家庭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换言之，在政府还没有为孩童提供义务教育的那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之中，是民办的华校为新加坡承担了让多数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的这个社会责任。
华校所提供的普及教育，让本地华社群体得以开智启蒙，从而改变整体华人的精神面貌。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汇流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前者期使中国能有一个新的统一书面语、后者则期使它能有一个通用的口语。这两股力量的汇流，遂使中国有了能“我手写我口”的“现代语言”，让孩童及大人都可以通过一般的努力，就快速掌握的一种功能强大的学习和沟通工具。它在教育方面所发挥的最关键作用，便是使平民教育变为可能。教育的普及，让普罗大众而不仅是权贵富裕阶级，都有机会学习知识、接受文化熏陶，从而促进阶层流动改变整个社会。
这现代中文便是本地华校的教学媒介语。它虽渊源于境外北方，与原籍华南的绝大多数新加坡华裔原本没有血缘关系，但华校的课堂却让我们掌握了这一当时正快速发展成为华人世界之共同语的语言。当它成为整个中文世界用以散播知识文化及思想的报章、杂志、书籍的媒介用语时，在华校中掌握了这一语言的本地华人遂得以无碍地通过这些出版物汲取知识、开拓视野、认识世界，提升全体社群的素质。
此外，华文教育也凝塑了华社的集体认同。新加坡的闽、粤、潮、琼、客籍华南移民，向来以各自的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帮群为单位自助互保。殖民地当局分而治之的谋划，更进一步固化华人社会的帮群结构。但华校以统一的教学语言，让华语华文超越方言凌驾宗亲，为在华社之中培养一个高于省籍情怀之上的集体认同创造了有利条件。华文教育，以及在其基础上继之而来的华文教学，让本地华裔得以通过母语的认同而成为一个社会集体，与我们的马来、印度和欧亚裔同胞协力同心，在一个新生的国度中共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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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加坡华族文化遗产的一环，华校教科书是殖民地时代和新加坡建国初年几代华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凡是有上过旧时私塾，或进过新式学堂的华人，对他们读过的蒙学课本或现代教科书的记忆，是有深刻印象的。
在现代学堂出现前，新加坡的华族主要通过各种形态的私塾接受教育。这些附设在住家、店铺、庙宇、会馆或其他简陋建筑物内的私塾，没有固定的课程大纲和目标，也没有规范的教科书，而是由塾师决定教哪些内容，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的童蒙课本，附加一些算数、书法等课程。程度比较高的学生则有机会读到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
新加坡第一所现代学校创始于1899年，是一所女校，称为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1这所由邱菽园（1874－1941）、林文庆（1869－1957）等社会贤达发起创办的女校，以后发展为英文学府，它的课程包括罗马化的马来文、华文、英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和缝纫等现代学科的教育。跨入20世纪后，作为“中国海外教育一支”的华文学校2，包括养正学堂（今崇正小学）、广肇学堂（今养正小学）、应新学校、端蒙学堂、道南学校、启发学堂（今启发小学）等纷纷创立，这些新式学校的课程与课本，乃遵照清政府的学堂章程所规定的目标和大纲。
当时这些学校所用的课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编写和出版，包括修身、国文，以及珠算、笔算、历史、地理、伦理、科学、图工、歌唱及体育等。这些教科书的特色是注重灌输学生若干生活价值准绳，诸如尊孔、忠君、公德心、尚武精神、务实精神等，符合晚清政府对臣民的政治要求。
1912年，以共和为政体的中华民国成立。从民国元年至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中国面对内忧外患，政治环境极不稳定，主要事件包括五四运动、北洋军阀动乱、国共内战、日本侵略等，这些事件也影响了教育政策和教科书的内容。
这一时期，新加坡华校采用的主要是中国出版社出版、适用于南洋侨校的教科书，其内容自然深受这些政治事件的影响，亦呈现阶段性的特殊面貌。华校采用的一些民国教科书因含反日和反英的内容而屡遭英国殖民政府严查禁用。例如，1928年，殖民地政府已经禁用了一批反英的教科书。金文泰总督（1875－1947）任职期间（1930－1934），对华校教科书审查与禁用，更不手软。在1930年至1935年间，殖民地政府几乎每年都公布一批禁用教科书。仅仅是1935年，政府就公布了16家出版社的84种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为禁书。3
总体而言，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校，在二战以前所使用的教科书，绝大数量都由中国输入，教科书的编纂者均为中国知识分子或教职人员。主要的教科书出版者是创设于中国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它们编写的小学、初中与高中的教科书，包括了国文（国语）、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4，风行东南亚各地。例如中华书局宋文翰（1894－1971）编写的《中华文选》八册、宋文翰、张文治（1898－1956）编写的《高中国文》，在本地华校多有采用，影响较大。这些教科书的内容，以灌输各种学科新知识和培养中国国民性格为目的，适合中国国内的生员采用。至于专为中国境外的侨校，特别是为东南亚一带侨校学童编纂的“南洋适用教科书”，则多依据以上海为据点的中华版《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及商务版《复兴教科书》系列教科书为蓝本，改编而成，内容和中国国内教科书，大同小异。
这个由中国教科书垄断的局面，直到1936年，由本地华商创办的南洋、众兴、世界、上海等大书局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本土化教科书后，才得以突破。
战后初期，华校迅速复兴，但却面对中国教科书短缺问题。1946年至1949年间，中国发生内战，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东南亚地区华文图书和教科书的供应。为了解决华校教科书的供应问题5，新加坡上海书局组织了一群战时流亡南洋一带、熟悉南洋情况的滞港文人和教育工作者，编纂了一套“南洋化”的上海“现代版”南洋教科书，以解决教科书短缺的燃眉之急。世界书局则出版了“世界版”南洋教科书，南洋书局也出版了“南洋版”教科书。
这些内容本土化或南洋化的教科书不仅由本地学校采用，它们也在东南亚其他城市的学校广受欢迎。这些南洋色彩浓厚的教科书，一般称为新加坡版“南洋教科书”。
新加坡世界书局和南洋书局也投入“南洋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一般而言，这些教科书的特色之一，是其内容的本土化色彩较中国版“南洋华侨适用”教科书为浓厚，且较顾及本地的课题。
战后初期的新马政治环境，与战前截然不同：在殖民地内部，有马来亚共产党的政治诉求、马来民族主义的伸张、马来亚联合邦的成立，人民开始关注政治，并逐渐投入民族自觉运动；在国际上，中国的政权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东西方政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冷战方兴未艾，华文教育和华校教科书的内容遂从民族教育课题提升到本土政治层面，结果催生了“教科书的马来亚化”运动。
“教科书的马来亚化”，是指英殖民地与过渡期的自治政府为了控制新马方言学校（主要是华校）的发展、推广英文教育而建立的一个新教育制度。其手段是通过改编华校教科书，削弱或删除战前教科书的中国意识教材，引进注重本土化色彩的内容，培养学生效忠居留地的情操。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实质，就是政府主导教科书的内容，由政府设立的教科书委员会制定各科课程标准，监控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出版和采用。6
1951年，马来亚联邦政府邀请中国教育专家方威廉（1903－1993）与联合国官员吴德耀博士（1915－1994）到新马进行调查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并发表了《华校与马来亚华文教育报告书》（又称《方吴报告书》），开启教科书马来亚化的序幕。
1953年，首套马来亚化教科书——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的联营版《国语》问世。此后，截至1956年为止，市面上出现的马来亚化教科书还有上海书局的“现代版”、世界书局的“世界版”、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中商版”、南洋书局的“南洋版”教科书，以及“联营版”。这些版本的教科书也包括语文和数理各科，特点是遵照新加坡、马来西亚政府教育部所拟定的课程标准编纂，内容以兼容华族文化和马来亚文化为中心，教学宗旨以培养效忠本地政治体系为目的。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初年，在华校就读的学生约17万。当时的华校，除了英文（第二语文）科外，其他科目也主要是用华文教学，华文课本的市场还能吸引五大书局以外的出版社参与竞争，一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1979年以后，新加坡政府统一四种源流学校，全国学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教学后，华文教科书只剩下《华文教材》一种，华校教科书也随着华校的没落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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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新加坡华族主要通过私塾、义学和学堂传授中国的象形文字、四书五经、珠算常识和人伦道德等内容，以培养学童的语文、沟通、做人和经商等能力，并传承华族传统文化。
进入20世纪，中国政局剧变。民国建立以后，新政府致力于兴办教育，启蒙群众，从西方引进现代教育制度，鼓励知识分子编纂各科新式教科书。于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及开明书局等纷纷投入资源，源源不绝推出五花八门的各科新式教科书，供国内的中小学和海外的侨校采用。这些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历史、地理、常识、公民、卫生、算术、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目。1
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七大主要图书馆收藏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华校采用过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乃遵照中国教育部在不同时期颁布的课程纲要和教育宗旨编写，因而冠以不同系列的名目，如《共和国教科书》《新制中华教科书》《新编中华教科书》《新课程标准适用课本》《复兴教科书》等系列。2这些不同名目教科书的取材和教学宗旨，紧扣着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深具时代烙印和意义。
从1912年至1928年的10多年间，是民国教科书出版的繁盛期。数以百万计中国社会精英与专才，投身于教科书的编纂工作，他们在商务和中华等出版社的旗帜下，通过翻译或编纂各类现代学科教科书，将现代知识（如科学）、新思想（如自由、民主、人权）、人生观和世界观，通过教科书，传播至中国各地和海外侨校生员，影响至深。1919年席卷中国和东南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是受到这些启蒙教科书的直接影响所致。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显著影响，是白话文的采用与儿童文学被采编入民国教科书。1920年代至1930年代，教科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小学华文课本多以浅易的儿童文学为规范。例如1930年代教科书《小学国语读本》里许多课文，都采用琅琅上口的儿歌、寓言、笑话、故事等体裁编写，易读易记，妙趣横生，深深刻印在学子的脑海里。例如这篇充满诗心和童心的《满天星》：
满天星，亮晶晶，好像青石板上钉铜丁，一颗一颗数不清；
满天星，亮晶晶，好像许多仙人眨眼睛，一闪一闪到天明。3
1928年至1949年间，中国国民党政府应对国共内战、外国帝国主义威胁、全面抗日等事件，党化教科书如《三民主义》《公民》《常识》等因而兴起。中学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里也大量采用反战、反帝、反日和宣扬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很多因为抵触了新加坡殖民政府的利益，而被严查禁用。4
总的来说，新加坡早期华校的课本几乎全部由中国进口，富有浓厚的国族色彩。这些教科书的特色在于文字浅易押韵、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外，内容丰富，具有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民国教科书由最早的启蒙功能到后期作为民族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宣传工具，无不影响了战前一代东南亚华人。二战前新马华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深受他们所读的教科书影响，他们被教育为爱国（中国）、爱民族（中华民族）、人格正直的热血青年，具有浓烈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思想的一群。
到了1930年代初，一些由中国进口的华文课本，已经出现专供南洋侨校采用的“南洋适用教科书”，成为教科书本土化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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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人社团作为一个历经200年至今依然存在的组织，其演变和延续背后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人社团在不同时期里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在时代变迁中，灵活调整自身的生存之道。纵观其发展轨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因时制宜”。
1821年2月18日，第一艘中国帆船从厦门直航新加坡，掀开了中国沿海移民搭乘帆船大批南下的序幕。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新加坡有两股华族移民：一股来自中国沿海闽粤两省，他们随中国帆船南来，大部分为劳工、技术工人（如木工）或文人（不乏写信匠，书记及私塾教员）。另一股则是来自马六甲的漳泉（漳州、泉州）商人集团。这批商人大部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和国际关系，相较从各地迁来的零散移民群更具优势。19世纪中叶，经过这两波移民浪潮，新加坡华人社会基本形成，而这群移民为后来新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来移民由于人地生疏，需要依靠乡亲或宗亲的协助，才能解决生活问题。在这历史背景下，宗乡会馆应运而生。同乡亲友间的紧密合作与关怀，是当时求生存的必要条件。正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重建应和馆碑》中所说的：“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异邦，馆舍为重”，正是当日情景的写照。然而，这批南来移民极少部分成功发迹，更多的是生活落魄，客死异乡。
1830年《恒山亭碑》载，为了让客死异乡的侨民有个安息之处，当时闽帮领袖人物薛佛记（1793－1847），利用“慎终追远”的传统，创办了恒山亭，其主要的功能是办理旅新漳泉乡侨的丧葬祭奠，管理福建塚山。恒山亭不仅发挥坟山的功能，还兼具其他社会功能，正规的邦人聚会、议事，都在这里举行。恒山亭代表了新加坡开埠初期福建帮的最主要机构。正是薛佛记把塚山的管理规模化、制度化，所以在他任大董事期间所制定的《恒山亭重议规约》（1836），开日后华族庙宇管理之先河。
除了以福建人社群的恒山亭外，各方言族群都建有各自的山亭，譬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社群的青山亭）、绿野亭、再如潮州人社群的泰山亭等。在福利制度还未完善的殖民时期，“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将新华社会维系起来，肩负起照顾本帮族群的利益，通过管理塚山照顾各方言群的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1842年天福宫落成，取代恒山亭的地位，成为新华社会的主要领导机构。新华社会的领袖人物也由薛佛记和平转让给时任天福宫大董事的陈笃生（1798－1850）。除了以天福宫为基地服务闽帮侨民外，陈笃生最为家喻户晓的，是1844年独资7000元创办陈笃生医院，不分种族帮派，为人民提供医药服务，惠及整体新加坡社会。
会馆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也是当年各籍贯移民的联络中心和团结机构。会馆办理的事务，除解决就业与住宿问题，还包括团结乡亲，照顾病弱同胞，主持婚丧仪式，排解纷争，维持法纪，办医院，办学校和带头发起公益事业。随着时代变迁，会馆社团发挥了高度的社会机能，其中体现在作为“文化堡垒”这一层面上，更加突出。
从历史上看，早年办校的热忱，弥漫着整个华族社会。
各籍贯的宗乡会馆纷纷兴办学校，如福建帮领袖陈巨川（陈金声，1805－1864）创办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崇文阁（1849）与萃英书院（1854）。其他如客属应和会馆的应新学校（1905）、琼州会馆的育英学校（1910）、广东人的养正学校（1905）、义安公司创立的端蒙学校（1906）等。
1919年，不同籍贯人士共同创立了新加坡第一所的华文中学——南洋华侨中学。虽然华文教育在新加坡已有百年历史，但其教育系统并不完整，只有小学和中学。高等教育和深层文化的建立，仍然未能实现。新马华人对于创办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也是意志坚定的。
1955年，在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1897－1972）的倡导下，东南亚第一所华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简称“南大”）正式成立。南大的创立，标志着新加坡华人社团办校的最高峰。
置业长存的传统贯穿着华人社团的发展。会所大厦的购置和兴建，为社团的长期生存打下了经济基础。屹立在直落亚逸街的新加坡福建会馆便是一例。1950年代，当时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与李光前（1893－1967）各捐献20万元在天福宫对面的地段兴建活动空间更大的会所。2003年原六层楼高的福建会馆大厦重建为一座楼高八层的商业大厦。2021年，福建会馆大厦完成了大规模的整修与翻新工程，并开放租赁。
又如坐落于在牛车水区的古建筑物怡和轩，其所处的位置，乃是牛车水区的重要地带，可见当年先贤们置业的眼光。
长期以来，新华社会领导人陆续置业生息，作为社团经费。这样的置业传统展示了华族领导层在经济发展上的智慧。这种置业长存的策略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更是对未来的社团发展进行了规划，实现长远的繁荣。
“因时制宜”是华人社团能够在漫长历史中屹立不倒的关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华人社团灵活调整社团结构和功能，始终保持着对时代的适应性。1984年12月的“全国宗乡会馆研讨会”与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打破了多年来会馆沉寂的局面。现阶段的华团再次因时制宜，转型为文化堡垒，肩负起抢救华人意识和维护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
过去几十年来，在宗乡总会领导下，华人会馆与时俱进，推出一系列有关华族历史与文化的活动，如创设华裔馆、联合设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制作大型电视节目、创设“宗乡汇典”综合数码移动平台等，为普及与弘扬华族历史文化，促进融合新移民起到积极作用。
华人社团是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从转化中得到新生的宗乡会馆，将继续肩负其历史任务，在未来的发展中因时制宜，成为新华社会的中流砥柱。